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八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出生在中国的苦难年代，在淞沪抗战后逃难的路上。我的专业是防护工程，由于做的工程都在地下，所以又叫地下工程。

结缘防护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十分注重青少年教育。抗美援朝时，我报名参加军干校，因有红绿色弱，没有被批准。不过，因为参加活动比较积极，我在14岁时就顺利入团了，高中时期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上高中时，因为我的成绩非常优秀(有一年6门考试考了5门100分)，所以上海的代表团就拿了我的成绩单去慰问志愿军。1954年高中毕业，学校本来准备安排我去苏联留学，但因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需要学生，我便被保送到哈军工，学习防护工程专业。

我入党也很早，在1956年4月，18岁刚过就入了党。我记得跟我同一年入党的有钱学森等人(钱学森1959年11月成为正式党员)。我在学校是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优秀学员。哈军工在预科结束后会分配专业，有的人因为志愿不是很理想，所以闹情绪，不好好学习了，等过了几年，他们再回过头来想好好学习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耽误了。而我却认为个人的兴趣和志愿需要服从组织上的要求。

▲入学哈军工的第一张照片

哈军工毕业后，1961年我被保送到苏联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那年出国深造的工程兵一共只有两个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是李大同。李主任同我们谈话说，国家要用多少根金条才能培养出来一个留学生，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们要好好地学习。因此，我到苏联也确确实实努力地学习了。由于是以优秀学员毕业，所以工资评得高，是中尉副连。留苏的工资，国内发60%，也就是87.5卢布，我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

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认真刻苦，很少外出，甚至连列宁墓都没去参观过，这4年的努力学习为我以后的科研道路打下了基础。当时我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记住了书中保尔·柯察金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在苏联的时候，我们正是以此为准绳的。苏联的导师对我很器重。他们教研室主任也对其他中国留学生说，将来你们见钱七虎可能要“打报告”。苏联教授是看到我平时提的问题、读的报刊，还有论文的答辩水平都很高，才这样说的。

1965年，我在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回来以后，组织上把我分配到北京的工程兵科研设计院工作。但是哈军工写信给总政，要求我回校。当时，哈军工已经分院分系了，我们那个系到西安去了。我虽然心里有点想法，但还是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我和年轻人讲这件事，就是在讲个人要服从组织。于是，我回国后就在西安当了教员。因为我学的是防护工程，我又同时参与西北局的地下工程建设工作。

1976年后，要召开防护工程学科的全国学术会议，我由于一直没有放松学习，所以能一下子拿出好几篇论文。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防护工程的重要作用凸显，所以国内很多有名的专家也参加了防护工程的研究。当时参加学术会议的有李国豪、张维等人，我发表的论文比较突出，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同时，我在业务上也比较突出。此前，我被调往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学校的校长、政委特批让我参加了核试验，我研制出了重要成果。因此，我在第一次恢复评技术职称时，得到了李国豪、张维的推荐，被评为专业技术七级、副教授。

1981年，我被提拔为学校的训练部副部长，正师职。上任后，我主持了一项改革。当时军队的院校不招研究生，但地方上已经开始招硕士生、博士生了。在我的推动下，1982年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开始招收硕士生。1983年我当了院长，1990年工程兵工程学院开始招收博士生，这样学校的学术水平一下就提高了。

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确定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45岁就被提拔为正军职干部，当了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院长。当时我还另外搞了些研究，比如在核试验的过程中，空军的机库大门虽然没有被炸坏，但在核试验结束后，门却打不开，飞机也出不来。我们分析发现，是因为设计防护门的时候，是手工计算公式的，很粗糙，需要电子计算机运用有限单元法进行精确计算。我带着人用这个方法分析出：钢门不是由于受力损坏的，而是由于变形过大而无法打开的。因此，以后的设计应当注意计算变形。我们帮空军解决了这个问题，记了功。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我有幸成为首批院士。其实，首批院士一部分从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里选出兼任，之后再由各个系统提名。当时军队一共提名了五个人，其中包括总装备部的王永志、研究计算机的金怡濂和我。我们三个人后来都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做院长之后说，要继往开来，把以前好的传统、好的思想、好的作风继承下来。我表态自己一定要防止“官、暮、阔、骄、娇”。所以我当领导时一直比较注意勤政和廉政。我还记得当时的几件事：一是南京夏天很热，我提出不装空调。因为当时电力很紧张，学校经费也很紧张。我不装空调，大家就都不会装了。二是我去听课的时候，看到有学生在课间打瞌睡。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晚上热得睡不着觉。正好当时我在搞改革，发展技术服务，比如搞爆破。我提出要结合实践搞爆破，否则是锻炼不出真本事的。于是我们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考虑，成立了爆破公司。后来珠海建机场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的爆破任务给承接下来。这项工程要把一座炮台山炸掉，而且要把50%以上的石头抛到海里去，需要在山里打很多坑道，所以还涉及坑道、电、水等相关专业。这样，学生、教员既得到了锻炼，也让我们有了一定收入。我就说，拿这个钱来给大家盖房子，让教员干部有房子住。再给每名学生发一个可以装在蚊帐里面的微型电风扇。当时规定女教员、女干部不能分房子，我说男女一视同仁。还有就是当时规定工人最多只能分到营职房子，后来我改为工龄20年以上的老工人可以分团职房子。我做的这几件事，大家都感到很满意。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是，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经费是很紧张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收入来弥补经费的不足。珠海大爆破这个工程，当时地方的爆破公司、科学院都在争，而我在接到这个信息后，就找政委和负责的副院长一起研究。他们有顾虑，担心炸坏了。当时我说，顾虑是有的，但我更相信我们的水平，因为搞工程、打坑道是我们的专业，我们打坑道的队伍是部队调来的，也是哈军工的毕业生，是到了施工部队当上副团长才调回来的，很有经验。研究之后，我自己带人去现场考察，他们考察后说没问题。于是我在现场给政委打了电话，就决定了。这个项目的经费是包干的。为了省钱，炸药是我们自己用硝酸铵化肥混合煤油以及锯末做的。爆破用了1.2万吨炸药，炸了1085万立方米石头，其中的50%抛进了海里。当时内地、香港、澳门的媒体都报道了此事，称它为亚洲第一爆或者是世界第一爆，它创造了多层多列直列装药大爆破的纪录。爆破完成之后，陈士榘老司令、工程兵的老干部们联名给我发了贺电。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到珠海也看了汇报，评价说，这是爆破历史上的一个突破。

1983年至1996年，我当了13年的院长。快60岁的时候，我就给总参领导打报告，提出只当教授。后来总参党委下了一个通知，让我去当总参科技委副主任，我就到北京来了。我也做了空军、海军、二炮(现在叫火箭军)的工程顾问，帮他们处理一些大的工程上的事情。就相关工作我提了许多建议。比如，关于加强机库和伪装技术建设的建议，以及在全军推广先进的伪装技术的建议。

在全国政协的提案工作

我从1993年到200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其间我认真提交过一些提案，干了几件我认为很有成效的事情。

一是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我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提出的咨询课题叫《21世纪中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发展战略及对策》，并组织了全国专家研究。最后形成成果，出了4卷上百万字的书，成为现在公认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因此我也被看作是中国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奠基人。

二是关于TBM或盾构机的国产化、本土化的提案。我们在城市里建地铁需要用机械挖掘，软土里叫盾构机，石头里叫全断面掘进机——TBM。但这些机械中国不会造。大规模地进行地铁建设后，我们每年需要从国外买几百台设备。我觉得这是个问题，于是提了几次提案。后来，科技部纳入了“863计划”。我们国家从合作制造、联合制造开始，到现在已经形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巨大产业。在我的推动下，现在建设地铁用的盾构机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我们还掌握了常压下滚刀换刀技术。

▲钱七虎(右)在分析数据

常压下换刀是一个对隧道挖掘有很大帮助的新技术，因为地下的地质条件很复杂，如果全是土的话是好办的，比如上海的长江隧道，推进完成之后甚至连盾构机外面的漆都没有掉完。但是南京、武汉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地下的沙子里夹了石头，挖掘的刀磨损得很快。比如在南水北调工程穿黄河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当时在黄河下面挖掘隧道，直到刀磨损到推不动的时候，才会发现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换刀。其实在黄河下面换刀还相对好一些，因为黄河水不深，有些河床是裸露的。如果是在长江下换刀的话，水压就太大了，这个时候就只能让经过专门训练的潜水员慢慢潜下去换刀。需要先打开开挖舱，放出里面的压缩空气，然后人才能进到里面去更换刀具。而现在有了常压下换刀的新技术，我们就能够实现在不开舱的情况下更换刀具。一开始这种技术只能在较小的盾构机上实现，但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大型盾构机的换刀技术。实际上，我们和国际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就是时间差，以前我们和日本、德国之间都有差距，而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日本了。同时，国内能够生产的盾构机的直径也越来越大，现在最大的直径已经超过了15米。在这方面，我们国家成立了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一个是郑州的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是我;还有一个是北方重工的全断面掘进机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也由我担任。

三是核废料方面的提案。我们国家过去研究原子弹、氢弹，在提炼核原料的过程中会产生核废料。现在要发展核电站，也会产生大量核废料。如何处理具有放射性的核废料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处理办法是把核废料埋到地下很深的地方。这不是简单的埋放，需要有专门的存放装置和填埋条件，以保障核废料不会泄漏出来，造成污染。这是一项很复杂的技术，于是我就和核技术相关的委员联合提交了提案。目前我们在提案中的设想也实现了。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和原国土资源部联合下发了文件，提出我国要建成地下实验室，建设埋放核废料的深地下设施。

修建武汉长江隧道的经过

2002年的时候，我被安排去北戴河疗养(每次都是三四十名科学家)。党中央安排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国防科技方面的科学家，此外还有一些哲学、文学方面的专家。那次座谈会上有5位科学家发言，我记得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氢弹专家于敏等人。我是第3个发言的。会议让大家提意见，我就提出要建长江隧道。这不仅符合南北交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而且我们也具备了这个能力。那时候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建成这样的隧道，并在国际上造成了影响，所以建设长江隧道也与我国国际声誉相关。后来，我们在南京和武汉都成功建设了长江隧道。

▲2008年，钱七虎(左三)主导建成南京长江隧道盾构机。

关于武汉长江隧道的建设，一开始我们打算使用的是沉管法。就是先在长江里面挖条沟，然后把铺设隧道用的100米长的钢筋混凝土管子，一节一节地放到沟里面拼起来。其实这就是港珠澳大桥的方案。但我对长江的了解比较多，作为专家委员会的主任，指出这个方案并不合适。长江上游有三峡水库项目，当水库建好之后，泥沙就会囤积在水库里，如此一来，中下游的泥沙也就相应地变少了。而长江本来保持的冲淤平衡(水流缓的时候积淤，洪水的时候冲淤)，在水库建设完成之后就被打破了。因此我们成立了攻关科研课题组，专门研究长江的冲刷问题，我是验收组的成员。经过研究，我们了解到长江的江底在将来是会一直被慢慢冲刷的。实际上这一情况在国际上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埃及在尼罗河上修建了阿斯旺水坝以后，尼罗河的河床每年就会被冲刷几厘米。这样推算的话，在我们完成这个工程的100年后，长江的江底就会被冲刷掉几米，同时长江不只有三峡一个水库，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我们还修建了几个大水电站，如此一来，水库下游的泥沙只会越来越少。

因此我提出，由于武汉位于三峡水库的下游，所以在武汉铺设长江隧道，不应该使用浅埋的沉管法，而应该使用更深的盾构法。实际上，这个问题我最早是在西气东输的时候提出来的，那时候本来打算在南京的板桥使用浅的管子，我指出这样是不行的，因为需要考虑到三峡水库的影响。所以后来就改到了江阴的三江口。三江口被叫作“铁打的三江口”，因为那里都是砂岩，不会有被水流冲掉的危险。最后，我们在砂岩下面用盾构法铺设了西气东输工程的过长江的管子。在修建长江隧道的时候，我又提到了这件事，后来修改了隧道的修建方案，专家委员会研究了其他的技术解决方案。由于这个原因，在长江隧道建成后，我被记了一等功，并且是一等功里的第一名。

现在回忆走过的路，我没有碌碌无为，也没有虚度年华，干了不少的事，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来源：《文史资料选辑》第18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25年版。作者钱七虎，第八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曾任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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