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到斗争果实的孩子。1947~1948，(英)柯鲁克 摄

徐班庄是个大村子，由班西、班东、东班，三个村子组成，抗战期间是山东滨海根据地赣榆县谷阳区的中心行政村(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班庄镇)，群众基础极好，抗战和解放战争初期，斗争最艰难的时候，这里的群众也生生死死，站在党的一边。

究其原因，徐班庄有个扎根群众，得到群众一致拥护的党支部，这是党支部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的坚实基础。

但是群众并不是天然就跟我们走的，这也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党支部一班人的努力与斗争。

昔日徐班庄，如今班庄镇，依然能看到由西向东，班西、班东和东班的格局。

当年的徐班庄，班东是三个村子的核心地带，也是最大的庄子，住着十四户大地主，除三四户外姓地主外，大多数是姓徐的。徐是这里的大姓，清初迁来，乾隆年间发展壮大，建了家庙。虽然都姓徐，都是一个祖宗，但姓徐的大地主住着深宅大院，姓徐的佃户、雇工，却住着破草房，有的甚至破草房都没有，全凭老爷“恩德”，住在牲口棚里。此外，也有几家外姓的杂居其中。

班东西侧是班西，只有一家是有一顷地(100亩)的地主，其他家户都是外来的佃户和雇工的家属。

班东的东侧是东班，一家地主也没有，绝大多数都是贫农、小佃户和雇工。

地主的家。青海民和，1951年，茹遂初 摄。

很明显，整个徐班庄，经济与社会的统治势力，是操在大庄子的十四个地主手里。十四个大地主，就占有四十多顷地。其中势力最大的叫徐聘之，既是大地主，有地七顷多，又兼着工商业和高利贷。不仅剥削着好几家佃户，还剥削着二十多个工人。这十四家大地主，对于工农的剥削可算“无微不至”。封建的物租和无酬劳役，低微的工资和农奴式的待遇，奠定了十四家大地主持续性发家致富的根本，即不劳而获，却能大量持续地夺取劳动的财富。

与此同时，广大工农却穷困潦倒，整日饥肠辘辘，食不果腹，更别说其他的了，这样的生活毫无质量，更无尊严。全庄四百户中，就有一百户雇工和贫农已经挨着饿。一位工人的老母亲，贫病交加，活活饿死在床上了。半挨饿的和即将陷于饿殍苦海中的贫农和下层中农，还有二百来户。

地主的家。青海民和，1951年，茹遂初 摄。

当年的徐半庄，几乎就是旧中国农村的缩影，绝大多数的住户和居民，在极少数大地主富贵宅院之旁，遭受饿死的威胁。换句话说，就是极少数人掌握了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绝大多数人却日益在贫困线上挣扎。

尤其是时间进入1942年，华北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水旱蝗灾，连续交替，使得粮食产量锐减，日寇的侵略和屠杀，更造成生产人员减少、生产工具被破坏、耕地面积不断缩减。位于苏鲁边界，敌我拉锯边缘地带的赣榆，所受影响自然不小。

大片田地颗粒无收，但日伪军仍不断下乡抢粮。农民靠吃野菜、树皮充饥，因难以消化，百姓大多肚大皮薄，青筋明显。一些地主、财主，趁机高利，盘剥穷苦百姓。“春放一斗粮，秋收三斗米；春借一元，秋还三块。”如当年还不上，就“驴打滚”“利滚利”。

多少年从未养过一头牲畜的土族雇农朱三白，土改时分到一头牛和一条栽羢毯子。

徐班庄的群众更是叫苦连天，但他们能做的，也仅仅是到处求神拜佛，烧香磕头。

群众的疾苦，让党支部揪心不已，毕竟我们的党员，都来自群众，群众的疾苦，他们也亲身感受，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徐班庄党支部行动起来，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

全体党员，深入到每一家每一户的贫苦工农家里，向他们进行最广泛的宣传，以各种具体的事实，说明我们再不借粮，粮荒进一步蔓延，我们只能活活等着饿死，或者逃离生我们养我们的这块土地，逃到不知何处去求生。问题是战乱年月，又逢大灾，何处有生路呢？

流离失所的河南灾民。1942年，洛阳，(美)福尔曼 摄。

经过六七天的宣传，已经家家户户揭不开锅的群众，他们不想饿死，不想坐以待毙，他们想有个法子，让党给他们，特别是给老人、女人和孩子，指条活路！

什么是法子，哪里是出路？

党支部马上由“我们要借粮”的宣传中心，转移到“我们必须有组织，成立农救会，才有力量借到粮”。在党的领导下，徐班庄的乡亲们，要求召开农民大会，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

觉醒了的群众，被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以往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堆散沙，个人顾个人，在天灾人祸面前，缺乏抵抗力，只能被动挨打。我们党，要用泥把这堆散沙胶在一起，捏成一团，使任何敌人都打不破。反过来，我们还要打破任何敌人，消灭前进途中的所有艰难险阻。

沿着陇海铁路，推着小车，一路向西逃难的河南老百姓。

问题是什么才是把这堆散沙胶在一起的“泥”呢？

党支部分别在三个庄里，找了三位群众中的自然领袖。

所谓“自然领袖”，就是非正式群体中的核心人物。他们是“无冕之王”，没有官衔，更没有权力，却人品好、见识广、本事大，关键是能服众。群众遇到生产生活中的问题，都会请他来“公断”。

这样的能人，党支部给他们背书，鼓励他们的斗争勇气，身边的党员给他们出谋划策、站脚助威，推动他们积极在农民中宣传鼓动，成为党组织深入群众的有效抓手，为将来培养他们成为入党对象和斗争骨干，做好铺垫。

河南灾民中的妇女儿童。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了他们的带头作用和积极活动，三个庄的农民站出来一百五十多名，团结在三位农民领袖周围。挑了个好日子，召开了农救会员大会。

要救国，先得救自己。三位农民领袖相继走上台去，讲了要想借粮，必先成立农救会的道理，生动而简单，都是群众听得懂的大白话。

接着，党员们在会中积极活动，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保证三位农民领袖顺利当选，一正两副，副会长中还有一位是党员，这样选出来的能确保是群众愿意选出来的。下面划分为十五个小组，有些党员被选为小组长，农救会就成为这次借粮斗争胜利的骨干，成为农民所爱护和信任的自己的团体。

深入群众的土改工作队员。

这告诉我们，工农解放，是工农自己的事，不是少数的党员所能包办代替的，更不是少数干部孤立打先锋所能完成的。只有工农自己起来作斗争，有了自己的坚强的群众组织，成立于工农为了迫切的利益而实行斗争的基础之上，并且在斗争中产生了和培养了自己的群众领袖，成为群众斗争的领导中心，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坚决的拥护与信任，群众才能跟着走，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组织的力量，而不是瞎胡闹、一窝蜂，是原先的一堆散沙状态。

徐班庄成立了农救会，区政府和分区委也搬来了，这样就能切实领导和指导农救会和党支部的工作，保证这场借粮斗争的顺利进行，就地解决矛盾不过夜。区长、村长都是党员，虽然没公开，但形式上他站在“高处”，为农救会撑腰，本身就是给群众斗争，以最有力的鼓励。

随后，农救会召开全庄农民大会，农救会会长讲话：“我们老农民一年辛辛苦苦地种地，现在我们反倒挨饿了，我们能活活饿死吗？”

在村民家的院子里开小会。

“不能！我们要借粮！”会场上，成百上千的农民，男女老少，一个声音怒吼着，一浪高似一浪。

农救会长继续说： “现在区公所允许我们借粮，我们要选出代表，领着大家干，向地主交涉借粮。”

说干就干，当场选出农救会长和几个积极分子为代表。区长又协同村长，在庄上成立起借粮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地主和政府的负责人组成。

借贷双方见了面，农民代表一开始还是好话好说：“现在青黄不接，贫雇农眼看要饿死，我们世代给你们种地，又是街坊、近邻，能见死不救吗？如果我们都饿死了，谁给你们种地，谁去支前打日本？你们的东西不就被日本鬼子抢了吗？是借给乡亲们度荒好，还是被日本鬼子抢去好？”

头戴瓜皮帽，参会的地主代表，背后小字：十里店头等地主某某。

区长也讲了话：“上级政府有命令，哪区有饿死的，区长就要负责。没饭吃的工农要饿死啦，这对抗战不利，也对地主们的生产不利，都饿死，谁给你们耕地做工呢？借粮是欠借丰还，说到办到，只借囤积的余粮，不借口粮。我敢保险，你们把粮借出来，秋天一定还给你们。如果你们不借粮，挨饿的人是不能等着死的，出了乱子，你们可不能怪政府。”

“一家老小挨着饿，再借不到粮，就得自己动手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眼看地主们不表态，农民代表急了。

地主们有些恐慌，但他们还要拖到最后一刻，不肯借粮。

区里出面，又搞了两次士绅座谈，动员他们借粮。好话说了一箩筐，我们的同志，嘴皮子都磨破了，结果如何？

村民围观墙上贴出的阶级划分结果。

地主们口口声声，照顾老主雇，拥护抗日政府，愿意借粮，但实际上，都不愿真“出血”，一个比一个出得少。你问就是家有亏空，今年非比往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消息传来，地主们的为富不仁与哭穷装蒜，惹恼了知根知底的群众，怒火越烧越旺。党支部在农救会，农救会在农民中，又开始了动员，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

第三次座谈，地主们大摆“肉头阵”，低着头高低不说话，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与此同时，开会的家庙外，义愤填膺的群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今天就要治治你们的肉头阵！

农会成立大会。

农民们就在外边喊起来：哪个地主有多少粮，在那里放着。我们都知道，不借粮，我们就去动手搬，反正我们不能等着饿死、

一个个的点名，让地主们心惊胆战。有了乡亲们撑腰，有了一笔笔“明账”，参加会议的农民代表，讲起话来更加有力了。两害择轻，地主们只得痛心地答应了借粮，这回不敢糊弄了。

消息传到会场外，群众高呼借粮胜利的口号，感谢农救会，感谢共产党，感谢区政府，当然也“感谢”诸位“好心”的老爷，哈哈哈！

一张张条子，递到地主面前，人手一张，请他们写借粮数量。

大会上的妇女和孩子。

写得多的，做事敞亮的，传到外面去，群众一边作揖，一边高喊：感谢某老爷，我们要帮助你看庄稼，不让人家偷去，保证有借有还。反之，群众则怒骂：不要这点吊粮，要割他庄稼，吃他麦子！这一骂，地主清醒了，赶紧多借，群众满意了，也高喊感谢他。

毕竟当时我们没有搞土改，一切为了抗日，地主阶级也是统战对象，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所以必须一手托两家，不能放弃任何一方，保证斗而不破，既要保证群众不饿死，能继续开展生产，也要保证对地主家的生活生存影响不大。

正如教员同志讲过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群众以举拳头的方式，表示同意。

这场斗争，就是如此。既不能“左”倾蛮干，搞竭泽而渔，为渊驱鱼，破坏统战，不利于抗战；也不能右倾投降，一味妥协退让，损害工农利益，过分压制群众的斗争积极性。

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既要又要，这就是斗争的艺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

地主答应借粮了，我们却不能一窝蜂上，也要给人家准备的时间。同时从县委、区委的角度，还要通过徐班庄借粮斗争的胜利，发动更多的群众，让更多村子的群众也动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帮助人民战胜灾荒，度过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岁月。

举拳表示支持的妇女同志们。

徐班庄本身就是个大集，农历逢一、六，有集的日子，在党支部的发动下，群众拿着筐子、篮子和布袋，源源不断地经过集上，到地主家中借粮。其他村庄来赶集的老百姓，一群群的围住借粮的人们，问他们取得斗争胜利的经过。

很快，徐班庄借粮斗争的胜利，以及经验教训，就传遍了周围三十里内外的各个村庄。那里的群众，也跃跃欲试，要成立农救会，要找地主借粮了。区委也向下属各村党支部，布置了借粮斗争的发动，并要求大家因地制宜，不要照抄照搬。

斗争如火如荼之时，有的地主不干了，他们不敢公开反抗，就私下造谣，对借粮群众说：“你们吃粮吧？八路军就要叫你们上前线，抬梯子、爬城墙！”

得到实实在在好处的群众，对此嗤之以鼻，毫不犹豫地回答：“八路军是帮助老百姓的，这都是造谣放屁！敢不敢跟我们找八路军，找政府当面对质？”

河北阜平城南庄，清算旧村政权人员罪恶。

如今是抗日民主政府，不是国民党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旧政府了，通过借粮斗争，群众充分认识到了，也提高了政治觉悟，高度认同我党我军，再不轻易接受地主的谣言、欺骗和麻醉了。

徐班庄完成了借粮，党支部又动员全村群众，以农救会的名义，召开联欢会。群众纷纷到场，好说话的地主也来了，有些不愿来的地主，区里帮助农救会，把他们也请到场。

农救会长首先讲话：“我们穷苦的老百姓，借到地主的粮食了。我们不能饿死，还要感谢地主的。”

心眼里的代表当选了，儿童团把他举起来。河北曲阳，1940 年，叶曼之 摄。

台下，党支部的同志领着到会的群众高喊：“我们要多谢地主！农民和地主，雇工和雇主，团结起来，齐心打日本！”

农救会长：“我们应该组织起自卫团，好好的看庄稼，也不要让人偷了地主的庄稼，我们生活改善了，要好好的抗战。”

最后，区长也讲了话，他说：“老乡们，咱们民主政权是为全体老百姓谋利益的。这次工农借到了粮食，一家老小都能吃饱饭了，就有劲干活了。给地主种地，就能种得更好，能够多多地打下粮食。工农吃饱了饭，就有心情，有能力组织自卫团，保卫夏收，地主的庄稼就能安安稳稳地收到家了。鬼子来‘扫荡’时，咱们自卫团就跟它干。咱们农救会也要好好地帮助地主搬东西、藏粮，咱们大家一齐享快活。”

土枪土炮土地雷，武装保卫村庄的民兵。

这话说得公道，群众服气，又是一阵热烈的鼓掌和狂呼。

地主们也服气，感到改善工农生活，虽然自己借出了一些粮食，秋收时还能还上来呀！关键是日本鬼子和汉奸有多坏，他们是见识过的。他们有房子有地，有吃有喝，有牲口家禽，有漂亮干净的妻女，日伪军过来，先祸害他们。村里有了民兵，拉起自卫团，保卫夏收，保卫家乡，都是对自己有好处的。里外里算笔账，并不吃亏。

有的原先想不明白的地主，现在也想明白了，更有的地主，愿意积极向我们靠拢，有的甚至站起来，说了支持抗战的话。

抗日民兵与八路军。

人家的立心，无论真假，请大家注意：这不光是统战的需要，也是斗争的考虑。时机不成熟，你把人家逼急了，又不给出路，人家铤而走险，完全投到我们的对立面，勾结日伪顽，来对抗我们，或者隐藏起来，积极地破坏根据地的建设，都是不利于群众，不利于抗日工作的。

趁着群众斗争胜利的热情高涨，地主们的怨气散了，党支部布置了基层选举工作，即谁来担任村长和庄长，如何民选村政委员会。

农救会正副会长，还有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以及村里的老秀才、小学教员，这些正派人，顶替了原先的地主和他们的狗腿子——地痞流氓、 “白面客(抽大烟的)”。

因为贪污问题，在群众大会上作检讨的前任村长。

尽管群众乐意了，但党支部为了统战需要，尽量争取中间派，当时我党提出了“三三制”，又不得把我们的自己人请下来一些，让靠拢我们的，尽量多上去一些。

最终，三个村长都是群众选举出来的，村政委员会九人中，党支部所提的候选人当选了四个，庄长仍由以前的庄长继续担任。

结果，皆大欢喜。

随后，自卫团和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也在农救会的号召下，迅速组织起来了，群众积极参加进来，党组织的基础更进一步巩固了。父老乡亲们感觉到，只有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才能保卫家乡，赶走日本鬼子，徐班庄才能跟国家和民族一起有希望，有未来，更有活下去的尊严。

群众大会上的贫农团主席。

徐班庄借粮斗争的胜利，告诉我们——

只有解决群众当前迫切的经济要求，才能使群众在斗争中，真正提高政治认识，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我们为了坚持抗战，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必须切实注意和解决他们迫切的眼前的经济要求，才能一步步地提高群众的觉悟和斗争的决心。

群众在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胜利了，得到了锻炼，他们的觉悟和认识提高了，党支部作为群众的领导力量，作为党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好了，自然在群众中深深扎根，得到他们发自肺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工作无往而不利。

阜平人民民主选举第二届县议会参议员。1943年，李途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