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日，苏联联共(布)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召开会议，作出的众多决议中，第55号决议是派苏联电影摄影师、战地记者罗曼·卡尔曼尽快前往中国。该决定获得斯大林的批准，苏联安全保卫部门开绿灯放行。

派一位战地记者去中国，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一个重大举动。当时，苏联正处于国内政治复杂时期，派去的人政治上要可靠，同时要有丰富的战争经历和经验。1938年的中国，也正经历抗战全面爆发后最艰难的斗争阶段。挑选卡尔曼赴华，是苏联当局经过认真研究、多方考量作出的决定。

卡尔曼当时32岁，尚未加入联共(布)，但他已是知名电影摄影师，而且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过1936年8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经受过血与火的淬炼和考验。卡尔曼妻子的父亲雅罗斯拉夫斯基是位老布尔什维克，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派卡尔曼以苏联《消息报》记者身份来华，目的是实地考察和报道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勇气、力量，了解国共两党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减缓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从东线进攻苏联的忧虑。

罗曼·卡尔曼(1906—1978)

1938年9月，卡尔曼孤身一人，从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径飞中国，第一站停留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对新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支持抗战的活动作了报道，拍摄了生动画面。接着，他便开始了在甘肃、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广西、广东、陕西等地为时八个月的战地采访和报道。他用手中的摄影机和照相机真实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向全世界生动地宣传了中国人民和军队不屈不挠抗击日寇的英雄壮举。

卡尔曼清楚地知道，要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中国抗战，就必须表现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战最坚决的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就必须要去延安。卡尔曼想用镜头告诉世界，抗日的希望在延安。1939年5月14日，他冲破重重阻挠，来到延安。

延安接待的第一位苏联记者

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曾接待了几拨来自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但这次是首次接待来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新闻记者。抗战全面爆发后，苏联是第一个向中国提供大力支持和援助的国家，“同志情”“战友谊”融入了延安对卡尔曼的盛情接待之中。卡尔曼和苏联塔斯社驻重庆分社翻译张郁廉抵达后，延安的文艺团体、新闻部门纷纷会见他，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专门宴请了卡尔曼，校长林彪出席。卡尔曼一踏上延安的土地，便兴奋不已，他激动地说：“来中国八个月了，到了延安，才感到舒服、自由，什么话都可以说了。”

卡尔曼到延安后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城市，“延安没有一棵树。中国北方大自然的吝啬在这里展露得淋漓尽致。窑洞都建在光秃秃的山坡上。日军飞机总共20次轰炸延安，一半以上的房屋被毁”。然而，更让他惊奇的是，延安是一座充满青春活力的城市，是“一座抗日青年的城市。青年们从全国各地会集到这里。小伙子和姑娘们搭着便车，或成群结队地步行去往延安。他们都充满着渴望，要把自己的力量、创造能力贡献给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卡尔曼看到并拍摄到，抗大在难以想象的条件下办学：一年四季授课都在山里露天进行，每个学生自带一只小木凳和笔记本，讲课的是参加过长征的八路军干部，传授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术和战法，教学的课目非常广泛。抗大学员经常参加劳动，上山开荒，他们有铁的革命纪律和严格的自我批评。通过几天对学生们学习和生活的观察，卡尔曼认为，“世界上这样的大学生绝无仅有”。

5月18日，卡尔曼在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著名诗人萧三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政治部主任徐以新的陪同下，参观了距延安20公里的拐峁八路军医院，详细了解该医院的历史和现状。在那里，卡尔曼认识了几位援华抗战的印度医生，其中包括柯棣华。卡尔曼发现柯棣华中国话说得非常好，同时在学写汉字。他给几名印度医生照了相，也在病房为医生、护士照顾伤病员的场面摄影。当天晚上，卡尔曼在延安的公共食堂结识了陕甘宁边区的“老住户”，也是边区的主要医生马海德。卡尔曼高度评价了这位来自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称马海德在“边区民众中深受爱戴和尊敬，他与大家一样，住在窑洞里。他一个人为上千人提供医疗服务”。

采访毛泽东

来到延安之后，卡尔曼焦急而又激动地等待着采访毛泽东。他后来写道：“我见到毛泽东之前，在我走过的大学、小学、幼儿园，每一孔窑洞，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使我感受到这位天才的组织者、领袖、思想家的精神。他的名字被热烈地到处传颂。”卡尔曼在回国后于1941年出版的《在华一年》一书中描述说，面对几千名大学生蜂拥来到延安，但没地方住的情况，毛泽东把学生们召集到一起，发表了鲜明、睿智的讲话，题目是《建窑洞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第一阶段》。很快，在延安北门外山上，一座新城拔地而起。在卡尔曼心中，毛泽东的高大形象已巍然屹立。他还专门从萧三那里借来俄文版的《毛泽东传》仔细阅读，以深入了解毛泽东。

1939年5月25日晚9时，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住处会见了卡尔曼，并接受他的采访。萧三在场陪同并担任翻译。卡尔曼发现，毛泽东的窑洞与延安青年学生住的几千孔窑洞毫无区别，他仔细观察了毛泽东生活、思考和工作的这孔窑洞的环境：一个写字台，一张用粗糙木板钉制的床，几个放满图书，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其他唯物主义哲学家、军事战略家中文版著作的书架，还有一把藤椅。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卡尔曼几个月来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在延安都看了哪些地方，拍摄了哪些东西。

毛泽东(右)与卡尔曼(左)

卡尔曼首先向毛泽东提了几个关于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也是苏联方面最为关注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日本想占领华南、马来诸岛，建立一个从新加坡到西伯利亚的东方国家。日本将全力地来实现这一计划。日本人竭力想推翻抗日政府，消灭抗日战线，以便在南部群岛站稳脚跟，同时向北扩展。英国、法国、美国尽管奉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但是他们帮助中国是有限的，时有时无，他们为同日本在对华问题上达成妥协在探路。西班牙就是被‘民主国家’政府出卖的。但是中国不是西班牙，中国是个大国，征服和消灭它不容易。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只能加强民族统一战线，加强自卫的军事、组织力量，继续持久地抵抗到底。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充满继续抗战直到最终战胜敌人的决心。只有少部分人主张对日妥协，他们极力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接着说道，“现在，在全体中国人民与这伙反动派之间正进行着斗争。如果我们不能战胜这些反动派，那就很难战胜日本人。共产党从不害怕困难。我们党为争取中国人民的独立进行斗争已经有10多年。中国共产党在困难和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全中国人民赢得战争的意志坚定不移。因此，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前景光明。”

二人还谈到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年前结束的长征。毛泽东介绍说，长征中没有烟抽时，就晒干一种草，用纸卷着吸；没有饭吃时，就吃一种草，或者把树根、野菜磨成粉末吃，因此大家的胡须上和嘴的周围尽是粉末。听完介绍，卡尔曼问毛泽东：“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写长征的历史？岁月在流逝，一些不会再重复的事情会渐渐忘掉的。”毛泽东回答：“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按照党的纪律，要求参加过长征的人都写，我们要集体开展这项工作。”他还说，“我现在把我写的一首诗送给你作个纪念。这首诗总共就几行。”毛泽东走到桌子跟前，拿出一张纸，把毛笔在墨汁里蘸了蘸……对此，卡尔曼形象地描述道：“他用笔法奔放的字写下自己那首言简意赅、成千上万人都熟知的诗，《七律·长征》。我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顿感由人民领袖亲笔书写的这首讴歌一个最伟大历史功勋的诗，将是我从中国带回最珍贵的礼物。”

采访中，毛泽东也向卡尔曼提出了一些问题，如苏联海军建设情况，航空事业发展情况，关于苏联北极破冰船、北极航道和冰站的情况，地铁，盲飞，现代化高射炮质量，苏联至美国的航线，水下和空中战争，等等。这些问题获得解答之后，毛泽东感到非常痛快、非常满意，他感到“启发了思路，并说出了自己真实想法”，例如，毛泽东问卡尔曼，假如希特勒的轰炸机飞到莫斯科来，要炸克里姆林宫，那时斯大林同志躲到哪儿去？这个尖锐问题卡尔曼无法作答，只得告饶说：“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的情绪坏起来呢？”说完两个人一同大笑。萧三回忆道，在答问和交谈中，毛主席语言通俗，由浅入深，引人入胜，整个谈话诙谐幽默，十分自然，不使交谈者感觉拘束，能畅所欲言。

会见和采访结束后，尽管已是深夜，毛泽东和妻子还是热情地请卡尔曼吃了顿简朴的晚饭。卡尔曼在描述这场活动时写道，毛泽东席间“兴致勃勃，不停地讲着笑话，开怀大笑。他向自己碗里夹一大筷子红辣椒，说道：‘你们知道吗，在我看来，革命人民都喜爱红辣椒。你们只要看一看，在大自然里，有比红辣椒更革命的颜色吗？’他手里拿着一只简直像涂了漆一般的红尖椒，问我们说。‘那……罂粟？’(笔者注：1927年6月，苏联以中国为题材创作了第一部芭蕾舞剧《红罂粟》，剧中以罂粟花象征怒放的革命之花。该剧久演不衰，苏联人便习惯把罂粟花作为象征革命之花)我说道。他在凳子上向后仰着，伸直双手说道：‘长征时，我们光着脚，挨着饿，沿着火红的罂粟田走了几个星期。来，我们为红色干杯！’”

采访之后，卡尔曼在各地紧张的参观、拍摄之余，认真整理谈话内容，发回莫斯科。1939年7月8日，苏联《消息报》刊登了毛泽东会见卡尔曼谈话的主要内容。7月23日，美国纽约《星期日工人报》以《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谈抗日战争问题》为题发表了卡尔曼的电讯。8月28日，重庆的《新华日报》翻译了卡尔曼的这篇通讯，并以《毛泽东会见记》为题转载刊登。

卡尔曼在延安逗留期间几次见到毛泽东，他们长时间交谈、一起散步。他还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工作的一天”专集。卡尔曼曾聆听过毛泽东给抗大学员作的报告，主题是斗争辩证法。他看到，毛泽东讲话语调平稳，声音不高，不装腔作势，慈祥地看着掌声过后安静下来的听众，热情的目光从未离开过他们。通过萧三的翻译，卡尔曼感觉到毛泽东的讲话言简易懂、诙谐幽默，那一次，毛泽东谈了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的辩证法，讲了“进攻”和“防御”的辩证关系。

1939年6月1日是抗大建校三周年纪念日，卡尔曼受命拍摄这场校庆活动。拍摄完毛泽东以及张闻天、邓发、刘少奇等人的讲话后，卡尔曼随即退场回到杨家岭。当晚，他在那里举办了一场苏联特色的活动——烧烤羊肉串，以答谢毛泽东。刘少奇也应邀参加。窑洞门外架起几个火炉，烧着木炭，用铁丝穿着羊肉和洋葱，卡尔曼用苏联独特的待客方式感谢毛泽东和延安对他的热情接待。他们边吃边聊。卡尔曼提到，西班牙人也爱吃辣椒，毛泽东风趣地说：“西班牙的辣椒不如中国的辣。吃辣椒是革命的，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都喜欢吃辣椒。假如他们的辣椒不够，叫他们写个信来，我给他们寄去。”毛泽东的幽默引起满座大笑。活动结束后，卡尔曼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向其辞行，他们一直谈到深夜。毛泽东和妻子走出窑洞送别卡尔曼，他们一起仰望星空，默默无语。最后，毛泽东对卡尔曼说：“我们会结束战争的。”“我们会来看您，毛同志”，卡尔曼与毛泽东告别时说。

6月3日，卡尔曼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往晋东南地区，追寻战斗在前线的八路军部队，继续进行战地采访和报道。

拍摄大量独家的传世照片和视频

在陕甘宁边区短短的20天里，卡尔曼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辛勤、忘我、紧张地工作，以手中的摄影机和照相机为武器，向国际社会真实、积极地宣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展示革命领袖的伟大思想和精神风貌，展现边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蓬勃激奋的抗战热潮。他在中国总共拍摄了一万米长的电影胶片，其中在陕甘宁边区拍摄的不少于三分之一，而且是最珍贵、最具史料价值的部分，在中共历史档案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一)毛泽东的珍贵影像和照片

卡尔曼在陕甘宁边区拍摄的作品中，涉及毛泽东的占很大比重，也极为珍贵。

其一，是毛泽东在窑洞里的工作影像，展示了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里，坐在窗前奋笔疾书的画面，成为毛泽东在延安指挥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英勇抗战的标志性影片。

其二，是毛泽东在窑洞外读书的影像。尽管这是卡尔曼特意安排的毛泽东阅读斯大林著作的场景，但毛泽东健步如飞地从窑洞走出，坐在椅子上开始阅读，画面十分鲜活、生动，从政治角度也体现出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帮助中国抗战的感激之情。

其三，是毛泽东同杨家岭农民亲切谈话的影像和照片。卡尔曼在《在华一年》中写道，有一次他与毛泽东一起在山里偶然遇见刚从田地里收工的一伙农民，这些农民像朋友一样跟毛泽东打招呼，停下来说话。他们告诉毛泽东一些自己的事情，毛泽东叉开双腿，双手撑腰，手指朝前，向农民询问，也给他们出主意。卡尔曼站得稍远一些，以便拍摄下这个生动的场面。这鲜明地展示了共产党领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毛泽东是这样的平易近人，农民们的脸上毫无惊讶的表情。据在场的萧三回忆，除此之外，卡尔曼还拍摄了毛泽东与几个“小鬼”(小八路军)谈话的照片。

毛泽东与农民们聊天

其四，是毛泽东参加抗大三周年庆典并讲话。从毛泽东检阅抗大学员队伍到他在庆典上讲话，以及刘少奇等人讲话，卡尔曼做了全程摄影。当时他的摄影机拍摄的画面是无声的，因此人们只能清晰地看到毛泽东讲话时慷慨激昂的神情，不时地打着有力的手势。据萧三现场翻译，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对日作战很快就二年了，办抗日大学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将斗争到底，要把那些企图让人民受日本奴役的汪精卫之流卖国贼从我们前进道路上扫除干净。战斗到底，这就是全国人民的意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目标，一个意志。我们必胜！”卡尔曼拍摄的这段影像是他在中国拍摄的经典片段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出坚定抗敌宣言的真实记录。

另外，卡尔曼在延安为毛泽东拍摄了一张珍贵的特写近照，直至2020年才首次发布。他还拍摄了毛泽东在工作之余散步、休息，以及毛泽东一家三口合影等照片。

卡尔曼为毛泽东拍摄的特写照片

(二)记录延安鲁艺火热的创作生活

卡尔曼来到延安后，接触最多的团体就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卡尔曼就在中央组织部礼堂应邀观看了鲁艺师生演出的话剧《冀东起义》。5月17日，鲁艺设宴招待卡尔曼，卡尔曼在这里结识了沙可夫、吕骥、冼星海、张庚等延安的文化名人。他在参观这所“窑洞里的艺术学院”时惊叹不已：在这里工作的，都是从北平、上海、南京等地来的绘画、音乐、诗歌、戏剧、文学领域的大师，都穿着军便服、绳子做的凉鞋，吃着稷米，他们教授学生用毛笔、钢笔、诗歌、宣传画和响亮的战歌对抗日本侵略者。

卡尔曼参观了鲁艺建校一周年创作展览，看到了毛泽东为展览的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卡尔曼把展览的场面拍摄了下来，成为鲁艺珍贵的历史记忆。他还观看并拍摄了绘画系师生野外采风绘画的场景。晚上，卡尔曼与鲁艺师生在延安郊外古迹旁边，在月光下举行了一场即兴音乐会。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女高音唐荣枚唱了一首俄国歌曲《太阳出来又落山》，鲁艺音乐系主任冼星海演唱了他自己作曲的《黄河大合唱》选段。

(三)拍摄边区幼儿园

1939年5月24日至25日，卡尔曼在马海德和萧三的陪同下，前往距延安60公里外的安塞县参观边区幼儿园。这所幼儿园当时的全称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李芝光为第一任院长。在这里生活和接受教育的多是八路军指战员的孩子，例如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儿子，还有女作家丁玲的女儿，也有延安市职员和工人的孩子。卡尔曼听取了李芝光的详细介绍，认真拍摄了孩子们玩耍、就餐等全过程，画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管在什么样的困难条件下，都注重关心和培养革命下一代。卡尔曼接着又赶赴距幼儿园几公里的边区的一所小学参观和拍摄。这是一所六年制小学，令卡尔曼惊奇的是，在这里学习的有很多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十四五岁的“红小鬼”，其中有的还身负战伤。卡尔曼询问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和今后的志向。

在延安的日子里，卡尔曼还拍摄了延安农民自卫军集合训练的影像和照片。他写道，拍摄这些自卫军队员，看到他们手握大刀和长矛，高举红旗在山路行走时，会想起听到的关于华北英勇的游击队的故事。此外，卡尔曼为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内举行的延安第一工人学校开学典礼进行拍摄，并参观拍摄了位于清凉山上的《新中华报》印刷厂和万佛洞。

离开延安前，抗大和鲁艺的一些朋友为卡尔曼饯行，大家频频举杯，相互表达着祝福。卡尔曼在描述这一时刻时写道：“告别延安，告别这些优秀的人，我感到很难过。今后，他们将进行艰苦长期的斗争。在遥远的莫斯科，我将会铭记在这里度过的岁月，回忆这些难忘的会见。罗瑞卿副校长从中山装上摘下一枚专为红军大学，现在叫抗日大学建校三周年而制作的珐琅像章，把它别在我的胸前，说，‘戴上吧，记着我们，别忘了延安’。由于激动，我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是默默地握着亲爱的朋友们伸过来的手。”“不会，我绝不会忘记你，延安！”这是卡尔曼发自内心的无声誓言。

把深情化作累累硕果

在中国的一年里，卡尔曼亲赴战争第一线，拍摄了大量真实生动的影片和照片，也发回众多战地报道，刊登在苏联《消息报》上。鉴于他的出色表现，回国的第二年，卡尔曼便成为联共(布)党员。

回国后，卡尔曼先在苏联的有关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之行的见闻和思考，而后，他根据拍摄的一万米长的影像素材，制作了《战斗的中国》(1939年)、《中国特区》(陕甘宁边区1939年)、《在中国》(1941年)三部纪录影片并公开放映，让苏联人民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抗战形势。他把在中国的日日夜夜写成了《在华一年》一书，其中在陕甘宁边区的20天难忘经历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此书，卡尔曼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又积极投身于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艰苦斗争。

卡尔曼在战斗现场拍摄

新中国成立后，卡尔曼于1958年赴越南拍摄影片时途经北京，给他在中国的老朋友萧三留下了几张在延安时拍摄的照片。

1978年4月28日，卡尔曼因突发心肌梗死逝世。作为苏联新闻纪录影片大师，苏联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将他的故乡乌克兰敖德萨市的一条大街命名为罗曼·卡尔曼大街；在他居住的莫斯科楼房的墙上立了带有他头像的纪念铜牌；将他安葬在莫斯科著名的新圣女公墓。

202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协议，中方派出摄制组前往俄罗斯中央档案馆，查找卡尔曼在中国拍摄的胶片，并据此制作了纪录片《伟大的胜利——苏联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抗战》，于8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好朋友、好同志罗曼·卡尔曼！

(作者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驻俄罗斯前大使)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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