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总没委”全称是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成立于中央苏区，专门负责没收军阀、官僚、豪绅财产，筹粮筹款，保障红军供给。各部队没收的物品统一交由“总没委”处置，一部分供给红军，一部分就地分给贫苦百姓。在中央苏区时，红军后勤保障由军委总供给部负责，经费由财政部调拨。财政部的经费来源于苏区农业税、商业税、关税、公债、“总没委”的缴获、共产国际拨款(早期)及毛泽民领导的中华钨矿公司贸易利润。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财政部和总供给部财源断供，“总没委”成为红军转移途中唯一的后勤保障机构。身为财政部部长、总供给部部长的林伯渠兼任红军“总没委”主任，责任十分重大。

林伯渠

红军团以上单位设“没委会”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转移前，财政部部长林伯渠考虑到一旦离开根据地，红军没有了后方，数万部队的后勤保障将发生极大困难，因此竭尽全力为红军转移提供了大量紧缺物资。这些紧缺物资主要有：银洋150多万元、粮食84万担、棉花8.6万斤、被毯2万床、草鞋20万双。此外，红军转移时，苏维埃国家银行携带黄金150斤、白银840斤，以及银行结余的银圆、纸币等，跟随部队出发。可以说，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撤离的时候，后勤保障是相对充裕的。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湘江时，遭到很大损失。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好不容易征集的60万担救命粮在过湘江后所剩无几。红军渡过湘江后，3万余人每天吃喝拉撒的担子让红军“总没委”主任林伯渠倍感压力。

1984年，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采访红军战士吴吉清。吴吉清告诉他，长征开始的时候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红军战士，这样，他们离开苏区，在长征路上就有钱买东西。但等红军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等地后，因为少数民族地区产粮少，加之当地百姓对红军不了解，四处逃亡，所以红军有钱却买不到东西，特别是粮食。

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根据地没有了，后勤保障只能靠打土豪劣绅和战场缴获，数万人队伍的吃喝拉撒都要靠“总没委”解决。为规范“没委会”工作，1934年10月，总政治部颁发《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要求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调查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将没收的金钱、军用品、资料等集中团供给处，送交“没委会”;米谷、衣服、日用器具等，由“没委会”规定原则，供给处负责分配给部队及群众。11月，总政治部又颁发《关于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团以上单位皆设“没委会”，“从步兵团起至师、军团、总政部，均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各级没委在同级政治机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颁发的通行证

1935年1月，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文件规定了红军取用没收品、征发品的价格及具体办法。2月，颁发《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通知各级政治部下设征发科，团设一名专职“没收征发”干事，负责没收征发工作。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他们(红军)沿途‘没收’有钱人——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作为自己的给养，穷人则受到了保护。没收是根据苏维埃法律有计划进行的，只有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没收部门才有权分配没收物资。它统一调配全军物资，所有没收物资都要用无线电向它报告，由它分配行军各部队的供给数量。”

没收征发是战时后勤的有效手段

没收征发是红军战略转移中获得给养和补充的有效手段。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湘西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转兵贵州。红军兵分两路西进，于1935年1月7日强渡乌江，攻占遵义。进入遵义城后，总政治部及时发布告：“红军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以到政治部来控告。”红军打下遵义后，红军官兵到餐馆吃饭，买卖公平。

遵义会议后，红军保障后勤的办法被总结成四个字——“打、缴、借、买”。长征路上，红军通过“打、缴、借、买”四字方针，获得大量补给。

一“打”：打击土豪劣绅。红军在苏区时，每人每天供应粮食1斤，菜金6分。渡过湘江后，携带的粮食大部分丢失，3万多红军每天的粮食消耗只能通过打击土豪劣绅来获取，原来苏区实行的供给标准已经无法实现。每到一个地方，红军就发动当地群众举报土豪劣绅，确定没收对象后，将他们的物资统一没收。如果物资比较富裕，“没委会”在留下红军必需物品后，会将其余物资分发给当地百姓。朱德曾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我们总是没收地主和官吏的财产，把我们的粮食补充够了，便把剩下的分给贫农和城里的贫民。”

红军占领遵义前，1934年11月20日，在湖南境内没收15家地主的钱物，筹款3万多元。占领遵义后，没收了遵义城百余户反动豪绅、军阀囤积的粮款。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5万多元银圆被没收，在王家烈经营的一家盐行查获的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价值5万多元的香烟，也全部没收。因为食盐长期被军阀官僚垄断，贫苦百姓平常吃不起盐。红军除自留部分外，在遵义城中心设6个点，在遵义周边设立19个点，将食盐平价卖给老百姓。

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陕西镇巴县没收地主富农等粮食80万斤;在陕南打击土豪60多户，并没收粮食17万斤;在四川绵阳没收土豪劣绅粮食6万斤、腊肉1万斤、银圆及铜圆等1万多元;在黔北湄潭打击土豪47家，并没收5万斤粮食、4万多斤食盐和500余头肥猪，部队留下部分后，其余无偿分给老百姓;在桐梓没收军阀侯志丹的皮货以及其他地主的6万多元银圆、黄金;在云贵交界的瑶族地区没收了地主的一批银圆，用了40多头骡子驮运;在会泽没收军阀安恩溥的80多匹骡马、几万两鸦片、近10万大洋、20万斤粮食以及400多匹布料。

二“缴”：缴获国民党军阀的物资。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进攻宝兴，缴获枪支2000多支，并在四川占据军阀的兵工厂、被服厂和造币厂，获得大量设备及材料。遵义战役后，红军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支。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四团在腊子口不远处的大刺山一带击溃鲁大昌部后卫营，缴获敌人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在云南曲靖，红军缴获军阀龙云的汽车，车上有10份高清地图和10箱特效白药。地图送给毛主席，受到毛主席的表扬;白药治疗外伤有奇效，对缺医少药的红军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三“借”：向老百姓借钱借粮。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向白利寺借粮，开具借条：“今收到白利寺拥护红军粮食一百卅(石)零八斗。政治部。”“收到白利喇嘛寺青柯(稞)、豌豆一共四十七石九斗，五十石，六月十三日供给部。”收条落款处有李先念印章。1934年冬，红军第三军团在湖南汝城县关亨村向村民胡四德借粮，留下借条：“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一百零五担，生猪三头，重量五百零三斤，鸡一十二只重量四十二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具借人叶祖令，公原(元)一九三四年冬。”1996年，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在墙壁洞里发现了借条，经鉴别后，地方民政部门折算1.5万元人民币交胡运海。2015年，湖北农民杨明荣拿着一张红军的借条找到当地政府，称当年红军向他们家借款400块大洋，列有借款原因、借款人姓名等。孝感政府依照相关政策，核定兑换标准，向杨家支付4万元人民币。

红三军团叶祖令向胡四德借粮105担、生猪3头、鸡12只的借条

四“买”：向老百姓购买粮食和紧缺物品。长征途中，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收集粮食事的通知》，规定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地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的粮食拿出一部分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群众仅存很少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同意不应强迫购买。红二、红六军团在中甸筹粮，向藏民购买十多万斤粮食，其中归化寺的喇嘛卖给红军青稞2000斗。此外，红军在藏区还购买了近百头牦牛以及干肉、酥油、红糖等。

1935年3月16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期间，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知》：“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甑、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将士切切遵照。”

红军进入遵义、镇远后，将全城的布匹买空，组织地方70多名缝衣工人及数百名妇女，12天里赶制出棉衣8000多件、夹裤8000多条。离开时，红军面貌焕然一新。

总之，长征途中，红军“总没委”千方百计保障红军后勤供给，为长征壮举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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