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将爱国主义情感与劳资合作理念相结合，积极引领上海工人参与经济斗争，并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关联，妥善协调劳资关系，对民族资本家采取斗争与联合并行的方针，构建起反蒋反美的“第二条战线”。这一举措在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践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策略方面的政治智慧，折射了国民党在社会治理层面的矛盾困境，预示了两党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向。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不仅归因于军事战略的周密部署和解放军的英勇作战，毛泽东所称的“两条战线”之一的“蒋管区的人民运动”也是关键因素，尤其是工人运动，“直接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当前学术界主要从革命、社会、文化等视角进行探索，甚少将工人运动纳入劳资统一战线的实践范畴，予以系统审视。从劳资关系视角出发，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工人运动与当时全国整体形势的关联，进而揭示其蕴含的深远意义。

解放战争期间的上海，不仅是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也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大本营”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垒”。上海集聚了全国最大规模的私人工商业和劳资群体，素有“中国劳工运动的中心点和发祥地”之称，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构劳资“第二条战线”的关键地区。本文以此为样本，旨在揭示中国共产党践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策略的艰辛探索与成功经验，从而深化对中国革命胜利历史必然性的认知。

一、抗战胜利前后劳资关系的性质演变

劳资关系作为近代中国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传统行会作为“旧时工商业劳资间共同的组织”，是中国近代劳资关系的起点。在清代，上海即有手工帮、机器工人帮、地方帮等行帮组织，它们“仅为解决本身问题而设，毫无劳资阶级的观念”，如全汉昇所言，“阶级意识既没有，劳资的阶级斗争自谈不到，从而政治上便可安宁无事”。这是上海早期劳资关系的显著特征。

受五四运动前后“劳工神圣”等新思潮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对工人开展阶级斗争教育，上海劳资关系逐渐呈现鲜明的政治化特征，并于大革命时期成为典型范例。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强调，应借助劳资经济斗争不断提升工人的阶级意识，引导其“趋向于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在这一背景下，上海工人在与资本家的经济斗争中，逐步认清“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残酷”，进而形成政治斗争的觉悟。然而，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政治局势逆转，上海劳资关系的政治色彩有所削弱。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一度推行“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左”倾工运方式，打倒一切资本家，“机械地在群众经济要求上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针对割裂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做法，曾任中共上海工委书记的张祺有过反思：“在十年内战时期‘左’的错误指导下，上海曾一度出现过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割裂的倾向，硬性要求将每一经济斗争引到武装暴动上去，未能正确对待和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以致逐步脱离群众。”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的关系，通过政治领导和策略调整，成功推动上海工人与民族资本家由对抗转向合作。上海工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使改善群众生活的斗争与‘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教育工人团结民族资本家，以协商解决纷争，对日商则开展以改善生活为主要目标的“无头”斗争。如1945年第一季度，由于日伪限制动力、原料，上海非军用工厂停工，10万职工生活大受影响，工潮接踵而至。工潮大多要求改善待遇，且多发生于日军、日商企业。而华商企业的工人虽遭受生活重压，却并未罢工，而是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要求资方顾全大局。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上海工人和民族资本家同仇敌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城市接收及生产恢复作出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前夕，上海作为“中国的神经中枢”，自然是国共必争之地。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立即部署军队夺取上海，要求占领后“推行新政，武装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坚决镇压一切反抗”。次日，蒋介石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由国民政府统筹对日受降事宜。13日，钱大钧受命担任上海市市长，负责接收复员工作。为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以保存实力、开展和平民主运动，21日，中共中央电令华中局停止上海起义。24日，华中局致电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明示工作方针为发动“群众性质的反汉奸运动，与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并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确保“将来更有效的和国民党作民主合法的斗争”。统一战线的斗争矛头已由日本转向国民党。

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向阶级矛盾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上海工人的清算和复工斗争。清算斗争主要围绕工人要求日伪资本家支付生活费、解散费展开。9月，大康纱厂工人发起要求日商支付生活费的清算斗争，迅速蔓延至沪东、沪西70余家工厂，涉及7万多名工人。10月，沪东纱厂工人因日商拒发解散费，在共产党领导下于1日扣押7名大班。4日，杨树浦警察局派人调解，遭到工人抵制。15日，国民党市党部召集军队、警察、宪兵、总工会、社会局等代表紧急会商，意图“设法制止”工人斗争，袒护日商的用意不言而喻。

除了日商，清算对象还有汉奸资本家。10月5日，新新公司职工揭发总经理李泽曾任汪伪商统会理事。随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迅速掀起一场揭露资方汉奸罪行的运动，例如康元制罐厂职工检举经理项康元，永安公司职工检举为日伪捐献飞机、钢铁及收购牛皮的商统会监事，生生牧场职工检举场主沈九成，泰康公司职工检举为日伪制造饼干的乐汝成，大美丰绸厂职工检举厂主倪氏兄弟等。其中有不少资方得到国民党当局庇护。中共上海党组织通过反汉奸运动，“抓住民族仇恨，揭穿国民党的卖国实质”，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认同。

复工斗争也相当激烈。抗战胜利后，上海有10余万名工人因日伪工厂被接收而失业，加上原料、燃料缺乏，物价飞涨，更使生活难以为继。于是，上海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纷纷开展复工斗争。据张祺记述，自1945年9月至1946年初，上海工人要求复工的斗争达400多起，大多由地下党组织发起，甚至有的斗争演变为包围政府的激烈冲突，无疑“给立脚未稳的国民党造成重大压力”。

针对上海工人的复工斗争，国民党当局采取一些应对措施。1945年11月11日，钱大钧电请蒋介石下令将接收的原料“迅交工厂力谋复工”。15日，蒋介石指示行政院长宋子文“迅予核办”。在此前后，行政院已拨款5亿元用于上海复工。可见，国民党高层已认识到复工对于消弭上海工潮所起的关键作用。另外，自1945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上海当局共发放救济金7.5亿余元，涉及工厂323家，工人90640名。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复工工作还获得资方的支持。据悉，至少有1.2亿元救济金系由厂商自行承担，有利于战后上海的复工和社会生产。

总之，抗战胜利初期，上海劳资关系的主要矛盾由中日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变，突出表现为工人为争取遣散费、改善生活条件而发起的清算与复工斗争。这些斗争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旨在顺应战后上海工人改善生活的经济诉求，实施阶级动员，“借以揭穿国民党对群众敷衍而对敌宽大的阴谋”。然而，由于这一时期国共合作尚未破裂，中国共产党采取“民主合法的斗争”策略，其所领导的上海工潮更多是社会经济性质，正如1945年11月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谷正纲致蒋介石的电文所述：“沪上工潮基于经济因素者多，政治成分者少。”

二、劳资民主统一战线的初步创构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日益恶化，双方围绕工商业的竞逐已然展开，上海劳资关系中的政治斗争因素不断增多。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确各党组织在国统区的任务是“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治汉奸”“挽救经济恐慌”等运动，以“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上海局工联会亦发布决议，指令上海党组织以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为发动工潮的阵地，领导职工开展经济斗争，并以民主政治为口号组织罢工，“扩展民主政治之影响”，突出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理念。如何既能开展经济斗争赢得工人阶级认同，又可宣传民主政治主张，构筑劳资反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能力。在与国民党当局就工潮问题展开的政治博弈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舆论宣传，将大众对该问题的认知导向国民党独裁卖国的内战政策，鲜明彰显倡导民主、和平的政治主张，有力推动上海劳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

1946年上半年，上海工人掀起抗战胜利后首次旨在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范围广、规模大是其特色，“自工厂至商号，私营至公用”，几乎遍及各行各业，实为“自大革命以来的空前高涨阶段”。据统计，此次工潮中共发生罢工215起，劳资纠纷651起，涉及77万余名工人。究其原因，物价高涨、工人待遇过低等经济因素是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发挥重要作用。

面对上海工潮，国民党当局起初的反应还算温和。1月23日，国民政府社会部电令上海市社会局“切实设法防范”。30日，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下令各分局增派军警保护企业，并遵照蒋介石指示，“对于各种工潮切勿以武力制压，致使事态扩大，宜因势利导，竭力排解，以期工潮平息”。2月12日，市社会局亦告示劳资双方应依法申请调解或仲裁以解决争议，“不得擅行怠工罢工或停业”，但其后工潮依旧不断发生。据戴笠报告，2月9日至21日就发生工潮近50起。3月，工潮持续蔓延，仅在5日至16日便有30余起，波及至少800家企业，工人达20万名以上，“整个上海为之震动”。

鉴于工潮不断蔓延的态势，上海当局不再遵守蒋介石“工潮切勿以武力制压”的指令，采取屠杀、逮捕、殴打等手段，同时制定防范工潮的高压政策。3月25日，钱大钧在市政府纪念周训词中，指责工潮对生产造成严重影响，认为要建立生产秩序，首要任务便是整饬工人的劳动纪律和风气，并宣布劳资纠纷处理的四项原则：(1)国营事业单位不得怠工罢工；(2)禁止未经合法程序的罢工怠工；(3)拒绝非今日生产状况所能接受的要求条件；(4)制裁非法越轨行动。

国民党当局针对上海工潮实施的高压政策，尤其是将劳动纪律问题视为影响生产的首要因素，激起工人和共产党方面的抗议。4月5日，上海工委领导的《生活知识》周刊刊发工委委员马纯古的文章，认为良好的劳动纪律和风气建立在劳资互让互助、政府公正无偏的政策等条件上，而钱大钧宣布的劳资纠纷处理四项原则是“旧调重弹”，“解决不了问题的”。4月20日，陈公琪、毛齐华、纪康等工委成员在《生活知识》周刊发文，就上海工潮根源问题展开宣传攻势。陈文指出，工潮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当局失败的经济政策造成工业危机。毛文则强调工业危机是“政治不清明”所致，并给出解决方案：“首先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坚决要求保护工业政策，实行经济民主，反对官僚资本”，同时劳资应“和衷共济”“真诚协作”。纪文认为要挽救工业危机，除了解决政治民主问题，还应在劳资关系上充分发挥合作的精神。随后，实现民主政治、倡导劳资合作以挽救工业危机，成为中国共产党整合上海劳资关系的基调，符合此时中共中央对上海提出的“经济民主化”“缓和阶级矛盾”“争取和资方关系搞好”工作方针。

然而，就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劳资合作以挽救民族工业危机之际，国民党当局却变本加厉地对付上海工潮。4月18日，谷正纲向蒋介石呈递《防止上海目前工潮要项》，宣称以“整饬劳动纪律，制止工人无理要求”“越轨行动”为处理上海工潮的方针。4月2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复员期间劳资纠纷评断办法》，规定主管机关可强制执行劳资纠纷裁决，并严禁罢工怠工。由于国民党当局推行高压政策，4月份上海工潮呈“低落”态势。

针对一味依靠高压政策消弭工潮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宣传劳资合作以挽救民族经济危机、反对国民党内战。5月，因国民党扩大内战，加之美货充斥市场，产品销路不畅，原料缺乏，上海民营工厂纷纷减薪停闭，工潮再度高涨。为了遏制工潮蔓延，29日，谷正纲在沪召集工会负责人座谈，明令工人不得罢工怠工，否则依法严办。市长吴国桢随之宣布处理工潮办法：(1)不准罢工怠工；(2)严惩鼓动工潮者；(3)工人罢工怠工时不发工资，不得提任何要求；(4)工人应绝对遵守纪律。对此，5月31日，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负责人刘宁一在沪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谷、吴二人消弭工潮的做法，违背“改进劳工生活，促使劳资协调，提高社会生产”的三民主义劳工政策，并强调“欲消弭工潮，发展民族工业，首应从停止内战，取缔官僚资本与平定物价着手”。他还表示，工人“极愿与资方合作，共同致力于民族经济危机之挽救”。

以劳资合作挽救民族经济危机、反内战的主张，赢得上海劳资两界认同。6月1日，谷正纲在市商会召集同业公会代表座谈，万象织造厂经理蔡若民批评谷正纲的看法“不切实际”，指出工业危机的主因并非劳资纠纷，而是外汇过低、外货充斥市场、官僚资本的垄断以及国内政局不稳等因素共同作用，反映了上海民族资本家对国民政府施政的不满。劳方也持有类似看法。6月2日，在谷正纲召集的座谈会上，上海工会代表一致强调，当前工业危机的症结非工潮造成，“实应在提高外汇，限制外货入口，取缔官僚资本上着眼”。6月3日，在市总工会举行的座谈会上，电车、翻砂、丝织、针织、罐头食品等行业的50余名职工代表认为，工业危机“皆因系政治不安定，内战不休，官僚资本垄断所致”，“内战不停，不但不能挽救工业危机，而且将更使危机扩大，以致陷整个民族工业于毁灭之途”，提议马上组织反内战大同盟，“通电吁请政府停止内战”，这与民族资本家挽救工业危机的诉求相契合。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上海劳资两界大都否认工潮是导致工业危机的主因，而是将问题根源指向国民党独裁卖国的内战政策。正如时人所言：“工业家，工人一致感到工业危机”，“我们应切实实行劳资合作，渡此难关”。

基于对劳资合作反对国民党内战的态势认知，6月6日，中共上海工委以工人协会名义发布告工友书，指出工业危机由工潮造成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实为“当局推卸责任嫁祸于工人的说法”。解决危机的出路是：(1)立刻结束内战促成和平；(2)实行民主的经济政策和劳工政策；(3)要求美国改变对华殖民政策。工人协会还呼吁“反对内战挽救工业危机是劳资双方共同的责任”。由此可见，倡导劳资合作反战成为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运的中心任务。6月23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领导下，上海党组织审时度势，发起反内战示威运动。参与游行的单位有300余个，工人、店员、商人、学生等各界群众达5万之众，其中工人数量超过2万，和平请愿团的11名代表中，属民族资本家的有蒉延芳、盛丕华、胡厥文等6人，这是上海党组织以劳资合作反对国民党内战而形成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尽管最终反战目标未能实现，但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挽救民族经济危机成为各方共识，为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构筑“第二条战线”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三、劳资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

解放战争爆发后，面对美货泛滥、民族工商业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注重激发爱国主义情感，践行爱国民主统战策略，对民族资本家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整合劳资双方利益，推动反美反蒋“第二条战线”形成。

自1946年6月26日发动全面内战后，国民党当局强化独裁专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视为“打击迫害的重点”，并在上海成立以陆京士为首的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加强特务统治。7月，国民党中央颁布《复员期间领导工人运动办法》，推行通过“健全工人组织”“促进劳资协调”“运动党团组织力量”来“打击异党”的工运方针。

针对国民党对工运防控的骤然升级，中共上海党组织在8月调整工运方针，提出工会活动要与群众生活相结合、提倡国货、挽救工业危机、不公开以政治斗争为号召等要求。如中共上海工委将工会斗争策略确定为“利用合法，不着重政治色彩，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特别要注意与民族资本家密切合作，反对官僚资本，共同挽救民族工业危机”，清晰地指明上海工运的基本任务：既要通过合法的经济方式有效动员工人以开展斗争，也要与民族资本家切实建立统一战线，践行劳资合作以挽救工业危机，抵制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反动统治。

就在中共上海党组织工运方针调整之际，上海工潮复趋高涨，“情势至为严重”，其根源是蒋介石独裁卖国的内战政策和美货倾销。受此严重影响，上海民族工商业每况愈下，仅在解放战争爆发后的半年时间里，就有1600余家工厂商号倒闭。生存空间的日益萎缩，进一步激起上海劳资双方对国民党的严重不满情绪。1946年10月，张祺给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刘晓的报告可谓切中肯綮：“民族资本家对国民党与民争利的政策是非常反对的”，他们“为了与官僚资本及外货竞争起见”，“用改良主义欺骗拉拢工人，以表示一致对外。但由于目前民族工业危机的日益加深，更由于国民党用特务组织来控制工人和监视资方，使劳资双方同受威胁，所以只要我们善于争取资方，就可以孤立国民党”。正是这种劳资经济利益的共生性，为中国共产党动员上海工人与民族资本家携手，构筑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

早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初，上海党组织就已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货倾销”“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口号，旨在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推动劳资合作共拒外货，以挽救民族工商业危机。当时上海牛乳场牛奶价格比美国牛乳罐头高，资本家被迫准备杀牛停业。在上海工委引领下，工人们积极克服经营困境，与资方一同牵牛上街游行，赢得社会广泛同情。1946年下半年，中共上海职委召开国货厂商座谈会，倡导“挽救工商危机，反对美货倾销”，很快掀起声势浩大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例如，第三区百货业职工为推销国货，主动延长工作时间，树立劳资合作、倡导国货的典范。雨衣工人接受资方减薪要求，积极推销国货，展示“劳资团结，共渡艰困”的风采。泰康、梅林两家公司的职工互相推销食品，抵制外货。卷烟业劳资双方成立促进委员会，以抵制洋烟倾销。中国国货公司职工推动资方成立劳资合作研究委员会，自动延长营业时间，虽遭暴徒殴打，仍坚持抵制美货。冠生园职工亦倡议劳资合作以挽救国货。上述案例反映了在爱国主义情感驱动下劳资双方形成的合作关系，同时也是中共上海党组织践行劳资协作理念、挽救民族工业危机所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具体体现。

不只是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1946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年关斗争也展现了劳资协商合作理念。12月5日，中共党员汤桂芬召集纺织工人代表会议，要求同业公会按职工年薪的45%至50%发放年赏，但资方只同意给1%。第四区棉织业工会获悉，即动员各纱厂工人奋起抗争。随后，其他各业也相继响应。对此，上海当局依照蒋介石“劳资两方必须互相协调，真诚合作”的手令，于12月16日颁行年赏解决办法：(1)年赏改称年终奖金；(2)奖金以一个月工资为标准；(3)服务不满一年的职员，按其服务月数为比例核减，但不得低于1/12；(4)奖金一经决定，应早日发放；(5)件工、临时工奖金发放按去年成例办理；(6)如有争议，应依规申请公断，不得有越轨行为。

年赏办法颁布后，因行业盈亏状况各异，劳资争议依旧不断，涉及棉纺、染织、卷烟、机器等50余个行业。为此，社会局、市劳资评断委员会议决两项原则：(1)全力调处重要工业纠纷，务必尽早解决；(2)对于若干小纠纷，由劳资自行协商解决。1947年元旦，共产党领导的《文萃》周刊也发文倡导劳资协商解决年赏问题，并建议双方加强合作，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和美国侵略，以实现国内民主。正是得益于劳资协商合作，年赏纠纷于1月底得以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工会在年赏问题解决后，便自觉践行劳资合作理念，还举办活动密切劳资关系。如新新公司职工决议实行“勤工”三周，增加资方收入；酒菜业工会主动举行联欢活动以团结资方。

随后的生活指数解冻斗争，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围绕民生问题的根本分歧。1947年2月，因国民党扩大反动内战、推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上海爆发黄金风潮，物价指数上涨高达18000倍，引发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2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职工薪资冻结于1月份水平(工人7900倍、职员6600倍)，不再随生活指数调整。此种转嫁经济危机的举措公布后，激起上海工界强烈抗议，中国共产党对此高度重视。28日，中共中央即指示国统区党组织要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并强调要注重对经济斗争的领导和发展，对“工人反对一月指数要求加薪的斗争”，“应善为领导，求得局部胜利，以便巩固阵地”，为上海党组织领导解冻生活指数斗争、构筑劳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

此后，中国共产党将上海工人解冻生活指数的诉求引向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5月1日，在党组织发动下，数万工人在上海跑马厅召开的国民党反共集会上，高呼“肃清贪官污吏”“打倒官僚资本”“解冻生活费指数”等口号，拉开解冻生活指数斗争高潮的序幕。资本家也尝到指数冻结的苦果，多同情工人行动。3日，社会局召开同业公会代表会议，颜耀秋、金润庠、潘星煜、汪竹一、刘靖基等均要求调整生活指数。迫于劳资联合压力，9日，吴国桢向国民党中央请示解冻指数。同日，行政院政务检讨会议同意解冻。10日，全国经济委员会物价委员会通过调整上海工资办法，规定：自5月起，工人工资按月依指数计算发给，底薪30元及以下者，按指数全额发放；其余部分以每10元为一级，逐级递减10%；资方如遇生产营业困难，可经劳资协商减少发薪，如协商不成，由劳资评断委员会裁决。

显然，国民党当局上述解冻生活指数办法是有条件的，工人斗争并未达到无条件解冻的目标。于是，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抗争。5月12日，百货业职工举行3000人大游行，反对有条件解冻指数。此时资本家亦因“指数解冻，顿增负担”，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调整指数，恢复战前底薪。此次生活指数解冻本为劳资合作力争之成果，但5月31日上海当局公布23500倍指数后，资方认为指数过高、不堪重负，遂采取扣发工资、请愿政府减少底薪或指数折扣等抗议行动。这对因生活指数冻结早已捉襟见肘的工人而言，不啻雪上加霜。于是，他们多以怠工罢工进行反制，致使上海工业“都卷入了纠纷的漩涡”。吴国桢对此声明，不予恢复战前底薪，市警察局、社会局亦发布公告，严禁停业关厂、罢工怠工。上海资本家恢复战前底薪的愿望就此落空，严酷的现实使其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根本解决生活指数问题。

鉴于劳资指数纠纷的严峻形势，中共上海工委“有节制地适时地”结束统一斗争。工委认为，国民政府解冻生活指数虽附有条件，但若继续坚持无条件解冻，将使斗争无限期延长，反而对工人不利，遂指示劳方应根据各厂实际情况开展分散斗争，争取少打折扣。遵照工委指示，工人多以协商合作姿态开展分散斗争，在大厂基本实现无条件解冻指数，一般中小厂争取到少打折扣，少数困难厂则维持原有折扣。至6月底，上海劳资指数争议的高潮“完全过去”。通过协商，工人多以合作理念，体谅资方苦衷，减轻其负担，从而增进双方反蒋反内战的共识，成为开辟“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持续四个多月的解冻生活指数斗争，树立了解放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构筑劳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典范，是调整隐性反抗国民党斗争策略、推行经济斗争政治化工运方针的结果。4月28日，刘晓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工运“虽以生活斗争为主，但必须渗进一些政治斗争，而使每个生活斗争成为另一面的政治斗争”。5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肯定上海党组织的做法，要求“坚持此项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而解冻生活指数斗争即落实该工运方针的显例。此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工运工作格外重视融入政治元素，即从以经济斗争为主转向构筑反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

四、劳资“第二条战线”的战略策应

随着解放战争步入战略反攻阶段，为策应解放军的军事攻势，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国统区城市工作的方针，即“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以“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上海党组织积极动员工人发起经济斗争，以抵制国民党的战时统制政策。以经济斗争为表象、政治斗争为实质的“第二条战线”策略在实施过程中，一度呈现“左”倾偏向，致使劳资矛盾加剧。针对此情况，中国共产党及时纠偏，积极引导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促进反国民党“第二条战线”的拓展，有效支援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为上海的接管与生产秩序的重建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1947年下半年，解放军战略反攻开始。为扭转统治危局，7月4日、18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先后通过妄图消灭共产党的“全国总动员令”和《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全面推行战时统制，对劳资问题的防范更为严苛：“凡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以上“总动员令”及“纲要”的施行，是将劳资双方纳入战时统制轨道，意味着民族资本家必须无条件接受物资管制，工人罢工等权利也被剥夺，激起了广大工人和中共上海党组织的抗议。

7月25日，中共中央上海局致电中央，提出要“领导群众，在实际生活与政治斗争中，用正面反对”，“来打击总动员的施行”。中共上海党组织为配合解放军战略反攻，改变不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的策略，采取公开斗争方式。8月3日，中国劳动协会、上海工人协会、上海职业界协会等7家团体联合发表宣言，痛批“总动员令”及“纲要”是“对全国人民的宣战书”，呼吁职工发挥先锋和主力的作用，联合民族资本家等同盟军，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然而，宣言发出后，很快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通过比对宣言字形，上海当局于9月19日查封承印宣言的富通印刷公司，逮捕多名职工，制造轰动全市的“富通事件”。随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领导群众自卫斗争，予以打击”。

各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工潮奋起反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电力公司工会，要求释放“富通事件”中被捕的6名职工。9月23日，上电工会发动2000余名职工向市社会局请愿放人，遭拒后于24日准备罢工。25日，社会局下令改组工会。资方也随即宣布开除被捕和遭通缉的职工。在官方和资方的围攻下，30日，上电工会被接收。面对罢工失利，上海党组织并未屈服，而是运筹联合罢工以作声援。9月27日、28日，上海工委先后组织法商水电公司、英商电车公司两大罢工。10月3日，上海职委发起国货、永安等百货公司工潮。此外，机器、纺织业职工也举行怠工、罢工。同时，地下党组织还动员近200个工会理事长发表联名宣言，反对逮捕工人，要求上海当局合理解决工潮，以免蔓延全市。国民党中央闻悉，害怕上海发生总罢工，遂电令吴国桢“要注意后果”。经沪当局会商，推杜月笙和社会局副局长赵班斧出面调停，并表示释放被捕职工。上海党组织遂顺水推舟，结束了罢工斗争。

以上反制工潮主要涉及市政交通、百货、机器、纺织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与民生休戚相关，一旦爆发总罢工，“足可以使上海陷入空前的混乱和不安”，从而给国民党统治造成巨大压力，进而逼其就范。除上电罢工因要求释放被捕职工而具备政治性外，大多数工潮是以经济性劳资争议之名，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之实。借助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大规模动员职工，增强罢工威力，还能避免国民党以“戡乱”之名镇压政治工潮，充分彰显政治与经济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此后，上海党组织积极发起经济性工潮以达成反国民党的政治目的。

1947年底，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年关斗争，实现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结合，但也带来劳资关系的紧张。据不完全统计，仅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上海以年奖问题为中心的劳资纠纷就遍及棉纺、染织、机器、面粉、酒菜等30余个行业，且不时伴有激烈冲突。其中，最严重的是申新纺织第九厂工人的罢工事件。1948年1月底，在上海党组织领导下，7000余名申九工人因资方拒绝借薪、补发年赏等要求，举行罢工。2月2日，国民政府出动军警进行武力镇压，导致3名女工不幸遇难，100余人受伤，200多人被捕。惨案发生后，有300多人被资方开除。2月16日，工人只得复工。

申九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私营棉纺厂，其资方为民族资本家，理应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反美反蒋统一战线的联合对象，但这次工潮并未出现劳资合作局面，反而是激烈的阶级对抗，与中共上海工委“左”倾指导思想有关。参与领导罢工的张祺事后坦承：“申九斗争不是好的斗争，因与积蓄力量违背，是过早的。”毛齐华更是直言：“我们领导思想是错误的”，“是‘左’倾的思想”。类似劳资冲突的事例屡见报端，是当时上海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此类劳资对抗行为，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反蒋反美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因此，纠正国统区工运中的“左”倾错误，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开展统战工作的当务之急。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到来，中国共产党着手调整国统区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8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求国统区工作“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批评上海党组织存在的“冒险倾向”，指出“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亦就国统区工运任务作出具体部署，强调“职工们应该主动地与民族资本家打交道，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保护企业，维持生产，反对南迁，并适当地改善职工的生活和待遇，以便加强反对蒋美统治和抵制官僚资本压迫的力量”。9月23日，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上海党组织“必须以扩大力量，争取基本群众优势”为中心方针，着重做好“以基本群众为基础去从生产中组织同盟军，扩大共同斗争，改善民族资本工厂中劳资关系”的工作。如此一来，动员工人联合民族资本家筑牢反美反蒋统一战线，以保护工商业、维持生产，成为中国共产党整合上海劳资关系的主要任务。

1949年初，由于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节节胜利以及统战工作积极进展，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政治觉悟显著提升，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意愿与日俱增。中共中央上海局指出：“他们积极反对国民党任何经济统治步骤，对国民党开始从两面派的敷衍，到局部的、有组织的怠工或不合作，一定程度的主动的改善劳资间的关系”，使互助合作的主题愈发清晰，即“从劳资斗争为主发展到劳资互助合作，而形成了各种共同利益的反国民党、维护生产的统一战线的斗争”。正是以劳资合作维护生产、反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构成解放前夕上海劳资统一战线的基本走向。

在劳资统一战线政策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应变护厂斗争堪称典范。淮海战役兵败后，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只得下令“应变”，将京沪一带重要工厂迁往台湾和华南等地，并部署“在必要时坚决实行破坏政策，将工厂、机器、原料炸毁、烧光”。鉴于此，中共上海党组织掀起轰轰烈烈的劳资合作反抗国民党的应变护厂斗争，这是劳资利益共生性的生动写照。

当时国民政府强令一些民族资本家迁厂，其中不少人不愿走，但因对共产党政策缺乏了解而陷入彷徨。针对这一情况，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写信、谈话等方式，积极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和统一战线政策，消除资方的疑虑，基本达成劳资合作护厂的目标。例如纺织业，申新九厂资方曾参与镇压工运，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有顾虑，党组织就连续给他写信，工人护厂队也宣传党的保护政策，最终资方消除疑虑留在上海；新生纱厂资方在接到党组织“搞好护厂，为人民立功”的信后，积极支持工人护厂队，并亲自参加夜间巡查。百货业的应变护店工作也卓有成效。例如，永安、新新等各大百货公司成立以共产党员和老职工为骨干、吸纳民族资本家参与的应变委员会。正因百货业劳资协作，上海在解放后很快就恢复了市面，保障了民众的生活所需。其他一些行业劳资合作护厂也效果明显。如新药业党组织通过写信、发传单和登门拜访等举措，打消不少资方的担忧和出走念头，他们纷纷践行“劳资合作，共商应变”的理念，保存了企业资财。酱业劳资双方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召开应变协商会议，组建2000余人的防护团，使整个行业未遭破坏。

不仅民族工商业的劳资应变护厂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外商企业相关行动也可圈可点。如法商水电公司资方在中共党员和职工的动员下，购入600包米、大批咸菜应变，并设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破坏公司的企图；英商电车公司、美商电力公司因共产党有力领导，取得劳资应变护厂斗争的胜利。外商企业与民族工商业的应变护厂行动，对中国共产党顺利接管上海以及社会生产秩序的迅速恢复功不可没。

结语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依据解放战争的发展态势以及上海的社会政治经济实情，领导工人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对民族资本家采取既斗争又联合的方针，妥善整合劳资关系，赢得双方的政治认同，使其成为“第二条战线”的主力军，为配合解放军推翻上海国民党统治和建设新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

善于把握并巩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基础，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成功构建上海劳资统一战线的重要经验。劳资关系作为一种以双方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唯有通过协商合作化解矛盾冲突，才能保障社会生产的正常有序运行。半殖民地化的社会特征，使上海的劳资关系深受民族矛盾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劳资双方合作的基础。自开埠至民国时期，上海一直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据点，劳资双方为挽救民族工商业的严重危机，大多能基于民族大义，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侮。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开展经济斗争实现对工人的阶级动员，同时联合民族资本家构建“第二条战线”，从而达成策应解放军推翻上海国民党统治的战略目标，尤其是作为“第二条战线”的劳资应变护厂斗争，有力配合了解放军对上海的接管。

反观国民党在处理上海劳资问题时，无视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民族工商业遭遇严重危机时，单纯依靠武力镇压和严刑峻法来平息工潮，结果只能陷入工潮频发的恶性循环，直接损害劳资双方的经济利益，进而丧失全国最大城市社会生产群体的政治认同与支持。国共两党在劳资关系策略上的优劣一目了然，其不同的历史命运也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霍新宾，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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