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李济深的交往，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济深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过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历史风云变幻，他们从朋友变成敌人，又从敌人变成朋友。他们之间的交往，既体现了一代伟人的优秀品格，也表现了普通人的人情冷暖。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国家的独立与富强，毛泽东与李济深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毛泽东和党外人士的交往令人津津乐道，其中，李济深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老朋友”。李济深1885年出生于广西苍梧县，青年时代求学于日本，从东京陆军大学毕业后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要创始人和领导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半个多世纪，始终坚持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而奋斗，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李济深和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领导人都有着深厚的友谊，和毛泽东的感情尤为深厚。毛泽东比李济深的年龄小8岁，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从相识到相知，最终成为挚友，直至李济深去世。他们之间的友情持续了35年，其间，有惺惺相惜，也有战友失和，有相互扶持，还有同舟共济。

李济深铜像

从惺惺相惜到战友失和：毛泽东和李济深的分道扬镳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李济深的关系是一波三折的，他们因为国共合作而惺惺相惜，又因为国共分裂而分道扬镳。

毛泽东和李济深初识于1924年2月上旬。当时国民党一大刚刚召开，国共合作正式达成。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前往湖南老乡谭延闿家中辞行，第一次见到了时任粤军第一师师长、西江善后督办的李济深。当时的李济深正在谭延闿家中就私自出兵广西平叛的事情寻求帮助。毛泽东见到李济深非常开心，高度赞扬了他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卓越功绩，李济深同样高兴地说，毛先生才能出众，这次当选为本党的候补中央执委，乃本党的荣幸。临别，两人惺惺相惜，互道珍重。1926年，李济深全歼配合陈炯明叛乱的广东本地军阀并统一了全省，胜利回师。国民党中央召开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再一次见到了李济深，并对他胜利回师表示祝贺。虽然此时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已经显现出来，但在北伐的大局下，国共双方都保持了表面的和谐与稳定。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正式开启了北伐战争。作为北伐军总参谋长和后方留守总司令，李济深积极参与制定北伐战略，坐镇后方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保证军需。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李济深被任命为广东省主席，成为南方地区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最高领导人。同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积极发动工农运动，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面对中国共产党日益强大的力量和影响，蒋介石开始蓄谋发动“反共”活动。李济深并不亲近蒋介石，但为完成北伐，这一在他心中能为中国带来进步和光明的神圣事业，他选择了妥协。同时，对共产国际了解不深的李济深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看似在帮助中国，实际上和其他的帝国主义一样“阴谋策划想从中夺权”，加之部下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均有“反共”倾向，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李济深的想法。因此，李济深最终选择了和中国共产党决裂。

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裂，并没有磨灭李济深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情。1927年3月底，李济深接到电报，蒋介石要求他前往上海。4月2日下午，蒋介石在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部分监察委员讨论“反共”问题的秘密会议，决定全国“四一二清党”。出席会议的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回到广州的李济深随即通知共产党联络员陈秋帆，在报纸上发出“蒋介石决定4月12日全国‘清党’”的信息。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很多共产党的领导人提前进行了转移。在“清党”过程中，李济深利用训话的时机，又一次释放了一批共产党人。但是，总的来说，李济深仍然对广州的共产党组织造成了严重打击。广东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被强制解散，海陆丰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对于这段历史，李济深后来回忆说，“可恨我当时认识不够”“赞成了清党主张”“应负担很大的反革命的责任”。

李济深青年时期照片

从分道扬镳到相互扶持：革命浪潮中的战友情谊

毛泽东和李济深的立场、态度，使他们不得不走向对立面，成为兵戎相见的对手。但李济深很快便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最终走上了一条与国民党决裂，而向代表民主和光明的中国共产党靠近的道路。

1928年，国民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随后蒋介石利用裁军等手段，大肆扩充实力，在蒋桂战争前夕更是将李济深囚困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为应对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需求，国民党内各派暂时妥协，蒋介石释放了李济深。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李济深旧部蒋光鼐和蔡廷锴带领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去“围剿”工农红军，妄图以此消耗兵力，坐收渔翁之利。接连不断的反动行为使李济深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极度失望，从此走上了公开抗日反蒋的道路。1933年上半年，李济深在香港和陈铭枢商谈提出以十九路军为抗日反蒋的基本力量，联络中共组建反蒋联合阵线。此时的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两人再次建立了联系。据当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彭泽湘回忆，他建议李济深派代表前往苏区见毛泽东。李济深随后便派尹时中前往瑞金，“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明确，肯定李济深的行为“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并与其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协定草约。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毛泽东和李济深达成了默契，他们的感情也更进了一步。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但临时中央政府错误地估计了福建事变的战略意义，忽视了毛泽东的建议和李济深的决心，最终福建事变失败。

福建事变后，李济深始终没有放弃抗日反蒋的主张。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李宗仁和白崇禧邀请李济深到南宁商讨成立抗日政府的事宜。李济深欣然前往，途中赋诗“风驰电掣赴邕宁”“可能尺寸为苍生”深切地表达了他愿意为抗战事业献身的决心。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的洗礼，毛泽东已经成为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深知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严厉反对党内曾经占据主流的“关门主义”方针。因此，两广事变后，毛泽东即代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表示“愿意首先和两广当局结成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并派代表云广英等人与桂系联络。到达广西的李济深得知此事后，便特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乐意同中共合作。9月22日，毛泽东亲笔致信李济深，称他高瞻远瞩，并商议订立抗日救国协定。第二天，毛泽东再一次致信李济深，指出“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表达了对李济深的肯定和期许，同时也反映出毛泽东认定李济深的目标和他同样都是“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是志同道合的挚友。李济深收到信后大为感动，很快便给毛泽东回信。据云广英回忆，信件为避免暴露，由他本人记忆后销毁，到达延安后再默写出给毛泽东。信中内容表示，李济深愿意以十分的诚意和毛泽东、红军保持密切合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底，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李济深怀着民族大义回到南京参与抗战。但是，蒋介石仍然拒不打破党派界限和重用抗日人才，李济深只得感叹“可怜责任成虚负，到处游观没主张”。国民党退守重庆后，李济深回到广西桂林指挥抗战。在这期间，李济深虽然没有直接和毛泽东联系，但仍然利用职权，帮助共产党转运物资、人员，配合工作，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愈加深厚。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桂林、柳州相继失守。对国民政府偏安一隅极度失望的李济深受中国共产党启发，决定留守广西，坚持敌后抗战。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十分关心李济深的处境。1945年初，王若飞、董必武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派中共地下党员狄超白化装成商人，由重庆到苍梧秘密拜访李济深，向李济深转达了中共中央对他坚持敌后抗战的敬佩和今后尽可能多合作的希望，李济深表示赞同。3月，毛泽东再次指派李嘉人作为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和东江纵队的代表到达罗定，拜访李济深，表达了对李济深的关心和中国共产党对他敌后抗战活动的支持。随后，李济深和中共郁南抗日武装紧密结合起来，开展抗日反伪护民工作。初夏，毛泽东再次委托中共广东省委及粤中部队鹤山县四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杨基拜访李济深。杨基不仅带来了毛泽东的关心，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李济深介绍了中共七大的情况和《论联合政府》的主要内容。李济深为挚友当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深感欣慰，并请杨基代为向毛泽东表示祝贺，李济深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毛泽东和李济深在亲切交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签署了《双十协定》，议定共同和平建国。深知蒋介石政府真面目的李济深毅然决定要在另一条战线上配合中国共产党。他的想法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同与支持。毛泽东委托中共南方局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董必武秘密给了李济深700万元活动经费。内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多次邀请李济深上庐山共商国是，李济深早已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满是失望。在庐山上，李济深有感而发，写出了“自是人间庸俗骨，由来不惯住仙乡”的诗句，表达了不愿意在蒋介石的“仙乡”中沉沦，更愿意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之中。1946年，李济深断然拒绝了“国民大会”的邀请。与之相反，他主动在朱德60寿辰通过中共秘密电台致电延安表示祝贺。1947年上半年，李济深携家人离开南京，经由上海到达香港，标志着李济深从个人层面正式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到达香港后，李济深开始联合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开幕，李济深致开幕词指出，这是“本党再生”的大事，并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正式宣告成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随即指示中国共产党发表评论表示“我们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再一次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民革的成立是李济深和毛泽东相互扶持的产物，更标志着李济深从组织上、思想上与国民政府的彻底决裂。

从相互扶持到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革命友谊

李济深同国民党决裂后，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紧密，同毛泽东建立起肝胆相照的革命友谊。

民革成立后，李济深随即投入到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反蒋的联合战线之中，他积极利用在国民党内的人脉，策反国军起义，促成和平解放。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毛泽东亲自致信李济深，就加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合作、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提出正式倡议。收到毛泽东的信，也看到了中共的“五一”号召，李济深非常高兴，当即委托中共来人潘汉年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完全支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为响应和配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从5月起，李济深邀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和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积极争取民主人士支持。8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5月李济深委托潘汉年传递的信息并了解到李济深的活动后，随即公开向李济深等人回电，提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并邀请李济深等人前往解放区，共商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作为对毛泽东复电的积极回应，李济深立即给已抵达解放区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发电，要他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民革愿意与中共合作，共商国是，并尽早就成立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交换意见”，派民革中央常委蔡廷锴、谭平山作为民革首批代表赴解放区。同时，李济深还以一个挚友的身份给毛泽东写信，表达对于时局的看法。

早在两广事变时，李济深就致信毛泽东愿意亲赴延安共商国是。但是，彼时的李济深身不由己。一方面，李济深在香港主要的工作是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很难迅速放下工作立即北上。更重要的是，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不愿意李济深脱离他们的监视，使得李济深全家安然北上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对于李济深的态度是有信心的，但是为确保李济深顺利北上，多次指示香港党组织发出邀请，毛泽东更多次“去电相邀，以促其行”，且就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向其咨询。1948年10月，毛泽东委托潘汉年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草案送与李济深讨论，李济深作了分析，提出了意见。年底，李济深策反工作基本完成，决定结束在香港的活动，接受毛泽东的邀请，离港北上。

毛泽东和李济深(中)亲切握手

1949年1月7日，经过十多天的航行，李济深到达了大连港，毛泽东委托李富春和张闻天热情迎接。李济深随即给毛泽东发了电报“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当天晚上，毛泽东即复电“极感盛意。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面叙。敬祝健康”。1949年3月，全国战场局面已经明朗。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提前到达北平的李济深，相约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25日下午，毛泽东的车队驶入西苑机场，欢迎队伍中站在第一位的李济深看到毛泽东后，立即大步迎上前去与毛泽东热烈握手拥抱。两位战友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北伐时期的合作、“四一二”后的反目和抗战以后的再度携手，十多年来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两条战线上并肩作战、肝胆相照，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以新中国领导者的身份汇合了。当时，北平城内还不稳定，敌特分子时常搞破坏暗杀活动，但毛泽东仍然决定邀请李济深到他的住所双清别墅。在会客室坐定，毛泽东以一贯的诙谐幽默，与李济深回忆起自1927年两人分开后的情况。在谈到1936年两广事变后双方通过密使传递信息进行交往时，两人会心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1949年6月15日，政协筹备会开幕。毛泽东和李济深分别发表了讲话，共同发出“成立联合政府，统一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号召。在李济深为新政协筹备的过程中，毛泽东指示一定要将其家属平安地接至北平。终于，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李济深的夫人、子女从香港顺利抵达北平。经过3个月的筹备，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隆重开幕，毛泽东为大会致开幕词，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了重要发言。29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宪法。10月1日，毛泽东携李济深等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李济深激动异常，诗兴大发，赋诗道“安心倒向和平阵，建设荣华万万秋”。

毛泽东和李济深在开国大典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李济深的关系更加紧密。李济深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毛泽东的关心下，为李济深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实行工资制后，毛泽东又将李济深定为国家一级干部，同他待遇一致。李济深也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工作，后来还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对政协工作很热心，努力做好各党派之间的团结合作，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朝鲜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带头明确表示赞成出兵援助朝鲜，并积极响应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为了完成半年内民革捐献15亿元(旧币)的首次目标，李济深将自己在香港的一幢房子卖掉，同时还将自己的儿子送去参加志愿军。1956年6月，李济深被错划为“右派”，毛泽东知道后十分生气，对有关人员大发脾气，又专门邀请他前往中南海解释说：“我就认李任潮，他不能动。”1959年10月，李济深病危，毛泽东指示不惜代价、全力治疗。弥留之际，李济深心中想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他嘱咐一定要和共产党搞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10月9日，李济深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11日晚，极少出席吊唁活动的毛泽东走进灵堂，他感慨地说：“如果任潮先生能多活几年，那是多么好啊!”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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