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指引。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各国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外传播日益成为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学界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对外传播展开了积极探索，在传播路径、话语策略、媒介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富而有益的成果。我们不仅需要深入研究“如何传播”的策略和技术问题，而且需要深入阐发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什么”能够走向世界这一本真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解释力，推动国际社会更好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理念。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的现实理据

任何重大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传播，从来都不是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观念独白，而是深深根植于特定时代的实践土壤。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进一步说，一种思想能否走向世界，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为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感知、所理解、所借鉴的现实基础。循此来看，一种思想要在国际社会真正立得住、传得开、叫得响，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层面的条件：独立品格、受众需求与实践支撑。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不断巩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及其现代性观念向全球扩张，不仅在政治经济层面影响后发国家的发展格局，而且在文化认知层面深刻动摇了非西方文明的自我理解能力。在这一进程中，许多后发国家被裹挟进西方的现代化话语框架，不得不借助其设定的范畴来定义自身，从而在话语层面形成了对西方的依附。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处境也是如此。围绕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论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在融入现代世界的同时保持自主的文化判断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并自觉肩负起重塑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进入新时代，这一问题获得了系统科学的回答。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唯有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确认了自身文化传统的当代价值、明确了自身文化道路的前进方向、承担起自身文化使命的时代责任的民族，方能形成自主有力的思想表达。文化主体性之所以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的坚实根基，在于它奠定了理论自立自强的根本前提。有了坚实的文化主体性，就能摆脱对西方话语范式的机械借用与路径依赖，在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从而赋予这一思想鲜明的原创品格。而这种不依附于既有框架的原创性恰恰是任何思想得以参与国际对话的先决条件。在国际思想交流中，一种依附于既有西方理论框架的话语，即便包装精巧、传播广泛，也不过是在重复世界已经知道的、被别人塑造的东西，无法引起真正的关注。唯有植根于独特文明传统和独立实践经验的原创性思想，才能在根本意义上激发国际社会的认知兴趣和对话意愿。长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概念创造和理论范式建构方面对西方话语体系依赖严重，这一格局使得真正具有非西方文明根基的原创思想在国际知识市场上成为一种稀缺的、亟待补充的资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使其有能力向世界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新知识、新理念、新方案。

国际话语格局的深刻变革，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提供了广阔空间。思想传播从来不是在真空环境中展开的，它总要面对既有话语权力的约束。冷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科技和媒介资源上占据优势，也在知识生产和价值叙事中掌握了话语主导权。“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之所以一度甚嚣尘上，并不只是因为其理论表达似乎完整，更因为它们契合了当时国际秩序的发展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持续调整，单一文明经验解释复杂世界的限度越来越明显。金融危机、地区冲突、治理失灵、社会撕裂等问题反复出现，既有西方叙事的解释力和影响力都不复如前。与此相对应，国际社会对于新的思想资源开始形成更现实的需求，尤其是那些既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经验、又能对全球性议题提出建设性看法的思想，开始获得更多关注。也正是在国际话语格局调整、世界思想需求变化的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因具有中国实践基础、世界文明视野和开放性表达，才获得了更广阔的展现空间，获得了被看见、被讨论的可能性。

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历史性展开，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提供了最为深厚的实践支撑。一种思想若要在国际传播中获得持久而深层的影响力，其依托的实践经验就必须经得起现实检验。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思想的说服力取决于支撑它的实践所展现出的现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植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实践，从中汲取鲜活的经验内容和持续的生机活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并不是脱离现实进程而形成的抽象观念，而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而新时代文化建设，又始终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展开的。也就是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回应的，并不只是狭义的文化问题，而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坚定文化自信，如何凝聚精神力量，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关联：前者是对后者在文化维度上的理论概括，后者则构成前者得以生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所以能够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提供支撑，就在于它不是封闭的、本土化的局部经验，而是在现代化道路、发展方式和文明形态上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问题，也给出了经过实践检验的中国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证明后发国家完全可以立足自身国情、文化传统和制度条件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正因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于这一伟大实践，并对这一实践作出系统而深刻的理论表达，它才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备进入国际视野、获得世界关注的现实根据。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的学理理据

现实理据回答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如何能够走出去，而学理理据则进一步回答了这一思想何以能够进入不同知识体系之中，被学理化地理解、讨论和接受。一种思想走向世界，不能仅仅依靠现实条件的外在推动，还必须依托自身过硬的内在理论品质。思想之所以能够跨越文化边界和知识体系的差异，不仅取决于传播渠道和技术手段，更取决于其是否形成了具有真理性逻辑的概念体系，是否能够回应既有理论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并在更一般意义上提供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思想资源。由是观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从根本上依托于这一重要思想在概念建构、理论对话和方法论等方面所体现出的深厚学理力量。

概念体系与表达能力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进入国际学术理论界提供了必备条件。任何成熟的思想形态，都必须通过一系列稳定的概念和范畴加以表达，才能超越具体经验的局限性而进入普遍性讨论。一种思想若仅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面，而不能凝练为具有学理内涵的概念范畴，那么它就很难进入国际理论讨论的空间，也很难被不同知识背景的受众所接受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具备进入国际学术讨论的条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已经形成了结构稳定合理、能够相互支撑的概念群，而不是停留在零散论断或政策表述层面。譬如，“文化自信”“两个结合”“文明交流互鉴”“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抽象概念，而是在长期理论阐释和实践展开中逐步凸显和强化其内在关联。其中，“文化自信”关涉的是主体自觉问题，“两个结合”回答的是理论生成机制问题，“文明交流互鉴”处理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触及的是差异中的价值共识问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把上述问题进一步提升到世界历史视野中加以把握。也就是说，这一思想体系并不是靠单个概念支撑，而是通过若干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指向，逐步形成了具有整体性的理论表达。正因为有了这种概念层面的稳定性和关联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才具有被翻译、被比较、被纳入不同学术语境加以讨论的可能。

对既有理论的回应与超越使习近平文化思想具备了参与国际理论对话的优势。一种思想要真正在国际理论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必须能够与既有的重要理论传统展开实质性对话——既能在学理层面回应这些理论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又能在这些理论的局限之处开拓出新的思想空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开放的理论体系，能够与古今中外的思想理论展开深入对话。比如，在文明关系问题上，亨廷顿把差异直接导向冲突，实际上强化了文明之间的封闭想象。相比之下，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论述，所提供的是一种不同于冲突逻辑的关系理解方式，超越了“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等西方中心主义观点。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能够参与国际理论对话，并在若干关键问题上提出不同于既有西方理论的科学范式。

辩证统一的方法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注入了深层的知识创新潜能。概念体系的建构解决了思想的可传达性问题，与既有理论的对话奠定了思想的可讨论性基础，而一种思想若要形成深厚的学理生命力，更在于其能否在方法论层面超越现有范式的认知局限，提供新的知识生成逻辑。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惯于套用“主客二分”“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等二元排他的思维框架，易将复杂的现实形态切割为零和博弈的对立关系或单线演进的历史图景。诸如“文明冲突论”或“历史终结论”等既有西方观点，本质上都是这种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在国际关系与文化哲学领域的延伸，极易将差异简化为对抗。习近平文化思想吸收唯物辩证法，凸显出不同元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展现出一种强调互鉴与贯通的认知思维。在处理“守正与创新”“本土与全球”以及“多样性与统一性”等复杂关系时，习近平文化思想并未将其置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位置，而是注重在历史与现实的动态张力中寻求统合，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构建互补共生的关系形态。这种方法论层面的重塑，不仅深化了对中国自身文化实践的学理表达，也为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范式、突破传统社会科学的认知壁垒提供了可靠的分析视角。可以说，方法论上的突破恰恰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进入国际主流学术讨论并参与深层知识生产的关键学理支撑。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的价值理据

一种思想能否走向世界，还取决于它的价值表达方式是否具有跨文化的可接受性，即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主体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思想。不同文明在历史传统、制度结构和价值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如果一种思想以排他性、扩张性的方式呈现自身，往往容易被理解为某种文化霸权或价值输出，从而激起其他文明的防御性反应，难以进入他者的认知体系。相反，只有在价值表达上能够为不同文化主体保留理解空间、在差异中形成沟通可能的思想，才具备跨文化传播的内在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能够走向世界，关键在于其在文明关系、价值共识与人类整体问题上的表达方式，形成了一种具有内在开放性和可接受性的价值结构。

在承认文化差异基础上形成的平等包容表达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进入不同文化语境提供了基本前提。一种思想走向世界所面对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避免引发价值对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避免在表达方式上制造压迫感。近代以来，西方主流价值叙事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常常把自身特定的历史经验处理成普遍标准，再以此衡量其他文明的制度安排和价值传统。这样一来，不同文明之间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不对称关系：一方掌握定义权，另一方只能被解释、被评判。问题并不只在于这种表达是否“强势”，更在于它天然会激发被评判者的防御心理，从而压缩真正对话的空间。对于这一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既有西方理论不同，以承认文明多样性为前提，否定文明之间存在先验的高低等级。习近平强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拒绝把差异转化为等级和支配关系，使不同文明能够在不被否定、不被矮化的前提下进入平等对话。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进入不同文化语境时，可亲可敬，更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开放性的价值表达，而不是暗含着某种新的价值优越论的武断学说。

在尊重多样性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共识为不同国家理解和接受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现实通道。平等包容的表达为跨文化沟通打开了大门，但打开门并不等于走进去。如果不同文明之间完全缺乏可以共享的价值锚点，那么所谓的“对话”就只能停留在“礼貌性”层面，而无法进入实质性沟通。例如，西方普遍主义以特定的制度形式作为价值实现的唯一标准，将自身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的具体诠释直接等同于这些价值本身，从而排斥了其他文明对同一价值的不同理解和实践形态。又如，文化相对主义主张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可通约、不可比较，这虽然在表面上维护了多样性，却因取消了一切跨文化价值沟通的可能性而实际上走向了文明间的相互隔绝。习近平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开辟出了一条新道路，既明确肯定不同文明可以共享某些基本价值——从而避免了相对主义导致的不可沟通状态，又将这些价值以开放性的方式加以概括——从而避免了普遍主义导致的文化霸权。“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追求的不是以一种标准统一所有文明，而是在承认各文明对这些价值有着不同理解和实践方式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公约数。譬如，“民主”不等于美西方的竞争性选举，不同国家可以在自身历史条件下探索真正实现民主的具体形式；“自由”不等于美西方个人主义传统中的自由概念，不同文化可以在个体权利与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各自的平衡方式。从实际和根本上看，美西方所讲的“民主”“自由”等只是形式的、抽象的，而不是实质的、具体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的，“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一种向上层群体倾斜的政治体制”可以概括为“1%所有，1%统治，1%享用”。回到价值表达上来，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具有的这种表达方式，在多样性与共识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动态平衡——共识不是以牺牲多样性为代价的强制统一，而是在尊重多样性的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交集。正是这种平衡赋予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独特的跨文化沟通功能，进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的重要价值通道。

以人类整体问题为导向的价值视野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参与全球议题讨论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一种思想要真正深入世界思想版图的核心地带，还必须为全球性议题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思想的最终说服力来自它对真实问题的回应能力——当一种思想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他们切身面对的困难与挑战时，它就自然获得了走向世界的深层驱动力。当代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和整体性特征。这些问题的性质本身就要求一种超越国家本位的整体性思维，即能够将各国发展置于相互依存的关系网络中加以把握的思想视野。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从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拓展到国际层面的文明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重大外交战略，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价值层面超越文明冲突与零和博弈的文明观体现。在文化传播与文明交流的语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阐明了当代人类命运攸关的整体性，为打破文化隔阂、应对全球公共危机提供了超越狭隘国家本位的整体性思维。它既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外传播中极具感召力的核心理念内容，也为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构建公正包容的国际文化秩序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指引。通过将这一理念注入全球议题讨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出深刻的包容性与普遍的人类性价值。

四、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何以走向世界的三重理据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一个完整体系。现实理据立足当代世界的客观历史条件，阐明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的现实可能性；学理理据立足思想自身的理论品质，阐明习近平文化思想进入国际理论空间的内在力量；价值理据立足跨文化传播的接受条件，阐明习近平文化思想获得跨文化理解与接受的内在条件。三重理据构成了一个从外到内、从“能不能”到“行不行”再到“通不通”的完整逻辑链条。习近平文化思想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平等交流和共同进步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图景与实践路径，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作者：周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付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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