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当年第一回听闻吉鸿昌这个名字，是因为看了那部同名彩色电影。电影中给当时才上小学的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镜头之一，是在最后行刑时，吉鸿昌捡起树枝作笔，在雪地上写下一首龙飞凤舞的绝命诗，然后坐在椅子上直面刽子手，那从容镇定的气场惊得一个刽子手吓得连手中的枪都掉在地上了。吉鸿昌将军轻蔑地说：“快把枪捡起来，别给你的主子丢脸！”，最终慷慨赴死。

正因为这部电影，才引发了笔者探究吉鸿昌将军生平的兴趣。

吉鸿昌于1895年10月18日出生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1913年秋，冯玉祥部在河南招兵。当年未满18岁的吉鸿昌瞒着家人报名投军。进入西北军后，有勇有谋、肯吃苦耐劳、为人又非常正直的他很快便得到了冯玉祥的赏识，被一路提拔。

在旧军阀混战的岁月，吉鸿昌每战必身先士卒，立下不少战功。冯玉祥在西北军中搞封建家长式的管理。但天不怕、地不怕的吉鸿昌，即便在冯玉祥面前也照样直来直去，有啥说啥，没啥弯弯绕。这在西北军中属于罕见的“异类”，人送外号“吉大胆”。

吉鸿昌身上难能可贵的品质，是甭管他的官做得有多大，都始终保持生活俭朴、仗义疏财、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且从不喝兵血。

冯玉祥曾不止一次地感慨：“我的部队见不得钱”。吉鸿昌在这方面却非常过硬。

1930年，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一败涂地。吉鸿昌率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降。他的部队被改编为第22路军，他被南京方面委任为第22路军中将总指挥。

不过，这只是蒋介石的权宜之计。不久，蒋介石就将第22路军调去“围剿”鄂豫皖苏区。吉鸿昌部要是打胜了，就是帮蒋介石消灭了红军。若是战败了，对蒋介石来说就是假借红军之手帮他消灭杂牌军。怎么看，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果然，吉鸿昌所部刚和红军交手，就吃了败仗。吉鸿昌懊恼地发现，鄂豫皖的老百姓像躲瘟神般躲着第22路军，自己的部队无论到哪里，都和瞎子、聋子没区别，到处被动挨打。而老百姓却如同对待亲人般拥护红军。所以，他在认清了蒋介石借刀杀人，消灭异己的险恶用心后，便开始在“剿共”问题上出工不出力。

但是，蒋介石没那么好糊弄。他察觉吉鸿昌在“摸鱼”，又听手下的特务们反映，说吉鸿昌有“赤化”倾向，却又顾忌吉鸿昌在部队中威望，担心直接下黑手会引发兵变，遂任命冷欣为第22路军总参议兼政治部主任，让他带着特务和电台来到潢川，以协助吉鸿昌整训部队为名，以升官发财为诱饵，大肆分化、收买吉鸿昌部下将领。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吉鸿昌就曾接触过西北军中的中共党员，对中共的政治主张有所了解，但那时候他的思想还未觉悟。率部来到鄂豫皖苏区“剿共”后，吉鸿昌作战消极，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不愿为蒋介石火中取栗，图谋自保的考虑。但是，蒋介石如此明目张胆地分化瓦解他的部队，这是他无论如何也难以容忍的，客观上反而助推了他的思想发生改变。正因为如此，他暗中与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

吉鸿昌的亲信对他这种做法感到不理解，吉鸿昌说：“我过去长期参加军阀混战，不知伤害了多少人民，罪孽太深，我必须走革命的道路才能赎我的罪。”

不过，吉鸿昌还没来得及进一步采取行动，就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以“出洋考察”的名义离开了第22路军，丧失了兵权。

其实民国时期军政人物所谓的“出洋考察”，不过是个体面的台阶罢了。被迫“出洋考察”的失势军政官员，拿上一大笔钱，到海外低调当寓公，从此退出国内军政舞台，自然也就没人再惦记。但这惯例在吉鸿昌这里却并不适用。

吉鸿昌原本购买了1931年9月21日的船票。但出前三天，对中国觊觎已久的小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面对山河沦陷、生灵涂炭，吉鸿昌拍案而起：“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我是一个军人，我不能昧着良心远走高飞，看着祖国受日本的侵略，看着东北几千万同胞受日寇蹂躏而置之不顾。我还有什么心情去游历？我绝对不能走”。

吉鸿昌当即给蒋介石发电报，主动请缨抗日，但遭到蒋的断然拒绝。收到南京方面的回复电报后，吉鸿昌热泪盈眶，仰天长叹：“完了！完了！”。

1931年9月23日晚，满怀悲愤之情的吉鸿昌，登上了出国考察的远洋客轮。

10月6日，吉鸿昌抵达美国，先后前往西雅图、芝加哥、底特律、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考察。一路上，他被西方列强极度蔑视中国的态度深深刺痛了。

有一次，吉鸿昌到美国邮局往国内寄包裹，邮局职员居然当着吉鸿昌的面，说这个世界上中国已经不存在了。怒不可遏的吉鸿昌正欲发作，在一旁陪同的南京政府驻美使馆参赞却对吉鸿昌说：“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得到礼遇。”

闻听此言，吉鸿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员面对此情此景，居然能心安理得地说出这般混账透顶的话。吉鸿昌当场冲着这个参赞发飙：“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

为抗议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吉鸿昌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写上“我是中国人！”字样，就这么挂在脖子上，昂首挺胸走在美国街头，丝毫不理会洋人们的指指点点。

出洋考察期间，吉鸿昌每到一地，都积极地宣传抗日主张。

1931年11月8日，吉鸿昌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继续宣传抗日救国。

11月12日，哈瓦那侨胞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65周年大会。吉鸿昌在会上慷慨陈词，向与会的数千位侨胞揭露“九一八”事变真相。侨胞们义愤填膺，纷纷表示愿誓死抗日救亡，并当场发起抗日募捐活动。会后，有青年侨胞找到吉鸿昌，希望他介绍自己回国抗日。

此后，吉鸿昌又赴欧洲各国考察。其间，他面对前来采访的各国记者，以大量事实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国联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

让吉鸿昌感动的是，他每到一地，当地侨胞都踊跃为抗日捐款。吉鸿昌向侨胞们表示，自己回国后将献身疆场，誓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1932年1月29日，吉鸿昌从法国马赛港出发，乘英国客轮回国时，获悉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这让他寝食难安。

船到上海，他迫不及待地问前来迎接的友人：“国事如何？”友人回答：“你远道归来，暂作休息吧。国事不堪闻问，蒋介石已同日本妥协了”。吉鸿昌愤怒地表示：“真是耻辱！”

吉鸿昌从上海回到天津后，立即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详细汇报自己出洋考察经过，以及海外侨胞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的爱国热情。但报告递上去后，却如泥牛入海。

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着倾向革命的吉鸿昌。天津地下党派专人和吉鸿昌接触，和他讨论国内外形势及抗战前景，以及如何才能救国救民的道理。在党组织的关怀和悉心帮助下，吉鸿昌思想进步很快。

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于1932年5月秘密前往上海，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凝聚抗日共识。

1932年9月，吉鸿昌上庐山面见蒋介石，要求抗日，却遭到蒋介石的敷衍。他气愤地表示：“我十几岁当兵，二十余年来，身经百战，身上落了几处伤痕，说是为国为民，其实如傀儡登场，任人摆布，自己像无舵之舟，到处瞎撞。现在想参加抗日，竟不许可，国家事不准我过问，我的主张，为什么非要得到他们的许可？”

此后，吉鸿昌潜入湖北宋埠，试图策动自己的旧部起义，但却在特务们百般破坏下失败了。

当吉鸿昌的人身安全悬于一线之际，他临危不惧，就近集合起1个团官兵，向他们慷慨陈词：“弟兄们！咱们不要当私人的打手，一姓的家奴。要想救国救民，要想抗日，只有一条路，加入红军！弟兄们一齐跟我走！”

他带领该团投奔红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最终仅有少数人进入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在苏区住了10多天。鄂豫皖苏区领导同志和他促膝谈心，分析国内外形势，讲述革命道理，使他受到了极大启发。

随后，党组织派人护送吉鸿昌秘密前往上海。在这里，他接到了党交给他的新任务：回北方开展革命活动。

吉鸿昌说：“这次搞军事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使我的思想开了窍。从现在开始，我才找到了救国的真正道路，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被压迫的人民才能翻身，中国才能得救。今天我要重新做起，依靠革命组织和人民的力量搞革命，仅凭个人英雄主义是不行的。今后我要走新的革命道路，献出我毕生的力量。”

此后，吉鸿昌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面组织武装抗日。他变卖家产，将所得6万块银元充作活动资金，四处联络各地零散抗日武装。

1933年5月24日，冯玉祥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命吉鸿昌为第2军军长兼代察哈尔警务处长、张家口警备司令。

6月上旬，吉鸿昌作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出征，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兵锋直指多伦。

多伦是当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之间的交通枢纽。守敌是日本关东军骑兵第4旅团3000余人，以及伪军李守信部、崔兴五部、张海鹏部。

从7月4日开始，吉鸿昌率部在多伦外围和日伪军在多伦外围反复争夺，并于7日发起总攻，一举攻破多伦外围阵地，迫使日伪军缩回城中。

11日，吉鸿昌派遣数十名精兵化装成伪军潜入城中。12日，当吉鸿昌部主力接近城垣时，潜入城中的数十名精兵高喊：“同盟军进城了！”，并四处打枪。日伪军闻变大惊，同盟军趁机猛攻三次，终于杀入城内，与日伪军展开近4个小时巷战。日伪军力不能支，终于败下阵来，残部从东门突围逃窜。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光复多伦，举国振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各地救国联合会、抗日后援会等团体纷纷来电祝贺，并组织慰问团到多伦慰问抗日部队。平津各大报纸均在头版头条刊登吉鸿昌部光复多伦的消息。

滑稽的是，守土有责的南京国民政府非但不对此褒奖，还反过来诬蔑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破坏“国策”。蒋介石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走了冯玉祥，并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实施分化瓦解。

8月8日，日本关东军兵分两路反扑，分崩离析的同盟军无法与强军正面抗衡，不得不放弃多伦转移。

此后，内外交困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宣告瓦解，大部分部队被宋哲元第29军收编。只有方振武、吉鸿昌二人仍然率所部苦苦支撑。

9月10日，方振武、吉鸿昌在云州整编队伍，打出“抗日讨贼军”旗号，宣称“外抗暴日，内除国贼”，转战于冀察战区丰宁、独石口、怀柔、密云各地，给敌伪以重创。

1933年10月10日，方振武、吉鸿昌所部被中央军、晋绥军合围在北平附近的昌平、大小汤山地区。双方激战10余天，方、吉所部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几度突围失败，最终仅剩四五百人。

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吉鸿昌与方振武到32军驻地和商震谈判。蒋介石电令商震将吉鸿昌和方振武押往北平。途中，吉鸿昌以上厕所为借口成功逃脱，并在友人帮助下潜回天津。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致力于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主持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家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

吉鸿昌的所作所为，被蒋介石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获悉吉鸿昌回天津后，蒋介石密令特务对其严加监视。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国民饭店被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联手打伤诱捕。

吉鸿昌夫人胡红霞闻讯，急忙赶到医院探视。吉鸿昌镇定自若地对胡红霞说：“不要难过，哭有什么用。这种情形，我早已料到，你好好活下去，抚养孩子们长大成人。你不要托人营救，都是白费事。他们既然对我已下毒手，决没有再释放的道理。”

吉鸿昌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

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将吉鸿昌引渡到天津市公安局，再由公安局转解到蔡家花园51军拘留所。由51军军法处负责审问吉鸿昌。

军法官问：“你在租界内，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已得到你们文件和充分证据，你把工作前后情形，供认出来。”

吉鸿昌说：“你既然得到我们的文件，我的工作情形，你仔细看文件好了，用不着我再细说。”

军法官又说：“会议记录上有你的签名，现在要对你的笔迹。”

吉鸿昌说：“名字是我亲笔写的，还用对什么？”

法官接着问：“跟你同时做地下工作的人，你要把他们姓名住址，详细供出来，你带抗日同盟军的时候，军队里就有许多共产党人。”

吉鸿昌回答：“有几位同志，全住在我家里。我在国民饭店出事，他们一定躲避起来，现在你要问他们住址，我怎能知道？”

法官听后威胁道：“你如果不肯供出他们姓名住址，我要刑讯。”

吉鸿昌听了这话，把眼一瞪，冷笑一声：“我抗日是打日本鬼子救中国。做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随时准备被捕，随时准备坐牢，随时准备杀头，生死早置之度外。你用一句刑讯的话想吓唬住我，那是想错了。我是一岁一岁长大的，又不是吓唬大的！”

法官及陪审员们见吉鸿昌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个个面面相觑，张口结舌。

吉鸿昌被捕后，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积极组织营救，社会进步舆论也一再大声疾呼释放吉鸿昌。坐镇北平的何应钦深恐夜长梦多，指示尽快将吉鸿昌押往北平。

在启程的前一天，吉鸿昌要求拘留所所长通知他夫人来监狱见最后一面。胡红霞因去北平找人营救而不在天津。当晚，胡红霞的姐姐胡云英到监狱和吉鸿昌见面，并告诉吉鸿昌：“红霞已上北平找人去了。”吉鸿昌叹了口气：“我在医院里就告诉她，不要再各处求人，去碰钉子，我想今天跟她见最后一面，谁想她又不在。”

当时胡云英和吉鸿昌约定，派一可靠家人随吉鸿昌所坐的列车去北平。到北平下车后，跟在吉鸿昌一行后面，看当局将其押往何地，再去通知胡红霞设法见面。

吉鸿昌在北平站下车后，对押解他的官兵说：“你们一路辛苦，现在就要分手，我打算请你们喝两盅。”官兵们听说请吃饭都很高兴。胡云英所派的家人看到他们进入饭馆，赶紧去通知胡红霞，与吉鸿昌在饭馆见了面。

吉鸿昌对胡红霞说：“我到北平，大概是与你最后的一次见面。人终有一死，我是为什么死的，你也知道。我心里毫不难过，我认为死得很值得。你不要再到处托人，你跟孩子们好好地活下去。等他们长大了，再告诉他们我是怎样死的。你对我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

胡红霞泪如泉涌，最后表示：“请你放心，我会照你说的话去做。”至此，二人握手诀别。

11月23日，军委会北平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当监刑官来到监房，向吉鸿昌宣读死刑判决书，并要立即执行时，正在吃饭的吉鸿昌只是淡淡地说了句：“知道了”，然后神情自若地继续吃饭。

饭后，吉鸿昌平静地对监刑官说：“为我预备纸笔，我要写遗书。”他挥毫给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叙述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在天津被捕经过及坚贞不屈的决心。

在写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他写道：“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悲伤，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弟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入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弟照应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鸿昌手启，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时。”

吉鸿昌在雪地上留下就义诗

写完遗书，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临刑前，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一首正气浩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书毕，吉鸿昌对监刑官说：“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监刑官忙把椅子搬过来，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绝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在这震山撼岳的呼喊声中，爱国将领吉鸿昌壮烈牺牲，年仅39岁。

这位党的好儿子，从来没有被党和人民遗忘。

除了那部脍炙人口的传记电影《吉鸿昌》，他在天津的故居也于1982年被天津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9月，天津市和平区青少年敬捐刻有“吉鸿昌烈士故居”字样的汉白玉横匾，镶嵌在他故居的外墙上。

1995年11月，在吉鸿昌将军诞辰百年之际，天津人民在其故居前树立起将军的雕像，供后人凭吊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