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中国的地主阶级该不该打倒?美国记者这样看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曾于1946到1947年到中国考察采访,并且写了那本名著《中国震撼世界》。
其中谈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地主阶级该不该被打倒?
——这个问题,尽管中国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然而这几十年,突然又成了问题,甚至是模棱两可的问题。
总有“人”试图混淆概念,把作为个人的所谓“好地主”与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混为一谈,质疑打倒地主阶级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更有意思的是某报,最近还在吹捧地主阶级的“良好家风”和“优秀传统”。
那么就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让经历过抗战和解放,在当时的中国国统区和解放区都考察过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来给我们讲讲,他在当时中国观察到的实际情况以及得出的结论吧。
中国地主就没有任何进步作用可言。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面,就是农民租入土地只能过奴隶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地的农民可以进工厂,或者当雇工。而中国既无工业,又无大农场,无地农民只能租地为生。所以,农民一方面缺少土地,另一方面又被束缚在土地上面。
这种半奴隶制的租佃制度,与中国的高利贷制度是分不开的。村镇中最有气派的房子总是当铺。银行是为富人开的,当铺则是为穷人开的。当铺老板大都是地主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商人。当铺是兼并农民土地的最常用的工具。我在河南一个只有四千多亩地的村子里看到一个地主占有近二千亩地,绝大部分是通过当铺吞并的。
这种交易只有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做得成。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利率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
1932年,农民借一百块钱,到年底要还一百二十五块钱。
1936年,就要还一百四十块钱至一百六十块钱了。
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百分之百,用粮食来计算,负债农民的境遇有时是骇人听闻的。
作者在河南见过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约规定,到了秋收时节要还两百斤。他后来还不起这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三百斤。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四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务,竟赔了四亩地和三条人命。
“好年地里收谷,歉年家里生财。”山西穷苦农民这句悲愤的歌谣,确切地反映了地主和富农利用灾荒聚敛土地、钱财的事实。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时至今日,还在为地主阶级唱赞歌、唱挽歌的,到底是些什么人?我想,不是真的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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