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吴持生在十万坪大捷遗址前追思先烈

近年来，媒体以“传奇湘女黄慕兰的潜伏人生”“中共超级美女特工黄慕兰演绎的红色传奇”“周恩来身边的美女特工”等为题，频繁炒作黄慕兰老人，其中许多说法和内容都是违背历史真相的。

我父母吴德峰戚元德长期从事我党地下秘密情报工作，曾任秘密交通局负责人，也是黄慕兰的领导，曾与她共事多年。为维护历史的真实性，维护党的隐蔽工作的真实形象，我把所知道的相关情况作如下简要介绍。

有书刊称“黄慕兰——最先发现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人”，“……若不是黄慕兰的这次偶遇与紧急报信，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垮掉。难怪此事令久经战阵的周恩来也后怕不已……”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据我父母及当事老同志回忆：1931年6月，中央决定将正与杨姓妓女姘居的向中发尽快向苏区转移。为了安全，周恩来特意要向忠发与他同住，并让吴德峰安排该女子与陈琮瑛母女同住。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党中央处于转移前的高度戒备状态，规定任何人出门必须事先打招呼，并按时归队。周恩来专门告诫向不得擅自外出，不准会见那个女人。但他阳奉阴违，私自外出与姘头相会并留宿，结果被暗探抓捕。那天周恩来回家发现向忠发不知去向，预感不妙，立即布置吴德峰、谭忠余等派人寻找，同时按规定发出报警暗号，通知一切与向有关系的人和机关立即疏散转移。周恩来转移至极少人知道的预定安全地点——周惠年家。派出的同志通过各种途径很快查出：向忠发已被捕并牵连到陈琮瑛(任弼时夫人)。周当即指示通过关系设法营救。可恨“向忠发这个软骨头很快就叛变招供了，连他的姘头都不如”。当向忠发带特务来捕人时，原住地早已人去楼空，敌人扑了个空。周恩来等同志化险为夷，陈琮瑛等同志则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后由我父亲再度安排进入苏区。

综上，向忠发被捕后，周恩来及上海中央机关撤离原住地并脱离险境，是根据既定制度和应急预案主动采取的行动。我在此无意评论或否定黄慕兰通报向忠发被捕消息的行为，但相关报道的不实说法应予纠正。

有报道称黄慕兰“到上海后秘密营救周恩来、关向应等高层领导”，还有些绘声绘色的炒作：“忧心忡忡的周恩来脑海里不断闪现着担任营救工作的主要人选。突然，黄慕兰的名字逐渐清晰，他眼睛一亮：这位年仅24岁的女共产党员，且不说有惊人的美貌，仅就学识所锤炼的机敏幽默的谈吐和卓越的社交能力造就了上流社会妇女所应具备的素质……”云云。

据我父母等老同志回忆：1931年初，关向应同志在租界寓所被巡捕房逮捕，同时搜去一箱文件，恩来同志指示陈赓和吴德峰等人设法营救。巡捕房看不懂该箱文件的文字，于是托杨登瀛找懂该文的人帮他们查看。杨登瀛，又名鲍君甫，时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属于我党组织控制使用的特殊关系。于是我们通过杨把精通几国文字的刘鼎同志推荐去，趁机将这箱文件调包换回，保证关向应同志不暴露身份。而后，由吴德峰出面，通过黄慕兰的交际关系，花钱请律师将关向应保释出来。

成功营救关向应是党组织精心运作的结果，早有相关回忆披露过上述真实情况。媒体和“炒手”们不应为满足读者猎奇心而专挑某些环节肆意炒作，造成“我党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生死系于交际花之一颦一笑之间”的误导。这样做已经歪曲了历史，损害了共产党及我党领导人的形象。

看到这种无稽之谈，我非常气愤，不得不公布多年来不愿公开的一段亲身经历：

1955年我家住在北京西四羊肉胡同，父亲时任国务院一办副主任，我在北京女一中读高一。四五月间的一天，黄慕兰来家拜访，父母热情地接待她，并留她和女儿吃饭。母亲说：“这是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的老朋友”，让我叫她阿姨，叫她女儿姐姐。寒暄之后，大人在客厅谈话，妈妈叫我陪她女儿去另一房间看书，记得她们临走时还借了我的《卓亚和舒拉》《青年近卫军》等故事书。

不久因亲戚来京，我被赶到客厅旁的储藏室睡。一个星期天，黄慕兰一大早来访，与父母坐在客厅里谈话，我被堵在储藏室内出不来，听到了全部的谈话内容。简要情况是：黄慕兰要求见周总理。爸爸说：总理很忙，有什么事，对我讲就好了，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再转告、请示总理。她提出党籍、工作安排、级别待遇等问题。开始父亲还耐心地对她讲：你脱党的问题，是你自己行为所致，不存在组织恢复党籍问题。你过去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脱党后当了资本家太太，也无损害党的行为，还继续做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事，这一点我们是知道、有数的。依你现在的身份，仍可一如既往做好你丈夫和一些老朋友、老关系的工作，动员他们回来，参加建设。要教育子女热爱祖国、热爱党，努力学习工作要求进步……不要旧事重提，一把屎不臭挑起来臭，这样做，对你对孩子都不好……不知何故，她听不进我父母的好言相劝，突然哭闹起来，语无伦次地说什么：党和某些人对不起她，她甚至为革命为党献出了一切，当了妓女……此时我听到客厅“叭”的一声，是父亲拍玻璃茶几的声音，接着就是茶杯盖掉在地上摔碎的响声。父亲非常生气地大声怒斥：胡说！并反问她：谁叫你当了妓女的？我们党在这方面有严格组织纪律规定。你要说你当了妓女，那是你自己乱性所为！是你自己无聊！无耻！宛希俨同志被捕入狱，组织命你以家属名义去营救，你不去，你在干什么？贺昌同志与你感情破裂，进苏区与你分道扬镳，为什么？两个烈士的遗孤你从小不管，当然也有组织和烈士的意愿，这是怎么回事？你在党内同时搞多角恋爱，搞得乌烟瘴气，情书、情诗满天飞，发生咬舌头、跳水自杀事件，一个接一个，闹得同志间不团结，你制造的麻烦、风流韵事还少吗？让你去找律师保释关向应，你可好，你去跟律师吊膀子睡觉；让你去找特务做工作你做到床上，跟特务乱来！去牙科当护士你跟医生、病人乱性毫无节制……难道这些狗屁倒灶的事都是组织安排你去干的吗？组织的警告批评你听了吗？你就是当过妓女也与组织无干无涉。你的脱党问题，我是受命与你“淡断”组织关系的，加上你不听组织决定，我行我素，贪图享乐去嫁人当太太。脱党是你自己行为所致，不存在组织恢复党籍问题。

父母在隐蔽战线工作多年，从来不当着孩子的面谈秘密工作和高层领导的事。以上是我偶然听到的，因为好奇，所以记得很牢。但父母对我们孩子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很多年来从未对他人讲过。全家经历“文革”磨难之后，我才从父母及其他老同志那里得到了更多证实和了解了一些详情。

父亲吴德峰1922年投身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戚元德1928年入党，他们因长期工作关系和隐蔽斗争的性质，了解很多党内历史上的事。“文革”开始后，父母都受到批斗和群众冲击，但他们见到故意歪曲历史、愚弄后人的现象，心里很不平静，因此陆续向家人讲述了一些史实，其中有的涉及黄慕兰。我和家人帮助他们整理史料时，也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一些疑问，但嘱咐有些事情知道即可，不得私自乱讲。

关于当年父亲对黄慕兰讲“受命与你断组织关系”，父亲说，那叫“淡断”。父母告诉我：情报、交通等秘密组织，有极其严格的制度和纪律，没有节制的乱性，是秘密工作绝对不允许的大忌。总理一再强调，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人，在性生活上不能自持、乱来的人，迟早要给组织惹麻烦，这种人不可担任党的机要、秘密工作。

1981年武汉妇联写武汉妇运史料时，提到过黄慕兰问题，我去看肖克叔叔和蹇先佛阿姨时谈到此事。肖克叔叔提及她过去的行为直摇头，告诉我：中央搬苏区后，黄慕兰去找关向应，当时有人开玩笑要关向应与黄慕兰“复辟”，关向应非常气愤地责骂黄慕兰：下流无耻，黄慕兰无趣而退。

据我所知，我党地下工作者只需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不存在脱党问题，党员因派出工作暂时断开组织上的联系，回来后经审查无问题即可恢复组织生活，也不存在什么“恢复党籍”的问题。这是隐蔽战线的一个基本常识。如原国家计量局局长严希纯等同志的民主人士、中共党员的双重政治身份是在“文革”混乱中才被公开的。因此，所谓黄慕兰“奉命脱党”问题，实际上是父亲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逐步切断她的组织关系。

关于“咬舌头”等事，因涉及的人较多，就不在此用笔墨了。如组织上派人来谈，可以倾我所知。

我认为，上述那些不实的新闻报道和肆意炒作歪曲了历史，破坏了任何党派都赞成的实事求是原则，说的更严重些，是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泼脏水，丑化我党隐蔽战线，不论出于什么目的，于史、于今，对国家、对人民都不是什么好事。

(作者系中共秘密交通工作的创建人、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领导人吴德峰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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