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也：悼权域

    有几年了，很少见喻权域同志的文章。有人告我，病了。我想，但凡有点精力，他不会沉默，一旦出手，就火辣辣锐气逼人。读他的文字，很少不折服于那严密的逻辑、奔腾的激情、鲜活的论述和嫉恶如仇。那是利刃割肉般的痛快淋漓。流行的为文，在空话、废话和自己也不解的新名词的堆砌里枝蔓横生，那故作高深的暮气，实在远长于年龄。倒是权域，文章比年龄小二十岁。然而他的爱国，他的对共产党的忠诚，却闹得文章发表的地方，只有因特网。

    大约两年前，出席同一个会。他忽然发言，用重庆腔，如先前的激昂顿挫，陈述汉奸的误国。主持者重申会议主题，他只是照旧说下去。他们两位各说各的，对话而不构成对象，延续十几分钟。终于有人打圆场：他耳朵不好。

    然而忽然接到一位青年的电话：权域老师逝世了。

    渐入暮年，深居简出，新友寥寥，老友日见其少。我不愿向遗体告别，不愿参加追悼会一类仪式，无補于事而徒增伤悲。只有对权域异样。给他领工资的地方，写过一封悼念的信。总感觉情有未了。我们不曾在一个单位工作，单独交往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小时。从来既无电话交谈，也无书信来往。然而仍仿佛有重石压在心头，积郁着不安和歉疚。一个战士倒下，没有话说么？有的，有绵长的思念，有未竟的事业，有深埋在心里的敬重，有再尽余力的挣扎，有无奈中的嘶喊。

    见过为谋官升官而年龄作假，顺应当官年轻化的时尚，改得晚生几年。权域也作假，十五岁改成十八岁，为提早参加革命。待我知道他的姓名，他已经调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然后是莫名其妙的另谋生路。又然后是莫名其妙的坐冷板凳。再然后是终于可以办一个刊物，却又同样莫名其妙，被嘎然关闭。还能做什么呢？长寿，长寿，再长寿，日日打拳念经、气功散步、药物调理，颐养天年，等死么？这自然是宝贵财富们的常道。权域并不，没有知来者之可追而改换门庭，说违心的话，也绝不停下他的笔。然后是起草和在政协提交《惩治汉奸言论法》。

    中国历代，政界和文化人，共同赞许的品质，是对国家的忠诚。从曹操到西门庆、潘金莲，什么人都可以平反，唯独汉奸，除了极大的勇气和极曲折的手法，没有人去平反。国家之亡，外敌强悍，内政糜烂，此外则首推内奸的阴诈策应。此类人物初为小忠小佞以悻恩，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奉迎攀附而飞黄腾达，恩宠有加而误国害民。这成为规律。苏联如此。南斯拉夫如此。伊拉克如此。杜勒斯提出，在苏联“促进官员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特别是用“高超的手法”制造叛卖和民族仇恨，“把这一切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基辛格称之为组织“第五纵队”。对付中国，则有专门的《十条诫命》，来教唆、培植和颂扬灭师背祖的好汉；那是逐条落实的。

    《三个时间差》，给权域刻上共产主义的烙印。《惩治汉奸言论法》，给权域刻上爱国主义的烙印。整个中国现代史都可以证明，彻底的爱国主义，必定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本来就包含着彻底的爱国主义。这也是规律。一个共产党人，为这两个主义奋斗，冷板凳也罢，被莫名其妙也罢，文章无处发表也罢，耳聋到不闻窗外事也罢，“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也罢，终归可以瞑目了。

我视权域，如同志加兄长。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然而权域——他的无私，他的执着，它的坦诚，他的憨直朴厚，他的用功和才气，即使化为烟尘，也还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也还将滋养遍地的青草。

          201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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