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军事摄影记者的我，在前线拍摄了数不清的照片。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在敌人的炮火声中，在昏暗的坑道里，在蜡烛的微光下，在风餐露宿的行军途中，我写了数万字的日记，并且一直珍藏至今。当时虽然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却真实地记下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没有华丽的词句，更没有刻意的描述，只有点点滴滴的现场记录，如今读起来仍倍感亲切，好像又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朝鲜战场……

“少数人的死是为了多数人的生”

1951年6月初，我从上海出差回到北京。一天下午，文化科科长曹中找我谈话：“华北军区来电报，要你们摄影组抽一人参加二十兵团政治部组建的摄影记者队，赴朝鲜前线进行报道工作。”我想，我们摄影组三个人，两个党员，我是其中之一，又是组长，当然得我去了。于是，我向曹科长表明了态度。很快，我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在为赴朝作准备的几天时间里，除了上级进行思想动员外，就是物资准备。我需要准备的物品除了摄影器材外，还有胶皮雨布一块、蚊帐一个、胶鞋两双，以及衬衣、毛巾、小碗、饭盒等生活用品；最重要的是有手榴弹(后来上级给我配发了一支自卫小手枪)，另外还有小铁锹、手电筒、炒大米、罐头、肉松等，所有物品加起来有三四十斤重。

去报到的前一天，文化科专门为我举办了一场欢送会。会上，大家很激动，一开始就合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激动人心的合唱结束后，大家表演了几个节目，最后是诗朗诵。在朗诵的诗歌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是“少数人的死是为了多数人的生”。这也是志愿军战士赴朝作战前的信念，豪迈中透着一丝悲壮。这个时候，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了8个月，非常残酷，在人们心里，活着回来的人很少。所以，我也没打算活着回来，能够为祖国献身是光荣的。我得到的命令是在1951年6月中旬到天津报到。6月10日，我离开北京奔赴天津。

1951年6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摄影记者队跨过了鸭绿江，离开了可爱的祖国，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赴朝摄影记者队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部组建的摄影记者队有20多人，是从新华社和军区所属各军兵种选调上来的，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政治素质尤为过硬。我们的摄影科科长叫高粮，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司令员所签发的抽调我们组成二十兵团赴朝摄影记者队的电报，就是高科长起草的。

我们摄影记者队有两位新华社摄影记者，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一位是李学增，另一位是李虎臣。他们两位年龄比我大、资历比我深，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堪称我的老大哥。我们在一起行军打仗，很快便熟悉起来。上级领导给我配备了两部很好的相机，一部是德国徕卡135相机，另一部是苏联基辅牌相机。刚到朝鲜，我用的是徕卡和基辅两部相机，1953年后基辅相机被淘汰了，上级给我换了一部德国罗莱弗莱克斯双镜头反光120照相机。

对我们这些战地摄影记者来说，照相机就是我们的武器，胶卷就是我们的子弹。想要圆满完成任务，我们不仅要时刻保护好照相机，还要特别珍惜胶卷。120和135相机的胶卷每卷分别可以照十几张或三十几张照片，完成拍摄任务后，要尽快冲洗出来上交组织。这时，每个胶卷可能还剩下几张没有拍完，如果不用就浪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作为练习，互相拍一些私人照。

作为战地军事摄影记者，我在前线拍摄了无数张照片。这些照片连同底片都已经上交组织，其中一小部分作为废片或者是重复的小样片退还给我，我便将其保存了下来，另外还保存了一些私人照片。

我用相机见证了我们二〇〇师攻占被敌军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十字架山阵地的全过程。在拍摄的多幅照片中，署名“钟声、雁兵(我的笔名)合作”的一组9幅作品，后来被收入长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下)》一书中，组图的题目是《强大的夏季战役：反击十字架山战斗》。

最上面的照片是在十字架山前沿阵地的坑道洞口拍摄的。借着从外面射进来的光线，可以看出坑道低矮且光线昏暗。

在十字架山的战斗中，按规定时间拿下主峰，是此次战斗胜败的关键。六〇〇团首长把攻击主峰的任务交给了二营五连的勇士们。五连组成了一个攻占主峰的突击队，由副连长张喜成任队长，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红旗插上主峰。

12日深夜，五连随二〇〇师的3个突击营在敌人阵地前潜伏下来。突击营的战士们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近20个小时，时间一秒钟、一分钟、一小时地过去了，周围一片寂静。下午3时，距离发起攻击的时间还有6个小时，就在这时，敌人突然在五连潜伏区进行火力侦察，一发炮弹在三排战士李克文身边爆炸了。他负了重伤，顿时鲜血直流。李克文强忍着剧痛，掏出急救包，吃力地裹着伤口，没缠完绷带就昏了过去。这时，副连长张喜成正好在他身边，帮他处理了伤口。五连的勇士们严守着潜伏的钢铁纪律，以邱少云为榜样，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时钟终于指向了21时，我军数百门大炮齐鸣，一排排射向十字架山敌人阵地。一阵炮火过后，五连的勇士们跃出潜伏区，如一把钢刀直插主峰。眼看就到了冲锋的时间，由于连指挥所被炸，连长、指导员都身负重伤，突击排二排长任志明当机立断，挺身而出，代理连长，指挥全连向十字架山主峰发起冲锋。经过惨烈的肉搏战，五连不仅占领了主峰的表面阵地，还攻入敌人坑道，全歼里面的守敌。

潘昌义是我们六十七军二〇〇师六〇〇团三营五连突击排机枪手，志愿军特等功臣、二级英雄。他是四川涪陵市(现重庆涪陵区)人，1931年出生，比我小两岁，刚参军就来到了朝鲜前线。潘昌义端着机枪随着五连从潜伏区冲向十字架山主峰，右肩被炮弹碎片撕裂，鲜血喷出，他顾不上包扎伤口，继续向敌人猛烈扫射。机枪的后坐力很大，一次次撞击着他的右肩伤口，伤口越来越大，他流血过多，晕倒在地。后来，他被战场上的炮火声震醒，挣扎着爬起来，端起机枪，右肩已失去知觉，便用左肩顶住机枪重新投入战斗。这时他的鼻梁、前额也负了伤，但他没有停止射击。又一发炮弹碎片打入了他的左腿，他再次昏迷过去。当他苏醒过来，发现卫生员要把自己抬出阵地，他坚决不下火线。卫生员拗不过他，只好暂时将其隐藏在坑道里。坑道里的他，第三次昏迷后被我军的冲锋号唤醒，这时的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却仍然挣扎着爬出坑道，用尽全力向敌人投出手榴弹。当增援部队赶到时，他终因失血过多，第四次昏迷过去。

邓高明是二〇〇师六〇〇团三营五连二排六班班长，志愿军一等功臣。他在排长任志明的指挥下占领主峰表面阵地后，迅速发现了主峰上敌人的指挥所。于是，他和一个战士摸到指挥所一个坑道口。他俩是第一小组的，任务是和第二小组的两个战士合作端掉敌人的指挥所，巩固十字架山的战果。任排长的作战计划是第二小组从另一个坑道口进入指挥所，两个小组夹击敌人，在敌人指挥所“会师”。

进入坑道后，邓高明向里面扔了一个手雷，他俩一前一后继续向坑道里搜索，一面机智地躲避着敌人的枪子儿，一面端着冲锋枪向敌人扫射。敌人的枪声停止了。邓高明和战友继续向前，除了发现几具敌人的死尸外，还俘虏了一个活的。邓高明让战友看着俘虏，自己继续向前搜索，终于与第二小组“会师”了！原来，第二小组的两个战士都负了伤，比原计划“会师”的时间晚了一会儿。这时，突然从右侧打出一枪，原来这里是敌人的住室，子弹就是从里面射出来的。邓高明立即向里面扔了两颗手榴弹，对方顿时没了动静。邓高明和战友们彻底端掉了十字架山主峰的指挥所，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

“高山是操场，森林是课堂”

从1951年12月开始，六十七军为迅速提高部队战术、技术水平，开展了战备大练兵。

我在1951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六十七军的备战练兵情况：“前线的将士们自从打垮了敌人所谓的‘秋季攻势’以后，还坚如泰山地在那严阵以待，防止敌人的猛犯，侵占我们的阵地。……他们除了监视敌人的行动外，就在这前线进行了大练兵。”

“高山是操场，森林是课堂”，就在这样的口号下，六十七军展开了前线练兵运动。不管风雪，无论昼夜，任务只要一到来，我们就背上行李、挂上武器，去执行任务。

我在1952年3月8日的日记“春风”中，记录了志愿军指战员们紧张的练兵生活：

积了一冬的大雪经过这几天的阳光照射，溶解(融化)了不少，路上都是泥泞。战士们在自己的房子——洞门前、山坡上展开了紧张的练兵。在雪地里练习投弹，在路旁的“战地俱乐部”门前看报纸……正在做着各种活动的时候，忽然从西北方向刮起了大风，把洞口的窗纸也吹坏了。风虽然这样大，但不感到很冷，很显然这是一种春风。

1952年元旦一过，我们六十七军就展开了粉碎敌人冒险进攻的准备工作。承担筑城任务的部队日夜抢修坑道工事，缺乏工具就自己制，仅第二〇〇师就建有铁匠炉71个，自制大锤1000把、钢钎1200多根和其他大小工具1400多件。

关于我志愿军战士自制工具的情况，我在1952年1月5日的日记中提到过：

刚开始洗照片，听到通知让(我)到秘书科去搜集归国代表的材料。于是，(我)背起了两个照相(机)，到那(儿)去。贾副科(长)把归国代表的主要任务介绍了一下，并分别介绍了这次他们带回祖国去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自己在艰苦的情况下(制作)的一些东西，日常用的如碗、筷子、叉子、勺子，娱乐用具如二胡、南胡、三弦等，里面最有历史意义的是一件小镐和一把小锤。因为在阻击战中挖工事用的小镐已经成了五寸长，小锤也只剩下一个小头。这是多么有价值的东西！在阻击战中，战士们以最大的体力，碰着石头也挖，挖不动，(就)一点点地钻，做出了坚固的工事，打垮了敌人所谓的“秋季攻势”，取得了三天歼敌1.7万多人的光辉战绩。

这次归国代表要把他们所(制作)的东西带给祖国人民参观，让他们知道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如何以坚强的意志战胜各种困难。

我在六十七军军部看到的志愿军指战员自制的各式各样工具，都是从下面各个部队搜集上来的，准备由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带回祖国展览，于是我赶紧拍下了几张照片。1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抵达北京。归国后，志愿军代表团向党中央、毛主席，向祖国人民汇报了朝鲜战场的情况，让国内同胞充分了解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苦与卓绝，所到之处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

经历危险时刻

1952年的一天，上级派我们政治部十来个人到前线去执行任务。

在去前线的路上有一条干涸的河道，百十米宽，是志愿军人员往返的必经之路。敌人发现了此地，就在附近几百米远的地方增设了火炮阵地，炮兵瞄准这个地方，每隔几分钟就打几发炮弹，建立起一道炮火封锁线。炮弹有时候落在路中间，有时候落在两边。

我们逐渐掌握了敌人炮击的规律——两次炮击间隔十分钟左右。当敌人炮击的时候，我们就在岸边埋伏下来。炮一停，领队大喊一声：“跑！”大家就一下子飞奔出去。我跟着领队，第二个冲了出去，跑到了对岸比较安全的地方。有两个战友胆儿小，犹豫了一下。他们心想，要跑到中间，炮弹飞过来了怎么办？这一犹豫几分钟就过去了。看着其他战友都跑了过去，后边的两个人也不好意思落下，结果他俩刚刚跑到对岸附近，正赶上炮弹爆炸，一位牺牲了，另一位受了重伤。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

还有一次也是过封锁线，敌人不是用炮，而是用重机枪封锁。这条路也是我们志愿军的必经之路，道路两边是高山，中间是公路。敌人的重机枪早就在附近的坡上埋伏好了，距离公路二三百米远，一看见有人经过就扫射。敌人机枪在两次扫射的中间也有间歇，只要看见人就扫射，看不到人就不打。这种情况比前一种更加危险。

当时，我们几个人到前线去，要路过那里。白天我们不敢过，下午已经到达公路附近了，等了两个多小时，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准备通过。我们埋伏在离山坡最近的地方，这个角度，敌人机枪扫射不到。机枪扫射刚刚停下来，我们就开始匍匐前进。山头是个小土坡，当我们估计敌人机枪能够打到那儿的时候，就改为打着滚儿快速翻身通过那个小土坡。

这二三十米的距离是最危险的距离，一旦冲过去就安全了。在没有掌握这个规律之前，前面通过的我志愿军战士，有受伤的，也有牺牲的。由于我们掌握了敌人扫射的规律，所以我们队里没有一个人员伤亡。

我们对敌斗争的经验都是在实战中积累起来的。在两军对峙阶段以前，双方日夜不断地互相炮击。到了晚上，敌人的炮火弱一点，因此我们只能在夜间行动，但是由于天黑，往往无法判断敌人炮弹飞行的方向。不过时间一长，我们就从炮弹飞行的声音里找到了一些规律。

炮弹在空中飞行时声音是“嗖……嗖……”的，这个时候没经验的往往就趴下了。实际上，这样的炮弹声音没什么危险，这时候炮弹还在空中飞，一般不会马上爆炸。敌人不管怎么打炮，它都得是在移动过程中完成的，它有一个近似抛物线的运行轨迹。这个时候，你只管唱着歌儿，大踏步地走，都没事。当炮弹离你比较近的时候，炮弹的声音就不是这样的了，而是变成“促溜……促溜……”的，那就危险了，这时候你得赶紧趴下，因为几秒钟后炮弹就要爆炸了。

倒在细菌战下的军长

在朝鲜平壤市牡丹峰北麓矗立着一座朝中友谊塔，塔底圆形石室大理石台柜上的铜盒内，珍藏着10册精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名录，名录第一册第一名就是李湘。李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志愿军指挥员，他是我们六十七军的代理军长(第二十兵团党委会于1952年5月4日评定李湘为正军级)，被美军投下的细菌武器夺走了年轻的生命。

我虽然没有见过李军长，但他的威名在六十七军上上下下传颂着。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高级指挥员，16岁就参加了红军，身经百战，屡立战功，被誉为“坚定顽强、机智灵活的优秀指挥员”。在李湘军长的指挥下，六十七军在朝鲜战场打了不少胜仗。他平易近人，爱兵如子，深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他是一位年轻的老红军，据说他的名字还是朱德总司令给改的。原来他叫李秀里，红军经过湖南时，朱总司令说：“怎么叫个女人的名字？部队到了湖南，我看你以后就叫李湘吧。”

1952年夏天，听说李湘军长脸上长了一个小疖子，本来问题不大，但因为他在前线指挥作战时，被敌人投下的细菌弹感染了，发病很快，后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虽经医生多次医治，终因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牺牲在前线指挥所，从发病到去世仅8天时间。李军长参军20多年，经历无数次大仗、恶仗，谁也没想到却倒在了美军的细菌武器下，倒在了异国他乡的朝鲜大地上。

其实，早在1952年1月，朝鲜北部就出现了几架美机，它们只是飞到上空悄悄转几圈就飞走了。之后，有人就看见地上多了几种叫不出名字来的小虫子，还有许多跳蚤和这个季节不该出现的昆虫——苍蝇。经过志愿军医务部门现场取样化验，初步的结果是：美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子身上携带有鼠疫、霍乱等许多细菌。

这是细菌战，赤裸裸的细菌战！

中朝医学科学部门后来查明，美军撒下的昆虫等动物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共十几种。2月上旬，第六十七军根据上级指示，迅速组建了军、师、团防疫委员会，营、连建立了防疫组、侦查组。军、师组建了防疫治疗队、传染病隔离医院(所)，团组建了传染病管理组，并划分了防疫负责区，设立了疫情监视哨、游动侦查组、交通要道检疫站等；为全军人员注射了五联疫苗、斑疹和伤寒疫苗、鼠疫疫苗，接种牛痘。经过5个月的紧张斗争，我志愿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细菌战。

我在3月24日的日记“防疫”中这样写道：

自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前后方撒布细菌以来，祖国人民很快地给我们运来了大批的特效防疫药品。几天来，(我)注射了很多的各种活菌苗，几次的注射以昨天的一次反应最大，浑身骨头节和头(都)疼，一点劲儿没有，整整闹了24(个)小时，今天才觉减轻。据说，这是五(联)合菌苗。除积极地注射药品外，行政上特(别)布(置)打扫环境卫生，消灭各种传染病媒介。上级提出，这是(同)敌人的一场激烈战斗。

停战前的激战

1953年7月27日10时，朝、中、美三方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生效日是1953年7月27日22时。

停战协议生效前的12个小时，敌我双方都在大举进攻。敌人想往北，能多占一个山头是一个山头，得寸进尺；我们想往南，能推进一步就多得一部分土地。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几乎打光了所有炮弹。

“一到22时，双方必须就地停战，一枪都不能再打。”这个命令开始只传达到师以上领导，连团长都不知道。战士们战斗情绪很高，打仗的劲头十足。那天晚上，在轿岩山打了最激烈、最残酷的一仗。

我和几个同志也到了前方，紧跟在进攻部队的后面。晚上10时以前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的炮火往我们这边打，我们的炮火往敌人那边打，炮弹在我们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我们隐蔽在山包上、壕沟里躲避炮弹，爆炸声在我们身边此起彼伏。

经过艰苦的战斗，敌军占领的轿岩山阵地终于被我们攻了下来。很多战友就在停战前的几分钟牺牲了，我佩服他们的英勇无畏，为他们的牺牲而悲痛。

停战命令逐级从师部传达到团部、营部、连部，在22时前几分钟，传达到了每一个战士。好多战士打红了眼，根本不相信这个命令是真的。连长、指导员把电话交给大家听，话筒里传来了团长下达停战命令的声音。而后，连长说：“听吧！这就是团长的命令！大家对好表，一到22点整，谁也不准打一枪。开一枪，就按违反军令处罚，就地枪决！”

秒针一秒一秒往前走，终于指到22时整。刚刚还是炮声隆隆震天响，突然戛然而止，战场上寂静一片，战士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根据上级的命令，我们要翻过轿岩山，到达“三八线”。停战后的当夜，我们都没有睡觉，继续跟着作战部队前进，往山上爬。山很陡，也很高，我们翻过了好几个山头，来到半山腰。正值夏季最炎热的时候，我们又渴又疲劳，随身携带的水早就喝光了。当我们快爬到山顶上时，实在累得不行，几个人坐了一会儿，休息一下。我们口渴难忍，看到从山涧小溪流下细细的水，便不管不顾地用双手捧起水送到嘴里喝起来。喝了好几口之后，我才感觉这味道不对，心想能解渴就行，管它什么味儿呢！喝饱之后，我们继续往山上爬，爬了十几米远，发现小溪旁边有好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横七竖八，残缺不全，根本看不出是敌人还是战友。溪水混合着血水，静静地流淌着。原来我们喝的是这样的水！我的心情顿时异常复杂……

打扫战场的部队还在后面，他们配有专门处理遗体的人员。上午10时左右，我们终于爬到了山顶。我赶紧拿起相机，拍了几张。

其中一张照片因拍摄距离较远，场面较大，从照片上看不出那些黑点点是什么。实际上，那些黑点点都是尸体。从那棵被炮弹炸得光秃秃的树干上可以看出，刚刚结束的战斗是多么惨烈。

轿岩山原本山高林密，一夜间只剩下枯枝残叶和光秃秃的山头。我和战友的脸上虽然显露出连续几个昼夜行军打仗后的疲惫，但是眼神里却闪烁着胜利后的欢快与欣慰。

1953年7月28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第二天，在“三八线”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我看到几个战士正抡着大锤用力打桩，钉一块木牌子，上面用中朝两国文字写着“非军事区北缘”字样。我赶快跑过去，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

当时几位同志正在“非军事区北缘”警示牌边留影。我想，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也应该留个影吧。这时，我看到了挎着相机的司令部文印员段德胜，于是便对他说：“你帮我照一张吧，用我带的相机。”就这样我留下了一张照片，我脸上挂着的泥土隐约可见。这张照片几年前在全国政协机关书画摄影展览中展出，编辑在照片说明中是这样写的：“这张极其珍贵的照片，见证了志愿军战士对胜利的喜悦和自豪。而那凝望远方的双眼，流露出的正是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

本文摘自“抗美援朝亲历记丛书”之《亲见：战地摄影记者在朝鲜》，杜文亮口述、杜娟整理，中国文史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文字有删改，图片由杜文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