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瞻远瞩，为适应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决定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同时停办了陕甘宁边区的其他报刊、杂志。接着，中央又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这样，中央就将创办大型机关报和新华通讯社的重任一下子全压在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博古的身上。从此博古两副重担一肩挑，在党的新闻战线上奋斗了5年，为党的新闻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这成为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闪光的亮点。

博古主动请缨办报，《解放日报》一炮打响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他高小毕业后便离开家乡，先后到苏州、上海读书，同时热心投身各种进步活动。1925年他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1924年，还不满18周岁的秦邦宪，就负责编辑出版进步团体的刊物《无锡评论》。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不久，博古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人之一，他较早提出创办《新华日报》，并为之诞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这次他勇挑《解放日报》的重担，也可以说是主动请缨。1941年初，鉴于博古的工作需要重新安排，毛泽东、张闻天与他商谈时，博古就向中央提出最好能让他办报。不久，中央就作出要他“两副重担一肩挑”的决定。

16岁的博古(秦邦宪)。

新成立的《解放日报》报社设在延安清凉山。报社编辑部被安排在山上两排新建的窑洞里，总共100多平方米。另外还有印刷厂、总务处、厨房等，这些均分布在山腰和山下。当时白手起家，条件十分简陋，博古发动报社所有工作人员出力献策，如办大报不可缺少的“对开机”，就是他发动几名曾在上海当过印刷工人的同志，费尽心机，冒着生命危险从国统区城市弄来的。

5月14日，博古在清凉山主持召开了《解放日报》第一次编务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调任编辑部担任总编辑的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另外还有调入报社工作的文化名人丁玲及张映吾、曹若茗、王楫、杨永直等共约10人。在这次会议上，博古着重讲了办报宗旨，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立场鲜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与研究国内外形势。他还说，“我们党已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党还必须有很好的新闻事业。”总编辑杨松向大家报告了已通过中央批准的办报计划。该计划决定15日试刊，16日正式出版。接着，博古十分高兴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已为我们的报纸写好了报头。他一连写了7张，你们看看，选哪张好？”

尽管时间紧迫，但用边区自制的马兰纸印刷的《解放日报》还是按期出刊了。第一版登有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和博古写的通讯。发刊词开门见山地说：“本刊之使命如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是本报的使命。”发刊词的结束语是，“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发刊词重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短短的千字发刊词，言简意赅，生动而鲜明地表达了报纸的任务，宣告党的主张，并提出了党与党报的关系。博古与报社的全体人员也正是根据中央的这一思想而努力工作的。该报在鼓舞人民斗志、抨击一切破坏团结抗战的投降行径上，发挥了舆论威力。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亲自撰写了《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等社论和指示，博古也撰写了《谣言与烟幕》等社论和时事短评，把党的主张和见解迅速向全国、全世界传播。

《解放日报》创刊号。

《解放日报》从创刊开始，博古在毛泽东的关怀和直接指导支持下，充分表现出掌握党报这个战斗武器的高度政治水平和艺术才能，毛泽东和博古等一篇接一篇的社论、评论，无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他们还为报纸撰写新闻、按语等多种形式的稿件，为新闻写作开创了新局面。毛泽东是在报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人，这些显现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作品，使报纸光彩熠熠。《解放日报》很快受到抗日根据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同时受到国内外读者广泛关注。有的民主党派感到十分惊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北偏僻的贫穷山沟里怎么能对世界形势作出如此深刻观察与正确判断？”博古在办报过程中，紧密配合毛泽东的领导，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解放日报》存在不足，博古检讨后全力改版

由于博古对办党报还处于摸索阶段，所以难免出现些问题。1942年初，亲自抓党报与新闻宣传工作的毛泽东已渐渐觉察到《解放日报》的不足。另外，一些十分关心《解放日报》的同志也看到一些问题。这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师哲对《解放日报》的内容比例不当很有看法。他认为报纸用大量篇幅报道国际新闻，并发表了不少社论，而对国内，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报道太少，于是他为此写了一个报告给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在1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让人将师哲的报告念了一遍，接着他要大家都发表意见，讨论了《解放日报》的工作。毛泽东结合大家的意见，对《解放日报》作了重要指示。

博古在《解放日报》社办公。

说来也凑巧，2月初《解放日报》又犯了一个错误。在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会议上又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展。可是，这两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演说消息，却分别发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毛泽东的讲话消息在文稿中只有300字。

3月8日，毛泽东针对《解放日报》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给博古和报社的同志们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博古没有在挫折面前气馁，他勇敢地面对现实，正视自己的问题。3月17日，博古在编辑部与报社干部大会上认真检讨报纸10个月来的错误，不仅自己承担错误责任，还联系自己过去历史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今后报纸改版的方针、计划，并强调报纸改版要在增强党性上努力。

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共同主持了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的报纸改版座谈会。在会上，博古再次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开始办报时思想上就有个框框，认为《解放日报》是一份大型报纸，应该摆出大报的样子，要立足全国又放眼世界，于是就把国际新闻放在首位。版面安排是头版欧洲、二版远东、三版国内、四版上半版是延安与边区，下半版是《文艺》栏与专刊。许多西方通讯社、中央社的新闻消息原封不动地刊登，其实这正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批评的“不看实际情况，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是当时流行的主观主义、党八股的一种表现。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博古一方面总结过去的错误，一方面认真地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虚心听取师哲等同志的批评意见，进行了艰苦的改版工作。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解放日报》改版获得了成功。

1942年4月1日新版《解放日报》发行了。其第一版是要闻，以头题发表了边区参议会减轻征收公粮公草的决议，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第二版是边区和国内，发表了解放区整风动态与抗战捷报；三版是国际，刊登了一些国际消息；四版为副刊。报纸面目一新。这期报纸还发了博古写的社论《致读者》。这篇社论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指示，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四个方面检查了报纸的错误，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

博古接连认真地作检讨，勇于承担责任，呕心沥血地努力改进工作，使报社的同仁十分感动，从而更增加了《解放日报》全体工作人员的凝聚力。1942年1月开始，承担重任的总编辑杨松病倒了，不得不离任休息，副总编辑只有余光生一人。此时的博古又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统帅清凉山的新闻、出版、印刷大军，会议多、审稿多，还得处理一些具体工作人员难以解决的各类杂务，实在太忙。大家看见清凉山上熄灯最晚的往往是博古住的窑洞。然而，黎明4时半余光生手摇铁铃，边走边喊：“快起来，上早班了！”每当他从博古窑前经过时，博古已亮灯起床了。不少人在回忆文章中提及这段经历，都称博古能干博学、任劳任怨，在清凉山深受大家尊敬。

毛泽东亲自出面为副刊征稿，博古向毛泽东汇报编委整改工作

《解放日报》的改版成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版，它不仅变化大，而且还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兴趣和特别关照。此时的第四版应该说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副刊。其中“文艺”占半版位置，每周见报总有四五次，其他内容增添了学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的内容，还有问题解答，刊登各类知识性的常识，读者信箱等等。这一个全版副刊，天天见报，实为我国新闻史上难见到的大型副刊。这样一来，副刊发稿字数较改版前增加约三倍。

原来的“文艺”副刊栏由丁玲负责主编，1942年3月她被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后，副刊的重担就落在了舒群身上。舒群向博古诉苦，说他是搞文艺写作的，不大懂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且副刊又要配合整风，任务太重，不能胜任。这事很快让毛泽东知道了，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毛泽东亲自帮助博古做思想工作，直接找到舒群谈话。毛泽东坦诚地说，要找个既懂文艺，又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又熟悉编辑工作的，实在难找啊！接着，他诚恳地鼓励舒群：“工作嘛，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学，努力做到点面结合。你是搞文学的，编文艺栏，文学是点，文艺是面。你现在编综合副刊，文艺就是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由点到面地学。反过来也可以促进点的深化……由点到面，你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毛泽东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又具体帮助解决报纸副刊缺稿的问题。他找来舒群一边商量一边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该《办法》说，“《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毛泽东直接点名提出请陈荒煤、江丰、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等16位同志提供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个方面、各文化领域的稿件，还规定每人每月须征稿6000字到12000字，并具体要求对征集的稿件要从思想内容到文字个性润色等全面把好关。

为鼓励写稿人的积极性，毛泽东还特地在枣园摆下两桌酒席，宴请这16位约稿人，博古和舒群自然出席作陪。人到齐了，毛泽东与紧挨着的博古低语了几句，然后起身说道：“……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接着他宣读了一遍《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然后又说，“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毛泽东语言幽默，妙趣横生，严肃而生动，与会者无不受到感染。接着他又热情洋溢地向大家敬酒。这次枣园之宴对解决《解放日报》副刊稿源问题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对全党努力、共同支持办好《解放日报》也收到良好效果。

同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解放日报》的工作，同意毛泽东指出的《解放日报》自改版以来有很大进步，但是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机关报”。为了加强报社的领导力量，同月此前，还任命了陆定一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数日后，由陆定一在新华社编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评价和意见。听了传达，与会者心情都很沉重。博古在会上说：“《解放日报》没有成为一张‘完全’的党报，责任完全在我……”他提出，要用鼓励的办法，不能把责任往下推。之后，他多次召开编委会和全体编辑人员会议，讨论如何正确对待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改进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

9月15日，博古将编委会整改工作详细写好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满意。同日，毛泽东在给凯丰(当时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信中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

在毛泽东亲自指挥、博古的周密布置下，《解放日报》以排山倒海的舆论攻势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工作萦萦于怀。1943年初，他曾对舒群等说过(副刊主编)“难找”的人，终于由他找到并派来了。此人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多才多艺的艾思奇。艾思奇出任了《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的同时，兼任原职中央文委秘书长，舒群改任副主任。在此前后，报社还陆续调来林默涵、温济泽、陈学昭、白朗、庄栋等文艺家、理论家与活动家来担任编辑，年末编辑部还陆续调来了周立波、裴孟飞、高阳文等，人数增至约50人，可谓兵强马壮。

部队战士正在读《解放日报》。

1943年7月初，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了抗日战争中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并准备进犯延安。7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致各中央局和各处分局的电报，说中央决定发动宣传攻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博古得知战情，当日就召开了编辑会议，进行“宣传攻击”的布置，要求大家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工作。《解放日报》7月8日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写的蒋军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消息；大版面地刊登了朱德总司令分别致西安胡宗南副司令和致蒋委员长等电文。电文揭露了国民党军调动军队情况，同时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此文标题特大，电文用四号字排，整个版面气势很大。这日还刊登了由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此文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次与国民党掀起“反共”浪潮的舆论交战中，毛泽东挥毫写了《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美英盟国大不满意》等一些重要消息和社论，还接连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范文澜、艾思奇、何思敬、陈伯达等人批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长篇论著。博古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的专论。他在专论中说，“军事威胁，不足以慑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加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去战斗，并且取得胜利！”《解放日报》的副刊还发表了一些短小的文艺作品。毛泽东亲自挂帅，并与博古一道率领中共新闻大军，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为重要阵地，对国民党试探性的进攻给予了有力回击，致使对方难以招架，迅速表示“误会”，同时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也悄悄地撤回。《解放日报》从10月6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发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看来，一场得心应手的宣传战终于宣告胜利结束。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博古撰写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他在文章中总结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曾在博古领导下、担任《解放日报》“文艺”栏编辑的著名作家黎辛，在20世纪90年代回忆了那段不寻常的经历之后，深情地说，“博古领导大家奋斗近两年时间，这份‘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了。”创办一千期的总结，标志着《解放日报》的成熟。

真挚情感暖人心，奋斗精神感后人

1943年7月15日，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主持了这场“抢救”运动。一开始，《解放日报》编辑部的李锐、黄操良、缪海棱、杨永直四人就被社会部抓去。另外，还有被“抢救”的对象，报社“不可靠分子”占去约一半。博古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遭到康生的指责：“你们清凉山是特务分子成堆的地方，你怎么抓不出来？”后来，“抢救”运动结束，该甄别的甄别了，清凉山没有一个真特务。但是压在人们心头的乌云仍没有散去，编辑部里往日紧张而活泼的愉快气氛不见了，空气显得十分沉闷，不少人被“政治问题”压得抬不起头来。

博古在南方局。

1944年的春节来临了，博古为扭转报社的这种极其沉闷的状况，恢复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找了几个活跃分子，以俱乐部的名义精心策划举办了春节联欢会和舞会。腾出办公用的土窑洞，高高挂起煤油灯，照耀着自制的红绿纸花，权当舞场；没有乐队，博古拿出自己珍藏的留声机与唱片放音乐。在这个晚会上，有的跳舞，有的说故事聊天，有的猜谜。博古倾注热情创作的谜语最多，晚会奖品也是他用自己的稿费买的。博古还特请在“抢救”运动中深受委屈被审最久的陈企霞掌握谜底并由她给大家颁发奖品。这是清凉山第一次举办春节联欢会，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少同志回忆起那个难忘的除夕，都说那晚博古笑得特别开心。

1945年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再次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1945年8月10日晚，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在清凉山的山坡上乘凉，望着延河水静静地在山下流过。博古步履匆匆地下山向杨家岭方向走去，他要去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开会。就在这晚，新华社的吴文焘突然接收到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他立即向社长博古汇报。当他得知博古已去毛泽东居处开会，便直接摇通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个消息。毛泽东放下电话立刻向与会者传达这一令人惊喜而兴奋的新闻。博古立即又回了电话，要求清凉山的全体工作人员待命。8月11日凌晨2时，博古回到早已沸腾的清凉山。编辑们欣喜若狂，忙着按博古带回的中央指示，编稿发稿。

博古拿出了一罐自己珍藏了几年的咖啡，冲泡好了分给每人一杯，借以代酒，与大家共同欢庆全国人民期盼已久的胜利。

1946年，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右一为博古)。

抗战胜利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起了重大变化，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1946年2月博古被中共中央调赴重庆，协助周恩来并与王若飞、叶剑英与国民党周旋，参加宪草审议工作。至此博古离开了奋斗了5年的党的新闻战线。

不久，震惊国内外的“四八空难”消息传来了。人们得知，博古与叶挺、王若飞、邓发等中共精英人物均遇难丧生。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到处都笼罩着悲痛的气氛，根据地的军民无不深切怀念“四八空难”烈士。这时，对于仍战斗在清凉山的新闻战士，个个眼前仿佛仍晃动着博古那永不疲倦的身影，耳边又响起他那坦诚感人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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