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先念主政湖北。一次他到黄陂县调研，县长刘振歧请他给全县水利工程大会作报告。他说，今天在座的有不少人是专家，在水利工程上我是外行，还得请你们多帮助。但你们不要瞧不起我，你们是博士，我也是“博士”，而且十几岁就当了“博士”，不过那是“木匠博士”。会场上顿时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因鄂东人习惯把木匠称作“博士”。身为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的李先念，其木匠手艺在革命生涯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以“博士”身份为掩护，从事早期革命活动，誓言为旧社会打“棺材”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高桥乡李家大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7岁开始，他就随父、兄下田干活。父亲李承元见他聪明伶俐，就送他上了私塾。3年私塾读完，满指望能到高桥学堂继续读书，可由于家境贫寒，只好辍学。父亲对他说，百艺好藏身，去学博士吧，博士口长在别人锅里，除了工钱外，还能吃个饱饭。

就这样，12岁的李先念先后师从3位博士师傅学艺。最先跟三姐夫袁传祖学，可不到一年，袁传祖一病不起，他只好回到家中。母亲让他又拜本村一位博士为师，可当地有个吴姓恶霸经常找李先念的茬，母亲担心儿子吃亏，便没有让他继续学下去。第三位师傅叫袁学福，李先念跟他学艺时间最长，关系也最密切。

袁学福家住黄陂县塔尔乡叶家田村袁家湾，离李先念家乡李家大屋只有5华里。袁学福祖辈四代是博士，跟李先念还是表亲，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李先念。李先念聪明、悟性高，勤奋好学，很快就出师了。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这样回忆：“我们几个人当中，有的家与先念同志的家只有一河之隔，儿时就知道先念同志的名字，听说了他为穷人打抱不平的事迹。凡是穷苦人家求他做木工活，他都热情相助；而对地主豪绅家，他却不情愿去干，就是干了，也不认真，还要他们多付工钱。他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朴素的阶级感情在穷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小李木匠。”

青少年时期的李先念做木工时使用过的锯子。

1924年，黄安、黄陂一带遇到干旱，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手艺人的活计也很少。袁学福就到汉口球场街一个远房亲戚开的寿器店(棺材铺)谋了一份差事。他本可把这份差事留给自己的儿子去做，可他偏偏给了李先念。去汉口的那天，15岁的李先念感激地望着师傅，用手抹去脸上的两行热泪。

在汉口做工期间，李先念与市民、民工广泛接触，夜间还到江边码头打短工，亲身体验到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疾苦。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李先念目睹了北伐军的革命风采和受到群众热烈拥戴的场景，思想受到了很大触动。他听说家乡黄安的农民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就在汉口再也待不下去了，卷起铺盖卷，只身返回黄安。

在共产党员王鉴的影响下，李先念在高桥农民夜校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积极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之中，并在是年冬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27年春，高桥区成立工会，由于李先念工作热情高，又在汉口当过两年多工人，见多识广，被选为工会主席；又因他做博士走乡串户，联系群众，1927年夏他又担任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他带领受苦的工友和农友同当地的豪绅地主作斗争，有的豪绅讥笑他是“一个打棺材的”，他挺直腰杆响亮地回答：“说得对，我就是为旧社会打‘棺材’的！”1927年11月14日凌晨，李先念带领高桥区的农民武装参加了“黄麻起义”，是年底经韩爽先、李泽信两人介绍，李先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之后，经区委指派，李先念回到师傅袁学福家。白天，他以博士身份作掩护，手拿斧头，同袁学福一起干木工活；夜晚，手握枪杆，到各村开会秘密串联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组织游击武装，以红马寨为活动中心，搜集敌军情报，巧妙地打击敌人，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一次，李先念在做木工时，不慎把藏在腰间的手枪掉在地上，袁学福见到大吃一惊，问：“你这是么回事？你到底要做么事？”李先念只好如实相告：“师傅，我怕您担惊受怕，就没敢告诉您。我已经参加了革命，干的是正经事，打倒地主老财，让穷人翻身。白天我同您一块上工，夜晚就去开会、搞活动。”

袁学福了解徒弟的秉性，相信他不会走歪门邪道，只是嘱咐以后千万要小心谨慎，别惹出麻烦事来。为了李先念的安全，袁学福还在自己家里做了夹墙，挖了地洞，备了干粮，以防出现险情时，好让李先念躲避藏身。

果然，一天深夜，全家人正在沉睡之中，袁学福被“咚咚咚”的敲门声惊醒。他赶忙推醒李先念，让他钻进夹墙的地洞里，然后才把门打开。团防队的人一拥而入，用枪顶住袁学福：“你徒弟李先念呢？”袁学福说：“他回李家大屋去了，这两天没有来。”团丁们在屋前屋后、里里外外像篦头发似的搜了一遍，没有发现李先念，两个团丁还爬上阁楼搜查，把一根粗大的圆木抛下来，砸在被窝里袁学福的幼子头上，夺去一条鲜活的小生命。几个团丁没事人一样扬长而去。袁家人老老少少顿时哭成一团。

袁学福掩埋幼子的那天，李先念哭了一个多钟头。袁学福和妻子倒转来劝他不必痛苦与自责，师傅全家人都把这笔血债记在了坏人的头上。痛定思痛，李先念说：“师傅，我们穷人要想不受欺负，要想有饭吃、有衣穿，就得起来闹革命，同坏人斗！师傅，跟我们一起闹革命吧！”袁学福点了点头。

这一年，李先念牵头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并任书记，他发展了袁学福、袁学刚、袁学集、袁学魁、袁学发等一批人为共青团员，经过他的努力，附近的8个乡都成立了团支部，团员发展到200余人，仅袁学福所在的叶家田就有30多人参加。

1929年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李先念担任了九龙冲乡的游击队长，工作更加繁忙，没有精力再做木工了，成了一位职业革命者。1931年6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在黄安县、黄陂县交界处成立陂安南县，李先念担任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1931年10月17日，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召开“扩红大会”，李先念在大会上说：“这次参军，我带个头，首先报名。”会后，他带领300余名青年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4军第11师第33团，吴云山任团长，李先念任团政委。

袁学福动员两个弟弟袁学刚、袁学强以及李先念的博士师兄弟共十余人，跟随李先念一起参加了红军，齐心协力打造埋葬旧社会的“棺材”。

发挥博士技艺专长，两次带人伐木造船，先后突破嘉陵江、黄河天险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向四川转移前，李先念担任红11师政治委员。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大巴山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部队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逾500万。李先念由师政治委员擢升为第30军政治委员。

1935年春，为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嘉陵江战役。嘉陵江两岸山峦耸立，水深流急，为阻止红军西渡，国民党军部署重兵防守，并掠走了江上所有船只。

强渡嘉陵江，先决条件是短期内至少造出70条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把造船任务交给了有木工技艺的李先念。李先念亲自带人勘查，将造船地点选在王渡场。这里与主渡口塔子山只有15公里，中间隔一座山，山脊后还有个宽敞的平坝子，是个隐蔽造船的好地方。

红军时期的李先念。

李先念从红30军抽调220余人组建工兵连，专门承担造船任务，同时依托地方苏维埃政府，组织150多名木工，背着干粮、带着工具，集中到王渡场参加造船。为了便于组织指挥，李先念搬到离造船地点不远的村子住下，一有空就往工地上跑，有时还忍不住拿起锯子、斧头同木工们一起干活。他发现一个叫李再恩的木工师傅，手艺高强，在木工中威望很高，就委托他现场负责。

李再恩反映，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造船用的铁钉弄不到。李先念深知，没有铁钉，打船就是一句空话。他忽然想起，家乡打船用铁钉都是铁匠打的，于是他提议找铁匠支炉自己打。李再恩连说这是个好办法。李先念又问造船必需的桐油、石灰、麻丝等物资有没有问题？李再恩说：“这些东西都差呀，李政委内行，想得周到！”

在李先念的协调下，苏维埃政府出面组织各地出人出力，踊跃支援红军造船。四乡的铁匠汇集王渡场，支起几座铁匠炉，利用收集来的废钢烂铁，打造出大大小小的销钉、抓钉。为了加强对各地云集的众多工匠的管理，李先念根据过去的工会工作的经验，组建了一个由木工、铁匠组成的船工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建造，75条俗称“毛蜂壳”的木船打造完成。此船长约4.7米，双桨安在后面，一人划船即可，小巧灵活，每条船可容纳一个班的战士。

抢渡嘉陵江的船只准备就绪，徐向前命令，红30军在塔子山地区强渡嘉陵江，然后直插剑阁、剑门关方向。总部炮兵营置于塔子山顶，掩护红30军强渡。

3月28日21时许，江上轻雾弥漫，正是渡江的好时机。李先念指挥红30军88师263团两个营迅速登上木船，向西岸疾进，突击队行进到离西岸50米处被敌哨兵发觉，敌机枪和排炮响了起来，塔子山的红军炮兵立即还击。离江岸20多米时，红军战士弃船涉水，杀声震天，突破嘉陵江天险，全歼了守敌1个营，随后又击退了南北两翼敌人的反扑，占领敌沿江防区。29日拂晓，红88师第二梯队两个团渡江登岸，分两路攻占了东青场。

红31军、红9军也跟进渡过嘉陵江，西岸川军防线崩溃。红四方面军乘势攻占阆中、剑阁、南部、昭化4座县城和军事要地剑门关。1935年5月，李先念率30军一部由岷江地区西进，迎接中共中央，6月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李先念向毛泽东等汇报了川西北的形势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中革军委制订了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控制河西，联通苏联，打通国际路线。10月11日，中央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指示“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这时，驻在甘肃漳县的李先念接到总部电报，马不停蹄地赶到会宁。朱德、徐向前给他看中央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介绍军委赋予四方面军突破黄河天险、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李先念问，渡船怎么解决？总部的几个参谋说，黄河岸边有一片森林，可以造船。徐向前恳切地说：“先念，为全军开辟道路的重任就放在你肩上了。去年强渡嘉陵江是你们30军实施的，你当过木匠，指挥造船有办法，造船、强渡的任务就交给你啦！”

李先念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一定完成造船任务，做好强渡准备工作。”接着，他和代军长程世才率30军开赴靖远县的黄河附近。

马家军为防止红军渡河，早已将河东的大小船只、羊皮筏、牛皮筏掠劫一空。李先念现场查看黄河岸边的树木后，立即给总部发电报，说打船木料够了，但缺乏铁钉、桐油、麻、石灰等材料，希望设法帮助搞到，同时要派木工和水手来。总部立即报告中革军委，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火速征集相关材料，聘请木工和水手，支援红30军。

李先念将造船地点选在靖远大芦子村的一片柳树林里，集中造船人员和材料，突击造船。担任突击任务的红88师263团的指战员以班、排为单位，紧张地演练着上船、渡河、登陆和强攻滩头阵地的战术动作。斧、锯、刨的响声，部队的操练声，打破了黄土高原的寂静。为防止敌机发现，每造一条船，便运到河边用黄土伪装。

军委十分关注30军造船进度，10月19日再次电令：“30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造船人员加班加点，不到半个月就成船16条，同时又从靖远找到一条能够运送100多人的大船，解决了渡河的船只问题。

这时，军委连电红军总部，令30军立即渡河。10月23日晚，李先念把抢渡先遣任务交给了88师263团，下达了死命令：“请老船工掌舵，一定要从这一带突破！”经过周密勘察，263团先遣连渡口选在靖远以南40里处的河抱口。李先念靠前指挥，一条条船劈波斩浪，穿过激流，像一支支利箭向西岸射去，一举刺破黄河天险，30军后续部队一批批渡过黄河。两岸的枪炮声、喊杀声划破沉寂的夜空，马家军的黄河防线就像黄河决口似的彻底崩塌。

李先念第一时间向徐向前报告了30军渡河成功。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立即致电中革军委：“30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之(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接着，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9军、第5军也西渡黄河。11月11日，党中央、中革军委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孤军奋战，最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而惨遭失败。1937年3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李卓然、李先念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先念等率余部历尽艰辛，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毛泽东称赞他是“不下马的将军”。

“文革”中遭到批判，一度被下放北郊木材厂，花甲之年重操旧业

“文革”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因所谓的“二月逆流”，遭到批判。1969年2月8日，他在花甲之年被下放到中央“斗、批、改”试点单位——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他到木材厂劳动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和工人们在一起，心里感到畅快。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厂门。

李先念当时是所谓的“一批二保三看”对象。到厂当天，他就听取了厂革委会、军宣队负责人关于该厂“斗、批、改”情况的介绍。最后，李先念讲了自己来厂的目的和任务：“我主要来学习，接受再教育。我还有工作，不能全部在这里，一个礼拜可能有几天不能来。出来时，主席让我调查研究。制度究竟怎么改法，找一些人调查一下。”

接着，李先念到2、3、4、5连(按军事化管理，车间改称连)和样品间参观。3连是木工车间，李先念看到工人在刨木板，就对工人说：“我以前也是干这个的。”随即，他兴致勃勃地接过工人手中的推刨干了起来。连长(车间主任)感慨地说：“你是内行。”李先念说：“我30年前就是‘木匠博士’。”到安装组，看到一个工人在用刨子“倒棱”，就问军代表：“你会不会干？”军代表答：“向工人阶级学习！”李先念又接过刨子，熟练地干起“倒棱”来了。

此后，李先念经常到3连劳动，每当拿起刨子做工时，似乎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把一块块木板刨得又平又光滑，棱是棱，角是角。每干完一件活就拿给工人师傅检查质量。木工师傅看了后，赞叹道：“都这么长时间不干了，还刨得这么好，真有点扎实功底。”有时他也到4连劳动，和工人师傅一起组装家具，他一手握锤，一手把钉，边条钉得又快又好，工人师傅由衷地向他竖起大拇指。

李先念在用手锤钉木箱时，感到这是他30年前当博士用的方法，太落后了，应该改用钉子枪。但这种技术，该厂解决不了。他就请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设法帮助解决了问题。他还感到北郊木材厂的产品样式老旧，应当派人去香港学习人家新式家具，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造出一批样式好的家具来，争取推向国际市场。军宣队听从李先念的意见，使工厂里的家具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品种，打开了市场销路。

李先念年近六旬，又多年没有干体力活，所以只能干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他休息时就和工人交谈，讲述自己年轻时学手艺、当博士的经历。工人们听了感到很接地气，对他更热情、更尊敬了。

李先念和工人劳动在一起，还几次提出想住在厂里，以便进一步和工人打成一片。有关方面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就委婉地劝阻了他。但他中午就和工人一起吃饭，一起拉家常。

1969年2月，李先念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参加劳动。图为北郊木材厂制材车间和李先念为北京市北郊木材厂题写的厂名。

李先念在工厂期间，厂军宣队还根据李先念的意见，于4月20日向中央上报了《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的情况报告》，报告中建议：“对资本家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大多数资本家坚持执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对极少数反动资本家坚决斗争，彻底批判，给予出路；对少数不够资本家的，则把他们划出来。对小手工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参加斗、批、改。”这份报告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由周恩来转报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对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先念在北郊木材厂，对工厂管理制度的建设进行调查研究。九大以后，他将北郊木材厂当作一个联系点，带着财政部、劳动部等有关负责人6次到该厂调查，开座谈会，针对当时片面地把执行规章制度说成是对工人“管、卡、压”的情况，李先念一再强调，对过去的规章制度不能一概否定，要一分为二，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不能乱改，也不能改乱，在改的过程中，要保留合理的规章制度，创立新的制度。比如，有些人指责产品检验制度是“管、卡、压”，是“专家治厂”。李先念在与工人座谈后认为，检验人员还是得要，根据情况可设专职或不脱产的。

李先念在北郊木材厂前前后后待了5个月的时间，对那里充满了感情。后来他多次谈起在北郊木材厂的往事，说厂里的工人好、干部好，“如果不是他们好，还要被折腾”。1988年，他欣然为北郊木材厂题写了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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