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反对的就是政府支持资本和大户去打败小农，而小农事实上一直有着极高的农业生产效率，尤其是有极高的粮食单产。2012年春节回老家，农民说有两盼，一盼扩大经营规模，二盼耕地连片。扩大规模是将目前10多亩扩大到30亩，这样的规模，收入就可以超过外出务工收入，就可以通过农业而过得体面。现在农村有人进城去了，他们留在村庄的土地正好可以让仍在村务农农户扩大经营规模，而不是像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人为通过财政支持推动土地流转到大户甚至资本身上去。我们不要美化大户和资本，更不要妖魔化小农。

在奉化农村，人情正在由互惠变成赤裸裸的社会排斥与社会分层的工具;人情正在成为经济分化的社会强制机制，是由经济分化到社会分化的一个关键环节。因为人情的压力，奉化农村的穷人就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穷困，而且在社会地位、在心理感受、在精神上也变得贫困起来。

小农经营与资本下乡的规模经营还有一个重大差异，即小农经营一般是精耕细作，主要靠劳动投入。资本下乡的规模经营，因为已经将农业劳动者与农业劳动对象之间的利益联系割断，而农业生产环境几乎无法监督，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规模经营必以资本密集来代替劳动密集，从而导致不仅是对劳动的排斥，而且带来对环境的破坏。所以限制资本下乡既是要维护农民权益，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基于农村的现实情况，我认为，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底线思维，而不能高标准和浪漫化。”在贺雪峰看来，农村是农民基本的退路，是农民最后的保障，是他们体面生活的底线。

由经济分化到社会分化，到社会适应，是一个痛苦的心理挣扎过程。这个过程中，年轻妇女缺少主动使力的空间。她们在被动地接受自己命运的过程中，角色处境尴尬，心理失衡严重。

报载河北省曹妃甸填海造地陷入困境，这一困境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灾难，二是成本困境。填海造地，每亩造地成本几十上百万元，这样造出来的土地用于工业建设，工业用不起。大量造地用于商住，也是无人来用。造地成本高，用地者却很少，招商引资陷入困境，仅仅填海造地借贷利息就是天文数字。而之前曹妃甸可以通过填海来获取大量建设用地的最大特区优势，似乎正变成了最大劣势。

开会是务虚，但正是通过开会，让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及有权力参与事关自己利益的充分讨论，是一种群众工作方法，这样一种群众工作方法也是一种群众观点。唯有在实践中，多多采用如倾听和开会一类既有群众观点又有群众工作方法的具体举措，群众路线教育才能落到实处，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才会更加有效。

这种分利秩序显然也是十分糟糕的体系，但这种分利秩序与取消农业税前形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不同，因为这个体系并不直面每个农民，并不非得去向农民要钱，且表面上看他们从上面弄来项目，村民多少可以从落地的项目中受益。这样一来，过去乡村利益共同体自我爆炸的机制，就因为自上而下转移而来的巨额资源，而使这个分利体系变得相当稳固?

城中村和棚户区的改造，虽然让政府得到城市建筑的形象，代价却很大，一是资金付出代价，二是进城农民工较之前更加居无定所。

稳健的城市化道路，这个道路的特点是让农民进城成为一个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过程，让进城成为农民理性冷静计算和决策的结果，让农民可以进城，进城失败又可以返乡的过程。最近几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地方土地财政的崛起，有越来越多积极鼓励推动农民不可逆进城政策的出台。

当高级领导人将视察当作发表政策信号的场所，而非真正蹲点研究问题时，地方就必须为上级领导人提供这样可以发表政策信号的场所，就必须要办点，就要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高级领导人到地方，地方领导人到基层，层层如此，级级如此，这样就有了层层打造示范点，级级都搞假典型的中国式的办点政治学了。

从当前中国国情来看，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极，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城市全面深化改革与农村保持相对稳定是相反相承、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关系。我们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有时候，不改才是最大智慧。笔者以为，现行农村基本制度正是中国过去30年保持了发展中的稳定的秘密，也是未来30年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制度红利之一。

当前一个时期，因为资本过剩的原因，资本既有通过市场化来获得土地收益的动力，学界甚至政策部门也屡有通过土地制度激进改革来迎合资本需要的言论。笔者以为，在目前乃至未来30年时间，中国仍然应当坚持现行土地制度，千万不能推进激进的土地制度改革，下面主要从两个层面来展开笔者的论述。一是农地制度，二是建设用地制度。

因为中国式小农经济是由中国独特国情决定的，所以，在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研究中，切切不可先入为主地套用西方概念，不可过早定量化和技术化地进行研究，也不可简单套用西方的农业政策。当前中国农业经济学领域存在的一个重要弊病是过早定量化和技术化，丧失了对丰富中国经验的概括与提炼能力。深化对中国式小农经济的理解，应是中国农业经济学焕发学术生命力和政策生命力的重要切口。

可以借农村内置金融将农村社会有效组织，内置金融不仅解决了农村社会中的借贷难的问题，而且可以借内置金融来组织农民，凝聚农民。一旦农民可以组织起来，他们就可以具有远超过个体农户的力量，就可以形成与各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资源对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