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简介：范永敏，1931年出生，山东烟台海阳市里店镇前店村人，1947年6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第43军第127师第379团卫生队长，参加过辽沈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等。1975年转业到地方，先后担任湖南耒阳市卫生局副局长、局长。1991年离休。

我因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在家务农。16岁那年，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来村里招兵，我怀揣着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理想入伍，随军到了辽宁鞍山。当时，部队普遍缺乏卫生兵，开设了很多卫生培训班。首长看我有点文化，平时热爱学习，推荐我到军队卫校参加培训。经过一年的学习，我顺利结业，被分配到基层连队担任卫生员。

1948年10月，北国的初冬朔风凛冽，大雪纷飞。辽西会战正酣，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走廊遭到人民解放军围歼。一个多月后，第6纵队奉东北野战军总部命令，由辽西黑山集结出发，踏着冰雪、冒着严寒，兵分两路，快速向关内进军。在攻打锦州时，我所在部队负责阻击从沈阳赶来的国民党援军。

未曾预料的是，我们部队还没赶到阻击点，就不幸误入敌人的重兵驻防，原本计划的阻击战，直接变成惨烈的遭遇战。我们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重兵拦腰截断，打得好惨烈，加强营800多人，最后活着的不到100人。

我是三连的卫生员，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救治伤员。我连续奋战，包扎了60多名伤员。等到身上所带的急救包全部用光时，我发现自己全身都是血，左手手背有一处在滴血。原来，我一门心思给伤员包扎，根本没注意自己负伤了。这时，卫生班班长刘国轻上来了，看见我流血不止，赶紧给我包扎，把我送回部队驻地。

这次战斗结束后，第6纵队撤回黑山地区集结休整。我因为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组织上批准了我入党的请求。我们第6纵队原来的建制是3个步兵师、1个炮兵团。军委和东野总部又把独立第6师拨给我们，同时补充了一大批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因此，尽管我部在辽沈战役中伤亡很大，但很快就补满兵员，士气高涨。

为了启发解放战士的阶级觉悟，第6纵队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要求，凡是补进部队的解放战士，先搞“诉苦”，让他们在会上倒苦水。这一招很奏效，没几天，这些解放战士就都被教育转化过来了。

我部在辽阳地区缴获了很多山炮，为此成立了炮兵团，团里大部分是解放战士，我们只不过在每个班里配了班长、副班长，也就组织起来了。经过整编，每个步兵连接近有200人，步兵团3000多人，师有13000多人，全纵队6.3万人，编制满员超员，兵强马壮，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军”。此时，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我们第6纵队改编为第43军，我由三连调到营部，在第127师第379团一营担任卫生员。

为了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毛泽东主席命令四野组织一个先遣兵团先行南下，第43军奉命参加了这个先遣兵团。1949年2月下旬，我们第43军开始南下，一路所向披靡，打得白崇禧的部队溃不成军。我们顺势打到了江西宜春地区。

第四野战军通过黄河大铁桥向南疾进

当时正是雨水连绵的初夏，天气湿热，蚊子很多，我们这支来自北方的部队不能适应南方的气候，短短几天，就有超过半数的指战员感染了疟疾。我所在的第379团有2000人感染疟疾，俗称“打摆子”。部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好改变计划，滞留在宜春。我当时也未能幸免染上了疟疾，浑身发抖，四肢无力。

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部队从上海运来了一批药品，指战员的疟疾及时得到了救治。我病情稍有好转，就开始救治其他被感染的战士。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可恶的疟疾终于得到控制，部队又经过休整，开展了“兵强马壮”运动，逐渐恢复元气，继续南下征战。

我第127师第379团由宜春出发，经安福、吉安、泰和、遂川、塘江、南康、大庾等地，进入广东梅岭关、南雄、始兴。梅岭关有粤北第一关之称，有石板铺就的宋代古道。陈毅曾经在这里开展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留下了《梅岭三章》等壮丽诗篇。

我们在古道行军的时候，从广播里听到开国大典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军上下无不欢呼雀跃，我们互相拥抱着、跳跃着，那欢乐的场面至今回忆起来仍令我激动不已。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28年，终于夺取了政权，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但是，新中国还有很大一块地方没有解放——广州、海南岛没有解放，大西南也没有解放，我们部队肩负的任务还很重。我的心情和每个战士一样，一心只想着赶路去解放广州，随即喊出口号：“打到广州去，庆祝新中国成立!”

战士们的情绪比较高昂，好多战士说，打到广州就是革命到底，就可以回家去了。远离故土的北方士兵，希望回家种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属于正常的愿望。不过，我没这个想法，我想就算广东解放了，还有海南岛、大西南没解放呢。

李宗仁见解放军迅速逼近广州城，心知国民党政府已经岌岌可危，到了大厦将倾的关头，慌忙把总统府、行政院撤至重庆，广东省政府撤至海南岛。广东战役，我军英勇奋战，歼敌6万余人。我们从沙河打进广州城，沿着中山路向西走，到了警察处，公安局长出来投诚，说代表广州市160万人欢迎解放军进城。

公安局长投诚了，他下面还有19个派出所，部队下令叫他们在原地维持秩序，没有缴他们的枪，连他们的帽徽也没有摘。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部队在黄沙打了一仗，俘敌1000多人。国民党军占着高楼，阻止我军往西走，部队就组织冲锋，把他们俘虏了。我第一次戴上了镶有红五角星的帽子，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入城式。入城之后，部队先后组织了多次清理国民党军残部的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州城

此后，我们进入广西，参与了小董战斗。我这个卫生兵误打误撞之下，还抓到一名国民党少将军官，就是白崇禧长官公署卫生处的处长，我现在忘记他的名字了。他当时拿出一块金表给我，求我放他走。我不为所动，严厉地说：“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你只要把枪交出来，放下武器就可以了!”

我们乘胜追击，在广西东南部博白地区追歼白崇禧部残敌。11月30日，我所在的团与兄弟团奔袭博白城，当晚由东、北两门攻入城内。经过激烈的巷战，随即攻入白崇禧部第3兵团所在地图书馆大院，歼灭兵团指挥部及警卫部队，并俘虏了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我们欢欣鼓舞。此战，解放军将国民党军白崇禧部第3兵团大部歼灭。

粤桂边战役结束后，部队移防雷州半岛。我们准备啃下一块最硬的骨头——解放海南岛。两个军打海南岛，一个是第40军，军长韩先楚;一个是我们第43军，军长李作鹏。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以木帆船为主要载体，用木船打兵舰，可谓战争史上的奇迹。以第127师第379团组成的加强团，继第383团“渡海先锋营”首次潜渡成功后，第二次潜渡成功。

1950年3月31日傍晚，我们登上木帆船，乘风向海南岛驶去。这一路并不顺利。船行驶到半夜风突然停了，急得船上的战士只能用手和铁锹划船前进，速度自然就慢下来。这一慢就暴露了，被敌特发现，特务马上发电报通知岛上的敌人。

我们船只还没靠岸，就遇到了敌人军舰的来回穿梭阻击。我们用重机枪和六零炮回击，一些战士负了伤。恰好这时来风了，我们便趁势冲过去，在塔山登陆。登陆的时候船冲到沙滩上，我们往下一跳，齐腰深的水，发的饼干都被海水浸湿了。我给几个伤员包扎后，一阵猛跑，往岛上的丛林里面冲，担架队把伤病员架着，跟着往里面冲。我们进去大概两三里路，当地游击队就来接应我们了。我心里想，还没登岛就遇上这么激烈的战斗，肯定预示着海南岛的难攻。

回忆起来，解放海南岛的过程非常艰辛，用一个成语描述，就是艰苦卓绝。我们天天遭受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天天都有战斗。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那天早晨，我们看到两架飞机在头顶上转。我们走，敌机依然在上空打转，也不轰炸。我们按照20米的距离拉开队列，走到一个村庄。村口一棵榕树很大，大概有100多个平方米的覆盖面积。因为战士之间相距20米，前面的战士跑，后面就得跟着跑，累得够呛。到了树底下，大家找个位置就坐下了。

我想去村里找热水喝，便离开了大树。等我在一户老百姓家中喝完水出来，突然发现敌机在半空往地下丢炸弹，只听轰隆隆的爆炸声，村口上空灰尘弥漫开来。敌机轰炸一顿就飞走了，我心想：坏了，要出大事!我赶紧跑到大榕树下一看，战友们伤亡60多人。当时，战士们在树底下一排一排坐着，敌机扔下的是子母弹，贴地皮炸的，所以伤亡这么大。团长兼政委冯镜桥闻讯赶来，看到眼前的惨状，伤心得都掉眼泪了。

此后，我们怀着为牺牲战友复仇的斗志，夜以继日地顽强战斗，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消灭了海南岛上一股股国民党守军。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之后，我们部队驻扎在海南岛。我从一位普通卫生兵，被提拔为团部卫生队队长。

1950年5月，范永敏在海口摄影留念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75年，我正式转业。最初，我打算回家乡海阳工作。当时，湖南省贯彻毛主席“6·26指示”，大力发展中医药，部队重视使用中草药，我开的药方效果好，就被安排到湖南省举行的纪念毛主席“6·26指示”大会上发言，湖南各县组织单位过来参观。耒阳县在发展中草药这一方面成效不太好，耒阳县委书记就向部队要专业人才。部队首长推荐了我。我到耒阳后，被分配在县卫生局担任副局长，后来又担任局长。在我的组织下，全县医疗卫生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1991年，我正式离休。

如今，我在耒阳生活了大半辈子，因为年迈，很少回老家了，但儿孙们都会经常回海阳探亲。我愿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历史，今天我们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正是我们那一代人冒着战火，用青春和鲜血拼搏出来的。

（口述：范永敏，整理：朱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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