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该好好重读一下三湾改编了！

——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里程碑

陈先义

在我军历史上，有很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其中有些事件，决定着党和军队发展的根本方向，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说在党和军队历史上被称为首屈一指的最为重要的关于党和军队建设的事件的话，那便是三湾改编。

今天，不断听到有人提出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蒋介石为什么凭借八百万美式武装的军队，没有打得过到延安时只剩下几万人的工农红军，最后被赶到台湾一个小岛上去了？这些年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但归结到一点，大家有一个共识，认为那是因为有毛泽东主席的指挥，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军队建设归结到一个核心理念，那就是党指挥枪这一最为根本的原则。这个党指挥枪的原则，是从建军一开始就确立的。中国革命为什么胜利了，是因为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一批军事政治精英和穷苦大众的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形成了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第二，有人还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西方对苏联、东欧及中东各国进行“颜色革命”会屡试不爽，而对我们进行“颜色革命”却屡屡不能得手。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我们进行的“颜色革命”始终没有停止过，但是却从来没有成功。特别是近几年，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美国西方势力对我们实施了连续多次有计划有目的的“颜色革命”，但是一次次都破产了。他们把在东欧、中东及世界各地的成功做法在中国如法炮制，却一次次都失败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最为重要的原因，因为从我们军队建设一开始，党便确立了党指挥枪这样一个建军的根本原则。因为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为我们确立的这样一个建军原则，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创造了党与人民鱼水不分的关系。这个关系，成为我们建党100多年来赢得人民拥护的根本保证。

这句话，可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党百年来扎扎实实的伟大实践。老区有一首歌曲唱道：“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这说的就是那个时候党、军队与人民的真实关系。总结我们的根本经验，那便是我们始终坚持一点，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不论情况多么复杂，坚持党的领导，一刻也不敢放松。

一、人民军队最为重要的理论奠基

今天我们重温党和军队的发展历史，就会明白，这个关于党指挥枪的原则，可不是一蹴而就、一开始就有的，这种理论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是在经历了曲折的教训后总结出来的伟大真理。

1927年9月28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了位于江西永新的三湾村时，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此时正在酝酿思考中。在到达三湾以前，即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向南转移途中，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在向南转移途中，起义部队一路艰苦战斗，不仅缺乏弹药，而且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多，持续行军、连续作战，长途跋涉、困难重重。队伍中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便不辞而别。这时又逢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不少人掉了队。在江西萍乡芦溪又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对部队影响不小。部队很多人情绪低落，不少人离队。

更加重要的是，部队中党的组织制度不健全，思想比较混乱，士兵包括有些干部对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思想还很不明确。因为这个原因，领导干部内部对一些问题发生分歧，一些长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还有的长官因为思想上对革命不够坚定，自己本身因为怕艰苦带头离队，这给部队负面影响很大。这种混乱的局面影响下，部队一下子只剩千余人，军纪也很松弛，有的团居然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这些一连串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迅速解决，部队不仅面临战斗力无法保证，也很难继续前进，而且还面临能不能坚持下去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对形势做了客观准确的分析，感到这支部队必须进行改编和整顿，如若像现在这样下去，必然不能维持。他认为，眼下首要的问题是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而加强思想建设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必须明确党的领导责任。他敏锐地觉察到，党的建设是重中之重，必须着手改编和整顿。

1927年9月29日，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就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是四县交界之地，此时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的骚扰，此地群山环抱，比较安全。自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以来，这是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得到一个从容休整的机会，部队一共在村里住了5天。

进村的当晚，毛主席住进“泰和祥”杂货铺，立即在泰和祥杂货铺前厅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据当时的杂货铺店员、后来追随毛主席当红军干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贵州省省长的李立回忆说，那天晚上的会议开了整整一夜。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前委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此时，原来5000人的起义部队眼下只剩不足千人。起义时的3个团，二团、三团已经大部溃散，只有一个空架子，有的连剩下的人员还不到一排人，只有以警卫团为主体的一团人多些。所谓改编，就是把原来的一个师3个团，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因为实有人数连一个团都不够，所以团以下只设两个营。此外，再设立直属团部的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和辎重队。一般来说，部队少了那么多人，缩编也是能接受的。但要把新编制落实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安排好人的进退去留，需要拿出勇气和智慧解决好三个面临的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官多兵少，多余的干部怎么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人员比较多的问题，屡遭挫折的部队本来就不太稳定，如果大量干部再变成士兵，接受起来比较困难。但毛主席提出了一个让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改编方案，巧妙化解了这道难题，那就是设立团部直属的军官队，把没有安排任职的军官，全部编在军官队集中管理。军官级别依然保留。通过这种方式，既避免干部思想产生大波动，也有效保留了带兵骨干。以后扩大队伍随时可以派上用场。同时设卫生队，把战斗人员和伤病员分开，这样就使部队战斗力极大增强。

第二个难题，是极其敏感的领导干部任用问题，核心是谁担任改编后的团长和团党代表。在前委扩大会上，有人提出师长余洒度兼任团长，因为他是现任师长，由他兼任团长无可非议。但是，也正是这个人，在整个起义中表现不好，对总指挥卢德铭和前委书记毛泽东不尊重甚至不服从，所以没有多少人对这个意见给予附和。除余洒度外，三团团长苏先俊也是一个人选，但在芦溪作战中，就是因为他的失误和不负责，导致总指挥卢德铭牺牲，让他当团长大家也不服气。

毛主席提出由陈浩任团长，何挺颖任团党代表。为什么提陈浩当团长？陈浩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比师长余洒度还早一届，一个月前两人都是警卫团的营长，因卢德铭等团领导去武汉请示工作，便让一营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余洒度在秋收起义前才被任命为师长，一个月间连升几级。陈浩资历职务与余洒度差不多，这次受到重用应当能够积极干好。团指导员何挺颖，是从连党代表位置上破格提拔的。

为什么要选择何挺颖？在从文家市南下的路上，毛主席曾多次与他交谈，发现在整个部队散乱时，他所在的连队由于党员发挥了积极作用，部队团结，没有出现逃跑现象。即使在芦溪突遭袭击时，他的连队仍然没有逃兵。何挺颖作为一个连党代表，在做好连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干。他对毛主席说，军队如果只有团一级才有党的组织，而连一级却没有党的支部，就等于党在部队中没有基础，也抓不住士兵，不能掌握部队。而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关键是怎么掌握部队和影响部队。这个意见深受毛主席赞赏，和毛主席近来的想法非常一致，正是毛主席一个时期思考的大问题。毛主席吸收了他的建议，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原则。另外，在北伐战争时，考虑到何挺颖就担任过团指导员，在秋收起义部队中虽然只担任连党代表，但没有任何怨言，仍然工作非常出色，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他的素质和境界。这样的任命既考虑到实战表现，也考虑到其他因素，是可以服众的。除了何挺颖破格提拔为团党代表外，还有一营党代表宛希先，也是因为表现突出，从班长直接提拔。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同志，深入群众，善于搞调查研究，吃苦耐劳，工作起来有时几天几夜都不睡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第三个难题，就是怎么处理那些想离开部队的人。在旧军队，开小差是要被杀头的。但毛主席的处理办法却完全不同，他说这些人和我们一起举行了秋收起义，现在吃不了苦，坚持不下去了想回家，但毕竟他们不是坏人，就让他们走好了。曾担任过红九军团政委的何长工回忆：当时，是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采取自愿原则，公开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3元至5元路费(当时一个长工的月薪是2元)，还开具一个允许他们离队的证明，希望他们走后继续革命。有些动摇的人，吃不了苦，还规定可以“请假”，以后愿意可以再回来。最后，大约走了50多人。

这样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在三湾开始了对部队进行改编。

当时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整顿组织。将已不足千人的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和军官队、卫生队。改编时，提出去留自愿，愿留则留，不愿留则发给路费，希望他们继续革命。

(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都有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部队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这样就在军队中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在部队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保证了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三)清除从旧军队中沿袭下来的腐败制度和一切不良影响。在连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又是党的助手，有权监督各级军官，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种组织形式，对改造军队起了积极作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实行经济公开、由士兵管理伙食、官兵待遇平等。这进一步改善和密切了官兵关系。

这些措施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经过三湾改编，起义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连长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三湾改编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工农革命武装走上新的发展阶段。

实践证明，三湾改编不仅重要，而且是挽救红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

三湾改编后没多久，师长余洒度竟然伙同团长苏先俊一起离队逃跑，结果被警戒哨发现后拦了下来。他们欺骗哨兵说，他们走是毛委员批准的，报告后发现，毛委员根本不知此事。虽然如此，毛主席对他们甚至连一句斥责的话都没说，还给了他们一个离开的正当理由：让他们去长沙和武汉，找上级党组织报告工作。但他们走后，师长余洒度投靠了国民党，成了特务组织复兴社的成员，后因贩毒被蒋介石下令枪毙。团长苏先俊也很快就成了叛徒，出卖了原湖南省委代理书记郭亮，并带着人去抓捕，郭亮被捕后被斩首示众。后来彭德怀打下长沙时，苏先俊又想跑过来找红军，想搞投机，被逮捕枪决。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这样一支工农武装，因为有了党组织领导，底层有了先进党员做标杆，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经过三湾改编，人虽然少了，但队伍却精干多了。悲观动摇者走掉了，留下来的，就是这样一支更加纯粹、更加精锐的队伍。

二、党指挥枪，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伟大真理

党指挥枪这个真理，如何在革命队伍中进行很好的贯彻，可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时革命队伍成分复杂，旧军队的习气也不是说改就改得了的。对红军第一个考验便是如何看待一些被称为绿林好汉的武装，如何改造他们成为红军的队伍。

三湾所在的永新离井冈山60公里，当时，在井冈山上有两个绿林好汉，这两个好汉，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把井冈山有两个好汉的消息告诉毛泽东的，是江西省委派来的联络员宋任穷。宋任穷揣着省委的信赶到了文家市，把省委的密信交给了毛泽东。不要小看这封信，这是促使毛泽东上山的第一步，也是他与普通百姓建立关系的最早开始。因为这一步，甚至党内有些人把毛泽东也看作了绿林好汉。

毛泽东立即派人联系袁文才、王佐，表示说毛泽东带领工农武装要上井冈山。对毛泽东要率部队上井冈山，说实在话，袁文才是有疑虑的。他写了一封内容婉转的信给毛泽东说：“毛委员，鄙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

这封信说得很明白，无疑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这封用大字写在宣纸上的信，被毛泽东夹在了一本光绪年间印刷的《四书》里，这部书很幸运地保存下来。后来在湖南株洲的旧书市场上，被一位收藏者发现并收藏，再后来成为文物得以流传。否则，很多情节恐怕我们至今无法知道。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给袁文才写了一封怎样的回信，我们只知道，就是因为毛泽东的这封回信，深深打动了袁文才，袁文才后来说：毛委员是真正有大学问的人，看了他的信，真的是胜读十年书啊。袁文才派来与毛泽东接头的代表叫陈慕平。因为这个陈慕平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听过毛主席演讲，就是他把毛泽东的回信交给了袁文才的。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认为毛泽东此举就是投靠了“土匪”。直到后来的党中央在看待这个问题上，很多年都认为毛主席当了“山大王”，甚至直接影响了中央主要领导当时对毛泽东的看法。因为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并不是依靠工人，甚至也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的。对此，有人认为是不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但是毛泽东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共产党代表的是底层百姓的根本利益，是替劳苦大众谋解放的，袁文才、王佐都是穷苦出身，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被压迫的穷苦百姓。中国大多数人民都是如此，这也正是毛泽东主张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最为典型的体现。

把一支被称为“流寇式”的农民武装改造为中国工农武装，毛泽东开始了一次伟大实践。这个实践，也是接受党指挥枪和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

历史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确实是在井冈山起家的，但他依靠的确实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劳苦大众称为“人民子弟兵”。至于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的精髓，早就深植于中国的军事典章制度之中。所谓子弟，对应的应该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项羽兵败，也曾经说了一句：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但是什么是父老？这得研究秦汉唐的中国基层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保伍制度，即五家为一保，选拔最为忠勇的基层负责人，在古代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扶危济困，替老百姓抱打不平的好汉，这些好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心。这些人平时维持治安，战时便应召入伍，打完仗再回来，用今天能够理解的话说，老百姓叫这样的人，有一个特别称谓就是“父老”。

所谓“父老”，说白了，就是基层的复员军人，就是军烈属。从宋朝以后，国家以募役法代替了兵役制，以基层的家族制度代替了过去的保伍制度，基层有了朱熹的乡规民约，但是没有了军事编制，基层有了乡绅，但是没有了军烈属。王安石变法，就是要在基层建立保甲保马制度，而到了明代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又恢复了秦汉唐的保伍制度，并且立足这样一个制度，建立了一支民兵武装。江西永新就是被官府和地主压迫的客家人的故乡。与毛泽东一样，王阳明也是在永新靠收拾客家人的人心起家，开始了军旅生涯。当时的王阳明认为，当务之急是重建乡村，而重建乡村不是靠朱熹的乡规民约，而是让每一个基层小民，发挥主体作用。用毛泽东后来的提法，叫发动群众。毛泽东依靠群众、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理论，是不是从这时就已经开始形成，可以研究，但是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就特别注意依靠群众，就像他1925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一开始他的着眼点就把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了中国广大农民身上。

怎么发动群众？1917年，毛泽东才24岁，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即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1971年11月20日晚上，在接见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的负责人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时，毛主席说：鲁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贤人。贤人不是士大夫，士大夫代表官家，而贤人代表的就是老百姓，代表的是基层领袖，正是由于有了贤人的存在，中国乡村的治理，便转入思想教育，而思想教育，就是启发百姓的觉悟。这种思想有一个主导，即以百姓为父老，才可能带出子弟兵。毛泽东正是从基层百姓那里，从中国最为朴素的古典理论那里，发现了天理与良知。正是依据这样一个思想，早在党的六大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一个重要理论，在闽西他写了一篇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就如何联系人民，把人民作为父老而不是一切从本本出发，要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最早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问计于父老，才能找到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利益。

三、党指挥枪，把为人民的旗帜高高举起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中国人一盘散沙的问题，认为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屡屡被强敌欺辱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孙中山总结了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的一系列教训得出的对中国问题的认知。照理说，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可以称为孙中山的学生，他们也都认同孙中山的名言，他们也都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解决中国一盘散沙的问题。

但是怎么解决，两人却完全截然相悖。

毛泽东认为，这种一盘散沙之根源，就在于中国基层的人民没有组织，中国社会缺乏组织能力。而蒋介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完全不同，他对中国底层人民一是鄙视，二是恐惧。他认为中国底层人都是无赖，缺乏管教，素质太差，这些在毛泽东看来的“人民”，蒋介石认为他们不是“匪”，就是“暴民”。解决中国问题，就是先解决这些“暴民”。

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必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怎么主宰？那就是必须组织起来。而蒋介石相反，认为不是什么组织起来的问题，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强权，他就像一个手握皮鞭的家长，要随意教训这些暴民。毛泽东所说的共产主义理论，在老蒋那里，他认为就是暴民理论，不符合中国实际。毛泽东喜欢王阳明，可老蒋也喜欢王阳明，毛泽东从王阳明那里学到了“我心即民心”的光明心学，而蒋介石学到的却是行大于知的“胡行理论”。

他们这种不同的政治理论，最终形成两个人的文章论辩。必须指出的是，1925年前后的毛泽东，担任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部长，是可以参与国民党核心会议的重要人物，而蒋介石这时根本算不上一个什么角色，当毛泽东开会坐在前排主要位置时，蒋介石不过在最后边的某个角落里，位置差得很远。

国民党最主要人物当时都看好毛泽东，并不仅仅因为毛泽东的笔杆子，也不仅仅因为毛泽东有思想，还因为毛泽东能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毛泽东办的农讲所开了25门课，每届讲习四个多月，孕育了288个农会组织，遍及全国11个省。当时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已经进行了详细而广泛的研究，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组织农民的理论，他与蒋介石的斗争，其中焦点就是怎么对待农民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和实践，最终成为理论。1925年12月1日，在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半月刊上，刊发了毛泽东主席的一篇理论大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上被转载，这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国，影响巨大。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拒绝在中国共产党的刊物上转载这篇文章。陈独秀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但是，在当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眼里，这篇文章才真正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精髓，是一篇非常伟大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经典著作。蒋介石也在数年后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是专门来与毛泽东论战的。但是，蒋介石和他的《中国之命运》最后成为了历史的笑谈，因为他在替地主买办、土豪劣绅讲话。

其实，如果说最早提出党指挥枪这个理论，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也曾经提出过的，但是这样一支由各派军阀组成的群体，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领导，也就不可能形成党指挥枪的理论。何况他们的党早就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背叛了革命，也不可能代表劳苦大众。毛泽东为了确保部队与人民的关系，把他的治军理论概括为朗朗上口的王道。这个王道，毛主席为了便于基层好读好记，干脆编为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此在全部队推广。就在井冈山的路上，毛主席颁布了这样的部队规定：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借门板要还，等等，到后来不断完善，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文家市，毛泽东又为部队制定新的组织形式，成立士兵委员会。经过九死一生，毛泽东才把起义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就在毛泽东和袁文才接洽的时候，驻守在湘赣边界的起义部队突然举行哗变，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趁毛泽东不在军中，打算拉着队伍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毛泽东脚伤未愈，便拄着棍子从井冈山赶到茶陵。这天正是毛泽东生日，毛泽东在茶陵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在会场上当面揭露陈浩的叛变行为，宣布撤销他的职务，立即予以枪决。就这样，毛泽东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这支队伍从茶陵带到了宁冈。

毛泽东用共产党的理论和要求，也在改造着早已经上山的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的部队。

1927年11月，红军稍微稳定以后，毛泽东领导的第一师便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教导队。毛泽东亲自授课，这就是抗大的前身，也是国防大学的最早雏形。毛泽东通过这种办学方式，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叫作收拾民心的阶段。收拾民心，不仅仅靠纪律，更主要的是靠与人民同甘共苦。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曾经就一个问题专门请教毛泽东主席，他说：“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通过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是怎么启发农民这么勇敢跟着你革命的？”毛主席很淡然地回答：“很简单，我们共产党人与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农民战士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还把它分给农民。”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全体会议上曾说：“我赞成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和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赞成完全平均主义。我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1949年我们开会时，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加薪水，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的意见举了个例子，说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当时告诉他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40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吃树皮、树叶，同人民同甘共苦。过去我们就这样干过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干呢？我们只有这样干了，才不会脱离群众。”

我们可以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是一大批有灵魂的政治和军事精英，而这个精英队伍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1928年1月，毛泽东布置部队分兵下乡，宣布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4月下旬，朱毛红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在会师大会上，毛泽东首次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朱德毛泽东会师的牵线人是毛泽覃。大革命失败后，他的小弟毛泽覃所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逃到南昌，追上了周恩来的起义部队。周恩来便分配他到叶挺部下工作。1927年底，朱德派他去井冈山联系毛泽东。毛泽覃最终找到了哥哥，也把起义的残部带上了井冈山。1927年10月到1929年2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率领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红军由原来的1000余人，发展到10000余人。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建军思想。到了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工农革命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和领导的第四军，从此被称为红四军。这一年的年底，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来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在后来的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出自红四军，他们是：朱德、林彪、彭德怀、陈毅和罗荣桓。

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党指挥枪原则的赞成还是反对，说到底就是对农民队伍的认识问题。在莫斯科六大当时形成了以工人为主导的领导层，这主要受到苏俄革命理论的影响，有人照搬苏俄经验。其中有些领导认为，井冈山就是一个土匪窝子，红四军不是由布尔什维克组成，而是由流氓无产者组成，有些人主张就是要清洗。在这些被清洗的人中，就包括袁文才和王佐。

1928年在莫斯科六大做出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其中第七章关于“父老与子弟兵”和《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的内容，这明显是针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及其实践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在暴动期间帮助过共产党的土匪头子，必须实行清洗。那时的共产国际和“左”倾思想指导下的中共中央，对什么叫子弟兵根本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根本不知道，对中国基层蕴含的革命性力量更是缺乏了解。这时候发生一件事，1929年1月14日，蒋介石发兵3万会“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3600名红军离开井冈山，希望以此调虎离山。指示刚刚上山的彭德怀同志负责留守，让袁文才王佐协助他。就在此期间，党的六大文件开始传达到了井冈山，正是因为文件内容，使留守部队发生内讧，恰恰这时朱德毛泽东下山了。袁文才和王佐属于六大文件被清洗的对象。在被追杀的路上，袁文才被击毙，王佐在追逃时掉到河里被活活淹死。这表明六大的错误决议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怎样的损失。袁文才和王佐是迎接毛泽东上山的好战友和同志，毛泽东听说后是怎样一种悲愤心情。毛泽东是在返回井冈山路上得知这一消息的，这使他非常悲愤和恼怒。这正是在路线上出了问题给党和军队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这同样也是不能认真贯彻毛主席坚持党的领导的方针原则。

四、古田会议，党指挥枪理论的重大发展

党指挥枪的理论，真正要形成党的指导思想，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从若干教训中总结出理论的认识。红军离开井冈山到了闽西以后，围绕党指挥枪这样一个根本原则和理论问题，党内高层依然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指导战争的原则上，就会出现不同的战略指导原则上的重大不同。比如关于攻打大城市还是创造农村根据地;是按照旧式军队的方式建设军队，还是按照坚持党的领导的新方式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这种分歧，最终导致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毛泽东被赶下台。在革命遭受一系列挫折和教训之后，才终于又奉中央指示，把毛泽东恢复职务，这后来就有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是对三湾改编精神的全面落实和重申。党指挥枪的思想，真正到了古田会议以后，才在总结一系列教训之后，真正认识到这个理论对军队建设包括党的建设的伟大意义，对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重大意义首先体现在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

第一，古田会议首次以党的决议形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军事必须服从政治，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界限。这一原则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遵循，确保军队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二，奠定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基础。会议强调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提出加强党内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视士兵政治训练等措施，构建了政治工作的制度体系。这些举措有效解决了军队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了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真正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古田会议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好的体现。

第四，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会议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铸就了人民军队的“军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人民军队的强军之魂，使军队在艰苦环境中始终保持拖不散、打不垮的钢铁意志。

第五，推动党和军队的团结与统一。古田会议解决了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统一了思想认识，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会议通过的决议成为全军的行动纲领，为党和军队的长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基础。

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不仅解决了当时党和军队面临的紧迫问题，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导，其精神和原则至今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可以说，直到今天，古田会议精神对于指导军队建设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放弃党指挥枪，国际共运的惨痛教训

放弃党的领导，放弃党指挥枪的伟大原则，不仅使革命失败，甚至可能亡党亡国。苏联就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这个世界上拥有2000万党员和530万军队的大国大党由于主动自我否定、主动自我缴械，最终导致丧失政权和亡党亡国。

其实，早在此前，苏共已经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比如提前取消了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取消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从1986年至1991年军队维护国内秩序的一系列事件中，每当部队与分离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分子发生冲突时，戈尔巴乔夫及苏共中央政治局都采取模糊责任的方式非难指责军队。特别是在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中，戈尔巴乔夫在媒体上公开指责按照他和政治局命令“维护法律秩序”的空降兵和内务部队。

时任图拉106空降师师长列别德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事件使得军官对党的领导的态度开始向危险的方向转变，随后作战师、团拖延或拒绝执行命令的事情不断发生”。为体现“民主化”思想，苏共在军队体制编制调整中，逐步削减了各级政治机关和约8万名政治工作军官，撤销了总政治部，并在“苏共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条例”中规定，“苏共组织及其机构不得干预行政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

由此，苏军内部刮起了“退党风”，特别是年轻军官的主动退党“最终汇成洪流，包括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也弃党而去”。苏共从组织上放弃对军队领导的直接后果是，“一个人可以拉走一支部队”，军队在国家危难关头倒戈。

在1991年“8·19”事件中，以格拉乔夫司令为首的空降兵进入莫斯科，执行控制俄罗斯共和国办公大楼——白宫的任务，格拉乔夫阳奉阴违，以执行国防部命令为名，行支持民族分裂势力之实，阵前调转枪口;以克格勃将军卡尔普欣为首的“阿尔法”行动小组，阵前拒绝执行克格勃总部下达的强攻白宫、抓捕叶利钦的命令;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先是以天气不适宜飞行为由，延迟输送空降兵的运输机起飞，后又引导机群错降机场，使空降兵无法在预定时间内集结，同时直接向叶利钦表示空军支持他。苏共、苏联政府由此失去了对国家的掌控，“8·19”事件后不到一周，苏共即土崩瓦解，同年底，苏联大厦轰然倒下。与此同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迅速陷入低潮。这是放弃党的领导的惨痛教训。虽然苏联作为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与新思维，才是苏联亡党亡国的真正教训。

苏联以亡党亡国的代价，给我们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今天，由于美国西方对我们进行的“颜色革命”一天也没有停止，我们国内一些满脑子西方价值观的公知们，他们对西式理论充满崇拜，至今对军队还经常发出极其不和谐的声音，譬如叫嚣取消党对军队领导，叫嚣“军队国家化”等等一套完全西化的理论，对军队建设影响极坏。在当前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势下，牢记苏联的惨痛教训，牢记我党我军三湾改编的伟大历史经验，牢记古田会议毛主席为我们确定的伟大建军原则，对保持人民军队的党性原则，确保我们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队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为国家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