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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所谓“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争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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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媒体流传这么一个故事1958年“大跃进”期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因湖北省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等问题同毛泽东有意见分歧在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客舍面见毛泽东时言辞激烈发生争论。毛泽东始则以愤然较克制但在李达离开后却承认与李达的争论自己是错误的。这则故事给人的印象是李达当年头脑清醒敢于犯颜直谏批评毛泽东脑子发热在认识论上离开客观实际走向主观唯心主义严重颠倒主观客观关系警告搞“大跃进”会使中国人民遭大灾大难。毛泽东受李达逆耳之言的刺激能反思自己的过错反省自己没能洗刷唯心精神颇有雅量。这则故事本是梅白虚构的客观上并不存在。然而它却在全国的媒体广泛传播还常常被学者当作典型事例引用造成不良影响。本文的目的在于根据史实澄清梅白的谎言还原历史真相。

一、李达与毛泽东有“争论”源自梅白的“回忆”

梅白(1922—1992年)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写过杂文、政论文和文学作品。他1968年蒙冤入狱1976年获释。20世纪80年代梅白开始发表文章及回忆录等。有关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的争论就出自梅白的“回忆”。早在1985“梅白在武汉大学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的会上披露了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当面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举座皆惊人们也更加由衷地敬佩李达的睿智和胆识”。[1]但这只是他在学术会议上的“披露”而已

1988年梅白在《春秋》上公开发表回忆文章《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其中述说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李达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梅白的原文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1958年李达同毛泽东有点分歧……李老要我陪他去“找润之”。当时主席在陈毅陪同下正和卡斯特罗谈话。我请陈毅转告主席说李达求见。不料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我赶紧说标语是武大学生在调查中发现的。毛泽东要我写出这个口号来。我说“我也收到群众来信请求公开批判这个口号我以‘龚同文’名义写了《论口号不能乱提》。”毛泽东看后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又用红军长征等历史来加以说明。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你的时间有限我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挡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我见李达越讲越激动未等他把话说完我便弹了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恰好被毛泽东发觉了他也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41℃42℃……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2]

我见天色已晚就叫李银桥(卫士长)准备饭菜。李达执意要走“我不吃饭我是校长大跃进饿不了饭……。”毛泽东只好说“小梅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说完又对李达说“你说我发热39℃看你也有华氏百把度了。在成都会议上我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你问梅白。”李达说“对现在你先下马”[2]

在我送李达的途中李达说“My dear younger Mei毛主席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我送李老回来毛泽东对我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与李达干起来。”我问主席“你是否要把你对李达的评价公开发表象对鲁迅那样”他说“这与鲁迅的情况不同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我向主席转达了李达临走说的那些话主席听后说“很好”他要我教他说英文My dear brother Homing我亲爱的鹤鸣兄。毛泽东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叫我通知李达再谈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我如实向李达同志转述了以上意见李老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2]

梅白这里说得煞有介事却没有交待这场争论发生在哪一天。不久梅白的文章遭到曾经担任过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的全面驳斥。

二、王任重怒斥梅白的文章“满篇谎言”

梅白的文章发表一年后王任重也在《春秋》发表《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一文对梅白所说诸事逐一批驳关于“毛主席和李达的争论”王任重说明梅白不在现场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他是这样写的

1958年10月的一天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李达请他到东湖客舍甲所见见面。主席和李达谈什么问题我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倡过。关于“口号不可乱提”的文章是我授意梅白写的。我讲过在旧社会民间流行的一句话“世上的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若解释为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有道理的。如果反过来说人们想到的事情就一定可以办到则是错误的了。

1958年我们的头脑发热了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毛主席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负主要责任是第一大昏人。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在党内外作过许多次自我批评至今犹感内疚。

如上所述梅白写的“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这全是一片谎言。卫士长李银桥同志以及主席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都还健在他们都会证明梅白在说谎。

梅白说他带着李达同志去见主席的时候主席正在和卡斯特罗谈话这就说谎说到无边无际的地步了。当时卡斯特罗正在为古巴争取独立解放进行着最紧张的战斗。古巴革命是1959年元月取得最后胜利的怎么卡斯特罗1958年9月到中国来了据我所知1958年9月金日成主席到过武汉是我到王家墩机场迎接的。

卡斯特罗当时没有来以后也未到过武汉。梅白说谎说到这种程度不觉得害羞吗?!

毛主席会见外宾或党内干部、民主人士都是事先安排好时间的怎能不经过他同意随随便便闯进去吵闹一番好象主席住所无论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出进进这是不符合普通常规的。[3]

王任重的话语直率而尖锐所言基本真实可信但个别推断有误时间记忆亦有误(毛泽东4月1—12日、9月10—15日、11月14日—12月13日在湖北12月28—29日路过湖北恰好10月未到湖北)。因谈“毛主席和李达的争论”只是他批评梅白多个谎言中的一个故行文较简单没有完全指出梅白文中的讹误。例如梅白有何资格叫李银桥(卫士长)准备饭菜呢毛泽东是有专门厨师的。在梅白所谓的送李达途中李达会同他说英语吗李达是精于日文的。再是毛泽东的英语水平应在梅白之上战争年代他也没有放弃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相助My dear brother之类的词组岂要梅白来教

三、毛泽东请李达到东湖客舍谈的是哲学

1958年在东湖客舍甲所毛泽东和李达谈什么问题王任重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这是肯定的。这次谈话谈的是什么是梅白所说的因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而发生激烈争论吗并且毛泽东还认为自己是错误的吗根本不是。所谈问题王任重在文章中说明白了“事后主席告诉我他对李达说‘你现在写的东西(可能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如过去写的《社会学大纲》有生气了净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没有自己的新见解。’1959年春节我去看望李达同志的时候把主席的意见转告他。他说主席当时和他说过了主席的意见是对的。”[3]

1958年“大跃进”时代毛泽东同李达谈的不是“大跃进”的口号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可能令人不信而让梅白的谎言流行。但是这符合当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关注的实际。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有编写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教科书的动议。该年2月毛泽东“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课程教材给中央的报告批送刘少奇‘此件应提交政治局通过才好。’报告提出高中级党校和高等学校中的中共党史、哲学、党的建设、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较适用的教材。对上述书籍的编写工作必须做全面的规划和及早准备。编写这些教材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还可以对这几门学科的研究工作发生根本的推动作用”。[4](pp.537-538)从此批示可见毛泽东很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教科书的编写。

毛泽东说李达“现在写的东西不如过去写的《社会学大纲》有生气了”是一种诤言也表达了理论创新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写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胡适反动思想批判》等。1958年李达在新创刊的《理论战线》辟有“历史唯物主义讲座”专门宣传唯物主义历史观如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理论。

在《理论战线》1958年第2期的《社会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一文中李达阐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规律、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阶级斗争规律即社会形态转变的社会革命规律等。在论述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联系时李达指出“我们若要知道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某一社会形态中所发生的作用和所表现的形式究竟怎样就必须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考察那个社会形态的存在及其发展的一切历史条件和特点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根据这种正确的认识作出实际的结论去指导革命的实践。领导革命的集团若单凭一般规律而不去考察当时当地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特点这一般规律就会变成抽象的公式依靠这种抽象的公式去指导革命就没有不遭到失败的。我党过去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对我国革命所招致的损失就是只凭一般规律指导革命十争的结果。”[5](pp.545-546)

在同一期上李达还发表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一文该文通过总结苏联的经验来阐述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例如各国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时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一切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必须坚决依靠自己阶级所领导的工农联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质上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为要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必须有高度的科学文化必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知识分子必须彻底地用民主主义和民族平等的精神去解决民族问题建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社会主义各国的党始终奉行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李达强调“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的结合可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5](pp.545-546)但是“如果夸大这些特点的作用借口民族特点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也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5](p.563)

继之在《理论战线》1958年第3期和第5期李达又发表了长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文章除了分析生产力三要素及其社会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外还讲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要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发展确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因素”。[5](p.590)

爱好哲学、密切关注思想动态的毛泽东读到了李达的作品特别是读到了他1958年所写的文章邀请李达到住所谈哲学当是自然的。从1956年起毛泽东就开始批评斯大林的有关哲学观点强调列宁重视对立统一规律。所以他觉得李达“净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便向李达指出来。而当王任重1959年春节看望李达、转告毛泽东的意见时李达说“主席当时和他说过了主席的意见是对的这应该不是敷衍的话。不过王任重推断毛泽东批评李达写的东西可能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弄错了。1959年11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理论工作问题决定成立中央理论小组组织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编写哲学教科书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1961年夏在北戴河修改完成之时毛泽东又与老友李达相约庐山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至1965年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上册唯物辩证法)完成后即送毛泽东审阅。

由上可见1958年毛泽东约李达谈话是谈哲学彼此间并没有为什么口号发生争论而意气用事。至于毛泽东约李达谈话的具体时间4月还是11月或其他哪一天这当另行考证它不是在10月也不是在9月9月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时李达刚好在青岛休假。

四、梅白的谎言理应澄清,对伪造历史零容忍

有趣的是梅白、王任重的文章发表后分别转载于《新华文摘》1988年第5期和1989年第6期。然而梅白的文章不胫而走四处传播王任重的文章只有少数学者关注甚至受到批评。人们之所以相信梅白的“回忆”是因为他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又有文才总不会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但梅白、王任重的文章所言史实完全不同梅白的文章内容虚假可以证伪王任重的文章内容真实可以证实。这稍加考察便不难甄别。可惜至今尚无人来澄清这类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

其实要澄清梅白所说真假与否最好先了解梅白的身份。梅白当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面见毛泽东的机会极少没有上级组织安排是见不到的。按王任重的说法毛泽东每次来武汉多半是由负责警卫工作的叶子龙(后来换了汪东兴)直接给他打电话只准他一个人和公安部门的同志到机场或车站去迎接。走的时候毛泽东临时通知他到其住所见个面然后在门口告别不准王任重去送他。省委书记王任重都不能随便见毛泽东何况梅白呢王任重说1958年11月14日毛主席曾经在孝感车站停车找地委等干部和社员在火车上开座谈会是他让梅白参加的。此事是叶子龙13日上午打电话给王任重而不是梅白说的是彭真打电话给梅白叫他转告给王任重王任重说从来没有也不会有这种怪事梅白为了说谎的方便就给自己编了一个毛泽东的“秘书”的身份。他在另一篇文章《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这样说“1956年7月毛泽东到湖北。我那时是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叶子龙向王任重提出主席身边需要一个人主席的意思是要一个本地人。任重说‘叫梅白去。’这样我就来到了毛主席身边。”[6]事实上梅白根本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也不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毛泽东确实曾想在湖北、湖南物色专职秘书人选而非兼职秘书但这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而非1956年。并且当时湖北并未推荐梅白而是推荐另一人因毛泽东不同意而未选用。梅白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并当面反映情况的机会可能仅只孝感车站座谈会那一次。

但梅白的谎言越传越真。自他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一文发表后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争论的故事便散播开来该故事还写进学术论著、中学生教材等。例如《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一书曾较详细地记述了这场争论“9月12日上午毛泽东和李达在东湖客舍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两个‘一大’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一场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无限大的争论。”[7](p.166)这一记述显然是未经考证而采信梅白的说法造成的尤其所说的9月12日上午这一时间不对且不说毛泽东有上午睡觉的习惯更在于“9月12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武大李达在外休假”。

在传播中还有人对李达与毛泽东的这场所谓“争论”添油加醋任意发挥。例如近来有网文这样说在同毛泽东交谈中李达提出“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这样的提法是不科学的说它两重性在现阶段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李达激动地对毛泽东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浇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8]李达激昂地说“不是我要烧你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如此这般梅白的谎言版本又被升级了。可见澄清梅白杜撰的谎言使其不再谬种流传甚为重要。伪造历史已成文坛之疾应对此零容忍。

作者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9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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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2-03-26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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