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工农红军铸就的军事奇迹与精神丰碑。作为当时军事对抗的另一方，国民党核心军政人物在与红军的反复较量中，以对手的视角形成了对长征的独特观察与认知。他们在“围剿”失利后的慨叹、对红军战力的忌惮、对自身败因的无奈，成为映照长征真实面貌的特殊镜子。

“红军对人民毫无骚扰”

1935年1月底，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挺进川南，直逼叙永县城，一场围绕川南的攻防战就此展开。坐拥川蜀之地的“四川王”刘湘火速调兵遣将，不仅令入黔各部回援叙永、古蔺，更集结多支部队在江岸、边区设防，一时间，叙永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竟达十万之众。“军用粮秣供应浩繁，民仓告匮，耗及种籽，加之军纪败坏，烧杀抢掠时有发生，百姓叫苦不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军所到之处始终以铁的纪律守护百姓利益。红军到达叙永营盘山时，漫山遍野都是熟透的橘子，历经长途行军、饥肠辘辘的红军战士，面对诱人的果香，却无一人擅自采摘。红军工作团的干部罗通回忆，当时战士们虽议论着橘子的丰硕，却始终坚守在橘林之外，即便当地一位老大爷主动塞来橘子，战士接过之后也立刻付钱，遭老人拒绝后，便将橘子归还，绝不占百姓一丝便宜。而当红军发现这片橘林是土豪“张老爷”的私人财产后，当即予以没收，并在那位老大爷的协助下，将橘子分给当地贫苦群众，仅划定固定区域让战士们采摘少许解饿。红军在营盘山的一举一动，成为川南地区流传至今的红色佳话，也让百姓真正感受到了这支军队与国民党军的本质不同。

红军的纪律与作风，甚至传到了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耳中。他专门给刘湘发出“关于红军对人民毫无骚扰、应严饬所属爱护民众”的电文，文中提及“据报，前‘朱、毛匪’部窜于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这封电文，看似是蒋介石对部下的告诫，实则从侧面印证了红军在长征途中，以铁的纪律赢得民心的事实。蒋介石深知民心的重要性，却始终无法让自己的军队做到这一点。国民党军将百姓视为盘剥对象，红军则将百姓当作依靠力量，在川南的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

“老头子要我们‘剿匪’，等于判我们无期徒刑”

1935年6月，中央红军长征挺进西北，蒋介石妄图趁红军长途跋涉、精疲力竭之际将其绞杀，随即从各地调集约4万精锐兵力，编为“西北追剿纵队”，任命胡宗南为总指挥，全权负责西北“围剿”战事。胡宗南踌躇满志，制定了层层围堵的作战计划：率先带领49师抢占毛儿盖要地，再挥师向包座推进，同时令60师、第2师从碧口南坪向漳腊方向堵截，阻止红军北上，另派第1师从正面展开进攻，企图将红军逼入松潘草地周边的预设包围圈，实现一举歼灭的目标。

然而战事一开，便朝着胡宗南预想之外的方向急转直下。驻守毛儿盖的国民党军遭红军猛攻，火力不支紧急求援，胡宗南急令其撤退，守军竟狼狈到丢弃电台仓皇逃跑。紧接着，松潘阵地的第4团又遭红军突袭，等胡宗南调兵驰援时，防线已被攻破，第4团死伤惨重。接连失利让胡宗南部元气大伤、士气低落，他遂将第1师留驻松潘筑工事决战，笃定红军会北上甘陕。不料红军毅然穿越荒无人烟、环境恶劣的松潘草地，直奔班佑和阿西地区，彻底跳出包围圈，同时胡宗南麾下49师被红军全面包围。他急令李铁军率三个团救援，却因极端天气，救援部队在草地寸步难行，未及赶到，49师便已被击溃，仅少量残兵突围。刚任总指挥的胡宗南接连战败，被部下私下称作“常败将军”，信心遭受毁灭性打击。

雪上加霜的是，松潘毗邻青藏高原，粮食本就匮乏，4万大军的涌入让当地粮草彻底枯竭。胡宗南部不仅以枪支与土司交换、大肆搜刮百姓存粮，还强制当地百姓充当民夫赴山区运粮，此举不仅未缓解粮荒，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走投无路的胡宗南最终下令官兵每日仅吃一餐，可国民党军军纪涣散，下级士兵为了填饱肚子，四处搜抢百姓财物，甚至割光田间尚未成熟的小麦、青稞，全然不顾百姓的生计。粮食匮乏引发士兵大面积营养不良，疾病缠身，松潘守军每日死亡人数居高不下，最多时一天殒命130余人。胡宗南见大势已去，只得向蒋介石申请撤往甘肃，经此一役，他心灰意冷发出“老头子要我们‘剿匪’，等于判我们无期徒刑”的哀叹。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

1935年秋，张学良率十余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认为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初到陕北，人困马乏、装备简陋，已是不堪一击的“残部”。他一度打算先快速“肃清”红军，再腾出手来“打回老家去”专力抗日，然而随后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战局发展，彻底击碎了他的想法，也从根本上扭转了东北军对红军的认知。

1935年10月，东北军第67军在劳山遭遇伏击，其第110师几乎被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紧接着在榆林桥，第619团被红军歼灭，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两场败仗让张学良震惊，他原以为的“弱旅”竟有如此战斗力。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1月，红一方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激战4天全歼东北军第109师及106师一个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俘虏5300余人。这场被毛泽东称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的战役，让张学良深刻意识到，红军并非不堪一击的残部，而是一支拥有强大战斗力的精锐之师。

红军与东北军前线交锋的同时，华北事变后民族危亡急剧加深，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毛泽东特意安排周恩来坐镇陕北，负责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成为这场统战工作的“信使”。高福源被俘初期情绪抵触，但当他目睹了红军的严明纪律与官兵一致的作风时，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后经周恩来亲自部署，高福源携带红军的联合抗日诚意返回东北军。

听闻高福源在红军中的见闻，张学良唏嘘不已：“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还不是早就带没了！”在张学良看来，红军的强大，并非仅在于军事战术，更在于背后强大的精神力量与坚定的理想信念，这是东北军乃至整个国民党军都不具备的特质。

国民党将领们在长征中的表现与评价，让我们对长征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一支军队，若失去了理想信念，便失去了灵魂；若脱离了人民群众，便失去了根基；若背弃了民族大义，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中国工农红军，正是因为始终坚守理想、心系人民、胸怀大义，才能在万里长征中踏出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才能铸就不朽的精神丰碑。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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