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的路

耿长锁(口述)

编者按：耿长锁(1900—1985年)，男，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人，中共党员，1944年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土地合伙组”，被誉为“花开第一枝”，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1979年先后两次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曾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大代表和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四届代表，被毛主席誉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

耿长锁

七七事变前，五公村是个穷村。村虽穷，地主富农对穷人的剥削却很厉害。地主用高租子把地租给贫农和无地的户，每亩十几块现大洋的租钱，打的粮食大部分交了租，自己剩不下几颗;年头不济，租子也得照样交。除了高地租，地主还用大利钱剥削人。那时讲究“三分利”，十个月为一期，借十块钱，十个月后就得还十三块，到时要是还不上，利滚利，过三十个月，就得还二十块钱。村里的政权，也是由地主富农把持着，随便派差罚款，谁不纳，就叫衙门里的狗腿子来给抓进“官店”。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穷苦人家，被地主富农们剥削得倾家荡产，欺压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家原有十亩地，一来纳不起差钱，二来遇上了荒年，在我父亲手里就卖出去了。后来就租人家五亩二分地种。除了交租子，剩下点糠糠秕秕哪够吃?没办法，只好纺经子、打绳。打绳没有本钱，就打手工。打手工同样受剥削：打一架子绳，才一个铜子的手工。头明干到点灯，挣的钱才够买一斤多粗粮。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不歇工，过年的时候连顿饺子也吃不上。有一年，又到了三十，我看爹和娘一天比一天老，娘还坐下了喘病，家里一点白面星儿也没有，觉得实在对不起老人。这时街上传来“谁买白面”的吆喝声。我从抽屉里抓出仅有的十几个铜子，端起一个簸箕就出去了。一看见放在街当心的白面担儿，我心里不由得又犹豫起来：不买，心里过不去;买吧，明儿个吃了，后天就揭不开锅。我围着面担儿转了三四圈，捏得手里的铜钱出了汗，直等卖白面的挑起担儿走了，我还立在那里作难。

看看日子实在混不下去，我十八岁上，娘给我打了个行李卷，打发我到绳铺当工人去了。这是我头一回进饶阳城，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护城河围着一道破破烂烂的城墙;几个嘴里叼卷烟的巡警，弓着腰站在城门口，他们看见阔人的小轿车，直起腰来行礼，穷人进出，裤兜子全给翻过来。我浑身上下被翻了个遍，憋着一肚子气进了城。大街上，来来往往的，是挺着肚子的阔财主和衙门里的当差的;扛脚的苦力、进城要饭的庄稼人，全得溜着墙根儿走。我心里说：天下老鸹一般黑，城里乡里一样呀!

我进的绳铺叫“协记”。东家叫董大车。这是个双料的坏东西：是资本家，又是地主。铺子里七八个伙计，简直是他的奴隶。顶星星熬月亮的一天干十二三个钟头，累得要死，他还找缝拿干工;晚上给他守门，早晨给他打水，麦晌大热天，他靠在房阴凉里的太师椅上摇扇子，却让伙计们到场里干活。我觉得这董大车欺人太甚，就琢磨着跟他斗;叫上场不去，叫打水装听不见。董大车变着法儿找茬儿，我打绳时，他给藏了“瓜”(打绳工具)，丢了水担子硬找我赔……后来我实在受不了董大车的气，就卷起铺盖回了老家，依然纺经子、打绳，过着吃糠咽菜的日子。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扔下大片国土逃跑了，共产党发动群众，在五公村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世道才变了样。村里成立起农会、工会、妇救会、青救会，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推行合理负担，印把子也从地主富农手里夺了回来，我家才又有了土地。我家日子好过些了，五公村穷人的日子也都好过些了。大伙选我当工会改善部部长，专门跟那些不执行政府政策的地主富农斗争。这时候，断不了有县上、区上的干部住在我家，他们经常给我讲革命的道理，讲共产党的主张，讲十月革命后苏联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听了，我的心就更亮堂了。

自己有了地，就要安排着种。我先买了两条牛腿。耕地时，我到一个当家子兄弟家借犁，明明有，却不借给。我尽着力地从牙齿上往下勒，紧紧巴巴地买上了犁盆子、犁铧子，预备过些时候再买个犁身安上。哪知道犁身还没有买，日本鬼子就对冀中来了个“五月大‘扫荡’”。五公村变成了敌占区，八里地以内，有四座敌伪岗楼。敌人天天出来“清剿”“扫荡”，村里先后有四十多个人被杀害，从西到东小半截街被烧毁。我爹就叫鬼子杀害在村南花生地里。在这日月里又遇上七个月没下透雨的大旱灾，地主富农们趁这时机还曾经想推翻合理负担，把绳子重新套在人们脖子上。在这场敌灾加天灾的逼迫下，我卖了犁铧，卖了牛腿，卖了屋里炕上大大小小可卖的一切物件，卖得一家子只剩下一床破棉花套子。糠吃完了，菜吃完了，后来就砸树皮和煮槐连豆，吃棒子核、花生皮和秫秸穰。唉，光吃这种东西怎么行啊?我病倒在炕上了。有一天，我想到厕所去解手，刚一下炕，腿不管事，眼黑，就摔在地上不觉事了。有抽锅烟的工夫，才缓过气来。

看看一家子实在没法过下去，三斗粮食打发了大闺女，德录的娘就拉上十一岁的德录，抱着没过周岁的闺女小捧，到饶阳城里一带讨饭去了。这一年，五公村有一百一十四户卖地卖庄基，二百一十八户卖衣物箱柜，十五人活活饿死。像我这样打发闺女、外出讨饭的户，就数不清了。

人们常说：党是太阳，党是爹娘，这话可真是一点儿也不假。就在这父母妻儿难相顾的年月，党的干部、战士，跟老百姓一样吃树皮、草根，省出粮食来，通过敌人严密的封锁，送到群众手里，还告诉人们：组织起来，和灾荒斗争。那年秋后，抗日民主政府通过村里的“对敌隐蔽经济斗争组”，发放了两千斤救济粮，还引导人们成立起“合伙组”，生产度荒。我入组以后，生产、生活再也没有遇见过困难;懂得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起来”，真正是农民摆脱贫穷大家共同过好生活的道路，因此我越干越有劲。一九四七年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挖掉了封建老根，农民分到土地，更感到需要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真是“一步一层天”：一九四三年的“合伙组”，到1951年改名为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秋成立了大社，1955年转为高级社，1958年，又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声浪里，建立了人民公社。

二十年来，五公村已大大变了样子。过去到过这里的人今天重来，都会觉得惊奇：拖拉机耕地，“电井”浇水，地里的麦子齐胸高，果园里苹果、蜜桃密密成林，一亩只收一百多斤粮食的薄沙地，这会儿已变成亩产四百八十斤的高产田。家家不愁吃、不愁穿，只最近三年来，就盖起新房三百多间;平均四户就有一架收音机和矿石机，三户就有一辆自行车。

我家的生活也变了样：我和德录的娘，都担任社里、队里的工作，德录在发电厂当主任，差点饿死的闺女小捧和她妹妹都在中学念书。一九六二年，我一家做了九百多个劳动日，吃树皮、盖破棉花套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回头了。

这一切变化是怎么来的呢?是党的英明领导，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起来”的结果。我常跟年轻人说：不是共产党，不是新社会，不是“组织起来”，咱穷五公村不会有今天的变化;咱五公村的穷人，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

(本文原载杨学新等编著、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的《耿长锁与五公村口述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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