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攀升，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程度提高，各级各类学科建设经费持续加码，然而在“量”的增长之下，一种被称为“空心化”研究的风险，正在侵蚀学术肌体。

所谓“空心化”，并非指没有成果产出，更不是否定学术界几十年的整体努力。它描述的是一种悖论式的困境：学术生产在形式上空前繁荣，但部分研究的问题意识、思想含量和现实解释力，却出现不易察觉的内在弱化。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韩升向本报记者感慨：“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缺少论文、项目、概念和方法，真正稀缺的是那种能够穿透现实、回应时代之问、形成真正理论增量的研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从文献到文献的学术空转”，并直言其三种面相——“缺乏问题意识的无病呻吟、滥用技术工具的牛刀杀鸡、刻意制造噱头的哗众取宠”。当学术界的自转与社会发展的公转渐行渐远，部分研究便可能沦为一场精致包装下的自娱自乐。

繁荣表象下的多重“空心”

“空心化”最直观的表现，是选题的浅表化与同质化。打开近几年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一个令人眩晕的“关键词景观”扑面而来。韩升观察到，当前不少研究课题并非从现实矛盾中自然生长出来，而是热衷于追逐“热点词”。他以人工智能为例，ChatGPT横空出世后，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曲线呈指数式增长。记者在知网检索发现，从2022年至今，仅篇名中含有“人工智能”的论文就已超过5万篇。然而细看内容，大量研究不过是将旧的问题重新放置在人工智能的话语框架下复述一遍，韩升将其形容为：“概念很新，问题很旧。”

如果说蹭热点是浮躁的“虚火”，那“精致的空洞”则更具隐蔽性、欺骗性。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爱生向记者描述了一种学术生产现象：一项研究在特定的学术框架内完全“讲得通”——它符合发表规范，遵循既有程式，满足评审要求，但从更广阔的学术共同体乃至社会现实层面看，这项研究几乎没有增添任何真正的意义。研究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将论文精心包装为“理论贡献”。然而，这类研究几乎无法提供新见解来帮助人们理解社会现象。

身处审稿一线的河北经贸大学期刊编辑部副主编彭青告诉记者，邮箱每天会收到大量稿件，格式规范、引证齐全、段落匀称，“但读完之后脑子空空，缺乏思想张力、现实价值和原创性”，“多是文献的拼接、理论的机械套用，看不到作者的核心观点和深层论证”。

比“空洞”更值得警惕的，是学术研究相对于实践发展的系统性滞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中华看来，在前沿领域，学术界的讨论热度落后于实践界。“以数字经济为例，相关现象和话题最早是在社会系统中涌现，然后进入企业、政策等实践界的讨论场，最后才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这说明我们有的研究不仅没有引领实践，反而步实践后尘。”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当下，“空心化”又增添了新的技术诱因。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教授胡志刚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人工智能实现了知识的爆炸式整合与极速输出，但其“本质是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年轻学者满足于直接运用人工智能提供的现成结论，放弃了对知识生成逻辑和研究方法的自主探究。学位论文中开始浮现一种怪象——“只有结论，没有论证”。借助人工智能堆砌概念辨析、进行文本润色，弱化了案例深描、逻辑推演等核心的学术环节。

谁在制造“空心化”

如果说不痛不痒的学术“安全区”已成为一种普遍选择，那么形成这一局面的，究竟是哪些系统性力量？

风险规避心态，挤压了原创思想的生长空间。韩升分析，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往往意味着走向不确定的地带。它可能不符合现有的论文模板，可能因为太新而短期内不易被主流学术圈接受。当前，青年学者面临毕业求职、职称晋升、项目申报等层层压力，风险厌恶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存策略。于是，“稳妥但不深刻”的选题成为最理性的选择，一个低风险与低创新相互锁定的学术生态由此形成。

碎片化与保守化则共同抑制了学术活力。刘爱生分析，随着学术分工的不断细化，研究者被一步步推向越来越狭窄的领域，逐渐成为某个“微型部落”的忠诚成员。研究者对“部落”内部的几本期刊、几十个同行和一套术语如数家珍，但他们离开这个狭小领域的成本极高，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探究领域之外的问题。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雷恩海认为，当研究者纷纷收缩到各自的碎片角落，社会科学提供整体性理解的能力，便在无形中被消解。

真正起到“指挥棒”作用的评价体系，则将上述倾向制度化。高中华坦承，学术评价体系以学术影响力为核心指标，职称评定、课题申请、奖项评审，以高水平期刊论文为关键乃至唯一考量。这导致研究者陷入从文献出发再回到文献的封闭循环，“对理论的过度依赖使他们走不出理论的既有版图”。研究者即使产出极具现实洞察力的实践成果，往往也被包装成符合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评价制度就这样系统性地抑制了研究的实践导向。

刘爱生将批评指向了被视为学术守门人的匿名评审制度。他说，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某种悖论。它高效地筛选掉“不符合规范”的研究，却未必能筛选掉“没有意义”的研究。“填补文献缺口”的教条、对既有理论传统的忠诚、对方法细节近乎苛刻的考究，这三者共同塑造了一种保守的学术文化。一些真正试图挑战既有假设、从泥土里刨出新问题的研究，很可能因其棱角而难以通过评审的窄门，即便经过多轮修改最终发表，最初的洞察力也已被稀释，尖锐的观点已被磨平。

重建问题意识

“空心化”的危害不容小觑，不仅浪费了宝贵的研究资源和学术生命，更背离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宗旨——求真、创新、济世。当学术活动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从探索真知异化为某种意义上的“求名、求利、求生存”，学术公信力便在无形中流失。长此以往，社会科学研究将可能丧失回应重大时代问题的能力。

如何走出困局？多位学者给出了各自的思考。“重建问题意识，贯通理论与实践，这是最关键的一步。”韩升强调，研究必须重新确立“问题”的中心地位。社会科学研究应当从现实矛盾、社会变化和时代脉动中寻找题目，而不是从热点词汇中机械地派生。高中华认为，要建立理论驱动和问题驱动并重的研究范式：“问题驱动，就是把实践作为发现问题的出发点；理论驱动，则是把理论作为解答问题的工具。”他呼吁研究者主动走出学术圈，进入真实的社会现场，去发现那些在实践中普遍存在但尚未被学术界充分认知的问题，并基于这些实践问题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问题——“这正是研究者区别于实践者的核心能力所在”。

学术期刊也应当发挥更积极的导向作用。彭青表示，面对“空心化”现象的蔓延，期刊必须建立“重原创、重质量、重现实价值”的审核标准，增加“非量化”文章的比重，主动扶持那些愿意深入一线、有思想锋芒的青年学者。彭青建议，期刊应主动设置能够反映时代重大关切、推动理论创新的议题，引导学者关注真问题、做真学问，优先刊发立足中国实践、回应中国问题的文章，并主动与政府部门、政策研究机构、行业学会和企业等对接合作，将有实践价值的论文推荐给决策者参考，真正推动研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挑战，学者更倾向于一种“拥抱而非依赖”的清醒态度。胡志刚认为，需要重构学术能力的培养体系，进行人机能力的合理分工。比如，将文献综述、基础资料整理、文本润色等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完成，不再把这些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考核内容。同时，必须将批判性思维、逻辑思辨、实证研究以及原创理论创新等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能力，置于人才培养金字塔的顶端，聚焦“授人以渔”，提升研究者的核心学术素养。

要立足本土进行自主创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郑伟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当下视野，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自主地表述中国经验、解答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只能从传统文化的根脉上生长出来。”高中华观察到，近年来，学术界扎根中国实践，从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重大议题中提炼本土概念与理论框架，突破对西方理论的依赖，部分研究成果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在他看来，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正成为倒逼社会科学研究走出“空心化”、回归本土实践的重要牵引力。

制度的建设与范式的转型，最终要落到每一位学人身上。马亮表示，应坚持研究的品位，避免在浮躁的潮流中丢失学术研究的初心，“每一位学人的自觉和坚守，才是防止学术溃败的最后一道防线”，“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本身是一种方便的自我免责”。刘爱生的提醒更具自省意味，他说：“社会科学研究意义的起点，正是诚实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内，你自己，究竟选择做什么样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苹 段丹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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