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段历史已为人熟知。但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对陕北红军在物资、财政方面的具体援助情况，知道的人并不多，或不具体。作者依据陕西省档案馆收藏的陕西省国民党政府民国历史档案、陕甘宁边区政府革命历史档案等史料，形成此文。

出资送毛岸英、毛岸青赴苏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张学良的好友)在与张学良的一次见面时，对张学良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即毛岸英与毛岸青兄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答应照办。

不久，张学良到上海，见到了老部下李杜，请他帮忙把三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张学良表示，三个孩子出国的费用由他负责，并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董健吾，要他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作好出国准备。

之后，李杜通过各种关系，帮三人办好了出国手续。三人经香港、西贡、孟买等地，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被送往苏联驻法国使馆，1937年初抵达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毛岸青取名亚历山大。当时，张学良并不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

资助红军渡过难关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时，谈了许多国内、国际方面的问题，如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苏联援助中国抗日、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中国红军各方面军的集中等等。周恩来对全国形势的精辟见解使张学良心悦诚服。除此之外，双方还达成了6项具体协议。“张学良对会谈表示满意，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红军20万法币。”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图为会谈地点

1936年10月5日，张学良在西安会见叶剑英、潘汉年。叶剑英根据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5万元，另给解决一万套红军棉衣的要求。张学良表示，借款的事将努力去办，棉衣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只是不便送往红区，可安排车队从西安送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半路取走。同日，叶剑英、潘汉年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张学良的会面情况：“已见毅(张学良化名李毅)，政治方面说到，军事方面亦少(稍)说到，明天将继续”，“款可日内拨5万左右，大数难办，请速电王明讨论具体办法。”

10月10日，叶剑英派刘象三给中共中央送去5万元钱款。叶剑英与潘汉年电告毛泽东：“拟定王立人留省主持交通，刘象三携5万元于十一日动身，请在照八寺接他。”

10月31日，中共中央将蒋介石到西安大谈“匪不剿灭决不抗日”的情况上报共产国际的同时，也告诉苏联方面：“红军主力一般说来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决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介物资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据中共中央报告说，至此已向张学良借款60万元。但甘北寒冬已至，除黄河以西近6万红军每日所需之大量粮食、弹药和药品的消耗外，仅解决棉衣一项，即需耗费甚巨。难怪洛甫心急如焚地再三致电共产国际，声称：‘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死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陕北红军当时处境之困难。

1936年11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援助款项开始汇出，但因“苏联巨款至中国大城市之银行，再转陕甘送到红军手中绝非易事”，第一批汇款到达时已经是12月上旬了，第二批汇款1937年2月才到。为解燃眉之急，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又从张学良那里借了10万元。

派人到陕西渭北慰问红军

1936年12月15日，张学良派张政枋(张学良的粮秣处长)、粮秣处秘书孙东垣(共产党员)到陕西渭北耀县、富平两县慰问红军。二人于当日上午11时到耀县粮秣处补给所，午饭后由所长田道义引导到耀县红军供给部，把携带来的白金龙铁筒香烟30筒、牛肉罐头20箱、饼干25箱交给红军供给部王部长，并向红军进行慰问。张政枋、孙东垣代表张学良向红军供给部所长田道义说：红军被蒋介石逼迫离开江西瑞金根据地，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过雪山草地，受尽了千辛万苦来到此地，张副司令对大家非常关心，因他有事不能亲自前来，叫我二位代表他向诸位致诚恳的慰问。

16日上午，他们二人向张学良汇报慰问红军的情况，转达了红军的谢意。张学良问到红军生活情况时，张政枋说：“他们服装不足，缺少棉衣鞋帽，都吃地方粗粮，官兵有些不消化，缺少医药等物。”张学良听后，当即就说：“把西安城附近的东北军部队的旧棉衣鞋帽和粮秣处在各地的存粮及军医处药品送给他们一部分，以渡时艰。”当时，陕北地瘠民贫，筹饷极度困难，刚到陕北的红军缺吃少穿，天寒地冻之时，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戴着单帽，没有像样的宿营地，年轻战士只能在野地里宿营。此时此刻，张学良向红军伸出援助之手，可谓雪中送炭。

张学良为什么会这么做？他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曾说：万里长征谁能领导？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领导。让我们去领导，早把部队带光了。而他们经过长征之后还有很强的战斗力，一连三个战役(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消灭了我近三个师的兵力，其中两个师长阵亡，数千名官兵被俘，像这样一支坚决抗日的部队为什么要消灭他们？

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中称：“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做特务的工作!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极度困难时，张学良从各方面援助红军，不仅是出于人道和个人私情，而且是出于民族大义，是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挽救中国革命。

(本文节选自《炎黄春秋》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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