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基因传承视域下的纪念活动及其时代价值

全根先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创造的先进文化，红色基因是党百余年奋斗积淀而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载体的统一体，而纪念活动则是激活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关键仪式化路径。纪念活动通过符号激活、仪式展演、情感动员、认同建构与行动转化等多种途径，将红色基因从静态的历史储存转化为动态的实践力量，其时代价值的充分实现有赖于内容、形式、主体、传播与制度等方面的协同优化。

一、纪念活动具有传承红色基因的内在机理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奋斗历程中积淀而成的物质载体与精神财富的统一体，包含理想信念、人民立场、牺牲奉献、奋斗精神与政治纪律等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然而基因不会自动复制，它需要载体和机制才能实现从历史到现实、从集体到个体、从认知到行动的转化。纪念活动正是这样一种兼具符号感召与仪式动员功能的实践形式。

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符号—仪式—情感—认同—行动”的分析框架。符号是红色历史的物化入口，纪念碑、烈士墓、革命文物、红旗、纪念章等将远去的人物与事件压缩为可感知的具象形式；仪式则将分散的符号组织为有序展演，献花篮、默哀、宣誓等环节制造出与日常时间相区隔的“非常时间”，使参与者进入“当下对接历史、个人面对集体”的叙事空间；情感共鸣是红色基因从认知层面走向价值层面的关键所在，以庄严肃穆的氛围激发崇敬感、归属感与使命感；认同是情感共鸣的稳定沉淀，通过反复讲述“我们是谁、从哪里来、靠什么走到今天”，持续强化政党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行动则是认同的外化，祭扫烈士陵墓、参与红色宣讲、开展志愿服务等方式使内化的价值信念转化为可见的社会行动，并反过来巩固认同，从而形成完整的传承链条。

以建党纪念日确立为例。1921年党的一大实际召开时间为7月23日，但延安时期，会议亲历者只记得是7月，具体日期已记不清。1938年5月，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明确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以中央文件形式正式将“七一”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这一原本模糊的历史日期，通过领导人论述和中央文件的确认，转化为一个可周期性纪念的符号，再通过集会、讲话等仪式，逐步沉淀为全党的政治生日，生动体现了“符号—仪式”的生成逻辑与纪念活动对红色基因的激活功能。

二、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念活动的制度建构

纪念活动并不是静态的简单的仪式重复，而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进的政治实践。从建党初期零星的自发追忆，到新时代系统完备的典礼制度，走过了从朴素纪念到规范运作、从经验探索到法治保障的百余年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自发纪念到制度雏形。党成立初期，受政治环境影响，未能开展统一建党庆祝活动。1938年毛泽东提出“七一”纪念，1941年中央文件指示将其制度化。1949年建党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北平各界群众在先农坛举行盛大集会，各民主党派联名向中共中央发致敬电，纪念活动成为表达政治主张、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方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制度化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纪念活动与国家重大庆典相结合。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系统总结党的历史；196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初步形成逢十周年举行隆重庆祝大会的惯例。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规范化发展。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后开展庆祝建党60周年活动，聚焦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此后，逢十周年举行大型纪念活动、逢五周年举行适度纪念的制度逐步确立，形式日趋多样，内容注重历史经验与现实任务对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纪念活动。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再次明确每年9月30日举行纪念仪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02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他强调“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这标志着纪念活动从传统仪式上升为法治化的国家制度，为红色基因传承提供了稳定保障。

三、革命纪念馆的现状、类型与创新实践

革命纪念馆(包括博物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作为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既是历史记忆的物质呈现，也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域。目前，全国革命纪念馆超过三千家，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471个革命遗址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年均6亿人次走进革命旧址和场馆，形成了类型丰富、布局合理的体系结构。

根据纪念对象与功能，大致可划分为四类：一是事件类，如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二是人物类，如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周恩来纪念馆等；三是战争战役类，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军旗升起的地方”)、辽沈战役纪念馆；四是遗址旧址类，如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河北平山西柏坡纪念馆、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等。

纪念馆教育正从静态展陈向动态传播、沉浸体验和多元协同转型。如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规划配套XR多终端交互体验系统、VR/AR沉浸式体验空间，实景还原三军会师场景，让历史可感可知。馆校协同方面，目前全国已建成40家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中共一大纪念馆创建了“红色周一”品牌，嘉兴南湖成立“红船小讲解”，延安杨家岭有红领巾讲解员，等等，让青少年从“听故事的人”变为“讲故事的人”，使红色基因真正活起来。

四、纪念活动的时代价值与优化路径

概括说来，纪念活动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和国际五个方面。政治价值在于巩固意识形态与增强政治认同，如每年烈士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天安门广场敬献花篮仪式，形成从首都到市县的国家礼制；文化价值在于赓续精神谱系与增强文化自信；教育价值在于服务“大思政课”与促进政治社会化；社会价值在于凝聚社会共识与强化共同体意识；国际传播价值在于讲好中国故事与塑造国家形象。

总之，纪念活动与红色基因传承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契合：基因需要载体方能活态延续，仪式需要灵魂才能穿越时空。从当年毛泽东提出“七一”纪念，到2014年以法律形式确立烈士纪念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纪念活动已内化为国家记忆的建构机制与政治认同的再生产机制。有三千余家革命纪念馆构筑起来的空间坐标系，将静态历史转化为动态力量，在代际更替中完成精神火种的持续接力。面向未来，唯有在内容、形式、主体、传播与制度上持续深耕，方能使每一次纪念都成为一次精神的再出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动力。

(本文为2026年11月7日作者在浙江理工大学主办的“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红色文化研究与思政课建设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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