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下旬，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个月，百废待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考”——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就摆在了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鼠疫是传染很快，危害很大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如何应对这次防疫“大考”是对当时的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那么，新生的共和国是如何上下一心打赢这场鼠疫防疫攻坚战的？为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中国共产党人又是如何带领全国人民打响卫生防疫的人民战争，严控烈性传染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卫生防疫体系的？

不期而至的疫情

1949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两个版面的密集报道震惊了全国：《扑灭察北鼠疫防止蔓延·政务院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决定严密封锁交通·派员赴疫区救治》《京张、京包间·六班列车停运·预防鼠疫传染》……

报道中提到的鼠疫暴发地察哈尔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省级行政区之一，简称“察”，省会张家口，1952年11月撤销行政区划。

这场察北专区鼠疫早在当年7月中旬即已发生，最初发生在内蒙古察哈尔盟乌宁巴图前音图浩特，当时有3人患腺鼠疫（常发生于流行初期，细菌主要在腺体里繁殖，通过鼠蚤叮咬传播）死亡，由于当地牧民缺乏卫生常识，既没向上级机关报告，也没深埋尸体。10月3日，察哈尔省康保县察汉崩崩村出现了第一例肺鼠疫（多见于流行高峰，会通过呼吸道传播）患者死亡。鼠疫很快蔓延至康保县及张家口附近10个村子。

1951年，内蒙古，医务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鼠疫预防研究

疫情发生后，康保县政府立即向上级汇报了鼠疫情况，并经察哈尔省政府向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9月26日正式成立，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发出灾情信息，请求援助。中共中央华北局（1948年5月9日，由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而成）接到疫情情报后，立即发出通知，指出鼠疫是危害很大、传染很快的一种疫病。京、津和张家口之间有铁路交通，每日往来军民频繁，极有可能将此种疫病传入河北及京、津两地，因此，京、津各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做有效准备，以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

很快，党中央也得知疫情，并迅速做出反应。10月27日，毛泽东指示连夜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组建防疫总队分赴察北、绥远、张家口等疫区开展防控工作，深入了解疫区的鼠疫究竟是肺鼠疫、败血性鼠疫（又称暴发型鼠疫，病死率高达100%，死后尸体呈紫黑色，俗称“黑死病”）还是腺鼠疫，以便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并封锁东北与关内的交通，以防鼠疫继续蔓延。次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控制疫情问题，批准了紧急防疫会议的报告。紧接着，宁都起义老兵、东北军区卫生部防疫处处长蒋耀德接到命令，要他率领一支防疫队火速赶往张家口。接到命令的蒋耀德带着紧急挑选出来的由15名骨干组成的防疫队，以及几台显微镜、一架X光机、若干防控药品等准备赶往张家口。

与此同时，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方面帮助中国防治鼠疫，电文称：“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药品。

1949年11月，紧急从苏联请来的专家迈斯基在为大家做工作报告

被任命为中央防疫总队队长的蒋耀德一行，与华北、苏联防疫队会合后一起赶往张家口。下火车的当晚，蒋耀德就带人来到一个重灾村走访患者和病亡人员家庭，同时动员村干部带领健康村民迅速挖出一条深3尺、宽2.5尺的捕鼠沟。午夜时分，蒋耀德带领队员从近百只掉进沟里的老鼠中采集样本进行化验，发现了大量带菌疫鼠。为进一步掌握证据，蒋耀德又披着破毛毯挨个做已故病人家属的工作，让家属同意从已葬病体采集细菌样本进行化验。经过四昼夜的连续奋战，蒋耀德团队一共走访了60余个村庄近200户村民，抽点解剖已故病体50多具，最后得出结论：察北疫区出现的是败血型鼠疫。

从防疫学角度出发，败血型鼠疫与腺鼠疫都是以鼠蚤叮咬传播的，灭掉鼠蚤就可以有效切断传播源；而肺鼠疫则是以空气传播的，无论在传播速度、危险程度，还是在防控难度、控制方法上，都与败血型鼠疫、腺鼠疫有很大的不同。显然，不同的结论意味着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一旦结论有误，后果将不堪设想。

最终，蒋耀德的结论基于翔实的数据、科学的分析和雄辩的事实，赢得了各方专家的认可，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张苏和蒋耀德共同签署了结论报告，正式上报中央：察蒙一带的疫情属于非空气传播的败血型鼠疫，防疫及时，没有大流行的可能。

正确的结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广大卫生防疫人员迅速有条不紊地开展诊疗、尸检、捕鼠、消毒、隔离观察、防疫注射等各项防控工作。经过近20天的连续奋战，察北鼠疫疫情得以控制，11月4日即无新增病例，疫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医务工作人员对疫苗的研制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

察北鼠疫暴发后，由于察北疫区毗邻首都北京，为防止疫情侵入北京，北京市普遍建立了基层防疫网络。1949年10月27日，就在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北京市也成立了市防疫委员会，制订了防治鼠疫工作计划，还逐级成立防疫委员会分会、支会、支分会直至每十户为一个单位的卫生小组，所有公私医院、私人诊所都被动员到防疫体系中来。不仅在郊区实施严格的封锁政策，对各种车站的候车室、货物进行严格的消毒，而且还动员广大市民接种预防疫苗。数据显示，当时北京市常住人口约为199.9万，接受死菌疫苗注射的有123.6万、接受生菌疫苗注射的有77万，足见覆盖范围之广。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鼠疫暴发的可能，也为“各大城市作紧急防疫措施提供了初步经验”。

由此，新中国卫生防疫和医疗事业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

尽管新中国第一次防疫战——察北鼠疫防控战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新中国卫生防疫的薄弱现状仍然让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忧心不已。1949年11月，卫生部刚刚成立，毛泽东就指示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专门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1950年，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

这次会议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认为建立全国各级基层卫生组织是解决群众卫生需要的必要条件，争取3年之内在全国大部分县建立县级卫生院……在县属区建立卫生所，乡村要有卫生员，工矿街坊都要有卫生组织；医学教育应采取高、中、初三级制和高级的分科重点制，在全国各地举办中等医科学校解决近期对医务人才的需求；整顿医院，处理好公私医疗机构的合理分工，促进中西医的团结互助和相互学习等。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议提出的三大原则与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称为指导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

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题为《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中，贺诚特别指出，不少省县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只满足于不饿死人，而对卫生防疫工作缺乏重视。但是，各地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却远远超过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其中，大多数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因此，他建议“要使防疫工作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须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给予适当的重视”。报告上报中央的第三天，毛泽东就作了批示，强调：“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深刻认识“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明确提出“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

1952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发现美军飞机撒布携带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疟疾等病菌的苍蝇、跳蚤及其他小动物，引起世界哗然。毛泽东对美国在朝鲜和东北地区发动的细菌战争非常重视，不仅多次给中央军委、政务院下指示要求认真组织应对，而且还专门给当年11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对于一些局部地区流行疫病的防治工作，毛泽东仍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加以解决。1955年，毛泽东亲自视察血吸虫病疫区，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上海专门听取血吸虫防治工作情况汇报，认为：“这种病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很大，一定要从根本上消灭它。如果有1000万人患了病，就有9000万人受到威胁，如同我们现在10人一桌吃饭，其中1人得病，其余9人也会受到威胁一样！”“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正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和推动下，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区域之一的江西省余江县1958年6月宣布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阅读了相关报道后，十分兴奋，特地写下著名的《送瘟神》律诗二首，以示庆祝，并将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推向高潮。

人民群众拿着抄录有毛泽东《送瘟神》律诗的宣传纸

1958年秋，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疾病时有发生，波及全区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主要原因是某些干部只注意生产，忽略了对群众生活的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工作做得不好，群众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毛泽东看了这个消息后，立即将此件批发给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批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周恩来也主张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和卫生工作必须适应国情，走好群众路线。为防止类似察北疫情事件的再次发生，周恩来支持卫生部从1950年2月起在全国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春季防疫运动，发动各地军民广泛进行防鼠捕鼠、防蚤灭蚤。周恩来还十分重视老根据地的“地方病”防治工作，并专门签发指示，要求在老根据地“注意供应海盐、海带以避免粗脖子（因缺碘引起的地方性甲状腺肿）、柳拐子（又称大骨节病，是以软骨坏死为主的变形性骨关节病。多发生于儿童和少年）等病症，保护群众健康”。

1952年1月，周恩来一方面代表中国政府公开支持朝鲜方面对美军细菌战罪行进行指控，另一方面立即主持政务院会议着手布置相关防疫工作，并将反细菌战与爱国卫生运动有机结合起来，“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条工作方针就是周恩来出席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时建议增加的，他强调：“如果卫生工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地贯彻。”

周恩来同样坚持从国家战略层面思考地方卫生防疫工作，他曾专门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北京郊区选建可供隔离使用的简易建筑，一旦发生传染性病症，“即可立即宣布这所建筑为隔离病院”。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

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和政府面临的卫生防疫形势，完全可以用卫生设施差、卫生习惯差、健康水平差、疾病防治差这“四差”来形容。卫生部长李德全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对此，早在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48条就已经明确提出：“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 而正是在中共高层的重视以及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全国范围的卫生防疫和卫生工作的人民战争打响了。

1950年秋，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周恩来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一年内，人民政府已经大规模地开展了反对疫情的斗争。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

卫生部经过大规模的疫情调查和研究，很快明确新中国的卫生事业首先应从集中力量预防疫病流行着手。1950年1月，卫生部首先展开了对结核病的预防工作，自当年起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卡介菌苗接种工作，所需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1951年4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日本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截至1951年底，各地县级卫生院的建成率已达91.2%，区、村的卫生机关通过采取公办、公私合办、医药合作社等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县、乡、村三级卫生防疫网络初步形成。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一系列现代卫生防疫措施次第实施，各类疫情报告制度逐步健全，交通卫生检疫力量不断加强；不同层次的专业卫生防疫队伍成长迅速，以疫病科学研究和专业防治为目标的专业性防疫机构5年时间增长了20倍（1956年达到600余所）；各地基层特别是工矿区和农村地区的卫生组织逐年完善，普遍建立了卫生防疫站，至1952年底就在全国建立各类各级卫生防疫站147个、专科防治所（站）188个，共有卫生防疫人员20504人；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地区更是大力发展“赤脚医生”队伍，即在县级人民医院、公社（乡）级卫生院的基础上，普遍设立农村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的卫生室，挑选当地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进行专门培训，组织他们以“半农半医”的方式为广大农民诊治一些病患，并担任部分卫生防疫任务。

1953年6月，北京前炒面胡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分会宣传队正在向群众讲解蚊、蝇怎样传染疾病（毛松友/摄）

1955年，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向全国颁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其中明确把传染病分为甲、乙两大类共18种（鼠疫、霍乱、天花为甲类，即烈性传染病），同时规定了传染病疫情的报告制度和防治要求：“发现甲类传染病，应立即报告，在城市最迟不超过12小时，在农村最迟不超过次日。发现乙类传染病，在城市应于发现后24小时内报告，在农村应于3日内报告”；“发现传染病人的医务人员……除报告当地卫生防疫主管机关外，对甲类传染病人应立即向其家属或住所负责人说明厉害，就地设法临时隔离并即消毒治疗。对乙类传染病人，应即说服指导其家属或住所负责人自行隔离、护理，同时予以消毒治疗”。《传染病管理办法》的颁行，标志着新中国卫生防疫治理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国家卫生防疫体系已初步构建起来。

此外，广泛有效的卫生防疫宣传，较好普及了各类卫生科学知识，也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卫生防疫逐步成为人民群众的行动自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防疫成效开始突显。

以鼠疫防控为例，群众性防鼠灭鼠运动取得了惊人进展，仅东北地区的群众就创造出67种捕鼠方法，1949年当年共捕鼠近1646万余只，是1947年捕鼠量的788倍；1950年全年至次年7月共捕鼠5000万余只。由于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街、屯（居民点）（卫生组长、卫生员）→村（卫生委员、农村医生）→乡（防疫医生、卫生助理）→县（卫生科）→行政公署（卫生处）→省卫生防疫指挥部（卫生厅）→中央（卫生部）完整的鼠疫疫情报告网，防疫人员接到疫情报告后，两个小时以内即可以出发，3天内便可以基本完成各项群众性预防工作，政府同时相应采取隔离病人、封锁疫村等措施。卫生部还在东北、察蒙、浙江、福建、云南等鼠疫流行区，设立防治所，发动群众捕鼠灭蚤，并进行预防注射，基本上控制了察蒙地区的鼠疫，减少了东北地区的发病率。仅1951年1月至6月，全国鼠疫发病人数较1950年同时期减少了80%， 1953年鼠疫发病数较1950年降低了90%，全国至1956年底已基本不再有大的鼠疫流行。

消灭天花

卫生部甫一成立，便于1950年当年成立了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采取中央建制、中央供给的模式，每个大队平时分散在全国各地进行一般性卫生防疫工作，一旦发生传染病流行则立即转入集中使用。两年不到的时间，卫生部就组织125个防疫队（含地方防疫队）共6000名卫生防疫工作者，深入灾区、疫区、治淮工程区，开展预防注射、淋浴灭虱等群众性防疫工作，使700万人免受斑疹伤寒、回归热、伤寒、痢疾等病疫灾害，还保证了80万黄河河工的健康。卫生部还设立了8个黑热病防治所，以专门应对流行于黄河两岸及陇海大动脉沿线的黑热病，仅两年时间就在山东、江苏等省的黑热病流行地区，治愈11万病人。事实证明，这种灵活机动的卫生防疫模式有着极强的战斗力，在防病治病方面起到了良好效果。

为配合抗美援朝期间的反细菌战，进一步阻断传染病的流行，从1952年开始，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新高潮，对传染病和流行病的防治，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仅半年时间，全国就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扑鼠4400多万只，全国男女老少都被动员参与到这场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中，讲究卫生、人人动手、美化环境，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的共识与实践，出现了一大批先进乡村和城市，如上海南京路、杭州小营巷、山西稷山县太阳村、南京五老村等。

北京市1952年3月16日正式启动防疫卫生运动，仅18天的时间就清除城区垃圾6.5万立方米，疏浚明沟12.9公里，北京城内几百条胡同都铺上了石子或压平路面。位于北京崇文区的龙须沟，昔日臭水肆流、蚊蝇密集，每到下雨的时候，“臭水带着成群的大尾巴蛆，流到屋里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改造，不仅明沟被修凿成暗河，修建了宽敞的马路，附近居民家中也通上了自来水。著名作家老舍以此为背景创作的话剧《龙须沟》，就是对人民政府敢教日月换新天伟大创举的热情歌颂。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天花疫情年年发生，甚至每月都有，而且每隔几年都要大暴发一次，1933年—1944年的天花患者达38万之多，一些地方甚至流传“生儿只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的俚语。为了力争在三至五年内基本消灭天花流行，1950年10月，政务院正式推行全民种痘计划，卫生部颁布《种痘暂行办法》，实施全民义务种痘，规定婴儿出生6个月内初种，6岁、12岁、18岁时复种。

20世纪50年代，接种员正在给妇女们接种牛痘的疫苗

不过，由于旧中国的种种陋习和错误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完全根除，不少农村地区还流传着一些近乎荒诞的传言，如“非春天不种痘”“麦子出穗不种痘”“二十来岁不会得天花”，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民种痘的全面铺开。对此，从卫生部到地方防疫部门想出了各种办法，采取板报、图画、广播、幻灯、电影、街头剧等多种形式宣传种痘知识。河北省宁河县结合当地一个真实病例编写了种痘顺口溜：“咱村有个李小荣，今年二十才有零，因为迷信不种痘，别人劝他也不听，谁知才过十天整，生出天花真不轻，自己几乎要了命，害了家人害四邻。”经过宣传教育后，很多人都主动要求接种牛痘。

至1951年4月，全国共完成1.8亿人口的种痘任务，各地天花的发生数字遂大幅减少。全国1953年的天花发病率比1950年降低了95%；1954年，天花在各大中小城市均已绝迹。至1956年，除少数边疆地区外，天花在全国范围内几近绝迹。

1959年，中国境内最后一次天花疫情发生在云南省沧源县，系带病外迁人员从中缅边境回国所致，在云南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全力防治下，疫情很快得到扑灭。1961年春，我国在中缅边境最后一次扑灭输入型天花，实现了全境消灭天花，比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范围内根除天花早了整整18年，实可谓是一个彪炳史册的卫生防疫战绩。

为开展痨病（肺结核）的防治，卫生部1951年根据周恩来总理要注意和重视防痨工作的指示，在北京成立了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和卡介苗推广委员会，至1950年共计在北京、上海、沈阳、南京、西安等100多个城市接种85万名儿童。

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预防结核病的防疫宣传画

1953年，江苏省松江县（1958年划归上海市）德琼医院院长柯德琼将其私立医院捐献出来，成立了松江县结核病防治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县级结核病防治所。1958年，防痨政策开始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省、地、县三级结核病防治组织逐步形成，虽然其间由于经验不足和工作失误，个别地区发生了给已患结核病儿童接种卡介苗而致死亡的现象，但瑕不掩瑜，结核病防控的总体成就是巨大的。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结核病患率由新中国初期的4%下降到1.5%左右，死亡率也由万分之二十五下降到万分之四。

特效药+环境整治，战胜疾病

新中国成立前，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医疗卫生事业更是一片空白，传染病、流行病、地方病肆虐丛生，史称“瘴疠之地”，当地群众平均寿命长年处于20~30岁的较低区间，历史上人口高峰值达到200万人的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在解放前夕因疟疾大面积流行，人口一度锐减至20余万人。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郑重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将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要“促进少数民族区的卫生事业”。

给西南地区人民带来严重威胁的主要是疟疾疫情。以贵州南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为例，这一带的疟疾从古至今（改革开放前）一直都排在该地区所有传染病之首。据史书记载，该地一户于1944年从外地迁来的农民家庭，8年时间里先后有5位家人死于疟疾；368户1312位居民中，连续数年出现人人患有疟疾的现象。即便是国家已经普遍建立各级卫生组织机构之后，黔南地区仍于1955年暴发了大规模疟疾疫情，大部分村寨患病率都在50%以上，个别村寨甚至出现了百分百患病的情况，当年6月至11月，黔南一带疟疾患者就高达15.7万人、死亡909人，一些受害严重的村寨甚至出现了因劳动力断档而田园荒芜的现象，“八月谷子黄，摆子鬼上床，十有九人病，无人送药汤”就是这种惨况的真实写照。造成如此严重疟疾疫情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则是以黔南为代表的西南地区的卫生状况一直较差。

新中国成立前的《贵州公报》上曾记载，长顺县城在1916年以后居然都没有建过厕所，无论男女均在街巷阴暗处便溺；不少黔南农村地方则是“人无厕、畜无厩，楼上住人、楼下养畜，楼板开孔就作厕所”。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糟糕的卫生状况一度延续，1951年土改工作队下乡时就发现，90%以上的少数民族村寨是人畜杂居，垃圾在水塘里堆积成山，水井多半不符合卫生条件，厕所不是没有就是离厨房太近；再加上长年饮用生水、妇女用猪油擦头发而不洗头等不良卫生习惯，都使得黔南一带成了疟疾高发地区。

为了在较短时间内控制并扑灭疟疾疫情，各级政府相继成立专门的防疫抗疫组织，在把城乡居民全部纳入防控网络的同时，大力推进普及服药。但由于疟疾原虫具有很强的耐药性，病人如果久治不愈，同一种药物治疗就很难再有效果，这也给一线防疫抗疫带来了很大困扰。也正是这种困扰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下定决心研发更好的特效药物，从而有了日后提取青蒿素的成功。

1953年，贵州省规定疟疾免费治疗，可因为财政实在困难，免费治疗无法做到全覆盖，只能以优先保障青壮年劳动力的免费治疟，结果有些特别贫困的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出现了因购买疟疾药物而影响一年生活的情况。个别民众因为没钱买药，即使得了疟疾也谎称自己没有得病。当然，这些在推广普及服药过程中伴生的小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一一得到了妥善解决，很多农村地区最终都实现了普及型的服药能够送到每位农民手中。

防治疟疾同样离不开环境的整治。以黔南为例，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全州上下广泛开展了垃圾清除、水井改良、厕所改扩建等环境整治工作，1952年当年就清扫垃圾 124.4万担，清扫道路269千米，改良水井 621 眼，填平污水池、臭水沟602 个，建造厕所3386 个。与此同时，各地又相继开展了集中消灭按蚊（注：按蚊是疟疾、丝虫病和多种虫媒病毒病的传播媒介）的群众运动。1956年，整个黔南地区药物灭蚊面积达到235.3万平方米，极大降低了蚊虫传染源危害。

通过普及服药、卫生扫除、消灭按蚊“三管齐下”，仅黔南一地，疟疾的发病人数就从1953年—1955年的年均367.45万人减少至1956年—1959年的年均106.33 万人，各县乡的疟疾发病率也大幅下降，一些重点村落1955年疟疾的发生率为 48%，1956年降低为1.6%，且多是外出感染或外来输入。由于疟疾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治疗，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迅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这也极大激发了西南民众的爱国热情。从20世纪 50年代开始， 一直盘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头上的“瘴疠之地”头衔也渐渐成为历史名词。

总之，通过全国上下的不懈努力，新中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全国的卫生状况，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我国的人均寿命已由1949年时的35岁提高至57岁。鼠疫基本消灭，天花基本绝迹，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几种流行广、危害性大的疫疾也得到了有效控制。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为后来的医疗卫生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卫生防疫道路。

我国的卫生防疫工作历经70年的发展完善，不仅成功控制或消除了一批威胁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2000年实现无“脊灰”（小儿麻痹症）目标，2006年后连续13年实现白喉无报告病例，麻疹、乙脑和流脑发病率降幅达99%，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等，而且，围绕不同时期人民生产生活中的突出卫生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的除“四害”（初指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后“麻雀”被平反，由“臭虫”代替），改水改厕，到改革开放后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运动、卫生城镇创建、健康城镇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既树立了新中国的良好政治形象，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为全球卫生健康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