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炮楼下的抗日小学

1947年,临潼小学生,〔美〕迈登斯摄
1940年初,鬼子在牟平县解甲庄(今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解甲庄街道),设立了据点,驻有一个小队,三十多名伪军。
据点建立起来后,陇西小学(今解甲庄中心小学)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两处相隔仅一条马路,陇小成了炮楼下的小学。
说起来,这股伪军也算“本乡本土”的,原先是国民党的县保安队,后来下水当了汉奸。
当了汉奸,就成了日本人的走狗,自然没有人性与乡情。

1945年大反攻中,灵丘城解放,儿童斧劈敌军堡垒残木。沙飞摄
平日里,欺男霸女、抢劫绑票、滥杀无辜,它们无恶不作,就连学校也不放过。三天两头,以搜查“八路”为名,进校骚扰,闹得师生苦不堪言。
有个年仅十六岁的女学生,被伪军小队长吕克伦看上了,强“娶”到炮楼上。玩了半年,卖到烟台的窑子里。小姑娘得了脏病,奄奄一息,被赶出去,家里接回来不久就死了,埋在学校附近的乱坟岗。
同学们抬头就是伪军炮楼,推窗就能看到昔日惨死同学的坟茔,换了你,会是什么感受呢?
此时此刻,大家明白了,这就是国仇家恨!
可是人家拿着枪,咱们再恨,顶啥用?
没办法,校长走了,老师们纷纷辞职,女生基本退学,男生也无心读书,眼看着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解甲庄人有读书的传统,历史上文风鼎盛。明清两朝,进士、举人的数量,冠全县各村之首,其名额占全县之半。
几百年文脉自此断送,父老乡亲心急如焚,更别说学生家长了!
谁来救救孩子?
五十多里外,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珠玑小学的李希尧老师,拍案而起。他是解甲庄人,也曾毕业于陇小,后就读于莱阳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
所谓“乡师”,就是培养农村基层教师的专门学校。
当年莱阳有个顺口溜,说:“穷乡师,富莱中,职业学校吃大葱。”
用现在的话说,莱师的学生,虽是定向委培生,但生活清苦,前途有限。不过莱师当年可是名校,时任校长和国文教师,熟悉文学史的朋友,都不陌生,他们是吴伯箫和何其芳。
珠玑小学,至今仍在,妥妥的百年老校。这所学校除了教学历史悠久外,革命历史也值得一说。珠玑支部是烟台最早的农村党支部,成员就是该校老师。

国统区的私塾。
所以,李老师的身份,大家也能想到了吧?
于公于私,李希尧觉得,自己都应该回到解甲庄,拯救陇小,给这里的师生和家长,还有父老乡亲,指引光明,带大家走上抗日救国之路!
回到家乡,李希尧出任陇小校长,他不辞辛苦,按照教师名单,一个个村走,一家家门串,最终把大多数离任教师都请了回来,并且聘任了本村一位代课老师,凑齐了七名教师。
这些老师,基本都是爱国热血青年。满腔热血,只是因为缺乏斗争方向和方法。李希尧的回归,使大家有了主心骨。

流离失所的河南难童。
李希尧勉励大家,解甲庄是个封建堡垒村,封建意识浓厚,我们要办好小学,就必须以小学为阵地,砸碎封建枷锁,冲破日伪禁锢,千方百计抵制日寇的奴化教育,创造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画个重点:既要抗日,也要反封建!
对此,老师们非常认可,个个精神振奋。
黑暗中,有道光明,要好要坏,人人心里有杆秤。
统一教师思想后,李希尧便着手稳定教学秩序,走访学生家长,召开老师、家长和学生,三方照面的座谈会,发动群众,集思广益,找出阻碍办学的最大难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办法。

八路军端掉的伪河间县公署警察分驻所。
最大的问题当然是伪军扰学了,尤其是那个吕克伦,坏事做绝,对学生安全的威胁最大。
但是敌人也不是铁板一块,这就给了我们分而治之的机会。解甲庄据点除有伪军外,还设有伪牟平县警察所第二分驻所,分所长和吕克伦不对付。
李希尧借着老同学关系,拉拢了伪区长,再用伪区长,拉拢张之新,把这俩拴在一起,对付吕克伦,加上因为停学而愤怒不已的地方宗族势力,三比一,吕克伦不得不有所收敛,否则怎么在当地混?
为啥伪区长和警察分所长愿意入局呢?
争权夺利,官场这点事,你懂的。

国统区工合学校的女学生。
这么一来,复学的基础就有了,无心读书的男同学有心向学了,退学的女同学也回来了。同时为了扩大陇小的影响力,李希尧还主张大力扩招,附近村镇的失学孩子,只要想学习的,我们统统欢迎!
复学伊始,李希尧又提出实行男女合校同堂的办学理念。
现在的我们,可能觉得这有什么,不是天经地义吗?
但在当年,哪怕是20世纪40年代初,未经革命洗礼的胶东农村,也是相当“离经叛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仅此两条老理儿,也足以众口铄金。

小八路向老大娘宣传抗日。
陇小原来是男女分班的,解甲庄还有三所女私塾,后者有女学生三十多人,年龄最大的超过二十岁,由村里的老秀才任教,完全用封建思想束缚学生,根本不学习新课程、新思想。
要抗日救国,就要最广泛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男女青少年,他们是被封建思想和奴化教育洗脑,变成精神日本人,还是敢于斗争,追求解放,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这可不是小问题。

从北平各大专院校到冀中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女生。
巧合的是教员同志,当时刚刚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里,也高屋建瓴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画个重点:新中国需要新青年。
怎么塑造新青年呢?

报名参加八路军的晋察冀少年。
这个问题看似很大,却不妨碍李希尧从小处努力。
他以节约教育开支、合理使用师资力量、充分利用学校设备、提高教学质量为由,倡导实行男女合校同堂,征得大多数家长同意后,解散了女私塾,把相应文化程度的女生,分别编入相应年级教学班。
有开明家长,自然有顽固家长,怎么办呢?
为了争取他们同意,扩大支持面,李希尧同意了这些家长设立女生自修室的要求,尽量减少阻力。
上课分开坐,课间让女生进自修室,尽量避免与男生接触,保持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之品格。

八路军小“机枪手”。
不过,这并不妨碍李希尧的因材施教。为向她们集中灌输解放妇女的新思想,专门有女老师,在课间到自修室,跟女生谈心,讲故事。
搁现在,这就叫心理疏导,同时开展近现代史、革命史教育。
所谓心理疏导,就是多鼓励她们好好学习,如何面对家庭社会的种种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个“阳光女孩”。
历史教育,主要就是讲故事,讲“鉴湖女侠”秋瑾的故事,讲抗战以来涌现出的抗日女英雄,山东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是不屈的人民,这方面的故事就太多了,很多就发生在周边各县,发生在牟平当地,属于是身边人身边事了。

蠡县青年救国会成员。
这些故事,女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课间时间到了,要回去上课了,老师讲不完,她们还不干,非要听,好说歹说,才劝回课堂。如此引人入胜,大家或哭或笑,自然茅塞顿开。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何分男女?只有携手并肩,共赴国难,共抗强敌,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女学生精神面貌为之一变,她们自动剪发放足,不愿进自修室躲“清净”,要求和男同学一起上课,一起组织读书会,一起办报,一起讨论形势。
当然这只是表象,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咱们一起抗日救国!

遭受日伪军戕害的姐弟俩。
陇小的风气打开了,开全区乃至全县(敌占区)男女合校同堂的先河,由此影响到了全县小学,很快地实行了男女合校同堂。
抗日不忘解放,解放是为了更好地抗日。
为此,李希尧带领老师们,编印抗日课本。
请注意,这是炮楼底下,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
既然是敌占区,日伪当然要搞奴化教育,就是封建思想,那套本土垃圾,再加上亲日媚日,那套东洋垃圾,混在一起,味道相当串,也相当窜,你懂的。

日伪在华北的奴化教育。
比如小学低年级课本,有这么一篇课文:“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一起拜太阳!”
再比如高年级历史课本里,批判戚继光抗倭的历史,说:“查明史所称倭寇,实系中国海盗,纵有日人在内,亦居极少数……中日两国,实系兄弟,乃不应以莫须有之事,故意毁谤兄弟。”
更别说什么中国、“满洲”两国论,强制学日语,日语是最重要的主课,大于一切课程。
如果任这样的“教育”发展下去,中国孩子,山东孩子,会是怎么一副鬼模样,可想而知!别的不说,想想对岸的汉奸,想想这多少年,屡打不净的精日分子,这可不是杞人忧天。

伪山东省省长唐仰杜带鬼子“视察”小学。
李希尧带领老师们,利用晚上、星期天,结合形势,很快就编出了极富地方特色的抗日课本,讲日军屠杀暴行,讲伪军和顽固派同流合污,讲我军的胜利,讲群众的觉醒,讲日寇必败,讲新中国的光明前景,学生们能不爱看吗?
但是课本下发前,李校长还要求老师们,要加强对学生进行防范教育。
防谁呢?当然是鬼子、汉奸!
上课时,学生们要准备两套教材,一套是日伪“复兴”教材,一套是抗日教材。一旦发现敌情,教师作手势,学生赶紧藏起抗日教材,拿出“复兴”教材,继续“上课”,以应付检查。

伪山东省省长唐仰杜给小学生们“训话”,推行奴化教育。
当然,伪县署教育科那些督学,也是和尚撞钟心态,别太“过”,没人管。不过,还是有“有心”的汉奸的,比如吕克伦这家伙。
有次,吕克伦找李希尧,聊篮球联谊赛的事情。走进一年级教室,抽查一位小同学的课程,在背什么书啊?
“俺在背狗,白狗、黑狗,白狗小黑狗大,白狗它听黑狗话。”
好在有惊无险,吕克伦没听懂,它是真没文化,纯属附庸风雅,老师们都为这位同学捏把汗。
吕克伦走后,老师问小同学:“为什么把黑兔、白兔改成黑狗、白狗呢?”

解放区的孩子参加儿童团,盘查过往行人中的可疑汉奸。
小同学回答:“我真恨狗子(日军)、二狗子(伪军),我特为骂他。”
“下次小心,不许这样了!”
师生们哄堂大笑。
由此可见,抗日教育深入童心。
陇小有高年级学生出早操的习惯,李校长来了,故意抢在伪军出操前面进行。
说白了,就是趁你睡觉,我悄悄搞抗日教育。当然动静不能太大,还要秘密进行,绕得尽量远一些。

蠡县抗日模范小学的孩子们。
先由校长李希尧上一刻钟的时政课,讲讲胶东和国内的抗日形势,国际反法西斯的形势也要讲。
接着,兼职音乐老师教唱一支抗日歌曲。
这些进行差不多了,伪军也该出操了,负责值哨的同学打暗号之后,队伍带回,做团体操,师生高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谁能挑出毛病?师生口号喊得整齐,体操做得有力,伪军看到了,也跟着喝彩。
不要小看了学生的作用,学生影响家长,家长影响亲戚朋友,很快抗日道理和抗日歌曲,就传遍解甲庄,绝大多数青壮年村民都被“传染”了,抗日救国成了绝大多数解甲庄群众,发自肺腑的希望。

被广泛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斗争的冀中孩子。
哪有中国人,愿意当亡国奴,给洋人当走狗的?亡国奴是没有前途的,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就这样,陇小的抗日教育,潜移默化地辐射到了社会,唤醒了父老乡亲,使解甲庄的男女老少,当然前提是有良心的中国人,他们振奋起了精神,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不当亡国奴,要与日伪汉奸斗争到底,直至最后的胜利。
为了更深入地教育群众,陇小师生每周天,还会举办学生作业展览会,分门别类展示学生的各种作业。看起来无非是日语作业、作文和数学题,还有图画、自办报等,跟今天区别不大,实际上却大有乾坤。或者说,“外人”看到的和本村乡亲们看到的,各不相同,属于是各美其美了。

抗日活报剧是教育群众的好形式。
汉奸看到的,是作业工工整整,是“日中亲善”,是孔孟先贤;它们一走,乡亲们看到的是打日本救中国,是教员和八路军英勇杀敌的画像,是《中国地大物博》的巨幅山水画、工人农民的木刻画,以及各种刺绣工艺作品,主打一个我是中国人,我光荣!
很快就有人看懂了,本村有位参加过牟平县抗日救国会培训班的开明士绅,看着木刻画上,关于各使铁锤、镰刀,奋力劳作的工人农民,颔首捻髯,笑而不语。
群众很满意,汉奸也很满意,教育科长请来“县尊”和日本顾问,奖励学习用品若干,还有“共存共荣”锦旗一面,学习用品当场分发,锦旗挂起来,借鬼打鬼这套,已经屡试不爽了。

白求恩大夫救治的小八路。
这还不够,还要更加深入群众,让群众更加喜闻乐见。
为此,师生们粉墨登台,针砭时弊,演出“活报剧”。
所谓活报剧,简单说就是反映现实问题的话剧,就像“活”的报纸一样。
解甲庄,别看号称“文风鼎盛、诗书渊薮”,实际上是封建文化使然,再加上战乱和日伪统治,搞得乌烟瘴气。吃喝嫖赌,倾家荡产,卖儿典妻者,大有其人。
李希尧发动师生,寻找典型案例,自编自导,以最鲜活的身边人身边事,来鞭挞丑恶,唤醒群众。

参加抗日工作的冀中青少年。
这里有个历史背景,鬼子毒害中国人民,不管是精神肉体上的,还有烟毒之害,哪个烟,懂的都懂,日本人以毒养战,既能通过贩卖毒品,赚取侵略扩张的军费;另一方面,又通过毒品奴役控制殖民统治内的中国人。
于是,第一部活报剧,《一个吸大烟的人》,应运而生。
这部剧效果好不好?
咱不说群众,群众当然都说好,连伪军都有来“蹭戏”的,他们中有些还是多少有点良心的,看了戏之后,也有跟着解除毒瘾,投奔光明的。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风云突变!
有个叫于再之的老师,突然不辞而别。

参加八路军的五名冀中少年。
此人原先是国民党员,平时态度暧昧,好像没有准主意,对男女合校同堂表示赞同,但其他的就阳奉阴违了,尤其是看学校风气越来越那啥,就发现不对味儿了,经常说怪话,自然就被师生孤立。
说到底,就是反封建和抗日,我都不反对,但是反抗到什么程度,向何处去,于再之有不同意见。
画个重点,谁的“新中国”?
李希尧据此断定:于再之作为“顽固派”的狐狸尾巴终于暴露了,它一定是找日本人去了,叛变投敌了,要借鬼子汉奸的屠刀,“修理”我们了,接踵而至的必然是日伪军对陇小的大搜捕。

沦陷区群众热烈欢迎八路军。
怎么办?学校散伙吗?抗日教育还搞吗?
必须有备无患,李希尧告诉剩下的老师们:“假若我被捕或牺牲,你们要把陇小这副担子挑好,在敌堡旁抗日救国斗争的大旗不能倒!”
老师们纷纷表态,说:“校长放心,哪怕前仆后继,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有大旗在!”
为防万一,大家一直要求李希尧离校躲避一下,但他若无其事,处之泰然。
正巧第二天,胶东特委的调令来了,调李希尧同志到莱阳去,担任县委书记。
就这样,李希尧跟其他老师办好交接手续,匆匆离校。

“打日本,救中国”,村口的识字牌。
不久,敌人的报复就到了,继任校长被捕,但地下党组织还在。
师生们以更巧妙、更隐蔽、更广泛的形式,继续开展抗日救国斗争,并有十余名毕业生冲破日伪军的重重封锁,参加了八路军。
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解放牟平、解放烟台的回归者。
李希尧老师则改名李日新,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国统区的小学生。
1945年底的某一天,作为热河省土改工作队长的他和十二名工作队员一起,壮烈牺牲在林东县(今属内蒙古巴林左旗)。
确切牺牲时间以及牺牲地点,都无从考证。
只知道,他生前,总爱在怀里揣着一本抗日课本。
他说,要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让中国孩子,永远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永远不做亡国奴!

1942年,革命的号笛,沙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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