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拐点初现？

《南风窗》记者  杨军  发自北京

 当6月25日麦当劳发起今年以来的第二轮涨价时，调价的原因是“不断上升的食品、原材料、劳动力和燃料价格”。去年以来，中国消费者几乎已习惯了物价的持续上涨。

世界银行在其季度中国经济评估报告中，将全年通胀率预测由4.8%上调至7%，原因是工资上涨和原材料成本增加可能对物价产生溢出效应，称中国经济正面临工业商品成本持续上升带来的第二波通胀压力。但世界银行同时认为，中国“食品价格上涨的最糟糕阶段”已经过去，整体通胀已经见顶，“预计通胀会逐步走低”。

而对股民们来说，这类预测对市场信心几无影响。十连阴后的技术性上涨仅仅一天，随后便是更疯狂地下跌。经历了资金被腰斩的遭遇之后，一个汉堡包是否多卖5毛钱，的确让他们无暇顾及。

而稍微留意便可发现，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涉及宏观经济的讲话用语，已经悄然从“防止经济过热”转变为“如何控制通胀”。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更表示，能源价格上涨给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带来一定压力，“可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以对抗通胀”。央行的货币执行政策报告中也已不见“防止经济过热”之类的字眼。与中国经济绝缘数年的“滞胀”二字又开始见诸报端。如果说前一段时间各界还在争论中国是否存在通胀，那么现在他们争论的重心则转向通胀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

日前，曾在去年9月拿下上海“普陀地王”的开发商因资金等原因选择退地，为SOHO中国主席潘石屹所预言的地产界经历“百日剧变”、陷入生存困境，做了一个最新的注解。

高通胀，低增长？

 2008年初以来，前5个月的通胀指数平均为8.1%。最近国内油电价格的大幅调高，无疑对已经高企的通胀再度加码，国内知名钢铁业资讯机构发表报告估计，油电涨价将导致我国钢铁行业吨钢运营成本增加80元左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比去年全年11.9%的经济增速回落1.3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在2008年GDP增长有可能放缓，是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

但，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会进入衰退期，从2007年的高增长、高通胀转向低增长、高通胀？中国经济将掉头下降出现拐点，还是仅仅是又一轮高速增长之前的高位调整？目前，情势尚不明朗。

从投资、出口和内需来看，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日前发布的报告表示，地震灾后重建和CPI小幅下调不能成为中国整体放松调控的理由。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后，一季度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同比增长只有18 %左右，比去年同期低4个百分点。5月工业品出厂价格8.2%的涨幅新高，则难免对投资形成挤压，投资环境的恶化和投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投资者信心指数，在投资的增长速度方面也必然会下降。

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对中国出口形成负面影响，同期贸易顺差负增长，出口增速同比明显下滑。内需方面，高通胀降低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目前已经开始露头的低增长、高通胀格局至少会持续3年，在此期间，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到8%以下而通胀率上升到8%以上，中国就是真正进入了“滞胀”格局。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日前也表示，我国通胀峰值将在2009年出现，而经济增长峰值可能在2007年，未来几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落。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论坛”上，学者和官员对“拐点论”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成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受到了资源短缺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再支持中国经济以高于11.9%以上的速度来增长，所以今年经济必定要掉头向下，今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在10.5%左右。中国经济将进入收缩期，谷底会在2009年出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林兆木则表示，明年如果不计外部环境需求的话，国内投资增长向下浮动，GDP增长率可能回落到8%到9%，但是再往下走的可能性不大。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司长万东华认为，目前增长速度的回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增长速度的回落主要体现在一些高耗能行业。目前的增长速度还是基本适度的。

外部的压迫

6月13日晚间，八国集团财长会议举行了有中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一些与会代表认为，国际原油和粮食价格全面上涨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问题。而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市场来说，因高涨的油价和粮价引发的通货膨胀威胁远比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威胁要大很多。而次贷危机据业内人士称不过仅仅走完了1/3的过程，今年还将会有更多问题暴露出来。

可见，面临通胀和衰退的不只是中国经济，而是世界经济。全球正经历着一次全面的通货膨胀，同样，也而临着经济衰退的危险。

美国一季度通胀率是经济增长率的4倍以上，CPI今年预计上升到3.2甚至3.7。欧元区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是2.2%，通胀率是3.5%，通胀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60%。俄罗斯通胀预期年底将达到12%。上述国家都是通胀率高企而经济增长率缓慢。

在油价、金融和粮食价格的多重夹击下，欧美股市再次重挫。美林一项针对全球204名资产配置者和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全球投资者对股市的看法比过去1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悲观。

抵御通胀压力的现代方式是降低经济增速，不仅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在着手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主要的新兴市场也纷纷效仿：巴西央行自4月以来一直在不断加息，土耳其央行最近将其2009年通胀目标上调了近一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日前就指出，食品和原油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使拉美各国中央银行面临严峻考验，“拉美面临的通胀压力并非一个短期问题”。

通胀和衰退的阴影在国际经济间传递。不良的外部环境和中国经济正在“恶性互动”。

向下的危险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最受关注的当是股市，当大盘从3000点向6000点一路狂奔的时候，太多的普通百姓变成了股民，今年短短的几个月，大盘却从6000点又直下3000点。在中国经济可能走向衰退的阴影笼罩下，大盘一直震荡走低。

更危险的是房地产业。因为近几年房地产价格的疯狂攀升，使一些房地产企业胃口越来越大，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一批房地产企业疯狂拿地。一些地产上市公司开始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圈地，二三线城市的地价也被炒高，全国各地不断有“地王”浮出水面，土地楼面价超越周边房价的情况并不鲜见。

今年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通知》规定，土地闲置两年的将无偿收回；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按土地交易价格的20%收取闲置费。这对期待囤房囤地赚取高额利润的房地产商无疑是雪上加霜。

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有许多途径，例如股本金、银行贷款等，但最重要的就是销售收入。由于这些企业拿到的土地到2008年上半年还不具备销售条件，并没有形成可以在市场上销售的房子。曾经困扰房地产公司的“地荒”问题转为“钱荒”，可能导致一些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

在宏观经济稳定的情况下，一些境外资金会在我国长期投资，显现不出热钱的特质，但当经济基本面出现波动时，它们就会成为“惊弓之鸟”，快速撤退。6月24日，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专家张明在社科院网站上发表报告指出，在一定的经济学模型假设下，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热钱数额惊人，已高达1.7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截至2008年3月底的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104%。日本当年就因为热钱快速、大规模撤出，引发了20多年的衰退。

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期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中国目前有1.8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雄厚的财政家底、5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资金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控制通胀，但却同时会减缓经济增长。如何在控制物价水平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速不发生明显滑坡，是今明两年决策层在宏观调控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决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拐点是否真的出现。

经济增长的隐形航线

袁剑

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象力。

很显然的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30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30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30年，乃至更久。然而，这是真的吗？

30年增长的隐“协定”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会发现胡锦涛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地高速增长，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

然而，通胀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让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经济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国家领导人疑窦丛生。

一场历时30年的走向“市场”的狂欢之后，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近年已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30年沸腾的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地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积累下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种种事件风波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的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经济增长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济高速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其他诉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这看作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

作为一个嗅觉极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地把握了中国进入90年代之后的精神脉动。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

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协定，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经济增长与福利促进的协定，只是一段错觉。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获取政绩的统计数据。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非常经典地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高增长的廉价密码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

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官员。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

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低的环保标准、劳动标准，超高的税收优惠。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中国资源价格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巨大差价，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作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只是构成中国优势的因素之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的特殊禀赋。与市场经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30年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此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高投资的话，那么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脱离消费的畸高投资必然带来严重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在畸高的资本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产能所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而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人民的社会保障、劳动阶层的工资都处于被剥夺的可能之中，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地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当成本开始释放

对于2007年至今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回归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回归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而且，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是杯水车薪。

有人将本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的资本投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

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此外，当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而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

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象。

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极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所谓的经济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

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愈演愈烈。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30年中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

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

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

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获得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30年。30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种种迹象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在30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还债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