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刘英大姐讲长征往事
1986年我有幸到红军女战士刘英大姐身边做秘书工作,在她身边的八年,聆听她老人家讲述在长征中的许多往事。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那场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远征,早已成为不朽的丰碑耸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刘英大姐的这些回忆和她的教诲也深深镌刻在我的心中。
毛主席欲言又止 去而复返
一次我给刘英大姐读一段关于长征出发前的文章。她听着听着,不禁感慨道:“现在人们谈起长征,总觉得那是一部壮烈的史诗,可对红军来说,长征的开头其实还有一场极其艰难的‘硬仗’!”刘英大姐讲的“硬仗”,便是战略转移前的扩红。1934年4月,广昌等战役连连失利,中央红军损失严重,扩红成为当时紧要的任务。9月上旬,刘英作为扩红突击队队长被第二次派到于都县开展扩红工作,两次扩红工作都是罗迈(李维汉)通知的。第一次是在广昌战役失利后,原定三个月招募2200人的任务,她带领突击队仅用一个半月就大幅度超额完成了任务,实际扩红3300人,受到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的嘉奖,6月21日《红色中华》报的头版头条还进行了报道。而第二次扩红是在中央红军撤出瑞金苏区前一个多月下达的,上级要求在9月27日前扩大红军4500人。刘英大姐讲到这里时,语气中透着焦灼:“我赶到于都时,才征集了255人。苏区剩下的青壮年实在不多了,大家心里都没底,我只能硬着头皮去找正在于都的毛主席想办法。”当时毛主席经中央书记处同意,正在于都等地视察,了解敌情和当地地形,为中央红军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由于连日的劳累,毛主席病倒了,高烧40度,经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确诊得了恶性疟疾。她跑去汇报时,毛主席疾病刚控制住,身体还很虚弱,见面时只能靠在床上听她“诉苦”。毛主席出主意说:“要开会,把各区扩红队长、区长、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思想不打通,不下决心,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刘英听完面露难色,说人员都散开了,离完成期限只有20多天,要召集他们来,连发开会通知的时间都没有了。毛主席有办法,他叫来四名警卫员,快马加鞭去各区口头通知,很快把大家都聚拢过来,参会人员坐了一屋子,毛主席也来到会场。刘英做完动员后,全场热烈鼓掌请主席讲话。刘英大姐向我比画着当时的场景:“我记得主席站起来说,好,我就讲五分钟,讲‘决心’两个字。”那五分钟,把大家心里的激情点燃了。带着这股激情,扩红工作很快有了起色,到9月底动员了将近1000人参加红军。就在她全力以赴争取扩红再进一步时,风云突变,10月上旬的一天,毛主席突然来找刘英大姐,神情严肃地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刘英大姐说:“我问毛主席有什么特别任务?毛主席没有吭声。那时党的保密纪律严,我根本不知道‘特别任务’是什么?满脑子都是扩红,就当场回应,扩红没完成,罗迈没有通知,我怎么能走呢?那时候罗迈抓纪律是出了名的严,我是真怕啊!”毛主席见她不肯走,只得带着警卫员先走了。谁也没想到,不一会儿,毛主席居然又折回来了,语气加重了几分:“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刘英大姐回忆说毛主席把“特别任务”四个字咬得极重。没过多久,她就接到了罗迈的电话要她立即返回瑞金。在回到瑞金的第三天,她就告别了那片红色土地,随着中央红军队伍,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之路。
巡视员身材瘦小 信仰坚定
“那是永生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每当回忆起长征,刘英大姐总是感慨万分。长征开始刘英被分配在中央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1万多人,罗迈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任参谋长。刘英大姐任“红章”纵队司令部巡视员,主要管无线电台,兼做政治思想工作;后又调到叶季壮任司令员的第三梯队,任政治部主任。三梯队负责搬运苏维埃政府的家当,有制造枪支弹药的机床、有印钞票和报纸刊物的印刷机、有医用的X光机,还有全套的通讯设备、发电机和成捆的电线、成箱的药品、文件档案及办公用的各种文具,还有粮食、金库等。红军没有汽车,牲口也很少,成吨的物资主要靠几千名刚刚入伍的新兵运输员和临时招募的挑夫人抬肩扛。队伍负担很重,拼死拼活每天也走不了多远的路,离根据地越来越远,招募的挑夫有许多开小差溜了。时值秋雨连绵,道路坎坷泥泞,天天星夜兼程行军,其艰苦程度不亚于前方作战部队。在翻越湖南境内的一座山时,一夜才走了5里路,还有人跌下山崖。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合影。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刘英身兼数职,宣传鼓动、发动群众,寻找民夫、筹粮、筹款……鞋磨穿了底,就用破布包着脚继续走。有的人累得走不动了,发生了动摇,她就去做思想工作。白天行军,督促战士不能停下来;一到宿营地,背包一放,就做群众工作,检查部队纪律,想办法招募、补充挑夫。晚上宿营从没脱过衣服、解过绑腿,躺在稻草上就睡着了,这还算是最好的情况,还有许多时候,战士们都进入梦乡了,她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又困又乏,心里还不断地喊,不许睡觉,不许合上眼睛。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掏出半截辣椒含在嘴里。刘英因为身材瘦小,别人用两步走过的路,她要迈三步,这一路二万五千里走过来,辛苦到什么程度,只有她自己知道。女同志又由于生理原因,要比男人吃更多的苦。《续西行漫记》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洛甫的太太刘英,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身材最矮小的人物。我简直想不通,她为什么在长征中没有被大风刮走。她像‘知更鸟’一样活泼伶俐,整天忙着青年团的工作。”
在为老人家整理资料时,我常常会读到一些对长征带有浪漫色彩的文字。比如有文章描写她在翻越雪山时“灵机一动”抓住了马尾巴,被一路拽上了雪山。刘英大姐说:“真实的情况哪有这么轻松?如果能骑马,又何必抓着马尾巴呢!翻越夹金山时,我抓的也不是马尾巴。在中央苏区,按级别给我配了一匹白马,但长征出发时,看到红军医院傅连暲院长没有配马,就将自己的白马让给了他。”刘英大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穿着一双草鞋,随着队伍闯进了冰天雪地。她告诉我:“在雪山上是绝对不能停的,坐下就永远起不来了。当双腿如灌铅般沉重、气短到几乎窒息时,为了不掉队,我盯住一头驮运机要物资的骡子,双手死死攥住了骡子的尾巴,硬是被骡子拖拽着攀登。这样做虽然省了一些力气,但也带来了另一个考验——别人走累了可以站住喘口气,我却只能一步不落地紧紧跟在骡子后面,再累再喘也不能停下来。”这需要什么样的坚强意志?最后那座吞噬了许多年轻战士生命的夹金山,到底还是被刘英大姐踩在了脚下。那绝不是什么轻巧的“灵机一动”,而是一名女红军战士在生死边缘迸发出的钢铁意志。
翻越夹金山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长途跋涉的刘英衣衫褴褛,到了毛儿盖,遇见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的老同学——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刘英大姐说:“同学相见没什么好客气的,我伸手向他要了一块粗得像麻袋似的呢子,缝了件上衣。没想到这件呢子外套在随后过草地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些文章绘声绘色地描写刘英和蔡畅在草地露营时支起了一顶“油布帐篷”用以遮风避雨,刘英大姐说:“哪里是这样?我与蔡畅同行,哪有什么油布,晚上宿营只能用随身携带的两条布单搭个小棚遮风挡雨,比起雪山高寒缺氧来,草地泥沼与连阴雨更折磨人,过草地的那几天偏偏遇上了连阴雨和刮大风,夜晚地上的泥水漫上来,根本无法躺下。我们只能在冰冷泥泞的草地上紧紧依偎,背靠背坐着,硬生生地熬到天明。”
我在刘大姐身边工作时,知道她肠胃一直很不好,后来才知道,那是长征留下的终身病根。长征初期,她在“红章”纵队第三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刘英大姐说:“这是一个‘苦差事’,运输队几千挑夫情况复杂,行军途中突发事情接连不断;有因病实在走不动的、有受不了苦开小差的,都需要及时处理解决,每每错过开饭时间是常有的事。等到忙完了,饭锅里连整棵野菜都没有几根,只能兜底捞些菜根合着泥沙下咽。进入草地第六天,自带的干粮耗尽了,野菜几乎被前边的战斗部队挖光,熬汤的盐也没了,不知道吃了什么有毒的野菜,开始拉肚子,拉得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全凭自身毅力和战友的搀扶才挺了过来。直到第八天走出草地,看到村庄和地里的大萝卜,觉得仿佛从地狱回到人间。”
秘书长坚持原则 无奈让步
刘英大姐在长征时期用过一支钢笔。这支笔,不仅记录了红军万里跋涉的脚印,也见证了党中央在生死存亡关头的复杂斗争,同时还将她与张闻天紧紧连在了一起。
刘英大姐曾谈过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经历,她说:遵义会议后,我接到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的一张字条,上面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的工作,立即前往报到。我拿着字条心里直打鼓,自知能力比邓小平差,但是组织上的决定又必须服从。于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中央队驻地。推门进屋,看见里面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在,我把条子递给毛主席,毛主席没看完就笑了:“你知道是谁提议你来的吗?”我回答说是李富春。毛主席摇头道:“是我提议你来的,后梯队天天行军,跑前跑后做工作,你一个小女子是会拖垮的。邓小平上前线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了。”我听了惶恐地说,邓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他干秘书长更合适,我怕做不好。正在推辞时,闻天推门进来,开口道:“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我只能表示既然中央领导都这样说了,就服从组织安排挑起这副担子。在讲述这段经历时刘英大姐说:“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长征路上一般都是用铅笔,钢笔那时是稀有宝贝。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要做记录了,他就把钢笔给我用。会后,他总是将记录仔细地审阅一遍,做些修改补充。”
刘英大姐说:“既然做了中央队的秘书长,我就得把分内的事管起来。不仅要真敢管,而且还要管得细,原则问题寸步不让。”她告诉我:“遵义会议后,原来的‘太上皇’李德因为受了批评,心中懊恼,就在房东家里捉了一只鸡,烧了借酒浇愁。恰巧我检查纪律来到了他的驻地,一看这种情况当即毫不客气地指出:李德同志,你这么做是违反纪律的!他习惯了高高在上,听完顿时暴跳如雷,张口用俄语骂起人来。我也不吃他这一套,坚定地说你不应该随便动群众的东西,即使你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也不能例外,也要遵守纪律。恼羞成怒的他借酒疯竟拔出枪朝天开了两枪。即使在枪口的威胁下,我也毫不退缩。王稼祥知道后严厉批评了他,他也自知理亏,不敢再闹了。”以后,李德遇到刘英时也客气多了。
秘书长还要管理中央队领导的生活,有时候也有不好办的事,因为领导们也并非都“听话”。刘英大姐对我说过一件事,长征路上毛主席头发长得老长,催过多次让他理发,主席总推说没有时间。好不容易碰上一个阳光灿烂的晴天,刘英大姐抓住“时机”让理发员烧好一锅水,便跑去叫毛主席。不料被警卫员小吴拦在竹楼下:“秘书长,今天吃罢早饭,主席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还特意交代,谁来也不许上楼。”她只好耐着性子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一锅热水也凉了,就决定上楼探探虚实。她蹑手蹑脚地上了楼,顺着门缝往里看。只见毛主席坐在火塘边的小凳上,披着棉衣,正在捉衬衣里的虱子,他捉到一只,就向火里扔一只。过一会儿,又抬头盯着墙上的地图,专注而又若有所思。刘英大姐没有惊动毛主席,轻轻地下了竹梯,继续在下面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正想走,忽听楼上有咳嗽声,接着听到毛主席问:“小鬼,谁在下面呐?”警卫员答:“是刘英同志,等你半天了。”毛主席马上说:“我就下来。”两个人一见面,刘英大姐就笑个不停,毛主席问她为什么笑,她说:“主席,我是在笑你捉虱子。你捉虱子的方法都和别人不一样。”毛主席说:“哦?捉虱子就是捉虱子嘛,会有什么不同?”刘英大姐答:“大不相同!我们捉虱子,捉住一个就用指甲挤死一个。可你呢,捉住了却要往火塘里丢。”毛主席一听笑了,说道:“我这是虱道主义,给它火葬了。”刘英大姐脑子快,一听毛主席说火葬,马上接过话头说:“我看,火葬不如水葬。我已经让理发员烧了热水,专门来让你理发的,你的头发比女同志的都长了。”毛主席摇摇头,认真地说:“要是不打一个漂亮仗,就算白发三千丈,我也不理发。”遇到一个不打胜仗就不理发的领导,又不是原则问题,刘英大姐不得不让步,洗头理发的事情只得作罢。
女战士洗去征尘 立业成家

1935 年冬, 刘英、张闻天在瓦窑堡结为革命伴侣。图为他们后来在延安的合影
说到长征胜利,刘英大姐脸上总是绽开灿烂的笑容。她告诉我那是一种到家了的感觉。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了哈达铺,刘英来到了毛主席住处,一进屋子毛主席就打招呼说:“快来看我们这里有多少宝贝。”她定睛一看不过就是几张报纸,主要是七八月份的《大公报》,报纸上面披露了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张闻天说:“《大公报》上提供的消息很重要,也很出人意料,我们只想到陕西会有红军活动,却没有估计到陕北23个县,县县都有游击队”。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甘后,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在甘泉县下寺湾,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当时的军事行动:军队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并决定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率红军主力奔赴前线攻打直罗镇;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带着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刘英跟着中央机关进了瓦窑堡,瓦窑堡整个镇子虽然不大,但是到处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根据地的人民倾其所有,热情招待中央红军。更让人高兴的是进了根据地,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块银圆,这是不小的数目,按照当时的物价,一块银圆可以买五六只鸡,两块银圆可以买一只肥羊。到开饭的时候刘英把小米和羊肉吃了个够。第一次看到黄澄澄的小米,她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只觉得吃得特别香,直到第二天张闻天才告诉她,这个是小米,陕西的特产。接着张闻天对刘英说:“你看红军有了家,我们也该有个家了吧!”听罢此言,刘英脸都红了,她点了点头。张闻天和刘英就在瓦窑堡结成了终身伴侣。结婚时很热闹,博古、邓颖超等许多人都来到他们的窑洞表示祝贺。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马不停蹄地从前线回到瓦窑堡,来到张闻天和刘英的窑洞。他进门就喊,“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张闻天碰到这种情况,腼腆得不知如何作答,刘英却有湘女的泼辣劲,当即回嘴:“没钱又没东西,怎么请客呢?”毛主席还是不依不饶:“那我就不承认。”闹了一会儿,毛主席笑着说:“我是真心来给你们贺喜的,还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呢!”说罢当着众人面把诗读了一遍。刘英大姐说:“可惜因年代久远,我背不得诗的原文了,只记得大概的意思是夸闻天讲民主。”
刘英大姐讲的长征故事还有很多,听她讲故事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如磐石般的崇高信仰,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还有藐视一切困苦的乐观精神,这些宝贵财富激励着新长征中的后来人一往无前。
(作者:曾任刘英秘书;本文选自《百年潮》2026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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