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关的记载中，最早的时间是金冲及老先生等编纂《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的记载：

六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五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六千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七月间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1]

关于这个信息，笔者曾向中央文献室相关人士询问有无文献依据，答复是有的，主要依据来自1943年11—12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长篇发言，《周恩来年谱》也有相关信息：

1943年11月—12月多次作整风发言。对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了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回顾自己的本质是忠厚、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着重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分析六届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点”，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也是错误的。对到中央苏区后的工作，周恩来说，他虽对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提出有困难、但最后还是执行了。他说第四次反“围剿”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敌情明了，前线机动(变遭遇为伏击)，工作上兢兢业业得来的。但自己还有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变的关键认识不够和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的错误。在福建事变问题上，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撕毁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失去了与友军协同作战以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对抗战时期，他认为在区别对待各种政治力量、执行党的隐蔽方针、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绩。缺点是在初期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对王明的机会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周恩来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和过火的指责与批评。他在检查中，曾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2]

笔者根据上述相关信息，查询了已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4年1月—1935年7月)》中收集的文献，虽然没有查到中共中央于1934年5月间的请示和共产国际6月间的批复的相关文本，但也查询到了两个间接信息：

埃韦特[1]给皮亚特尼茨基[2]的报告(节录)

(1934年6月2日*于上海)

中央苏区的危险形势。军事形势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其他问题，在最近几个月大大尖锐化了，没有希望在最近争取到有利于我们的根本改变。

……

关于事态发展，您已经收到大量关于军事问题的电报，其中最重要和最近的电报，我再次附上。我也附上[中共]中央的防御计划，这个计划已通过另一个渠道电告了您。[中共]中央最近的电报将在6月初寄给您，在这份电报的结尾，他们征询您的建议和决定。我不想在这里重复，而只对中央提出的两种可能性作一些评论。

1.从起草[中共]中央报告时起，形势又发生了对我们更加不利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广昌和建宁的失陷以及敌主要兵团的进一步推进。此外，由于不间断的战斗和不充足的战利品，我们的弹药储备大大减少了。我们的损失巨大。开小差现象在增加。

2.敌军的大量集中和不断地挖通道和防御工事(如果敌人在同我们的斗争中将继续取得成绩的话)，使中央一号建议难以实施。中央一号建议是：“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当然，把我们的基本力量分成小的游击小组，可以在许多据点、许多地方长时间给敌人制造麻烦，但仅仅这样做决不能保证有效地保卫中央苏区。

3.[中共]中央说：“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

注释：

[1]埃韦特·阿图尔(化名：阿图尔·吉姆)(1890～1959)——1927年至1928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9年至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1932年至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

[2]皮亚特尼茨基·П.A.(原姓：塔尔希斯，化名：米哈伊尔、皮亚特尼查)(1882～1938)——1920年至1931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至1927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至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起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1926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28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节录)(1934年6月2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4年1月—193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7～第12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赖安[1]给哈迪[2]的信(摘录)

(1934年6月4日于上海)

根据江西、福建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注意到中央红军[1]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因此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缩小，可以推测，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同时要顽强地保卫现有的中央苏区根据地，可能的话，还要使用红军轻装的和机动的部队进行机动灵活的防御战，并在中央苏区目前的和原有的土地上以及在相邻的地区大大发展和加强强大而活跃的游击队。

注释：

[1]赖安·蒂姆(原名：沃尔德龙·弗朗西斯，化名：詹尼斯·尤因、米尔顿)(1904～1961)——1931年至193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1937年至1938年任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8年起为美共全国委员会委员，1946年至1957年任总书记，1957年至1959年任书记，1959年至1961年任全国委员会主席。

[2]哈迪·乔治(化名：格奥尔格·乔治)(1884～1966)——1929年至1930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1930年起在红色工会国际机关工作。

——《赖安给哈迪的信件(摘录)(1934年6月4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4年1月—193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32～第13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上述通信说明，共产国际乃至其远东局，早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得到了中央苏区的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相关信息。至于他们是如何批复的，因为周恩来在1943年底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还没有公布，《毛泽东传》的记载还只能算作孤证，需要征集更多的史料证据才能得以确认。不过可以推测，中共中央此间上报的信息并不是决定，而是准备在反“围剿”作战不利时准备“战略转移”的意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复如果是“同意”的话，同意的也只能是这个意图，而不是计划。

目前已经出版公布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史料中，有这样两条记载：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

(1934年9月17日[2]于瑞金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3]这里不晚于9月底[4]作出最后决定。

波戈列洛夫[5]。9月17日。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3(1934年收文)，第25页。

英文打字稿，房、件。

注释：

[1]文件上有批注：已交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巴送米夫同志、别尔津同志。

[2]电报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9月22日收到的。

[3]删节号是原有的。从意思上看为：你们。

[4]原文如此。

[5]秦邦宪。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9月17日于瑞金绝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4年1月—193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给中共中央的电报[2]

(1934年9月30日[3]于莫斯科)

致中央苏区[中共]中央

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4]。对南京的决定性行动只能在前面的湖南机动作战结束后采取，这意味着，首先歼灭何键的军队，这样我们的力量才能进一步壮大和巩固。但是在湖南作战的时候，应该同时完成其他一些任务：第一，为了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驻扎在那里的南京军队实施强有力的骚扰性打击，留在江西的部队要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在湖南的行动;第二，组建独立的东方军，由第7、第10军团和来自中央苏区的另一个军团组成，目的是在东部四省交界处建立和发展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给蒋介石的军队在湖南方向上的集中造成困难，还可以隐蔽我们在湖南的主要计划;第三，我们认为把目前在汀州—连城地区活动的部队留在福建而不调往湖南是比较适宜的。这个军团应该组成独立的南方军，其任务是在厦门方向或者在东北方向进行机动作战，也是为了在闽赣边界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请确认电报是否收到和解密。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48(1934年发文)，第27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注释：

[1]发报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2]在俄文电报稿上有Л·З·曼努伊尔斯基、王明、В·Г·克诺林、ф·黑格尔特、弗雷德[M·施特恩]和П·A·米夫的签字。

[3]电报加密日期。

[4]见第289号文件。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30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4年1月—193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6～第2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这两个信息表明，中共中央于1934年9月17日在作出战略转移的计划及日期后，再度向共产国际作出请示，并于当月30日得到批复。批复并不是“完全同意”而是有所保留，提出的异议包括把红九军团留在福建而不是编入“战略转移”的序列。

而中共中央计划既定，并没有遵从这个异议。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