作家莫言前不久悄悄访问俄罗斯并领取“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消息这几天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尽管活动以文化交流和文学荣誉为核心，但因活动发生在俄乌战争持续期间且有官方背景(与总统助理梅金斯基会谈)，进而引发了自由派内部的抗议。

相关消息显示，莫言此次行程包括在圣彼得堡领奖、出席《生死疲劳》俄语话剧首演、与冬宫博物馆馆长对话、在莫斯科作家村举办读者会，并专程参访肖洛霍夫故乡。

当俄罗斯媒体向莫言提问“每名中国人必须要看哪三大俄罗斯作家”时，莫言的回答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而对于“俄罗斯读者必读的三个中国作家”的问题，莫言给出的答案是“鲁迅、巴金、莫言”。

由此可见莫言对肖洛霍夫的推崇，莫言还将自己与肖洛霍夫放到中俄两国文坛的对等地位。

然而，真正读过肖洛霍夫的人都应该知道，莫言对肖洛霍夫的“学习”完全是东施效颦，莫言连给肖洛霍夫提鞋都不配！

肖洛霍夫凭《静静的顿河》获得1941年的斯大林文学奖和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部文学作品先后获得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肯定，这是绝无仅有的。

肖洛霍夫的身份不仅仅是苏联作家，还曾获得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当选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科学院院士、苏联作家协会理事，《静静的顿河》因而被视作一部“红色经典”。但它又是一部很另类的“红色经典”，因为其对革命“阴暗面”的揭露以及冷峻到近乎残酷的写实主义，被西方阵营视作一部揭露苏联的“反乌托邦”作品。

《静静的顿河》展示了1912到1922年间，俄国社会的独特群体——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中的苦难历程。对革命“阴暗面”的描写是具体而震撼的：小说既描写了白军的暴行，也毫不避讳地描写了来自红军方面滥杀俘虏、抢劫无辜百姓的行为；刻画了彭楚克和柯谢沃依这样的布尔什维克的残酷与冷漠，他们成了革命的机器和政治原则的化身，而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本真性成了鲜明的对照。

小说塑造了葛利高里这么一个在红军与白军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人物：葛利高里最开始参加了沙皇的军队，受到队伍内部布尔什维克党人反战宣传的影响参加了红军，其后因为对红军内部违纪行为的不满而参加了白军的叛乱；到了白军后看到白军的行径，葛利高里因为在红军的经历而从立场上对白军产生排斥，重新参加了红军；红军胜利后，葛利高里因为在白军的罪行受到怀疑，最终参加了第二次叛乱，很快叛乱失败，其在大赦令到达之前主动放下武器回到家中……

这或许便是肖洛霍夫矛盾的内心世界的折射：一面将认可革命的“必然性”与“进步性”，一面又痛苦于革命带来的“悲剧性”和“代价”。与高尔基这样的无产阶级作家追求宏大历史目标不同，肖洛霍夫更加关注革命的宏大叙事背后，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的命运。

乍一看，肖洛霍夫对革命“阴暗面”的描写似乎给了莫言启示，莫言便是自诩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深刻剖析人性的复杂多面性，但两者的旨趣和目的却是截然不同的。

肖洛霍夫对个体的权利、愿望和追求的关注，尽管是带着强烈的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色彩，但他对革命的态度却主要是肯定的，只是在指出革命的不足之处，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不足产生的原因。

肖洛霍夫曾在谈及《静静的顿河》时表示，其创作主旨是展示哥萨克如何“通过战争、痛苦和流血，走向社会主义”，将革命视为“伟大的人类真理”。他通过《静静的顿河》分析了“维约申斯克暴动”的原因，直接指出苏维埃当局当时制定的“消灭哥萨克”政策是错误的，他曾向高尔基坦言：“发生暴动是由于对待中农哥萨克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

对于革命队伍中出现的败坏军纪的行为，肖洛霍夫同样有着清醒的认知，强调是由于红军内部混进坏人破坏造成的：

队伍里混进了很多犯罪分子，赤卫军战士在这些坏家伙的影响下，军纪松弛，沿途进行抢劫。四月十六日夜，队伍在谢特拉科夫村外宿营。 他们根本不把指挥人员的威胁和禁令放在眼里，成群结队地涌进村子，开始宰羊，还在村头强奸了两个哥萨克妇女，无故开枪，向广场射击，打伤了一个自己人。夜里，岗哨全都喝醉了(每辆大车上都装有酒精)。这时候，由村子里派出去的三个骑马的哥萨克早已在邻近的村庄进行骚乱煽动了。(米·肖洛霍夫著；金人译，静静的顿河 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06，第736页)

而对白军的类似行径，肖洛霍夫在作品中则是明确地指向，这是由指挥官主导的：

枪杀俘虏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前线，抢劫之风甚盛；抢劫那些有同情布尔什维克之嫌的人家，抢劫红军战士的家属，常常把俘虏的人都剥得精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葛利高里却很不习惯于这种事儿……他对自己的一连人严加约束……他这种异常宽容的态度引起了哥萨克和团里上司的不满、把他召到师部去，要他给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一位上司对他大发脾气，粗暴地大喊大叫：“少尉，你是存心想把我这个连搞垮吗？你标榜什么自由主义作风呀？是在为自己留条后路，以防万一吗？是不忘旧情，玩弄两面手法吗？……我们立刻就撤你的职！我命令你今天就把连队交出去！”(米·肖洛霍夫著；金人译，静静的顿河 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06，第892页)

1928年，《静静的顿河》在苏联《十月》杂志开始连载。鲁迅先生凭借敏锐的文学嗅觉，很快注意到了这部作品及其作者肖洛霍夫。大概是心有灵犀，鲁迅先生1930年3月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中指出：“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绝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

当然，鲁迅先生这个话绝不是为了贬损或反对革命，而是要破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叶公好龙”式的革命幻想，他们将革命想象为一种纯粹的、高尚的、充满诗意的行动；革命是在一个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旧社会充满了封建残余、人性弱点、利益纠葛和暴力机制，革命不可能在一个真空的、纯净的环境中进行，它必须深入这些“污秽”之中，与之搏斗。所以，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是脆弱的理想主义者，而必须是“真的猛士”，并且要保持毫不妥协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意识，不断清除内部的“污秽”，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肖洛霍夫就完美无缺了，他始终秉持着抽象的人性论观点，并未真正从内心深处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理解必要的阶级斗争，只是革命的同路人。斯大林去世后，抽象人道主义在苏联沉渣泛起，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便是代表之一。

尽管肖洛霍夫对于革命不能完全理解，但可贵的是他仍旧能够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追求社会进步，在关于革命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并无妥协。

例如，肖洛霍夫在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表现农业集体化艰辛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斯大林领导的农业集体化，并将这一立场坚持到了反斯大林、否定农业集体化思潮抬头的苏联后期。

反观莫言，他的作品却打着“人性论”的幌子，模糊了最根本的是非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展开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简而言之就是革命队伍满是污秽，国民党军队、日本侵略者、地主阶级中也有被革命冤枉的好人，客观上构成了对革命的否定，并且他在海外毫不掩饰这种否定：

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著，《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第248页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革命就不存在“污秽”，就没有混入投机分子甚至是阶级敌人，只是与“粗犷”的苏联革命道路(布尔什维克迅速夺取国家政权，然后与白军展开数年斗争巩固政权)不同的是，中国革命道路是从井冈山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零起点开始的，从三湾改编时就种下了人民军队的优良基因，并且历经二十多年血与火的锤炼和淘汰，其革命队伍的纯粹性、纯洁性远远好于苏联，并且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下，很快摒除了“28个半布尔什维克”所带来的“左”的错误干扰，在土地革命过程中避免了很多类似苏联的错误发生。

如果把肖洛霍夫放到中国，恐怕他也只有惊叹与赞美；他的作品中呈现的“污秽”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避免。

反观莫言，为了“学习”肖洛霍夫，哪怕没有历史“污秽”也要通过文学创作硬编造出“污秽”；对于白军、对于德国法西斯，肖洛霍夫更是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和揭露，这更是莫言作品无法比拟的。

在卫国战争期间，肖洛霍夫勇敢地上到前线，写了大量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揭露德国法西斯的野蛮侵略罪行，歌颂苏联军民的爱国热忱和英雄功绩。

相比之下，莫言有什么资格去给肖洛霍夫提鞋，有什么脸自比中国的肖洛霍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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