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隐蔽斗争史上，涂作潮的名字不像“前三杰、后三杰”那样广为人知，他没有钱壮飞挽救党中央领导机关那般奇功，没有熊向晖保卫延安那般壮举，更不像李克农、罗青长那样肩负隐蔽战线要职。然而，涂作潮的经历之传奇，贡献之特殊，品格之可贵，为其隐蔽生涯披上了同样夺目的华彩。作为隐蔽战线资深的普通一兵，涂作潮的平凡与不凡，使他在中共隐蔽战线赢得了一份属于他自己的别样荣光。

“木匠”的由来

涂作潮出身贫寒，13岁起先后跟姐夫、大哥学习木工活，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后在上海入党，被派往苏联学习。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在与涂作潮谈话时了解到他的身世，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以后就叫你涂木匠。”从此，“木匠”成了涂作潮从事隐蔽斗争的代号，也成了他的别名和绰号。党内许多同志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木匠”。

“木匠”是隐蔽战线比较资深的一员，他的资深体现在一个“早”字：

他入党比较早。1924年，他赴上海进入恒丰纱厂工作。上夜校期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萌生入党愿望。李立三与他谈话考察后，由蔡和森之兄蔡林蒸和林彪堂兄林育英(张浩)介绍，于同年4月入党。

他留学苏联比较早。1925年10月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射击、爆破、密写技术。

他是党较早培养的无线电通讯专用人才。1928年5月东方大学毕业后，涂作潮原本希望继续学习爆破技术。六大期间，张国焘、周恩来分别找他谈话，说明红军急需无线电人才，希望他改学无线电通讯专业。涂作潮服从组织安排，于1929年1月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学校学习，主攻机务和电台修理。1929年10月涂作潮被派往刘伯承在伯力组织的“共产国际远东支队”华工游击队担任报务员，之后又到海参崴苏联情报保卫部门“契卡”的电台，接受情报秘台业务专门培训。这样，经过科班学习、部队实践、专项培训等多方面培养，涂作潮学到了一手精湛的无线电通讯技能。

◆涂作潮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学生登记表。

他进入特科无线电通讯科工作比较早。1929年10月李强研制出第一部电台，1930年1月沪港电台成功通联，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此诞生。两个月后，即1930年3月，涂作潮奉命回国来到上海，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听取了他的个人情况汇报，当场出题考察了他的业务水平，决定将他留在特科所属无线电研究所工作。这时特科研制的电台功率大，隐蔽性差，一开机工作，感应电流就把邻居家的电灯都点亮了。涂作潮运用在苏联所学，通过提高收发报机的灵敏度来降低发射功率，既能保证通联顺畅，又增加了安全系数，显示出高超的机务技术水准。很快，他被指派从事无线电训练班的教学工作。

他是中央红军早期无线电通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1931年3月，即中央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队成立的第二个月，涂作潮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投入到电台人员培训、电台维修改装、电台零部件生产等工作当中。他先后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政委、无线电通信材料处主任、军委通信材料厂厂长，为刚刚起步的中央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谈判代表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毛泽东这首著名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耳熟能详，但其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1930年12月底，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活捉了国民党第18师中将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张辉瓒的妻子朱性芳闻讯紧急求助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及程潜、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本就视张辉瓒为爱将，加之这些国民党将领恳求，遂同意用枪弹、巨款赎救张辉瓒。

鲁涤平等人很快商定了赎救条件：由上海三家银行担保，向红军捐送20万现洋、20担西药，再加上可以武装2个团的枪弹;释放南昌下沙窝监狱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

江西省政府秘书长王信带着这份颇为丰厚的赎救条件飞往上海，请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前往南昌谈判释放张辉瓒的具体事宜。这时，张辉瓒的妻子也已来到上海，并通过共产党员龚饮冰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一书披露：“周恩来等对王信带来的‘赎张’条件仔细研究以后，认为这些条件若能实现，对中央苏区红军很有利。中央决定派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李翔悟为中国工农红军代表，涂作潮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去南昌与鲁涤平谈判。周恩来并通过地下交通线致信毛泽东、朱德，通知他们做好放张的准备。”

据涂作潮回忆，他和李翔悟没有看到谈判文件，文件交给他们时已经拍成胶卷并用黑纸包裹好了，因涂作潮在苏联学过摄影技术，到南昌后可将文件显影出来指导谈判。龚饮冰将涂作潮(化名吴思浩)和李翔悟介绍给王信后，两人遂与王信一同动身，乘坐王信来时所乘水上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南昌，下飞机后换乘接船上岸。下榻南昌阳明路一家旅馆后，王信告辞回家，涂作潮、李翔悟两人上街观察周边情况，不料走出旅馆不远，竟在《江西民国日报》上看到了张辉瓒的死讯。

情势反转于肘腋之间，却是事出有因。张辉瓒任南昌卫戍司令期间，曾屠杀1000多名共产党员，人称“张屠夫”。此次“围剿”进入苏区后，张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百姓极大愤恨。在中央苏区吉安县城东固区祝捷大会上，2万多群众群情激愤，坚决要求处决张辉瓒。维持会场秩序的红军只有一个排，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会议主持者顺应民意，在没有得到红军总部批准的情况下，宣布将张辉瓒处决。张被处决后，其首级被砍下装进一只竹笼里，固定在一块大木板上投入赣江。木板漂至吉安城被敌人捞起，《江西民国日报》随即发布了消息。这突如其来的反转，涂作潮、李翔悟乃至王信，都毫不知情。紧急商议后，涂作潮与李翔悟迅即离开南昌市区，在热心人帮助下，有惊无险地辗转回到上海。

◆1936年，涂作潮在西安组装的100瓦功率的电台(复制品)。

此次谈判未及开始即告流产，表面上看涂作潮只是有惊无险地空走了一趟南昌，似乎只见苦劳并无建功。其实不然，赎救张辉瓒是处于敌对状态下的国共两党之间一次十分特殊、敏感的谈判，对双方谈判代表的能力素质和谈判技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彼时只是特科普通一员的涂作潮能被选定为谈判代表，且是中共中央的谈判代表，足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他信任之深。此事虽是国民党有求于共产党，但双方正处于“围剿”与反“围剿”的对战状态，因此南昌之行实际上隐藏着很大的危险性。涂作潮毫不犹豫受命前往，勇气可嘉，且事情突变后能及时脱险，安全返回上海复命，堪称机智。正因如此，涂作潮和李翔悟回到上海向组织汇报之后，“他们的机智勇敢受到中央同志的表扬”。

西安事变幕后的无名英雄

1936年8月，涂作潮奉周恩来之命来到西安。时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让涂作潮组装一部能与延安通联的电台，要求是花钱最少、体积要小。涂作潮上街买到一个日本产二手收音机，很快改造成了功率为5瓦的“哈特莱式”电台交给刘鼎。两天后，刘鼎告知涂与延安联络上了。

过了些天，刘鼎又要求涂作潮组装一部能与全国通联的大功率电台。涂作潮冒着被军统特务发现的危险，上街买回一部分所需零部件，另一部分零部件由刘鼎派人从上海买来。涂作潮从未组装过大功率电台，既没有经验借鉴，又没有资料参考，更没有人共同商讨。他独自苦思冥想，边干边摸索，成功组装了一部100瓦的电台。

据涂作潮儿子涂胜华回忆，这期间上级还专门要求涂作潮制作一个用干电池做能源的5瓦电台，以应对突发状况。涂作潮随即制作了一台直流电、交流电两用电台。几个月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第一时间向刘鼎通报消息，要求他尽快报告中共中央，并请中共派人来共商大计。刘鼎急于通过电台第一时间报告党中央。不料，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对外封锁事变消息，下令全城停电，我原有电台均无法使用。这时，涂作潮制作的这台电池供电的两用电台便派上了大用场。

西安事变过程中，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保持着密集通联，涂作潮组装的三部功率不同的电台，是奉命应需组装的，想必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44年12月30日，涂作潮(右二)与战友在延安合影。

多年后涂作潮回忆这段西安岁月，用了很长一段文字讲述西安事变之后第四天他与周恩来重逢的情景。周恩来一句“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吃苦了”，让涂作潮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在文章里难掩激动，说这件事他要永远记在心里。至于自己在西安期间的工作，涂作潮只写了事变之前组装三部电台的大致过程，对于这些电台在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西安事变中起到了怎样的“联通”作用，他却只字未提。

“永不消逝的电波”背后

红色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李白视死如归报送情报的故事家喻户晓，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的革命经历和光辉事迹背后矗立着两位大名鼎鼎的老师。一位老师在苏区，他是后来被毛泽东誉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的王诤;另一位老师在白区，他就是把李白打造成全能报务员，曾用精湛的无线电技术帮助李白脱险的涂作潮。

李白进入上海时只会收发报，电台有任何故障都需要别人帮助解决。在涂作潮指导下，李白潜心钻研，很快成为能收发、能组装、能维修电台的全能报务员。

1942年7月一个深夜，日伪特务机关采用分区停电的办法，侦测到李白的秘密电台位置，在李白夫妇的住处发现了还在发热的收音机(改装电台)，从木地板下面搜出电键等电台专用零件，又从李白厚实成茧的食指、中指判定他是报务员，随即将李白逮捕关进宪兵司令部，后关押到日伪特务机关“76号”。宪兵司令部和“76号”人称“死亡魔窟”，关进这里的犯人基本无人生还，然而，尽管日伪时期的白色恐怖极其残酷，李白却在被关押了近一年后无罪获释。其中，除了李白坚不吐实和组织全力营救两个重要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至为关键，这就是涂作潮对电台的两处精妙设计为李白提供了坚固的“技术防护”。

涂作潮的第一个妙招，是在改装收音机为电台时，“采用并联再生的方法，就是用两根铅笔粗细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屏极上，另一头套在振荡管的铝帽(栅极)上，再把电位器改成人工调控音量，便能收到外来的信号，如果取走这个线圈，信号就会立即消失，收报机就好像普通收音机一样”。换言之，安上这两个线圈，就是收发报机，拔掉这两个线圈，就成了普通收音机。李白在特务闯入之前，迅速将两个线圈拔掉、拉直，扔在了一边。敌人没有发现收报装置，没有证据给李白“定罪”。

涂作潮的另一个妙招，是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规律，选择在夜深人静的零点至四点之间发报，可以在上海用功率仅为10瓦的电台，通联2000多公里之外的延安。

解放后清理日伪档案时发现，日本特务机关当年为了甄别李白的真实身份，不惜从日本本土调来电讯专家，反复检查从李白家里查获的那台“收音机”，结果没有查到任何收发报装置，说明这台收音机无法作为电台使用。加之李白那台收音机的功率只有10瓦，日本专家认为根本不可能在上海与延安如此远的距离之间实现无线电通联。

就这样，涂作潮以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设计骗过了敌人，保护了李白。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1958年，经李克农提议，八一电影制片厂以李白为原型，拍摄了由孙道临主演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影片中的许多故事情节来自涂作潮对李白的回忆，涂作潮还亲自动手，按照李白当年使用的那部电台，复制了电影中的电台道具。

遵守纪律的模范

1937年1月，涂作潮前往上海，受命恢复党的秘密电台。他化名蒋贵庭，开了一家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这时的他已经34岁，孑然一身，没有家室。有一天，一位米店老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我看你有点儿像共产党。涂作潮心里一惊，不露声色地问，像在哪儿啊?米店老板直言：你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平时与人相处问的多说的少，且连老婆孩子都没有，收支也说不清楚。涂作潮机智地反驳：我看那些被枪毙的共产党人，都是穿长衫、套西装、戴眼镜的先生，我看你这识文断字的才像哩!这句话吓得米店老板连连摆手告饶。

米店老板的话引起涂作潮的警觉，组织上此时也找到涂作潮，与他商议成家之事。涂作潮定了三条择偶标准：一是要保证会生孩子，二是必须有现成的孩子，三是必须是文盲。这三条择偶标准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另类”，但涂作潮却有他的深层考虑：要有生育能力，因为涂作潮非常喜爱孩子;他虚岁36岁刚成家没孩子，容易引起猜疑，有个现成的孩子可以掩饰;妻子大概不会是自己的同志，一起生活久了会发现他的真实身份，那会破坏秘密工作纪律，没有文化，就不会发现他整天摆弄的并不是收音机，而是电台，且是共产党的秘密地下电台。

◆1948年，涂作潮一家在西柏坡。

经人介绍并报地下党组织调查批准，1937年下半年，涂作潮与上海纱厂的杂工张小梅结婚。张小梅不识字，前夫患肺结核去世了，留下一个5岁男孩。与涂作潮结婚后，张小梅一心操持家务，几乎不过问生意上的事儿，对那些电子零件更是一窍不通。几年间，两人有了三个孩子，涂作潮在妻子面前始终严守秘密工作纪律，对自己的情报工作守口如瓶，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对妻子保密。直到1942年李白被捕，组织上安排他离开上海前往根据地前夕，他才告诉妻子自己的真名叫涂作潮。他嘱咐妻子说，如果他此次一去不归，等共产党胜利了，去找党打听他的下落。涂作潮撤到江苏新四军军部不久，地下党就把张小梅和孩子们接了出来，他们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

士兵为元帅辩护

涂作潮性格刚烈、耿直，当年跟着姐夫学木匠活，因干活不得要领被姐夫打了一顿，他当即愤然离家。

后来到达苏区后，因业务能力强，他被任命为无线电总队政委。干了一段时间，他感到管理工作事无巨细，影响他钻研业务，便坚决辞去了政委一职，专心干报务员。

解放后，战友们大多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却要求做专业技术工作，后定为三级工程师。1957年，他得知自己每月250元的工资高于本单位其他人，心里很不安，主动要求将月薪降到200元。在上海无线、有线两家公司担任军代表时，他拒绝上级给他配备专车，买月票乘公交上下班。

◆1979年1月2日，中央特科老战友合影(坐在轮椅上的是涂作潮)。

都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涂作潮或许不曾想过当元帅。然而，他却能不计个人得失，去为元帅辩护。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上海市传达会议精神，涂作潮即席发言一个多小时，结合自己在红3军团当报务员时的感受，认为彭德怀对党忠诚，不应该被打倒。他甚至以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为例，说中国共产党绝不能犯此类错误。涂作潮当场被保卫人员押走，随即被上海市委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周恩来得知后说，这个涂木匠顶多就是心直口快、脾气暴躁，他怎么可能反党呢!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两年后涂作潮才恢复了党籍和行政级别。

平凡的一生，不平凡的人生。涂作潮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朴素的言行却能惊天动地。这正是涂作潮作为平凡的普通一兵，其不凡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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