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政府的政治诱降下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多起“摩擦”事件。平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非但未及时对凶犯予以严惩，反而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颠倒黑白、左右舆论、混淆视听。为有效应对这一局面，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规模宏大的悼念活动来还原事件真相、控诉凶犯罪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恶劣行径，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平江惨案悼念活动的历史背景

1939年6月12日，驻守平江的国民党第27集团军突然袭击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杀害该通讯处负责人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兼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兼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曾金声、通讯处秘书主任兼中共湘鄂赣特委秘书长吴渊及通讯处工作人员吴贺泉、赵绿吟等6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江惨案”。这“是在国民党整个反共政策下顽固派、反共派有计划的反共阴谋，企图以局部的事变促成全国整个统一战线破裂”。

湖南岳阳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展厅

平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试图遮掩罪行、推脱罪责。“惨案发生一周后，肇事军队及当地特务机关仍禁止将此事外泄，并闻该特务机关，更加密切继续逮捕大批共产党员，以图扩大事态。”在反共势力的操纵下，“雪片一样的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与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割据与向外发展，共产党大发展与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甚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的假消息，假文件，用以蒙蔽群众的眼睛，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逐渐造成舆论”。

“为了向全国人民控诉反革命的滔天罪行”，中国共产党以平江通讯处名义发表《快邮代电》送至全国各地，公布国民党顽固派意图隐瞒的真相，揭穿其反动面目。此后，中国共产党多次与国民党交涉，要求就平江惨案给出合理的处理方案。1939年7月2日，在《周恩来关于平江惨案致陈诚的抗议电》中，周恩来要求国民党方面“严令查明此案真相”。7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复电周恩来，言称新四军参议涂正坤等有“招集土匪，扰乱后方”等罪责，而集团军行为属于正当处置。7月21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向周恩来发送电报说明平江惨案肇事者的处置情况，然其言语中以清查逃兵为借口，处理结果也仅是“立饬将该连长撤职，以儆效尤”。

国民党当局迟迟未能秉公处理平江惨案，而在等待处理结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又在全国范围内制造多起事变，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为平江惨案死难烈士举行声势浩大的追悼仪式等一系列悼念活动，不仅是为表达对牺牲烈士的深切哀悼，更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的严正抗议、对各种造谣污蔑言论的澄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团结抗日的坚定态度。

平江惨案悼念活动的主要过程

平江惨案悼念活动形式多样，其中追悼仪式因其参与人员广泛、感染力强而备受关注。经过仪式前期的筹备宣传、仪式当天的规范展演和后期的巩固强化，平江惨案的真相迅速传遍全国。

为扩大平江惨案悼念活动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在各地举办追悼仪式之前专门成立筹备处，并通过报刊公开发布追悼启事广而告之。平江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凯丰和叶剑英立即向党中央提出扩大宣传平江惨案所应采取的三条措施：“(一)刊登追悼启事；(二)给塔斯社发一公开文稿；(三)在《群众》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建议扩大宣传。”追悼会原定于7月20日举行，但考虑到此时的《新华日报》“还处在出《联合版》期间，若只举行追悼会，没有《新华日报》刊登消息，便不能起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作用”，决定把追悼会延期改在8月13日《新华日报》复刊这一天举行，并于复刊当天刊登启事。《新华日报》坚持发布追悼平江惨案烈士启事，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追悼仪式的举办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平江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举行了一系列追悼仪式，其中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追悼仪式规模最为宏大。1939年8月1日，“为哀悼涂正坤等死难烈士，讨伐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八一”纪念日暨延安各界追悼平江惨案被害烈士大会在延安南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挽联内容为“顽固分子，罪不容诛，挟成见，作内奸，专以残杀爱国英雄为能事。共产党员，应该警惕，既坚决，又灵敏，乃是对付民族败类之方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挽“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完成你们的未竟事业！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毛泽东题写挽联：“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向外，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副部长李富春联名赠送挽联：“坚持统一战线，团结全民族伟大的力量，奋斗到底，流血牺牲，威武不能屈，仰望革命先烈，共产党员应有气节；帮助凶恶仇敌，破坏抗战最坚强的堡垒，反共投降，亡国灭种，万劫永难复，甘为民族罪人，顽固分子岂无心肝！”

大会伊始，推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等11人为主席团；之后，全体肃立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并恭读遗嘱；接着，由高自立致发言词，说明平江惨案的经过及开会意义；词毕，全体肃立，向诸烈士遗像行礼并献花圈，读祭文；默哀三分钟后，由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新四军代表张鼎丞、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相继发言；演讲完毕，由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宣读大会通电并获得一致通过；抗大三分校校长许光达领导高呼口号之后，大会进行最后一项：示威游行。

毛泽东在追悼仪式上发表《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精彩演说，指出追悼大会的召开“不仅仅是为了追悼已死的几个人，而且是为了一切抗日同志抗日同胞的生命保护权”。在进行到大会最后一项时，游行队伍“万众一心地向国民政府及全国同胞面前，显示出他们抗议平江惨案的愤慨，表示出他们向国民政府提出惩凶抚恤并保障以后不发生同类惨案的要求”。同日，以大会名义发布《延安各界追悼平江惨案诸烈士大会致林森、蒋介石等及各界人士信》，要求“严重禁止近日秘密流行破坏团结之所谓限制异党办法，并请各界诸公同声呼吁，以堵乱源，而利抗战”。追悼仪式的各个环节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平江惨案的处理意见及政治诉求，昭示出中国共产党面对政党危机和民族危机时的策略选择。除延安之外，重庆、武汉、南昌、长沙、桂林、皖南、晋东南等地也相继举行追悼大会，悼念死难烈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

《新中华报》《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等党报对各地平江惨案追悼仪式的及时报道和相关纪念文章、悼念诗词等的刊载，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全面性和传播的便捷性、广泛性，在表达对烈士追思缅怀的同时，从多角度综合呈现烈士生平事迹、解读惨案真相，形成了对国民党当局的舆论压力，事实上拓展并强化了追悼仪式的影响力。如社论《纪念“八一”抗议平江惨案》详述惨案真相，沉痛哀悼牺牲烈士，明确提出处置意见，强调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叶剑英在《悼平江牺牲同志》中言道：“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挲。”戈茅在《他们十个》中写道：“我们的手和手，应当握得更紧，向着日寇法西斯，战斗吧！我们永远不能背叛自己的人民！”

1939年8月4日，《新中华报》关于平江惨案悼念活动的报道

平江惨案悼念活动的影响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平江惨案的悼念活动在缅怀牺牲烈士、抗议反共罪行、恢复受损形象的同时，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力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身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

平江惨案悼念活动形成了对国民党反共暴行的舆论审判。平江惨案作为国民党反共“摩擦”的具象化体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血的教训。国民党顽固派“成立了反共的特务委员会，派遣特务人员到各地进行反共的特务工作，平江惨案即这种有组织的罪恶行为的开始”。平江惨案发生后，“新四军负责同志，已电呈最高当局，请求严惩凶犯，抚恤被劫害者之家属，并严禁以后再发生同样事件”。但国民党当局不仅未严惩凶手，其反共行动仍在继续，尤其是“闻已开列大批名单，准备在各地捕杀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适时在全国各地组织影响广泛的悼念活动，正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行径的严正抗议。正如193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平江惨案被难诸烈士追悼大会上所说：“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大会除严肃要求国民党当局对平江惨案进行公正处置外，还“要求保障此后不再有此类惨案发生，以便团结全国，坚持抗战，打倒外敌，肃清内奸”。10月31日，《大公报》(香港版)报道了平江惨案的处置情况：“中央已实行惩凶，将凶犯解至重庆讯办，并且对死亡家属，也答应抚恤。”可见，中国共产党通过追悼仪式等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残暴行径，提出惩治凶手、保障抗战人士的生命安全等具体要求，形成了对反共暴行的舆论审判。

图为平江惨案牺牲烈士，从左至右依次是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吴渊、吴贺泉、赵绿吟

平江惨案悼念活动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国民党当局为掩盖惨案真相，对中国共产党肆意抹黑，反诬涂正坤、罗梓铭等烈士，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狼要吃羊的借口，用来掩盖那些破坏抗战的顽固分子实行反共的狠毒企图的”。中国共产党及时组织的一系列悼念活动，尤其是1939年在延安、重庆等地举行的追悼仪式，成为公布事件真相、反驳谣言污蔑、维护党和军队形象的重要途径。仪式上人们愤怒谴责国民党顽固派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行为，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反思整改，在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同时，转变工作方式，整顿党的组织，切实加强党内教育，以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应对突发事变的准备。1939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党的工作由半公开状态完全转入秘密状态。统战工作重点也由上层转向县、区、镇的地方实力派”。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现实危机的同时坚持统战工作，树立了团结抗战的良好形象。

平江惨案悼念活动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并“不因某些顽固分子的仇视而减弱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坚强意志”，始终将团结抗战作为当时最为紧要的任务。对于反动阴谋下发生的平江惨案，“除了对蒙难英烈表示万分哀悼之外，唯有誓死抗议，并以实际行动严厉制裁与打击所有违反抗战国策、破坏统一团结的投降分子的一切违法罪行”。毛泽东在延安平江惨案悼念仪式上讲道：“平江惨案快两个月了，法律和法官并没有出来过问。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不统一。”“我们必须把握诸同志所拥护所执行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一真理。”与此同时，平江惨案引起了广泛关注，苏联、美国等国家的记者不断来探问，“另外不少热心爱国的人士，先进的老前辈和热情的青年，都纷纷慰问，表示莫大的关切”。事实上，正是各地举行的平江惨案追悼仪式将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等多种政治力量联结在一起，集聚全国人民的力量，“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中共中央秘书长王首道就指出：“涂正坤等同志的未竟事业尚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将为巩固团结，争取抗战胜利，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而努力奋斗。”

结语

抗战时期的平江惨案悼念活动作为一种潜在的审判方式，通过公布事实真相，形成舆论压力来抗议暴行，督促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有别于在较长时段内重复性、周期性举行的追悼仪式，出于推进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量，中国共产党主要在惨案发生后的1939年夏秋，通过声势浩大的追悼仪式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响。对国民党的反击控制在一定限度，留有缓和余地，主要突出强调日寇作为中国人民共同敌人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突发性政治事件的处置策略有理、有利、有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应变能力，彰显了在严峻民族危机下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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