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蒋介石日记》作为蒋介石亲笔所写的即时记录，是考察其对红军长征围追堵截的核心史料。日记显示，至迟1934年10月底，蒋介石已判定红军为大规模战略转移，遂将碉堡“围剿”改为运动追击，并意图借机将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对付桂、湘、黔等地方实力派。红军突破湘江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令薛岳部继续跟踪“追剿”，同时命川黔湘滇地方军合力“堵剿”。1935年3月至6月，蒋介石赴西南指挥近四个月，原以为亲自督阵可速胜，却被红军牵制，损兵折将，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标志其围追堵截策略失败。日记的另一重要价值在于揭示围追堵截失败原因，涉及部队疲弱与内部猜忌等多重因素。梳理日记相关记载，可以从对手方视角解读红军长征胜利的另一面，对深化长征研究具有独特价值。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别在会宁、将台堡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力量，也为巩固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重要基础，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途中，国民党军拥有绝对的兵力和装备优势，对红军实施全方面的围追堵截；而红军则以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智慧，冲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毛泽东说：“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这句话本身就提示我们，长征的“主角”从来都是两个：英勇奋战的红军与全力“追剿”的国民党军。长征的过程与路线，并非完全由红军单方面主动选择，而是国共双方反复博弈、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深化长征研究，就不能不研究作为红军对手方的国民党军。唯有知己知彼，方能更真切地彰显红军长征胜利的来之不易。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研究红军长征史实、阐扬长征伟大意义、弘扬长征精神的成果不断涌现。就目前的研究格局而言，研究红军如何打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成果丰硕，而研究国民党军如何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的成果则相对薄弱，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国民党军方面史料的相对匮乏与获取不易，是导致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现有成果来看，围绕蒋介石与红军长征关系的研究，焦点之一便是蒋介石是否对红军长征“放水”的问题。整体来看，有关蒋介石在红军长征中的战略决策与战术指挥的系统性研究仍有拓展空间，尤其是从蒋介石自身的即时记录出发、逐段逐程追踪其围堵思路与心态演变的研究尚属空白。

史料的突破是研究深化的前提。近期，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出齐了1917年至1972年的《蒋中正日记》(后文统称《蒋介石日记》)，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06年，《蒋介石日记》手稿复制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开始向公众开放，此后十余年间吸引了大量研究者前往查阅。但受限于档案馆规定，所有查阅者均为摘录式抄写，没有一位学者是能够完整地抄录所有日记进行研究的。因此，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此前的研究在史料使用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上终究存在局限。全套日记的正式出版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对应1934年至1936年红军长征的时间段，《蒋介石日记》保存完整，逐年逐月逐日连贯无缺。蒋介石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实施围追堵截策略的始作俑者与最高指挥者，其日记基本随着红军长征的推进而展开，内容涉及对红军行动的判断、采取战略的考量因素、对历次战斗结果的总结与反思等方面。当然，受限于这一文体本身的特点与篇幅，日记中涉及红军长征的内容多为只言片语，有些想法前后存在冲突，且往往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更非最终的战略决定。但这些特征恰恰构成了日记的独特价值：它保持着即时性与连续性，记录的是蒋介石当时的真实想法，而非事后追忆的修饰性叙述。如果以日记内容为线索，结合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等相关史料，可以大致勾勒出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对长征红军实施围追堵截的基本脉络。

本文拟梳理、摘录《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围追堵截长征红军(主要是中央红军)的记载，以拓宽研究视野，从敌对一方的战略战术出发，深化红军长征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充满敌视与仇恨，在日记中提及红军时多用“匪”“赤匪”等极具污蔑贬损意味的词汇。本文在摘录引用时，依据史学论文的惯例，保持史料原貌，不予改动或回避，希望在客观呈现史料的基础上，求得对历史全貌更为真切的理解。

一、蒋介石何时判断中央红军在实施战略转移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准备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吸取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首先以50万兵力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苏区进攻。1934年初，蒋介石拟定当年的工作计划时，确定“今年继续去年未完与今年新订之工作”共34项，其中第一条就是“剿清赣川赤匪”，由此可见其“围剿”决心之大。

面对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方面的应对则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在军事战略战术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结果完全陷入被动。自从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地相继失守后，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1934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和共产国际书记处三方共同作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撤离中央苏区的决策。6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重大事宜。突围转移的各项秘密准备工作亦逐步展开。

在大举“围剿”红军的同时，蒋介石也始终面临着诸多内外挑战：一是日本侵占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后，开始进一步向华北渗透；二是西南云贵川各省均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并不听命于蒋介石；三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及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正在对抗南京，掀起“倒蒋”运动，即所谓“宁粤对立”；四是蒋介石对苏联怀有很强的戒心。1934年至1936年间，蒋介石常在日记中列有“注意”一栏，罗列其近期关注的要点。1934年9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的“注意”栏中记下七件事：“注意：一、粤、桂方针。二、倭、俄态度。三、英、倭关系。四、大会准备。五、南北政制。六、整军设计。七、罗(罗炳辉，引者注)匪行踪。”此中既涉及国际关系演变、国内政略调整，也涉及国民党五全大会筹备及军队整顿、“追剿”红军等诸多事宜。可见，虽然“围剿”红军是此时的重中之重，但是千头万绪的工作状况和事无巨细皆操心的个性时常令蒋介石难以抓住工作重点，这是研究其与红军长征关系的一个重要背景。

蒋介石所列第七条“注意”事项，即特别关注红九军团罗炳辉部的行踪。早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即采取两大举措，即抗日先遣队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1934年7月，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先期出动，从瑞金出发进军闽浙皖赣边区。红九军团在罗炳辉的率领下配合红七军团的行动，进军福建中部地区，摆出红军主力向东挺进的战略佯动态势。两军团以此行动牵制和迷惑国民党当局，诱使其将兵力调往福建方向，从而减轻中央苏区正面压力。9月5日至28日，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提及要注意罗炳辉部的行动，下令对其展开“围剿”，但无法判断红军的真实意图。至9月底，蒋介石继续命令其部下加紧“围剿”苏区，以争取最后的成功。9月27日，他对负责东路与北路“围剿”的国民党军将领下达命令：“据报共军第一军团不知去向，恐其再向东逃，希注意……沙永连间封锁线须更加严密，并从速多派得力参谋分段负责监筑。”蒋介石此时已察觉到红军主力有异常调动，但尚未准确判断红军是向西突围还是向东出击。因此他一方面要求加强沙县至永丰、连城间的封锁线，防止红军向东突入福建；另一方面仍按原计划督促各部筑碉推进，步步为营，压迫红军。10月1日，蒋介石在北路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仍再次指示：“此时我东路军以急进之意图下，仍应节节筑碉。……中(蒋介石自称，引者注)之所谓直取目的地者，以不待公路筑成，而只以沿途要点之据点及碉堡筑成为准也。”即在不耽误前进的前提下，以据点碉堡控制交通线与关键地域，形成移动的封锁网。这种“追堵结合”的思路，正是此后国民党军对长征红军实施围追堵截的基本战术雏形。

在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腹地全面推进的严峻时刻，中央红军开始突围转移，踏上了长征路。10月10日，军委纵队、各主力军团分别从瑞金九堡、梅坑、所在驻地出发，向于都宽田集结。16日夜间起，在于都河(贡水)北岸全部集结完毕的中央红军主力各部队陆续渡过于都河，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向外突围，战略转移正式开始。蒋介石在18日的日记“注意”栏中写下“匪踪”二字，即提醒自己关注红军的动态。其19日、20日、22日三天的日记中都有“赣匪情”。至23日，蒋介石日记中出现了“匪果西窜乎”的疑问，明确开始怀疑红军在进行大规模转移行动。26日，蒋介石对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等下达了“追剿”红军主力的部署：“薛(岳)、周(浑元)两纵队集中后，如赣南匪主力果踰赣州、信丰之线时，应即以周纵队取直径向郴州、耒阳之线；薛纵队向宝庆、永州之线进出。”在此命令下，薛岳、周浑元部成为国民党中央军“追剿”长征红军的主力，从江西一路尾随红军至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直到川康边境，时间长达半年多。至31日，蒋介石致电参与“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各高级将领，指出红军主力已向西突围，各部需要改变战术：“匪主力既已过河西窜，则闽西与赣南各县城之收复与各区之清剿计划，应重新规定，不必再如昔日之修筑封锁线与步步为营之方式，此后可以划分几区，指定其负责清剿各部队与限其日期可也。”他责成陈济棠、何键、顾祝同等务将向西突围的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至迟在10月底，蒋介石已经判断出红军是在大规模地战略转移，遂将碉堡“围剿”方式改为对运动中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考虑到红军一向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法与战略转移高度机密等情况，蒋介石对红军战略转移的判断与“围剿”战术的转变并不算太迟。

蒋介石的日记还透露了一个细节，即其知晓红军与陈济棠之间的暗中联络，并且试图加以阻止。广东实力派陈济棠是第五次“围剿”的南路军总司令，负责从南面进攻中央苏区，封锁粤赣边境，堵住红军向南突围出路。但此时他联合桂系对抗南京方面，根本不听命于蒋介石，不愿与红军作战消耗实力，更防备蒋介石以“剿共”为名进入广东。中共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派人与其秘密联络，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相通商”等秘密协议，尤其是商定“互相借道”。红军借道广东时即事先通知，保证不深入广东腹地，粤军则在象征性地阻击后即撤退，让红军通过。红军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与地方实力派的自保心理，在长征初期较顺利地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蒋介石对陈济棠一直存有戒心，10月17日在日记中写道：“粤陈联匪已成乎？应制止之。”20日又记：“粤陈通匪乎？”30日又记：“电伯诚，转戒粤陈纵匪祸国，何以见后世与天下。”粤陈是指广东陈济棠，伯诚是指蒋伯诚。此时蒋伯诚是蒋介石驻广州的代表，负责传达其命令，协调“围剿”红军的南路军的行动。推测红军与陈济棠秘密联络的信息就是蒋伯诚向蒋介石报告的。在30日请蒋伯诚转达给陈济棠的电报中，蒋介石对陈济棠疏于防守红军、任红军随意移动的行径十分不满，称其平时“请饷请械，要求倍至”，而在“围剿”红军的紧要关头却不能尽职守，“将何以对天下与后世”？他要求陈济棠下定决心，设卡兜截红军，“与中央追剿部队夹击”，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但从结果来看，陈济棠对蒋介石的警告置若罔闻。

在“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命令或阳奉阴违，或选择性地接受，甚至直接抗命，蒋介石对此也无可奈何。

二、蒋介石对长征红军围追堵截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主力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后，蒋介石委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湘、粤、桂军和中央军共26整师30万兵力追堵红军。红军相继突破国民党军在江西、广东、湖南等地设置的三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国民党军在湘江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双方在湘江展开激战。这是红军长征途中遭遇的第一个大仗，也是损失惨重的一战。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这个重要战役及其前后的情况并无详细记载。他于11月18日记“湘匪堵歼”，21日记“追究匪窜”，24日记“窜匪未灭”，25日记“窜匪截追结果”，12月1日记“赤匪在全州西北受创。……匪势暂杀，各省如常”，8日记“西窜之匪未能痛创，后患可虑”。12月1日、8日记载的内容与湘江战役有关，但十分简略。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段时间内较少记载有关红军长征的内容，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占领中央苏区是重大胜利，流窜的红军更易消灭，于是将精力花费于收复区的“善后”与“重建”工作。11月16日，国民党军占领瑞金，蒋介石发表题为《剿匪胜利中吾人应继续努力》的演讲，宣告“围剿”江西红军取得胜利。30日，蒋介石对刚过去的一个月进行小结，在日记中满意地写道：“本月经过：照预定之科目实现，而尤以收复江西匪区各县与看完孔子家语为自乐也。”

此后，蒋介石赴北平巡视，并花几天时间在北平做全身体检，后因牙齿疼痛住院治疗。自1934年12月16日至次年1月15日，蒋介石携宋美龄返回故乡溪口，为故母办71岁冥诞及处理家事、休养身体等。这是自他成为国民党领导人后在故乡住得较长的一次(此后他1937年初回故乡治疗西安事变时所受的腰伤，与1949年初下野时待在故乡，均长达数月)。在“追剿”红军的关键时刻，此举颇令人费解。当然，他在溪口期间仍处理军政要事，在日记中常提醒自己注意“匪情判断”。杨奎松曾分析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多次离开指挥中心南昌的原因，指出有人以为蒋介石一旦离开前线指挥位置，作战指挥就会中断，部队推进就会迟滞，“其实这种判断是不成立的”。

1934年11月底，蒋介石意识到红军将向贵州方向突围，进入黔系实力派的地盘，担心中央军追击部队会有所顾忌，于是致电薛岳“追击匪部切勿稍存怀疑友军不力之心，只要我尽职责可也。如匪不能在湘桂边境消灭，则中央追击两纵队应继续跟追，即入黔川腹地，亦所不辞，并预备入黔为要”。蒋介石原先意图用“围剿”的方式来消灭红军，层层包围红军唯恐其突破到包围圈之外。但当红军真的打破包围，“围剿”被迫改为“追剿”之后，蒋介石发现红军突围的方向正是南京政府尚未实施有效管辖的西南各省。红军与地方实力派交手，各地方实力派之间起纷争，均是两败俱伤，无论谁胜谁败蒋介石均可得利，可以将“追剿”红军与治服地方实力派、将其势力渗入西南各省等难题一并解决，甚至可以“剿匪”为名掩护其“抗日准备”。12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具体的策略：

注意：一、桂、湘、黔方针：甲、助滇、黔以制桂。乙、和桂以黔易湘。丙、保湘使各方不加疑惧。丁、保湘，既不能助黔，又不能制桂，何益之有。戊、令湘何(何键，引者注)入黔追剿，既可用其余力，又可缓和各方，如图桂从缓，则此策无碍也。己、我军既入黔，不患不能制桂，故可置缓图，且应利用湘何从令攻桂，是亦一策也。庚、如上所言，既不收桂，又不收湘，亦不整理中央与进剿川匪，是于原定方针违反矣。辛、若为对倭(指日本，引者注)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

这篇日记透露出蒋介石拟利用“追剿”红军的契机分别对付桂、湘、黔等地方实力派的意图。虽然此计策此时还是“灵光一现”，但蒋介石已然打算“再熟筹之”。既然“追剿”红军有如此“妙用”，他就顺水推舟地去做此事。同日，蒋介石以“监督指导四川剿共作战”为由，派贺国光组织参谋团出发进驻四川，将中央军势力渗入四川。

中央红军经过湘江血战，以惨重的代价突围成功。鉴于国民党军在湘西布下重兵，红军决定改变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进军敌人力量较弱的贵州。贵州地方实力派王家烈所部黔军实力较弱，对红军突入黔境猝不及防，连遭败绩。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于7日占领遵义，这是红军长征中的重要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失利教训，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指挥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后虽然敌强我弱的局面并未改变，但红军开始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转战黔、滇、川诸省，逐步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红军突破湘江转而进军贵州、占领遵义的过程中，蒋介石一方面命令薛岳等中央军跟踪“追剿”，另一方面命令川、黔、湘、滇各地方实力派合力“堵剿”。具体部署包括要求湖南何键进驻沅陵，指挥其部跟踪穷追，协同防堵军在乌江南岸消灭红军；川军刘湘防守赤水、帽水、南川一线，与驻桐梓的黔军联络，防堵红军向北攻重庆，或向西往泸州突围；黔军防守贵阳，将主力集结在遵义一带，同时与川军保持联络；滇军龙云部派精锐部队进入贵州协防。这一部署对红军形成团团围歼的态势，后有追兵，前有堵防，四边协防，是真正的围追堵截。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基本思路是：让地方实力派利用地利在前面设防，由中央军在后面追击。然而，这仅仅是蒋介石的纸面部署，国民党军各部无法全面落实该部署。蒋介石下令重点集结兵力的遵义就被红军轻易攻下。

得知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在1935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下了需要思考的事项：“匪占遵义后之行动”“对川、黔进剿方略”。次日，他就有了初步的决定，即“对川黔之匪先用围困，勿使其扩大为第一步办法”，令薛岳部“规复遵义”，令何键开筑黔湘公路。稍后，蒋介石又对“进剿”方针进行了归纳，具体分为四步：“1、封锁。2、包围。3、局部分区清剿。4、固守重要据点。”这里，蒋介石似乎“降低”了要求，从一举聚歼红军改为先将红军包围不使其四处行动，然后再加以“清剿”。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可以同步处置地方实力派。蒋介石在对一月份工作的反省中写道：“贵州赤匪窜川，朱(朱德，引者注)、毛(毛泽东，引者注)被川黔军追袭，果无立足之地。”同时，云南龙云已表示了效忠，贵州王家烈虽表现不佳，“但仍须保留其名义，再试之”。总之，“本月剿匪工作实有进步也”。

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合围威胁，主动放弃遵义。蒋介石猜测红军下一步会向西北的青海、新疆方向移动。对此，他在1935年1月底作了如下判断：“匪向康定窜逸，有入青(海)新(疆)之象，如驱逐入青新，则匪遭回教反抗，又无经济与人民，更无立足之地，惟防苏俄接济而已。”这是蒋介石首次判断红军将进军西北方向，且力图得到苏联接济。他判断红军“窜逸”的目的地是比陕北更西北的青海与新疆地区，认为红军西行会更加困难，“则其愈西愈死矣”。“匪情迫其窜入川西蛮地，陷于绝境。”此时红军尚在西南地区被层层围住，摆脱乏术，蒋介石何以想象力如此丰富，不得而知。

实际上，红军灵活机动的战法常令蒋介石难以判断红军的真实目标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效果。他的日记中有时会有相互质疑、冲突的记载。如对于红军行动的方向，他在判断红军会西行后，又疑惑“匪向东窜乎”；对于“追剿”的效果，他忽而乐观地写“匪势渐杀”，忽而疑惑“匪势渐杀乎”，忽而写道“匪势未减”，忽而提醒自己“匪势更应注重，不可轻视”。

三、蒋介石亲赴川黔滇指挥对红军的围追堵截

1935年2月21日，蒋介石从江西到达武汉。3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正式成立。蒋介石在成立典礼上阐明，武昌行营接续了南昌行营的业务，工作重点是“剿匪安民”与“训练民众”。这标志着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围剿”西南地区的红军与整顿西南地方实力派。为此，蒋介石拟定了3月“大事预定表”14条：

一、一日成立武汉行营。二、二日赴渝。三、十五日会攻遵义。四、廿日飞贵阳。五、月底到昆明。六、十五日会攻宁羌。七、拟定川、滇、黔方针。八、拟川省军政、民政(专员)、财政整个计划。九、定对粤、对桂办法。十、定黔计划与方针。十一、四川经济设计与金融计划应确定。十二、督修川黔、川鄂、湘黔各公路。十三、经济设计。十四、缩小省区与发展地方经济，定为政策之一。

该“大事预定表”除了第三条、第六条与“追剿”红军有关，第九条为应对粤、桂办法之外，其余的11条均为蒋介石拟在四川、贵州与云南处理其军政、经济与交通的方针。可见他是将“追剿”红军与整顿西南放在并重位置，或者说是借“追剿”红军来整顿西南。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飞抵重庆，开始了他的西南三省之行。他在日记中写明，因红军攻陷遵义，桂系对贵州图谋不轨，“局势严重，故直飞重庆镇摄”。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5月10日，蒋介石从贵阳飞抵昆明。一直到6月底，蒋介石有近4个月时间盘桓于西南各省之间，亲自指挥对长征红军的围追堵截，其日记的相关记载也较此前更详细。这些日记也成为蒋介石本人“追剿”红军的具体作战计划与失败过程的鲜活记录。

蒋介石原以为亲到前线督阵，“追剿”红军行动可以顺利推进，结果反被红军牵制，损兵折将，屡遭失败。他亲赴云贵川“追剿”红军的这4个月，恰恰是红军长征取得重大胜利与转折的时期，包括了红军二进遵义城及主动撤出，在川黔边境上三渡四渡赤水，突破乌江，佯攻贵阳，经过盘江八属地区进入云南，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等。通过这些重要战斗及战略据点的攻防，红军或成功摆脱围堵，或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或先行占领攻防要点。蒋介石亲自部署的围追堵截均以失败告终。限于篇幅，此处仅以1935年4月中旬红军在黔西南盘江八属地区的作战为例。蒋介石在此次作战中的心态变化，堪称其整个“追剿”长征红军过程心理轨迹的典型缩影。

红军南渡乌江之后，摆出佯攻贵阳的态势调出滇军，后突然抢渡北盘江，打开了西进云南的通道。蒋介石认为可以在此地区围歼红军，故于4月11日在日记中颇为自得地写道：“本日研究安顺附近地区之兜剿方案，自以为能深湛入神，或有万一成功之望乎？”蒋介石专门研究了红军的战术，并于4月10日在贵阳向高级将领讲授《剿灭黔匪之要领》。他表示，一切战略战术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量敌为谋，随机应变，要研究新情况，运用新战略和战术。他总结了红军在贵州的弱点与优势如下：

弱点包括：一、人不为用，物无可取，民情、地形、道路均不熟悉；二、已陷重围，势成穷寇，但求脱围逃命；三、饥饿疲劳已极，绝无战斗能力；四、停既不能久，走亦不能快；五、受地形限制，无法使用游击战与伏兵战。

优势包括：一、惯用掩护战术；二、决心西窜，始终不变；三、有化整为零之趋势。

针对红军的上述特点，蒋介石提出在贵州“剿灭”红军的八个具体战术：

一、运用小队突击之战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二、估定其主力之进向，扼要纵深配备，节节截击；三、时时以轻兵挑战，不失敌踪；四、多派别动队，密布侦探网；封锁消息，连络民众；五、注意侦探、警戒、搜索、连络、掩护、观测等各项要务及封锁消息，预防伪装；六、剿共最紧要的第一个目标与侦探最重要的任务，是探明其总司令部及高级司令部的驻地与行动；七、紧迫围剿，不使休息；八、利用夜袭与雾袭。

蒋介石对红军的优点总结得很到位，但对红军的弱点归纳并不到位，尤其是认为红军已“绝无战斗力”“走亦不能快”等更是严重的误判。红军官兵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万众一心，迸发出无穷的战斗力。红军的行军速度更是惊人，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斗，都是以行军速度抢占先机，弥补总体兵力之劣势，形成局部优势而取得胜利。蒋介石给国民党军制定的“剿灭”战术也很具体，如小队突击、利用夜袭、联络民众等，但国民党军难以贯彻落实到位。具体到盘江八属地区作战，红军根本没有到达蒋介石设防的安顺。蒋介石在4月13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计谋落空后的焦灼心情：“本日匪由广顺窜至江龙场附近，未向安顺进窜，甚恐第一计划无效，围剿不成，焦灼异甚，终日研究地图，西征以来，以今日忧虑为最甚。”面对挫败，蒋介石决定重新制定盘江八属地区的作战方案。

蒋介石依据作战方案调动部队，但实际上他对红军的行动茫然无知，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他在日记中写道：“匪踪不明。”“匪退郎洞新场，另有一股在紫云东南地区被我空军轰炸，是其欲西而反东，欲诱我军于东方乎？”因此，他命令各部队不能只是死守，要主动出击，寻找红军作战。如果让红军从某部的防守区域之内冲出，即严惩该部，“以纵匪论罪”。4月17日，蒋介石判明红军已进入盘江八属地区，他下定决心要在此聚歼红军，于是亲自对作战军官进行训话，并对薛岳下达死命令，各部必须主动出击，不能采取守势：

在黔对共军战术，应取积极攻势，不得到处防守，限于被动地位，以致处处为共军乘隙偷窜，使官兵东西奔驰，徒劳无功。以后各纵队如无特别训令，不得再取守势或滞留对峙，再为残余共军所玩弄。此次共军如果窜盘江，正为聚歼之良机，兹特制定方案，并派薛岳前来督战。自今以后，如果某一纵队或某一师旅凭借工事，畏缩不前，致共军在其范围内逃逸，必严处其主管负责长官“纵匪畏匪”之罪。

蒋介石做完布置，也对自己事事亲为深以为苦，大发感慨道：“本日仍研究盘八之作战计划，事事皆须亲订原稿，吾想有史以来统帅未有如中国今日之苦也。”

4月20日，蒋介石得到报告，其部在兴仁县以北与红军接战“颇有斩获”，各部也能按命令“如期进行”。他一个月来的惊心吊胆稍觉宽舒，乐观地认为“此次盘八之部署，乃有八成胜算也”。在他看来，红军进入盘江八属地区，是上天赐予的良机，他可以在此一举解决红军。然而，红军迅速地占领北盘江，至25日顺利离开盘县一带，全军进入云南境内，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再度落空。他命令龙云派兵堵截与追击红军，派出空军对红军进行轰炸，同时命令川军进入云南协助作战。而他自己只能“再计围剿方案”，发誓终有一日不让红军漏网。

盘江八属地区的作战，恰是观察蒋介石面对失败时心理机制的一个典型个案。此次作战方案由蒋介石亲手制定，作战部署亦由他亲自下令。起初他对此颇为自负，自诩神机妙算，然而红军顺利跳出盘江八属地区，蒋介石预期的“如期消灭”最终落空。4月27日，蒋介石对盘江八属作战进行小结：“朱(朱德，引者注)、毛(毛泽东，引者注)残匪受威舍与羊场营之打击，使其伪中央遭受炸击，与其各部失却联系，是虽未克如期消灭尽净，然亦与其制命伤之打击也。”这段文字可视作蒋介石在“追剿”红军受挫后的自我调适之语。“未克如期”四个字，是他对自己指挥失误的隐晦承认，但这一失落心情随即被“与其制命伤之打击也”的转折所掩盖。30日，蒋介石又将作战失败原因归咎于“无线电不慎被其泄漏”，声称“朱(朱德，引者注)、毛(毛泽东，引者注)残匪不能在龙里与盘江歼灭，失却良机，是无线电不慎被其泄漏之故，以后应特别慎之”。这一归因方式极具意味：作战方案既出自他本人之手，部署亦由他亲自下达，失败后却不曾有一字反省自身判断与指挥的失误，而是将责任推给无线电泄密这一客观因素。这种心态既是他个人性格的反映，也是国民党军“追剿”策略最终走向失败的深层注脚。

四、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失败

当红军突破蒋介石在盘江八属地区设下的包围圈进入云南地区后，4月27日，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在金沙江一带渡江，于是再次作出部署。他命令川军杨森、刘文辉在金沙江北岸的大小渡口赶筑碉群、桥头堡，早做防堵准备。同时，他命令郭勋祺部向昭通、罗甸前进追击，命令龙云做好云南方面的防务，企图把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地区。结果红军神勇地挫败国民党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蒋介石在5月6日记：“匪果在元谋、永仁附近架桥偷渡也。”次日他又疑惑：“残匪果窜金沙江乎？”8日，他得到确切报告：“匪于江夜在红门鲁车、白滩一带渡江。今日始接刘文辉微电，而前方将领漫不加察，此乃地形不熟与判断不明之过也。”电报韵目代码中，“江”是3日，“微”是5日。红军5月3日开始渡江，刘文辉5日电告蒋介石，蒋介石在8日才得到消息。这也说明国民党军的通讯联络系统太过迟缓。蒋介石数次感叹红军行军神速，称“残匪之机惊(警)灵捷与我军之呆笨迟钝”形成鲜明的对比。

蒋介石调集中央军、黔军、川军、滇军，总兵力40余万，企图在黔北、川南、滇东北狭小区域合围歼灭中央红军。红军一直在国民党军层层围困之中腾挪辗转，最终巧渡金沙江，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北上赢得宝贵的时间。渡江到达北岸后，红军已经跳出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包围圈。此后红军虽然仍与国民党军时有战斗，但面对的已不再是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而主要是川军的局部防线。

蒋介石深知，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基本上意味着他精心设计、实施了几个月的围追堵截策略走向了失败。国民党军主力被甩在金沙江的南岸，调兵遣将重新布置新的包围圈需要大量时间。面对重大失败，蒋介石心情大坏，日记中记载其“忧患备至，用人不力，事事杂乱，心痛意烦，以致燥急失态，竟使妻子惊病，应切戒之”。此时他多少做了一些自我反省，将在金沙江围堵红军的失败视为一生用兵之耻：“上周朱(朱德，引者注)、毛(毛泽东，引者注)股匪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蒋介石还引用《孙子兵法》中“为兵之势，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为巧能成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的名言，对照自己在滇黔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深感“自愧不如也”。

红军渡过金沙江是一个分水岭，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虽仍有不少围堵长征红军的记载，但总体上呈现出记载次数减少、文字趋于简略、缺乏具体内容的趋向。5月11日，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向西康方向转移，决定“挑选部队紧追”，并命薛岳负责追击。红军进攻会理期间，蒋介石又以为红军会强攻不舍，正可调兵围歼。但红军见城内敌军固守，城外敌军又聚拢过来，遂主动放弃进攻。蒋介石视之为一次胜利：“朱(朱德，引者注)匪猛攻会理，炸毁城墙，尚不能攻入此城，天亡赤匪之朕兆，然须在吾人之努力耳。此为追匪以来惟一之胜利，惟愿刘、杨(刘文辉、杨森，引者注)辈能遵令布防，在大渡河得以一鼓歼灭耳。”蒋介石遂作出各种布置，其目标是防止红军渡过大渡河，从而阻止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自以为得计，5月25日记道：“残匪北窜西康，急谋与川北徐匪联合，对于剿匪主动计划略有端绪，将见其飞蛾扑烛，自入末路而已。”但红军当天就用强渡大渡河的行动再次打破其计划。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的方向是四个：宁夏、张掖、陕北、玉树，故命令川、甘、陕、青四省各县的县长“确筹坚壁清野办法”，防止红军得到补给。红军飞夺泸定桥、占领泸定城后，蒋介石似已无计可施，对下属大发脾气：“见四川傅(常)参谋长之糊涂，又发脾气、燥急，对川事剿匪甚为焦急。”

5月27日，蒋介石考虑今后新的“剿匪战略”，其内容是：“如匪向西康突围，则取远势，大包围之，注重陇西南之布防。若匪合股，则急定川北包围之法，北守南攻，东攻西守，以期聚歼。”几天后，蒋介石又将其概括成“剿匪川中战略”，其内容是“应对匪之主力取守势，其余各方取攻势，仍以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之原则为宜也”。这个新战略中的“取远势，大包围”“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等部署，基本上是控制局面，与原来紧逼追杀的围追堵截策略已大不相同。这也意味着蒋介石似已接受失败教训，审时度势，主动放弃了对长征红军的全面围追堵截。之后的日记中，蒋介石多数只写红军长征的情报、动态与其所作的判断，较少(是少，而不是完全没有)写如何布置与督导“围剿”红军。

蒋介石改变对红军“追剿”策略的一个大背景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步步进逼酿成“华北危机”。国民党内的两广反蒋势力也不妥协，令其颇为头痛。蒋介石在日记中比较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三个力量，认为红军是最易对付的：“(日本制造)华北动摇，两广逆谋，亟应注意，惟匪情日趋末路，或易为力。”当然，蒋介石日记有着强烈的即时性、情绪化的特点，三者的排序时常有变化。如他在8月27日又写：“一、匪势。二、倭情。三、先匪后倭之原则不可忘也。”此时“剿匪”又排在了前面。

在新的形势之下，蒋介石也在思考应对红军的新计划，包括封锁、轰炸与宣传等。他在6月下旬的日记中还数次写下“发假电”“发欺匪假电”“欺匪电码”等计策，意图用假电报来欺骗误导红军。8月10日，蒋介石又记载了红军突袭天水等处的战斗，对东北军极为不满：“徐海东股窜天水，幸未被其所陷。……于学忠部延误时日，以致天水无兵防守，吴克仁师在鄂南被匪突围不惩，东北军自剿匪以来有损无益，而且牵累全局，此种军队、此种将领，焉得而不败亡，思之痛心，几乎昏绝矣。”“张汉卿(张学良，引者注)怯馁取巧，失我所望，国人人格扫地，气节荡然。……本周实为近月来剿匪最不利之周也。”该日记通篇只见对部下的责骂与对全局的焦虑，却无一字反躬自问。蒋介石与其说是在痛心“剿匪”失利，不如说是在痛心自己借“剿共”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

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与原在陕北的红军刘志丹部会合。蒋介石调整西北方面的部署，设立“西北剿匪总部”，亲自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29日，蒋介石致电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指示“剿共”措施：“综合各方情报，窜甘向北之共军，最多不过三万人，子弹缺乏、粮食不继，沿途死亡之数甚众。而其留于川北之残余共军，尚有二万余人，其内部朱德与毛泽东，以及徐向前与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皆发生内讧。此次如运用得当，必可在甘境照现在部署截击歼灭之。对于洮河沿岸之布防，更应严密，不可以其先头已至武山、陇西之东，而对洮河疏忽。将来共军主力或沿洮河两岸至渭源、临洮之南再转东北，故此时应在岷县、定西多集中兵力，作随时可以出击之准备。”这封电报除了渲染红军困境、造谣红军“内讧”以鼓舞士气外，主要还是布置防守，做随时出击之准备。10月7日，蒋介石到达西安，“处理西北剿匪部署”。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长达一年的长征，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以失败告终。但蒋介石日记中对此并无专门的记载，18日至21日日记中关于红军的内容都非常简单，分别是“匪窜西康”“匪情”“川、陕、鄂省剿匪之布置已定”“剿匪后之机会不可再失”等语。20日，蒋介石回到故乡溪口。30日，蒋介石判断红军在吴起川一带休养，不久必将大举进扰，“加以陕北之共军经各路军进剿后，恐亦将北向宁夏，共军如联合进攻，则宁夏极为可虑”。他指示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必须筹得确实办法，……派有力部队集中扼守豫旺、羊圈山及火焰山一带，确保定边、安边堡之安全”。这是蒋介石资料中最早提及红军落脚吴起镇之处。但蒋介石根据其以往经验，误判红军在陕北只是短暂休整，之后还将进行大规模转移，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已是红军长征一个重要阶段的终结。

那么，蒋介石是如何看待围追堵截红军的结果呢？1935年7月，蒋介石曾对参与“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官讲授《中央军追剿赤匪之意义及其经过之成绩》，指出此次长途“追剿”，“实为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最有价值、最有光荣之史绩。所得之教训与经验在于：任何艰难险阻，皆不足畏。……共军因国军穷追，已损失十分之九的实力”。这个评估较为抽象。他在1935年底的工作小结中表述得更为具体：“本年驱逐毛(毛泽东，引者注)匪于川滇之外，使西南不受其后方根本之患，川中朱、徐(朱德、徐海东，引者注)残匪虽未肃清，然能封锁于川康大金川不毛之地，不使其窜扰宁远独立之区，以为川滇后患，鄂西萧、贺(萧克、贺龙，引者注)亦不能负嵎老巢，穷窜湘西、黔东，此皆剿匪胜利特点。陕北之匪虽猖獗未杀，此乃奉军不行之故，决非赤匪之强也。总之今年中心工作，是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之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而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他将红军渡金沙江北上说成自己“驱逐”之功，将未能消灭的红军说成已被“封锁”，将陕北红军的壮大归咎于“奉军不行”，最终以“七分之成功”为自己打分，这里集中呈现了蒋介石在红军长征即将结束之际的自我安慰与心理误判。

五、《蒋介石日记》透露出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失败原因

对于红军长征研究而言，《蒋介石日记》更直接的价值是其中片段、间接地透露了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失败的原因。蒋介石对共产党与红军的判断可能不准确，但他对国民党缺陷的检讨应该是内省的、深刻的。由于日记的即时性、连续性与隐秘性，读过《蒋介石日记》的人对其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大骂”下属与身边人均会留下深刻印象。蒋介石性格要强，轻易不肯承认失败与过错，面对挫折惯于寻找各种借口，较少检讨自身决策失误，而多责难下属执行不力。透过其日记字里行间的表述，恰可窥见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失败的深层原因。

一是责骂各级军官的执行不力。蒋介石反复责骂各级军官“追剿”不力、阳奉阴违、讳败为胜，暴露出国民党军内部组织涣散、士气低落、指挥效能低下的深层积弊。

在围追堵截红军过程中，被蒋介石于日记中责骂的国民党军官不在少数，其中既有地方杂牌军将领，也不乏中央军高级军官。薛岳自1934年11月起任“追剿”军第二路总指挥等职，率部从赣、湘、黔、滇、川一路“追剿”红军，忠实执行蒋介石命令，是尾随追击红军的中央军主力将领。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对薛岳的不满。1935年2月红军二占遵义，蒋介石责骂薛岳“处置不当”，自己“愤怒伤神”。周浑元是国民党第36军军长，在薛岳麾下共同“追剿”红军。1935年3月周浑元放弃仁怀致使红军向茅台方向突围，蒋介石在日记中责骂周浑元“不足教也”。3月30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将薛岳、周浑元二人一并责骂，亦顺带作了自我检讨：“一、周浑元第一次放弃仁怀与谭厂，纵匪西窜，此次不遵命部署，又令匪由四牙坝、倒流水空隙南窜，违反原则，不遵训令，应革职严办。二、薛岳对于河防部署无方，警戒不严，对于军事交通漫无处置，令匪偷渡息锋(烽)，而上次按兵贵阳，致令遵(义)桐(梓)再陷，其能力志趋皆非上将之道也。三、暴戾之性不能痛改，强忍可耻。(指蒋介石自己，引者注)”前两条将失败归咎于部下执行不力，第三条却罕见地指向自身性格缺陷，三者并置，折射出蒋介石此刻内心的矛盾：一方面深知自己脾气暴戾、难以自控，另一方面又无法真正改变，只能以“强忍”勉强压制。湘鄂川边区剿匪总部第一路军总指挥上官云相也是中央军“追剿”红军的主力，因放弃桐梓，被蒋介石发电痛骂“此种不尊命令、放弃县城，只图自保生命，殊为军人最大之耻辱。……中(蒋介石自称，引者注)自带兵以来，未有见如此之奇耻，痛心盍极”。纵观其日记，这种“责人从严、责己从轻”的表述屡屡可见。

地方实力派所辖军队受到的惩处更为严厉，前文提及的蒋介石对张学良与东北军的责骂即是一例。蒋介石三令五申地要求四川“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第29军军长田颂尧等在嘉陵江沿线构筑碉堡，加强工事。但该处川军玩忽职守，在红军攻来时相继溃退，令蒋介石大为恼火。他下令将田颂尧立即撤职查办，令孙震暂率第29军戴罪图功。西南地方实力派各据一方，畛域观念根深蒂固。川军为“围剿”红军进入贵州，引发黔军不满，双方在黔西城发生冲突。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川、黔两军在黔西城因嫌恨冲突，黔军腐劣，痛心之至。茫茫大难，不知上天何日厌乱，以拯救我中华也。思之郁郁无已。”

为约束部队、增强战斗力，蒋介石甚至下令以“连坐法”来严明纪律。1935年4月4日，蒋介石对入黔“追剿”以来中央军状况作出沉痛检讨：“查我中央军自入黔追剿以来，风纪虽间能整饬，而精神之萎靡不振、苟且偷安、贪生怕死、疏忽怠惰之事实不胜枚举。对于命令阳奉阴违，对于职守任意放弃，甚至妄报匪情，讳败为胜，任令万余残匪纵横自如，毫无限制，竟被匪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觉。……若不澈底整顿，痛加改革，不特匪不能平、身不能保，而国家民族皆将断送于吾军将士之手。……兹特按照连坐法重申军律。”他罕见地承认部队“精神萎靡”“苟且偷安”“妄报匪情”“讳败为胜”，甚至被红军“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觉”，并警告若不彻底整顿，国家民族将断送于此。为此，蒋介石提出要“重申军律”，以连坐法这种极端手段来强行约束军队。

二是蒋介石的个人盘算与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削弱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个人盘算，与国民党内部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各派系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相互交织，使“追剿”力量在无形中被内耗与分散。

当蒋介石“追剿”红军之际，两广正推动“反蒋运动”，“抗日”与“剿共”均是其口号。两广积极拉拢云贵川地方实力派加入“反蒋”行列。由于地缘相接、历史渊源深厚，云贵川地方实力派与两广走得较近。当红军进入贵州、国民党军兵力吃紧之际，两广亦恐蒋介石得手黔省后进而图桂，于是先发制人，突然提出派兵入黔协助“追剿”红军。这确实是增加“追剿”兵力解决贵州危局的良机。但蒋介石认为两广心术不正，意图借机进占贵州，他先是以“黔北之匪，不日既可肃清，则粤桂军不必入黔”为由加以婉拒，后又解释“桂军恐中央乘机袭桂，颇有戒备”纯为误会。但桂系以协助“追剿”红军为由，坚持入黔，李宗仁更要求蒋介石给予名义。蒋介石则以“黔境已无匪踪，中央部队已向川境‘追剿’，桂军无再入黔之必要，故不必再给名义”之言予以回绝，并在日记中写道：“粤桂逆谋暂露，应预为防范，勿使其暴发。”这段日记暴露出蒋介石在“追剿”红军过程中对两广势力的高度警觉与深层焦虑。红军长征与地方异动两线交织，使蒋介石陷入既要“剿共”又要防“叛”的双重困境，这正是其围追堵截屡屡分心、难以聚力的深层原因。

此后两广方面一意孤行，借口中央军与黔军先后失利，贵阳震动，决定出兵贵州。蒋介石命令薛岳，桂军如进入，则必须沉着应付，闭城固守，更要防止贵阳城内有人接应。“明告其无中央命令，不准其任何部队入城。”蒋介石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桂白(白崇禧，引者注)地盘与权利之心灼见，此种异类，诚不可以情理动也。”蒋介石与两广之间围绕桂系入黔问题争执甚久，双方各怀戒备，互不信任。蒋介石既不愿桂系势力借“追剿”之名渗入贵州，又需防止两广联合云贵川地方实力派形成反蒋同盟；两广则唯恐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扩张中央势力，进而威胁自身。这种相互防范与暗中角力，使蒋介石不得不在“追剿”红军的同时分心应对两广，其“追剿”部署因而屡受牵制，效果大打折扣。

三是对红军作战优点的委婉感叹。在与红军的实际作战中，尤其是在遭受败绩之后，蒋介石日记中偶尔也会出现对红军作战优点的感叹，只是这种感叹往往深藏于层层污蔑之词背后。

前文已提及，蒋介石曾直接论及红军的三个优点。在“追剿”红军的过程中，蒋介石至少还有四次在日记中提及红军作战的优点，且均是在与国民党军的比较中道出。1935年4月19日，在红军快速甩开追兵进入云南时，蒋介石写道：“本日匪先头已窜至兴仁之六官堡，其迅速可羡。”他在此感叹红军行动神速。4月底在反思盘江八属地区作战时，蒋介石写道：“以后更当注意严防其狡狯，则必可获胜也。”此言间接点出了红军战术的灵活性。5月10日，在金沙江一带聚歼红军的计划落空后，蒋介石写道：“匪已全部渡过金沙江，其窜力之速，更增余人以恶疾之心理。”此言也是感叹红军作战神速。他随后又写道：“上周朱(朱德，引者注)、毛(毛泽东，引者注)股匪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5月31日，蒋介石感叹红军战术之灵活，认为红军“惯用乘虚抵隙与飘忽于无人之境、无路之地，设法研究制之”。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正是靠着灵活的战术与快速的行动，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在日记中流露出的对红军作战优点的委婉感叹，恰恰印证了红军战略战术之高明。

余论

以上根据中央红军长征的时间线，简要梳理了《蒋介石日记》中对围追堵截长征红军的记录，以期从另一个层面来解读红军的长征。《蒋介石日记》内容庞杂，信息量可观，且因其即时性与随意性，要作出连贯解读殊为不易。但读者自有其判断，当能从中得出自己的理解。在此，就两个问题稍加阐释：

一是蒋介石是否对红军长征“放水”的问题。如前所述，这是学术界讨论较多的问题。如果把蒋介石连续的日记作为证据引入讨论，当会发现，找不到任何证据说蒋介石有对红军长征“放水”的部署，甚至找不到他有任何“放水”之念。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共产党是咬牙切齿地痛恨，围追堵截的措施招招均欲置红军于死地，这种仇恨与杀气充斥于上述引文之中。不可否认，蒋介石确实有利用“追剿”红军达到削弱地方实力派、统一西南的意图，而且他在实际上也部分实现了这一意图。如前文所示，1935年3月，蒋介石借“追剿”红军进入西南。但他从贵州到云南的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一个多月，就是因为他在贵州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来整顿军政、经济，逼走贵州原当政的实力派王家烈，完成了“中央化”。对此，蒋介石写道：中央军3个师借“追剿”红军进入贵州，“贵州省政府完全改组，廿五军亦得如期改编，王家烈自动知难退职，从此贵州军政皆得整理如计，是国家之福利，亦一最大之进步也”。蒋介石处置四川、云南的手法如出一辙，仅对刘湘、龙云表面上较为客气。在他看来，借“追剿”红军之机，中央势力得以渗入川、滇、黔等省，既打破了地方实力派的割据局面，又为日后抗战经营西南后方奠定了基础。这种一举两得的收获，使他在日记中对此颇为自得。“中央部队入川、入滇，各省奉命惟谨，昔日省界与各派别之旧腐观念，一扫而空，封建思想亦以至诚所破，实于革命开一新纪元也。”“滇行完成，实关乎国家之统一、剿匪之前途与个人之历史，皆有莫大之益也。”蒋介石实现西南“中央化”的过程与其围追堵截红军的过程在时间上完全重合。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对蒋介石不满者说其“放水”红军，但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

二是蒋介石围追堵截长征红军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他对红军的围追堵截难免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这一时期，蒋介石面临多重压力：日本入侵的威胁日益加深，其对苏联的戒备亦不曾削减，国民党内反蒋派尤其是两广的敌对活动日趋激烈，西南各省又尚未真正统一。诸般难题交织，使他在“追剿”红军的同时不得不处处分心。如前文所述，蒋介石在1935年6月之后改变了对长征红军层层包围、紧逼不放的战术。这一调整固然主要缘于红军的战术成功，但另一方面也与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分散了蒋介石的注意力有关。与此同时，两广与南京之间的关系亦出现缓和迹象，双方同意合作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故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两广须速妥协”，“代表大会以前应一切维持现状不可发生变故”。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客观上也有利于红军突破围追堵截。

作者：陈红民，男，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原文载《苏区研究》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