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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也说怎样才能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评奇文《资本红绿灯》

评奇文《资本红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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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名曰《资本红绿灯》(载《某报》2021-12-22)。读罢此文,我作了两个字的总结:“奇葩”。写下这两个字,我也就罢了。适逢毛主席诞辰128周年纪念日,我想起了他老人家的一句话:“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主席的这句话令我欲罢不能,于是我写下此文。我为啥说《资本红绿灯》“奇葩”呢?容我品评如下。

一、资本是不是物?

在谈到资本“野蛮生长”的责任归谁时,作者作了一个比喻:

“行车到路口,红灯亮了,但是车子并没有停下来。我们会说,这辆车闯红灯了。这样说对不对呢?当然对,明明就是这辆车闯红灯了嘛。但是,也不对,因为明明车子是由司机操控的,如果离开了司机,再好的汽车也是一堆钢铁而已,只能是一件物体,即使到了智能时代,无人驾驶了,也离不开人的操控,因此,准确地说,应该是司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闯了红灯。”

作者拿汽车闯红灯来为资本喊冤,意思是资本闯红灯不能责怪资本,责任在于驾驭资本的人——资本家。

汽车闯红灯不能责怪汽车,责任在司机——这个比喻大抵没错(若汽车本身的机械故障则另说)。

但是,把资本等同于汽车,把资本与资本家切割开来,实在是大谬不然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句名言:“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也就是说:在资本这种生产关系中,我们绝不能把资本与资本家割裂开来。

为什么不能把资本与资本家切割开来呢?马克思说: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

“(我们)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只要有资本这种生产关系存在,资本家就绝不可能成为“无欲则刚”的活菩萨,他一定要“惟利是图”,一定有闯红灯的内在冲动。

资本之所以有着闯红灯的内在冲动,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也是对资本本质的科学认识。

为什么“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呢?马克思说: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

马克思的这段话也可以这样表达:

“生产资料就是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

由此可见,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

可是在庸俗经济学家眼里,原始人手里的石器和棍棒天生就是资本。把生产资料等同于资本,把资本等同于物,这就是庸俗经济学的最爱。一言以蔽之,把资本永恒化,这就是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智慧之所在。

庸俗经济学把原始人手里的石器和棍棒定义为资本,也就是罢了。遗憾的是,某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居然也把资本视为永恒范畴,也把资本等同于物。结果,资本与资本家被切割开来,资本与汽车被混为一谈,这样的认识令《某某时报》情何以堪?

同志们想想,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居然还有人公然宣称“资本是物”,这样的“公然”难道不是奇葩么?

二、究竟担心什么?

对于给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必要性,作者说:

“这里讲的是‘红绿灯’,绝不是特指‘红灯’,这里强调要防止的是‘野蛮生长’,而不是要防止‘正常生长’,甚至‘健康生长’。”

众所周知,红绿灯不仅有红灯,当然也包括绿灯。然而,人们讨论问题总是有着特定的针对性,人们的话语中总是有着自己的语境和所指。也就是说,作者强调红绿灯的颜色,一定有着他的“问题导向”。

那么,作者的“问题导向”又是什么呢?

不言而喻,作者的“问题导向”其实是发出了如下警告:资本的红绿灯“绝不是特指红灯”!

如果资本红绿灯“不是特指红灯”,那又是“特指什么灯”呢?

作者的回答显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担心:设置资本红绿灯不能“防止资本的‘正常生长’,甚至‘健康生长’。”

由此可见,作者真正担心的,是资本红绿灯中的“红灯”,会不会妨碍资本的“正常生长”或“健康生长”。

呵呵!作者的担心和由此产生的问题导向,是“实事求是”的吗?

恕我直言,作者的担心和警告,在当下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

只要不带任何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当下资本的问题,恰恰并不是因为红灯阻碍了资本的“正常生长”和“健康生长”,而恰恰是因为缺乏红灯的有效制约,使得资本可以“为所欲为”,“横冲直撞”,甚至“醉驾炸街”!

拿一个当下并不存在的“伪问题”说事,这让我想起了有关共同富裕的讨论:经过某些人一番“莫须有”的指认,共同富裕这个范畴终于从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目标,被证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类似于孙二娘开店剪径的代名词。(参:赵磊《共同富裕不是“莫须有”》)

殊不知,拿“绝不是特指‘红灯’”来敲打资本红绿灯,这样的“敲打”难道不是奇葩么?

三、“吃肉老虎”与“吃素老虎”

在谈到对资本的评价时,作者说:

“这些年来,我们对资本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大的变化是不给它贴标签了,资本本身无是非、无好坏、无褒义贬义,关键是怎么用、谁来用、用在哪。这就像一把菜刀,家庭主妇在厨房用,就是做饭的劳动工具,发挥的是积极作用;杀人凶手在街上砍人,就是杀人凶器,发挥的就是彻底的消极作用。”

作者对资本做出的评判,无疑是建立在“资本是物”的前提下展开的。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受过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学者,会底气十足地用“资本是物”的逻辑来评价资本呢?比如:

“我们所讲的‘资本’,从根本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运作,被合理引导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的‘资本’,而不是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那种具有‘吃人本性’的‘资本’。”(韩庆祥)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范畴和统治范畴,是剥削手段,吸血鬼。今天资本范畴已经走出社会制度禁区被普遍使用。它不过是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范畴。对资本家的理念也要转变。现代资本家是经营资本的专家,和各行各业一样,是褒称。现在世界的财富,主要是由资本家筹资、投资和组织、经营、管理创造出来的。没有他们,哪能有今天这么多企业和这么多的职工就业?不能再一言以贬之:‘剥削者’。”(胡培兆)

把资本等同于物,其荒谬性我在前面已经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进行了分析,不赘述。

问题是,用“资本是物”的逻辑来评价资本,就如同用“吃肉老虎”与“吃素老虎”的二元逻辑来评价老虎,必然给老虎贴上下面的标签:

马克思时代的老虎是吃肉的老虎,今天的老虎则不再吃肉,而只啃白菜帮子了。

老虎本身无是非、无好坏、无褒义贬义,关键是谁来驾驭它。杀人凶手骑在它的背上,它就是一只看见肉肉就流口水的食肉动物;家庭主妇骑在它的背上,它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白兔,从此不再吃肉,只吃大白菜。

《资本红绿灯》的作者说:“资本本身无好坏”,这样的“价值中立”或值得尊重。但是,以“资本本身无好坏”为由,将资本与资本家割裂开来,这样的做法不仅与唯物史观的逻辑背道而驰,而且仍然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我打一个比方。“资本要追求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个判断,与“老虎要吃肉”的判断一样,只是在表述一个事实,属于事实判断;至于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是善还是恶、是好还是坏,这与“老虎该不该吃肉”一样,则属于道德判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不能把资本的性质与资本的功能混为一谈。更何况,马克思谈到资本以及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时候,从来不主张,也并没有用道德评价去代替历史分析。《资本论》的基本逻辑不是道德评价,而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评价。

不难看出,用“资本本身无是非、无好坏”的逻辑来评价资本,并非如《资本红绿灯》的作者自诩的那样,从此不再给资本“贴标签了”。即使作者把资本定义成“中性”的东东,其实仍然是在用“道德标签”评价资本家。

对于用“道德标签”来评价资本,我已有专文讨论(赵磊:《为<资本论>一辩——与胡培兆先生商榷》,载《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赵磊:《唯物史观何以被遮蔽?》,载《江汉论坛》2021年第7期),这里就不展开了。

同志们想想,在老虎的基因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断言今天的老虎“不吃肉肉,只吃大白菜”,或者断言家庭主妇骑的老虎“不吃肉肉,只吃大白菜”,这样的“老虎”难道不是奇葩么?

四、人性,原因还是结果?

在追究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源时,作者说:

“人性的弱点有很多,突出的比如说贪婪,就是人性的一大弱点。资本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是导致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与其说资本在野蛮生长,还不如说掌握资本的人的人性弱点在加速膨胀。”

把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源归咎于“人性”的弱点,这是“经济人假设”的内在逻辑。在庸俗经济学看来,人类的历史包括资本“野蛮生长”的历史,都不过是“人性”(比如著名的“经济人”假设)逻辑演绎的结果。总之,“人性”才是人类历史的发端之所在,也是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本原因。

然而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性”并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比如马克思说:

“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这里所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他(耶利米·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

“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有关“人性”的论述,包含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1)“人性”并不是与身俱来的、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东西;(2)“人性”是现实和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人性;(3)人的本质只能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存在,所以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实践的角度来把握“人性”,是马克思“人性论”的真谛。正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马克思科学地揭示出“人性”之迷隐藏在社会存在、社会关系之中,从而不再把“人性”看作是某种先验的历史起点。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人以及所谓“人性”,其实并不是一种一经诞生就固定不变的存在物;人是一种能自我塑造、自我超越、不断生成与进化的存在物,而这种“生成与进化”的动力在于人的实践活动。

当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马克思洞察“人性”的科学性。人的行为固然可分为“先天”的本能行为和“后天”的策略行为,但当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自组织理论的发展证明,即使人的本能行为是“先天”的,它也仍然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先天”的本能行为,不过是人类与环境确立的一种稳定的联系,并内化为生物的遗传记忆、外显为生物的合目的性行为和生活习性罢了。

关于马克思的“人性观”,我已有专文讨论(赵磊:《“经济人假设”的五个误区》,《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这里不展开了。

我弱弱的问一句:如果《资本红绿灯》的作者懂得一些马克思的“人性观”,您还会把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源归咎于“人性”吗?

遗憾的是,一边宣称“我们共产党人不停强调要加强党性修养”,一边却把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源归咎于“人性”,这样的“党员”难道不是奇葩么?

五、如何全面准确理解中央精神?

对于“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判断,《资本红绿灯》的作者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这表明,我们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目的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对中央的这些重要判断,我们必须全面准确理解。”

作者发出“必须全面准确理解”的号召,我完全赞同。问题是,通观《资本红绿灯》全文,作者是否“全面准确理解”了中央的重要判断呢?我认为值得一议。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中央的重要判断。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在我的记忆中,“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这个说法在官方那里好像还是第一次吧。

资本为什么会有“消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是“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结果。所以,中央才会如此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大家想想,如果资本闯了红灯,责任不在资本而在人,也就是说,人是人,资本是资本,二者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么是不是可以引申出这样乐观的结论:只要用法律管住了人,只要提高了人的思想觉悟,教育资本家“闯红灯没素质”,资本从此就不再闯红灯了呢?

问题在于,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驾驭资本的人(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与资本家不可分割。资本家闯红灯的根源并不是资本家的觉悟不高,而是资本家的“社会存在”(即“资本”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的客观结果。

存在决定意识,正是因为“资本”这种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家必然有闯红灯的内在冲动和需要(否则他们就不是人格化的资本了)。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那么,我们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而不能似是而非地将资本等同于物,将资本与汽车混为一谈。

既然“消极作用”本身就是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之一,那么我们就必须“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而不是想方设法地为资本鸣冤叫屈,将资本与资本家割裂开来。

总之,“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设置资本红绿灯,与其说是针对资本家的举措,不如说是针对资本这种生产关系的举措。我认为,这才是在“全面准确理解中央精神”。

202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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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1-12-28 关键字:文艺评论  杜鹃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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