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篇异常荒诞的文章，题目叫作《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那是2021年，某些人为了纪念胡适诞辰130周年而特意炮制的“招魂之作”。那篇文章的文字肉麻至极，吹捧的姿态令人作呕，我看的时候掉的鸡皮疙瘩简直能填平马里亚纳海沟。

那篇文章煞有介事地从胡适与江冬秀“白头偕老”的婚姻出发，来强行证明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

作为对比，作者为了抬高胡适，还刻意贬低了鲁迅、郭沫若等真正的时代脊梁，给出的理由竟然是：“胡适虽然反对包办婚姻，但对结发妻子江冬秀一直负责到底！”

看到这种无知的言论，我只能说，这个作者肯定是不读书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好好读过胡适自己写下的白纸黑字的日记。

他们被资产阶级文人精心编织的“民国大师”滤镜蒙蔽了双眼，把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文化买办、投降派领袖，当成了顶礼膜拜的道德神明。

同志们，今天这篇文章有一万四千多字，确实不算短。但要戳破一个流传多年的神话，要揭开一层层刻意编织的迷雾，几千字是远远不够的。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对胡适进行一次彻底的历史还原。我们不是为了谩骂谁，而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这个被某些自由主义者奉为精神图腾的人物，究竟代表着谁的利益，又站在怎样的历史立场之上。

一

那些吹捧胡适是“君子”的人，最喜欢拿他的私生活说事，仿佛他是一个柳下惠般的人物。然而，只要翻开胡适本人的日记，你就会发现，这位满嘴新道德、新文化的大学者，其私生活之糜烂、行径之荒唐，简直令人咋舌。

在胡适本人写的日记中，十分清晰地记载了他嫖妓的最高纪录：在短短的59天内，他竟然逛窑子高达10次，平均算下来几乎是一周一次！

时间拨回到1910年，那时的胡适天天招妓喝花酒，流连于烟花柳巷，结识了一大堆当时名噪一时的妓女，比如赵春阁、花瑞英、金韵籁、白玉茹、陈彩玉等等。这些名字白纸黑字地印在他的日记里，成了他风流韵事的铁证。

1910年2月12日，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胡适和一帮狐朋狗友在一家叫作“迎春坊”的妓院里“打茶围”(也就是和妓女喝酒玩闹)，众人一直狂欢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结果呢？烂醉如泥的胡适在大街上和巡逻的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位未来的“学术大师”，竟然在大雨中脱下鞋子，光着脚提着皮鞋去殴打警察，最后被抓进了巡捕房，可谓是丑态毕露、斯文扫地。

如果仅仅是风流成性，在那个旧时代或许还只是个人作风问题。但胡适这个人，他真正的虚伪和令人作呕之处在于——他天天在日记里反省自己，一边痛哭流涕地忏悔，一边转头继续寻欢作乐。

就在他23岁那年嫖娼嫖到几乎失联的时候，他居然还能在日记里正儿八经地反思自己的罪恶，写下这样一段冠冕堂皇的话：“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选造成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

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

看看这字里行间的“痛心疾首”，看看这立誓要“提倡禁嫖”的宏大愿愿！

然而，嘴上发狠、纸上忏悔并没有任何用处。

到了1922年10月13日，当他在济南参加有关新学制的学术会议时，这位发过毒誓的道学先生忽然就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了，他在日记里轻描淡写地写道：“去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

好一个“去看看是个什么样子”！这种自欺欺人的借口，简直滑稽万分。到了1926年2月初，一位名叫加纳特的外国友人来到上海巧遇胡适。胡适为了款待这位外国友人，尽地主之谊，竟然主动带他去参观了上海的两家妓院，美其名曰让好友“开开眼界”。

胡适的这种做派，和后来跑到台湾岛上的那位蒋介石简直是如出一辙，两人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像极了！蒋介石当年在上海滩混迹十里洋场时，也是嫖娼嫖到失联，然后回到寓所翻开日记本开始“深刻反思”。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外出散步，色念复起，狂妄不息”，“晚应汝为之约，花酌于蔡春家”，“晚往森福家待花，竟不如愿，又讨一场懊恼，介石介石，汝何不能戒色也。”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姜文在电影《邪不压正》中要借角色的口嘲讽一句：“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这帮民国的所谓“大人物”，写日记根本不是为了真正的反省，而是为了给后人看，为了给自己立一个“知错能改的圣人”人设！

关于胡适嫖娼的证据，在当时的朋友圈里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他的至交好友、大诗人徐志摩的日记里就曾毫无顾忌地写过：“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

同志们，面对这样一堆铁证如山的史料，那些公知文人居然要吹捧他对爱情“忠贞”？这就等同于吹捧蒋介石对爱情忠贞一样荒谬绝伦！试问，一个长期混迹于妓院、屡教不改的嫖客，他能对爱情忠贞吗？

除了嫖娼之外，胡适这个人还和当时众多民国著名女性保持着不清不楚、暧昧不明的密切关系，比如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在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之后，胡适居然毫不避嫌地公开对遗孀陆小曼说出了这样的话：“你的后半生我包了”。

你看，就这般不堪入目的私德，就这般混乱的男女关系，后世的徒子徒孙们究竟是哪里来的脸面，好意思给他戴上一顶“君子”的高帽？

当然，我们客观地说，民国文人毕竟大部分都是从旧的封建社会走出来的，身上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很多人嫖娼、吸毒、赌博、出轨多少都沾点。但是，胡适这种满嘴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的人，无论如何、哪怕把标准降到最低，都绝对不能称之为“君子”！

二

我们再来扒一扒那篇文章里大书特书的“胡适对结发妻子江冬秀负责到底”的感人神话。

那些作者闭着眼睛瞎吹，把胡适不敢离婚粉饰成“对糟糠之妻的忠贞不渝”。

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事实是胡适曾无数次想要和江冬秀闹离婚，最后之所以没离成，根本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江冬秀武德丰沛，手持明晃晃的菜刀，硬生生把这位文弱且懦弱的大知识分子给吓破了胆！

如果你要硬说胡适对江冬秀“忠贞”，那倒不如说是江冬秀的菜刀捍卫了这段婚姻的完整。

早在1923年，胡适就曾婚内出轨，和自己三嫂的表妹曹诚英混到了一起。这不仅是出轨，甚至在伦理辈分上都显得十分难堪。

两人在杭州烟霞洞的和尚庙里租了三间房子，堂而皇之地过起了同居生活。在那段神仙眷侣般的日子里，胡适竟然还让曹诚英怀上了身孕。

眼看着生米就要煮成熟饭，胡适硬着头皮回到北京的家里，准备和江冬秀摊牌，提出离婚。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大学者身份和三寸不烂之舌，能够轻易打发这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

结果呢？江冬秀根本不跟他讲什么新文化和自由恋爱。听到离婚二字，江冬秀勃然大怒，直接冲进厨房提着一把寒光闪闪的菜刀就奔了出来，指着胡适的鼻子怒吼咆哮：“你要敢离婚，我就先杀了两个儿子，然后我再自杀！”

这一声怒吼、这一把菜刀，当场就把平时在讲台上风度翩翩的胡适吓得两腿发软、魂飞魄散。这位高喊着“自由”“解放”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在老婆的菜刀面前瞬间现了原形，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名声，胡适只得作罢，灰溜溜地收回了离婚的话。而那个怀了他骨肉的曹诚英呢？这位“负责到底的君子”采取了什么办法？

他无情地让曹诚英去打胎堕胎，然后花钱把她打发去美国留学，把这段感情撇得干干净净。

同志们，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你说这么一个懦弱无能、始乱终弃、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可以随意打掉的渣男，这帮无良文人居然有脸吹捧他对爱情“忠贞”？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

那篇文章不仅在私德上给胡适洗地，还大言不惭地吹嘘胡适“讲义气”“帮朋友”“颇有君子之风”。看到这些评价，我真的是气得哭笑不得。

一个出卖朋友、背叛良知、精致利己、学术不端的“文化买办”，居然在百年后被塑造成了“君子”？

如果硬要说是君子，那恐怕也只有《笑傲江湖》里的岳不群，那个顶着“君子剑”名号的伪君子，才配与他相提并论。

胡适如果泉下有知，看到今天有这么多孝子贤孙在为他摇旗呐喊，他一定会在棺材里高兴得笑出声来。

然后呢？

然后他会毫不犹豫地转手把这些徒子徒孙卖给帝国主义去当奴工，或者卖给蒋介石去换取几块赏钱！因为在他的一生中，把胡适当朋友的人，几乎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我们就拿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事件来说。

杨杏佛是胡适的至交好友，两人都是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的骨干会员。这个组织是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营救被捕爱国人士而成立的。

当时，北平有一大群热血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因为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非法收押，关在暗无天日的黑牢里受尽了非人的酷刑。

胡适、杨杏佛、宋庆龄等社会名流前往监狱看望这些爱国人士。

在这批被关押的囚犯中间，甚至还有胡适自己的学生。这些学生在狱中满怀希望，甚至写下了血书，托人带给恩师胡适，祈求他能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大声疾呼，救人于水火。

根据后来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一书中的铁证显示，当时胡适收到的有关狱中情况的求救信件中，除了韩麟符、李肇音的信件外，至少还有四封信都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国民党监狱里存在着令人发指的酷刑。

比如，在那一年的1月24日，千家驹致信胡适，信中字字泣血地说：“近数年来，国民党执政之结果，青年之冤死于莫须有之‘反动’罪名下者不可以数计。在狱中有十三四岁的青年惨遭种种非刑的拷打，度着比地狱也不如的生活。”

再如，2月2日，被关押在北平军事委员会军法组的北大旁听生杨韶秀致信胡适控诉道：“学生……十二月九日晚，因政治犯嫌疑被捕，一周之中辗转三处，严刑加身。”

2月4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关在反省院里的周默秋(此人还是胡适在亲自视察监狱时，面对面与胡适交谈过的学生)，躲在冰冷的被窝里偷偷写信给胡适。

他在信中绝望地写道：“自从那天和你见面之后，即想写信给你，可是我们是不许有笔墨的……如果我们在监房里被搜出了笔来，我们是要受严重的处罚的……受审时，我挨了三次酷刑……每天十二时，何时不有青年学生被捕及拷打的哭声！哪个刑场里不有青年学生的热血？”

一封封浸透着血泪的信件摆在胡适的案头，面对着自己学生的声声哀号。这位被誉为“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先生，这位标榜着“独立人格”的大学者，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在离开监狱、回到安全的书房之后，面对公众和媒体的镜头，竟然公然撒谎，甚至赌咒发誓地宣称：国民党民国政府绝对没有虐待爱国人士，监狱里根本没有酷刑，没有打骂，囚犯们的生活条件非常好。除了地方稍微窄了一点之外，大家在里面简直是“宾至如归”！

“宾至如归”！这四个字从一个教育家的嘴里吐出来，是何等的冷血！是何等的丧心病狂！他把关押抗日学生的法西斯黑牢，描绘成了热情好客的旅馆！

胡适的这番无耻言论一经见报，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气得同盟里的宋庆龄、蔡元培等真正有骨气的仁人志士火冒三丈，他们立刻拍发电报给胡适，强烈要求他必须认清事实，作出更正声明。

但胡适为了讨好蒋介石政府，死不认错，不仅坚决拒绝更改声明，反而还反咬一口，倒打一耙说宋庆龄等人不尊重事实，说别人是被别有用心的人蒙蔽了。

最终，面对这种毫无底线的叛卖行为，“大同盟会”高层彻底被激怒了。他们在上海《申报》上公开发布消息，准备开除胡适的盟籍。

3月18日，由蔡元培、林语堂二人亲自具名写信，邀请各路会员到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召开特别会议。在会上，为了履行正规程序，所有人举手表决，结果是一致同意——彻底开除胡适这个寡廉鲜耻的叛盟者！

与胡适的卑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好友杨杏佛。杨杏佛眼睛不瞎，良心未泯，他坚持说了真话，坚持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暴行。结果呢？这触怒了独裁者，蒋介石毫不犹豫地派出军统特务，暗杀了杨杏佛。

那是一个悲壮而惨烈的早晨。

杨杏佛走在上海的大街上，怀里还抱着自己未成年的儿子，结果被特务活活打死在街头。“6月18日上午八点过后，杨杏佛带着14岁儿子杨小佛在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门口上了汽车，等车一启动，杀手们分三面围了过来，掏出手枪齐射，杨杏佛紧紧伏在儿子身上，身中数弹，不治身亡，司机亦重伤。”

在杨杏佛凄凉的追悼会上，上海乃至全国的社会名流都赶来吊唁了。宋庆龄、孔祥熙、鲁迅、叶企孙……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左中右各派人士，只要是还有一点人性的，都来了。

鲁迅先生在出门参加葬礼之前，曾接到了军统特务的死亡威胁，特务在信里叫嚣：“你要是敢去参加杨的葬礼，就不要活着回来了！”面对死亡的威胁，鲁迅先生怎么做的？他连遗嘱都没写，直接把家里的钥匙往桌子上一丢，大义凛然地走出了家门。这是何等铮铮铁骨！

但是，身为杨杏佛“至交好友”的胡适呢？这个自诩为“君子”的人，却没有来。偌大的追悼会上，连他的人影都看不见。他害怕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害怕惹火烧身。

不仅不敢去送挚友最后一程，胡适接下来的表现更是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居然在事后造谣抹黑死者！

他到处对人说，杨杏佛这个人脾气太不好，平时没有什么人缘，得罪了太多人，所以才会横死街头，这起暗杀与蒋委员长、与国民党政府毫无关系。

同志们，仔细品一品这件事的始末吧。这就是胡适干出来的事！他不仅出卖了向他求救的学生，他还用挚友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

这番造谣洗地的言论，其实就是胡适彻底倒向国民党反动派、给蒋介石政府递交的一份沾满鲜血的“投名状”！

四

如果说在朋友和学生面前，胡适是一个伪君子；那么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义面前，胡适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可辩驳的投降派和精神汉奸。

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尤其是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时，胡适是当时中国文化界最著名的“投降派”精神领袖。甚至可以说，在卖国和妥协这条路上，他比大汉奸汪精卫跪得还要早、跪得还要彻底！

当年，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而胡适却在各种公开场合大放厥词，他竟然荒唐地认为：“日本不是中国的敌人”。

在胡适的奇葩逻辑里，日本之所以频繁侵略中国、制造流血事件，是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着某种“误会”。

胡适四处宣扬他的和平论调：“面对日军侵略，我们万万不能反抗。一旦反抗，本来没有仇也要变得有仇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和谈，要劝说日本人坐下来，要和他们心平气和地讲道理”。

他甚至天真而恶毒地描绘了一幅幻境：“只要大家冷静下来，把道理讲清了，日军自然会撤退，中日自然亲善了，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这还没完，他还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中国人愤怒到发指的汉奸逻辑：“老胡觉得，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的‘抗日分子’，因为抗日分子太‘仇日’了，让中日之间有了仇恨，让日本人不满意了，所以日本就要惩罚、报复中国。”

看看这副恶臭的嘴脸！在胡适看来，侵略者开枪开炮是没有错的，错的是被侵略的中国人不肯乖乖等死。

只要是中国人主张妥协、下跪、投降，在胡适眼里都是“文明”“理智”的表现；只要中国人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奋起反抗，在他眼里就全都是“野蛮粗暴”，是有碍国际观瞻的蠢行，是容易引发“友邦惊诧”的罪过。

这种奴颜婢膝的基因，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深植于他的骨髓之中了。

1914年，日本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由头，武力强占了我国的山东半岛。

1915年，日本更是得寸进尺，强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在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时刻，胡适却在日记和文章里疯狂跪舔北洋政府的“英明决策”。

他大言不惭地写道：“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

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无数爱国学生走上街头怒斥北洋政府卖国。此时的胡适，却跳出来对着那些满腔热血的爱国学生破口大骂，讥讽学生们是得了无可救药的“爱国癫”。

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胡适一生都贯穿着“绝对不抵抗”的主张。他甚至在公开场合抛出过一句令人发指的名言：“我情愿亡国，绝不能对日作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三省，三千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东北沦陷后，胡适不仅没有呼吁抗日，反而跑到宋子文(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面前去当说客。

他大言不惭地对宋子文说：“反正东北都丢了，我们打不过日本人，不如顺水推舟，把东北送给日本，换取和平.......”

这段丧权辱国的话，后来被宋子文一字不落地转述给了蒋介石。

在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宋子文痛斥道：“适之言数年前太平洋会议时，深觉中国既无外援，又无充实军力，足御强寇，固在演说中主张放弃东三省。会后承斯汀生诫适之：东北问题，牵涉三千余万中国同胞，君何得肆意断送！”

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斯汀生，听了胡适的这番“高论”都感到震惊和不齿，当面训斥他：那是三千万同胞的领土，你怎么敢如此肆意地出卖？！一个美国人都比胡适更有底线！

到了1934年，日本的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胡适竟然跑到北京大学的讲坛上，公开向青年学生们鼓吹他的“抵抗三日亡国论”。他宣称中国绝对不能打，只要一打仗，三天之内中国就会彻底灭亡。

这番投降主义的谬论，彻底点燃了北大学子们的怒火。愤怒的学生们在台下嘘声四起，甚至要冲上台去揍他，胡适吓得抱头鼠窜，仓皇逃下了讲台。

后来有人详细记载了当时那滑稽又解气的一幕：“1934年秋季在第三院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大礼堂内已经挤满，外面也站着许多人……胡适先生在上课……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

从那次被学生当众轰下台之后，名声扫地的胡适就很少敢在北大公开露面了。

然而，胡适的卖国执念并没有因此收敛。

1935年，日本制造了“华北事变”，侵略军开始步步蚕食华北大地，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这个决定民族生死的关头，胡适竟然正式致信蒋介石，白纸黑字地建议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彻底放弃东北三省！

胡适在信中给出的“战略理由”荒唐到了极致：他认为，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以东北丰富的煤铁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让步，就可以换来中日之间的短暂和平，从而让国民政府可以“继续剿共50年”。

胡适对“出卖东北”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执念，他在文章里恬不知耻地写道：“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把割让大好河山、出卖三千万同胞，包装成所谓的“壮士断腕”，把懦弱投降美化为“最高牺牲”。这种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文字游戏，简直把读书人的脸都丢尽了。

他在那封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还不遗余力地替日本人找借口，劝老蒋走和平之路。他说：“论者每怀疑此说，以为敌人必不能满足。此大误也。日本人对于满洲之承认，真是梦寐求之。彼应知我国必不肯放弃，故造出不需要承认之说，其实彼万分重视此一点，因为彼应知我不承认则国联会员国与美国皆不肯承认，故彼四年来在华北的种种暴行，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洲也。”

在这封信的结尾，胡适还厚颜无耻地对蒋介石表白：“我这不是卖国，我这是对国家最高的责任心！”

他的这套汉奸逻辑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日本人之所以在华北烧杀抢掠，全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不肯承认满洲国是日本的啊！只要我们痛痛快快地签字画押，满足了日本人的虚荣心和占有欲，日本人就不焦虑了，就不会再打我们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错，我们需要深刻反思！

他还在信中体贴地劝导蒋介石：委员长你一定要下定决心，不要在乎个人的历史声誉，也不要去管老百姓的抗日呼声，对日本妥协吧，苦一苦百姓，骂名你来担，这样才能求得大东亚的“和平”。

当这封信送到国民党高层手里时，连一向亲美的宋子文看得都目瞪口呆。

宋子文忍不住回了一封信，信的核心意思简而言之就是：“没想到你胡适之丧心病狂到了这个地步，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到了1936年，全民族抗战的呼声已经不可阻挡，胡适却依然在各大报刊上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不该“仇恨日本”。他说：“这个仇恨的心理一天不解除，中日关系一日得不到调整，合作和亲善更谈不上……”

为了贯彻他的投降主张，胡适大加称赞大汉奸汪精卫的所谓“日华和平”政策，并且和汪精卫等人沆瀣一气，在南京合伙开办了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

在这个俱乐部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客天天筹划着如何对日妥协投降，如何打压国内的抗日热潮。他们的行为是如此卑劣，以至于连国民党内部的许多将领都痛骂胡适是彻头彻尾的“汉奸”。

胡适，其实就是近代中国“逆向民族主义”的祖宗。

他有一句著名的名言，叫作“中国百事不如人”。

他在文章里恶毒地贬低自己的民族：“(我们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而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

这段话，彻底暴露了他那深入骨髓的文化自卑和买办底色。

因为他对自己的民族全无希望，对自己的国家全无信心，所以他一心想着早日投降、早日被殖民。今天互联网上那些满嘴“中国应当被西方殖民三百年”的带路党公知，那些逢中必反的“牧羊犬”，寻根溯源，全都是他胡适之的亲传徒子徒孙。

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帷幕。这个时候，连一直在剿共的蒋介石都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不得不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全民族抗战了。

然而，在这个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胡适居然还在死死拖着老蒋的后腿。在庐山谈话的会议上，胡适还在不要脸地替日本人做说客，苦口婆心地劝蒋介石“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来“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50年和平”。

这个时候，日本人的刺刀都抵到中国人的脖子上了，平津沦陷，华北糜烂，明摆着就是要灭亡整个中国了。胡适居然还在“谋求和平”？这哪里是在劝老蒋“和谈”，这分明是在劝老蒋代表四万万中国人向日本鬼子缴械“投降”！

就连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价，都充满了鄙夷和厌恶：“(胡适)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乃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看清楚了吗？连国民党最大的买办头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大走狗蒋介石，都觉得胡适这个人做得有点过于极端、过于不要脸了。

试问一句：胡先生及您今天的那些孝子贤孙们，你们到底是哪边的啊？你们的心到底是怎么长的？

胡适之当年的言论，和今天某些姓胡的公知所鼓吹的论调何其相似！

简直和那些声称“强奸案中的受害者长得太漂亮，是导致被强奸的主要原因”，或者“美国对华挑起贸易战和科技封锁，是因为中国的爱国者太高调、刺激到了友邦”，以及“孟晚舟被扣押，是因为华为技术进步太快，让美国人感到了不安全”等等结论，在无耻和卑劣的程度上，简直是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面对胡适的这番汉奸言论，还是鲁迅先生的笔锋最为犀利。

鲁迅先生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痛快地怒斥胡适，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军师”：

鲁迅写道：“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现了第六个鬼，叫作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鲁迅先生进一步讽刺道：“‘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鲁迅先生的剖析入木三分。

胡适对日本侵略者是百般跪舔、极尽摇尾乞怜之能事；但是，他对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却表现出了咬牙切齿的百般仇视。他曾在公开场合恶毒地宣称：日军侵华的原因是中日两国之间有仇恨，所以我们要尽量用和平外交的方式化解仇恨，绝对不能进行武装斗争。而对某些政党(指中共)，则应该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因为他们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

对外卑躬屈膝，对内狠毒无情。这就是胡适这位“自由主义大师”最真实的政治嘴脸。

五

全面抗战爆发后，胡适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去担任驻美大使，名义上是去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结果呢？

这位胡博士到了美国之后，正经的国家大事一点也不上心。

当时国内的将士们在台儿庄、在淞沪战场上和日寇进行着惨烈的肉搏战，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在日军的轰炸下家破人亡。而我们的胡适大使，却跑到美国的大都会里游手好闲，天天热衷于去各大高校里演讲，疯狂地刷荣誉博士学位。他在美国期间，竟然一口气刷了20多个名誉博士的头衔。

当时举国上下都在流血牺牲，无数仁人志士放弃了优渥的生活赶赴抗日第一线，而胡适却千方百计地找借口赖在美国享受清福。

面对国内对他“不务正业”的指责，他甚至大言不惭地在日记里写道：“做学问不光是为了救国，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在这种山河破碎的时刻，他居然还在追求“无上的愉快享受”！

连他在国内的后台老板蒋介石，都对他在美国的这番表现忍无可忍，气得在日记里破口大骂：“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除了在国家大义上的背叛，胡适在人品私德方面的表现，同样难以令人恭维。他身为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身为无数学子的前辈与师长，却在关键时刻不仅没有保护自己的学生，反而一再助纣为虐，谎话连篇。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震惊中外的1946年“沈崇案”。

那一年，驻扎在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了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沈崇。事件曝光后，全国震惊，北大的同学们愤怒无比，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美军嫌犯，驱逐横行霸道的美国军队。

在这个时刻，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理应站出来为受辱的学生主持公道，捍卫中国人的尊严。但是，这位胡校长是怎么表态的呢？

他面对义愤填膺的学生们，竟然大言不惭地表示：“我们要相信友邦的道德，要相信法律的公正”。他还语重心长地劝阻学生：“美军强奸女生，纯粹是法律问题，大家不要搞成政治问题，同学们千万不要被共产党鼓动了，还是要赶紧回到教室，好好完成你们的学业。”

这就是一个校长的脊梁！面对异国军人的兽行，他不仅不去谴责暴徒，反而去压制受害者的怒火，要求学生们去相信那个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中国人的“友邦的道德”。

更令人发指的是，随后北大的训导长陈雪屏，为了平息事端、配合国民党的压制政策，竟然私自把受害者沈崇的名字从北大的学生名册上偷偷抹掉。

紧接着，国民党官方的宣传机器开动，疯狂造谣污蔑沈崇是“八路军派来的特务”“地下党的政治诱饵”。面对国民党对自己学校女学生的这般无耻荡妇羞辱，胡适作为一校之长，竟然做起了缩头乌龟，一声不吭，装聋作哑。

后来，胡适亲自去旁听了沈崇案的庭审。记者在庭外采访他，问他觉得本案审判的过程如何？胡适竟然对着镜头微笑着说：“极为公正”！

然而，事实的真相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胡适的脸上。虽然主犯皮埃尔最初被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法庭判决有罪，但仅仅几个月后，皮埃尔向美国上级海军法庭提起上诉，美国法庭直接以证据不足为由，极其傲慢地将这个强奸犯无罪释放了！

这就是胡适口口声声要求学生们去相信的“友邦的道德”和“公正的法律”！他用自己的伪善和懦弱，给那个时代的所有青年上了一堂最残忍的课。

实际上，胡适的这种虚伪与投机，不仅进步人士看不起他，连他的后台老板蒋介石也从心底里瞧不起他。在蒋介石眼里，胡适不过是一个装腔作势、标榜独立的文人。

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对其有过精准的刻画，评价道：“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挟，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平时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

到了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蒋介石仓皇败逃台湾。胡适也跟着去了台湾。到了台湾之后，胡适为了讨好蒋氏父子，专门写文章在国际上四处鼓吹《台湾是多么自由》，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粉饰太平。

然而，这背后的交易却肮脏不堪。根据历史档案揭露，从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为了收买这位“大师”的笔杆子，通过俞国华的手，先后向胡适秘密送过9笔巨款。每次高达5000美元，总计汇出了4.5万美金！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一笔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

胡适拿了钱，自然要办事。当时台湾的《自由中国》杂志社，因为长期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台湾政府的恐怖统治和白色恐怖，遭到了特务警察的暴力冲击，大批编辑和撰稿人被捕入狱。

作为《自由中国》杂志名义上的发行人和精神领袖，胡适在关键时刻再次展现了他那懦弱自私的本性。为了自保，为了不切断蒋介石给他的“美元津贴”，胡适竟然立刻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彻底退出《自由中国》社，与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仁划清界限，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

他继续安心地给蒋介石父子做着御用吹鼓手，继续用优美的文字写着《台湾是多么的自由》。一篇软文，就让蒋介石乖乖掏了15000美元！

可是，即便是拿钱办事的雇佣关系，蒋介石对这位“大师”也并不领情。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一生写的文章和日记大多是又臭又长、干瘪乏味。唯有他这段用来讽刺胡适的话，写得是酣畅淋漓、极为精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胡适的本质：“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还要装什么‘独立学者’”，这般又当又立的行径，人品简直卑劣至极。

时间到了20世纪60年代，垂垂老矣的蒋介石每当想起胡适这个所谓的文化大师，依然忍不住要在日记里狠狠骂上两句：“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同志们，大家静下心来试想一下：一个人，在历史上混到了连杀人如麻、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头子蒋介石，都要在日记里咬牙切齿地骂他是“文化买办”、是“骗钱的蟊贼”了，他得无耻到什么程度？他得买办到什么境界啊？！

就这么一个毫无道德底线，品格极其低下，靠着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来欺世盗名的人。

居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被国内的一帮右派公知和历史虚无主义者，硬生生地吹捧成了什么“温和”“自由”“独立人格”和“君子”的典范，这简直是当代思想界最大的一个黑色笑话，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尾声

对于胡适这样的一生，任何苍白的辩解都是无力的。

评价胡适，唯有被誉为“民族脊梁”的鲁迅先生留下的那些如同匕首投枪般的文字，才最具穿透历史的力量。

鲁迅先生在《答KS君》一文中，仿佛预见到了胡适这般人物的嘴脸，他写道：

“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倒说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还蒙着公正的皮，那才叫人作呕”。

这段话，简直就是为胡适这位一辈子想要左右逢源、一边拿蒋介石美元一边装清高的“君子”量身定制的素描。丑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要披着“公正”“自由”的皮囊来招摇撞骗。

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中更是直接扯下了他们这帮买办文人的遮羞布：

“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胡适的一生，就是“心安理得、实惠无穷”的一生。

国家在流血，他在刷学位；学生在受刑，他在喊“宾至如归”；民族要抗战，他在谋求“妥协的和平”。

讲到这里，肯定还有一些胡适的铁杆粉丝要跳出来质问我了：“国家危难，那是历史的大势，管胡先生一个读书人什么事呢？他手无寸铁，能改变什么？”

同志们，你们仔细想一想这个逻辑荒谬在哪里。

一个名动天下、号称“青年导师”的“学者”、一个在社会上拥有巨大话语权的“意见领袖”、一个拿着国家顶级薪俸的高级官僚。

他吃着国家的俸禄，享受着人民供给的优渥生活，身担着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在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不思报效祖国，不思替受苦受难的人民发声，反而整天想着如何与反动势力、与残暴的侵略者“和平共存”。

他在后方煽妖风，烧阴火，死命地拖抗日军民的后腿，用他那套投降主义的毒药去带坏无数青年人……你觉得这样一个人，他有没有责任呢？他是不是国家的罪人呢？！

大家都知道，胡先生的名字叫胡适，字叫“适之”。

历史已经证明，“适之”这个字起得真是绝妙至极。它的真正意思，就是无论谁来了，他胡适都能“适之”。

无论是封建复辟的北洋军阀来了，还是独裁屠杀的蒋介石来了；无论是挥舞着刺刀的日本人来了，还是趾高气扬的美国人来了。他胡适之通通都能“适之”，来者不拒，甘之如饴。简而言之，他一生的哲学，就是和一切能够给他带来利益的强权与邪恶实现完美的“共存”。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引用一段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名言。

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石勒率军攻破了西晋的残暴统治。西晋的大贵族、清谈领袖王衍兵败被俘。面对石勒的审问，这位平时满嘴玄学、高谈阔论的大名士王衍，为了活命，竟然摇尾乞怜地狡辩说：西晋的败亡，乃是气数已尽的天数，不是他个人的过错，他平时只知道清谈，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大事。

石勒听罢，勃然大怒，指着王衍的鼻子怒斥道：“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

你名满天下，身居高位，从年轻一路做官做到白头，国家破败至此，你有什么脸面说自己不参与世事？破坏这个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你这种虚伪清高、不负责任的衣冠禽兽！

石勒的这句“破坏天下，正是君罪”，用来钉死胡适之这一类毫无气节的文化买办，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千言万语，千头万绪，我们最后只用一句话来总结胡适之先生其人其事，那就是：

远看一条狗，近看胡适之！

这是我说的。把这句话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