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博古)的诞辰。这位在党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革命先辈，也是“四八” 烈士之一。秦邦宪为本名，博古是他终身使用的革命化名。长期以来，各类史料与读物中，关于二人称谓主次、化名由来、俄文译名等内容多有讹误。为正本清源，还原史实，其孙女依托俄罗斯解密档案与权威党史文献，细致考证、逐条勘误，完整梳理出“博古”这一化名的源流始末。这份翔实考据，既补正了史料疏漏，亦是对革命先辈跨时空的缅怀与致敬。

秦邦宪在遵义会议之前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此后在为党工作的过程中，于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年仅39岁，是“四八”烈士之一。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使用过多个名字，除了本名“秦邦宪”外，“博古”这个名字最广为人知，在很多场合，在很多文件或书信中，称他为“博古”，但也曾出现过一些不正确或主次颠倒的情况。例如被写为“博古(秦邦宪)”，使人误以为他的本名是“博古”，另用名是秦邦宪。

原载《新华日报》1938年6月15日第3版

笔者依据对俄罗斯国立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的解密档案的查询及国内外出版物的考证，对秦邦宪名字的使用进行了梳理，以期能够准确了解秦邦宪的名字渊源与演变过程，作为今后党史界使用他名字时的参考。

1907年，秦邦宪出身于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前清秀才，曾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官。“秦邦宪”，是父辈为他起的最初本名。“博古”，则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一段经历有关。

1925年夏，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骨干人才的学校。为纪念刚刚逝世的孙中山，该校被命名为“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之后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

秦邦宪在中大学习时使用的俄文名为“Погорелов”，其正式的中文译音为“波格列洛夫”。在俄罗斯国立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中，有一份《学生波格列洛夫履历表》是他亲笔填写，在姓名一栏里填了“波格列洛夫”。

他的同期同学江泽民(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一，1989 年逝世)在《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一文中说，学生的俄文名字是学校老师按照莫斯科电话簿中的名字抄来的，学生们的学号也是按照电话簿的字母拼音排列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不用绞尽脑汁去为同学们创造名字。

曾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的叶帆在其《元帅和革命者的摇篮》一书中提供了莫斯科《中大学生完整名单》。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同期进入中大的大部分留学生的学号顺序都是按俄文字母顺序排列的。例如江泽民(学号387，俄文名Маслов)、李伯钊(学号394，俄文名Монина)、乔永年(学号434，俄文名Прохоров)、谢怀丹(学号446，俄文名Радионова)、杨尚昆(学号453，俄文名Салтыков)、李竹声(学号465，俄文名Славин)等，秦邦宪的学号是425，俄文名Погорелов。凑巧的是，秦邦宪的俄文名Погорелов的词根意思是“燃烧”，与其革命的一生以及在燃烧中壮烈牺牲很是吻合。

秦邦宪留学中大期间，曾经参加各类组织活动，在中大支部局组织部工作一年，参加了组织部的大部分常委会及临时会议。在1929年支部局组织委员会会议的中文记录中，曾有16次出现俄文名“Погорелов”，19次出现中文名“秦邦宪”，说明那时他是俄文名与中文名混用的状态。例如：秦邦宪参与翻译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政治关系》《面向农村》《工党土地政纲之修改》《列宁对清党的态度》等文章中，署名为Погорелов，而在支部局的转党会议等中文记录中，使用的名字均为秦邦宪。

然而，在1930年1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出现了不同的俄文译名“博古列洛夫”；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的人名索引中，又被翻译为“波戈列洛夫”。一个名字出现了多种译音的情况，只能说明有些译者翻译时的随意性，是由译者“自赋”给秦邦宪的名字，不能算是秦邦宪的正式俄文译名。

秦邦宪于1930年5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由于这期间党内许多同志也一同回国，很多人还是习惯于叫秦邦宪的苏联名字Погорелов，或叫其中文译名“波格列洛夫”。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他的名字和称谓经历了一个变化的阶段，最终确定“博古”为他的化名。

这个时期还曾有过其他相近的名字，可谓五花八门，但都是别人叫的，秦邦宪并未予以认可，但也没有必要出面加以澄清。例如1930年6月25日与7月24日，陈绍禹给米夫的信中提及秦邦宪，信中将他的俄文译名表述为“博格涅尔”。在1930年11月23日上海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决议中，将秦邦宪的译名叫作“博古列洛夫”。1930年12月1日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称秦邦宪为“波戈列洛夫”。笔者认为，将俄文音节По翻译为“波”，比翻译为“博”更为准确；如果是“博”，应该是Бо才恰当。

秦邦宪于1931年9月成为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这一职务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毕竟当时只有24岁。他经常作报告，发表指导性文章，领导中国革命运动。但考虑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出于安全考虑常常需要使用化名。1931年12月14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附刊中的第五篇文章《在转变中》为秦邦宪所写，第一次使用了“博古”这一笔名。这名字和他正式的俄文译名“波格列洛夫”前两个音节基本相同，“博古”相似于“波格”，而且有“博古通今”的深远含义。

博古，这个名字也可能受张闻天化名的影响。张闻天是与秦邦宪关系密切的中大同学。他于1931年1月回国，同年3月9日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主编。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变化迅猛，《红旗周报》为了提高出版速度，同年9月28日出版了首期油印副刊。张闻天作为主编发表多篇文章，为了隐藏身份并保护家人需要用化名。张闻天留苏时期的俄文名字是Измайлов，中文正式译名为“伊思美洛夫”，他先后起了“伊美”“洛夫”“洛甫”等笔名，而“洛甫”成为他最常用的化名。秦邦宪的正式译名“波格列洛夫”与张闻天正式译名“伊思美洛夫”的尾音都是“洛夫”，因此他就不能再用尾音“洛夫”作化名，只能取前两个音节叫“卜古”，但“卜古”这一化名常常被误认为“人古”而出错，后来就将“卜古”改成“博古”。1931年12月，“博古”这个名字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报刊上，并且成为此后秦邦宪革命生涯中唯一的化名。

署名卜古的《论学生运动目前的形势》

在国民党统治区，博古这个化名与秦邦宪相联系则晚了一年多。1931年4月后，中共相继发生了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事件。同年9月2日，国民党发布了《秦邦宪等七人系共党中央委员并悬赏一万元通缉的函告》，说明“博古”的化名还未被国民党当局掌握。1932年12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被捕后叛变，他的供述使国民党获知博古就是秦邦宪，但此时国统区报刊上使用的名字仍然是秦邦宪，直到1934年11月13日的《申报》和1934年第9卷第6期的《社会新闻》中，才出现秦邦宪化名博古的报道。

国内学者在介绍秦邦宪的俄文名及译名的时候曾出现一些偏差。著名作家叶永烈所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中，说秦邦宪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取俄文名字Богунов，音译为“博古诺夫”。回国后，他以博古为化名。需要指出的是，“博古诺夫”的词根“Бог”在俄文中意思是“上帝”，两者不仅在字数上而且在词义上相差甚远。

1994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有关于博古的阐述：“博古，原名秦邦宪。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开始用‘博古’笔名(即他的俄文名字前两个音节的译音)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和普列汉诺夫著作。”这里，化名启用时间有误，“博古”名字是秦邦宪回国之后才启用的，在莫斯科期间没有使用过。

2008年出版、销量百万册的金一南著作《苦难辉煌》，对秦邦宪译名的写法照搬于《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说秦邦宪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起俄文名Богунов，中文译作“博古诺夫”，还说“名字起得也很合他的性格：Бог是‘上帝’之意，回国后他的化名就是博古”。显然，“上帝”是臆造出来的，很值得商榷。因为这对秦邦宪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很容易和对他是“中共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的评价联系起来。

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人物分册》的叙述中，“博古，原名秦邦宪”的写法也不确切，《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博古(秦邦宪)”的写法也值得商榷，正确的称呼应该是“秦邦宪(博古)”。

《秦邦宪同志传略》，载《解放日报》1946年4月13日

另外，秦邦宪还曾用过中文“秦博古”之名，但时间不长，出现次数也不多。那是他在武汉长江局和重庆南方局工作时期偶尔使用，在此不作赘述。

(作者杨永涛系上海党史学会会员，秦红系秦邦宪之孙女)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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