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现代足球最初只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学校开展，随后逐渐向全国扩散，成为喜闻乐见的运动。凭借‌强协作、高对抗、易组织‌的特性，足球很快受到了军队的青睐。

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为人民军队广泛开展体育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决议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戏：1.捉迷藏等；2.打足球；3.音乐；4.武术；5.花鼓调；6.旧剧”。

1933年5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叶坪中央运动场举办第一次运动大会，亦称“五卅”全苏区运动大会。红军各军团、江西军区、苏区各县和在瑞金的中央机关的180多名选手参加了此次盛会。其中，足球比赛是最吸引人的项目。

赛事首日，红军学校队以2:0战胜了江西队。《红色中华》不无幽默地报道 “红校的足球队亦颇不弱，以二比〇送给了江西队一枚又大又圆的鸭蛋”。

决赛当天，大雨滂沱、场地泥泞，红校足球队迎战邓发领衔的中央联合队，观众热情不减，把赛场围得水泄不通。

红校足球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顽强反击，最终以2:1绝杀夺冠。

红军拼搏精神被报刊争相报道。《青年实话》报道：“真是一幕激烈水上足球战呀！”《红色中华》则写道：“足球健儿们的拼搏精神，正是红军钢铁意志的写照。”

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运动大会足球冠、亚军的运动员合影

红校足球队夺冠后，经常外出巡回比赛，还担负起扩红(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和政治宣传任务。

1934年，红军学校足球队从红都瑞金出发远赴长汀巡演比赛。

长汀作为中央苏区重要屏障，是扩红支前的大后方。时任红校政治部主任赵品三回忆：“球门是两根木杆绑上草绳，场地就是晒谷场。”“足球也是用桐油浸过的牛皮缝制的”。

图：红军使用过的足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

即便如此简陋，可“每场比赛都万人空巷，军民同场呐喊”。中场休息时，红校队员旋即拿起道具，化身文艺宣传员，进行“扩红”动员，场面之热烈堪比今日火爆的“苏超”。

“足球+歌舞+宣讲”的新颖模式，使长汀青年都积极踊跃地参加红军，青年参军人数激增三成。

图：苏区中央儿童局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创刊号的足球运动宣传画

1937年，中央机关迁至延安后，足球运动持续蓬勃发展。当年“五一运动大会”将足球列为表演项目，后续“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也开设足球赛事，成为边区军民强身健体、凝聚士气的重要方式。

抗日战争时期，红色足球在八路军一线部队广为流行。八路军山东军区某团官兵把足球竞技与军事技能紧密结合起来，练就了“铁脚板”，被称为“跑不死”。1941年，山东日军频繁对根据地进行“扫荡”。该部凭借日常练就的身体素质，一夜急行军70公里，成功突破日军五路围剿。

图：胶东军区八路军某部在进行足球比赛

新四军更是盛行足球运动。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年少时酷爱足球，在成都工业讲习所读书期间，担任球队中锋，因球技精湛每场比赛都会登场，身穿四号球衣，而被大家喊为“陈四号”。

陈毅不仅与战士们一起踢球，还常组织球赛，自己担任裁判员，在他的影响下，新四军里的球类运动十分活跃。

图：1963年访问缅甸期间，陈毅和缅甸总理奈温一起踢球

烽火中的红色足球从未远去，它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拼搏、它是“团结就是力量”的协作、更是“为理想而战”的信仰。

参考资料：

1.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

2.《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抗战中的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 《星火燎原·未刊稿》第8集 解放军出版社

3.《红色中华》1937年

4.《陈毅口述自传》大象出版社

本文作者：北京市档案馆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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