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媒体流传这么一个故事：1958年“大跃进”期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因湖北省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等问题，同毛泽东有意见分歧，在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客舍面见毛泽东时言辞激烈，发生争论。毛泽东始则以愤，然较克制，但在李达离开后却承认与李达的争论自己是错误的。这则故事给人的印象是：李达当年头脑清醒，敢于犯颜直谏，批评毛泽东脑子发热，在认识论上离开客观实际走向主观唯心主义，严重颠倒主观客观关系，警告搞“大跃进”会使中国人民遭大灾大难。毛泽东受李达逆耳之言的刺激，能反思自己的过错，反省自己没能洗刷唯心精神，颇有雅量。这则故事本是梅白虚构的，客观上并不存在。然而，它却在全国的媒体广泛传播，还常常被学者当作典型事例引用，造成不良影响。本文的目的在于根据史实，澄清梅白的谎言，还原历史真相。

一、李达与毛泽东有“争论”源自梅白的“回忆”

梅白(1922—1992年)，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写过杂文、政论文和文学作品。他1968年蒙冤入狱，1976年获释。20世纪80年代，梅白开始发表文章及回忆录等。有关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的争论就出自梅白的“回忆”。早在1985年，“梅白在武汉大学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的会上披露了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当面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举座皆惊！人们也更加由衷地敬佩李达的睿智和胆识”。[1]但这只是他在学术会议上的“披露”而已

1988年，梅白在《春秋》上公开发表回忆文章《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其中述说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李达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梅白的原文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1958年，李达同毛泽东有点分歧……李老要我陪他去“找润之”。当时主席在陈毅陪同下，正和卡斯特罗谈话。我请陈毅转告主席，说李达求见。不料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我赶紧说标语是武大学生在调查中发现的。毛泽东要我写出这个口号来。我说：“我也收到群众来信，请求公开批判这个口号，我以‘龚同文’名义写了：《论口号不能乱提》。”毛泽东看后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又用红军长征等历史来加以说明。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挡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我见李达越讲越激动，未等他把话说完，我便弹了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恰好被毛泽东发觉了，他也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41℃，42℃……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2]

我见天色已晚，就叫李银桥(卫士长)准备饭菜。李达执意要走，说：“我不吃饭，我是校长，大跃进饿不了饭……。”毛泽东只好说：“小梅，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说完，又对李达说：“你说我发热39℃，看你也有华氏百把度了。在成都会议上我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你问梅白。”李达说：“对，现在你先下马！”[2]

在我送李达的途中，李达说：“My dear younger Mei，毛主席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我送李老回来，毛泽东对我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与李达干起来。”我问主席：“你是否要把你对李达的评价公开发表？象对鲁迅那样？”他说“这与鲁迅的情况不同，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我向主席转达了李达临走说的那些话，主席听后说：“很好！”他要我教他说英文My dear brother Homing，即：我亲爱的鹤鸣兄。毛泽东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叫我通知李达再谈，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我如实向李达同志转述了以上意见，李老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2]

梅白这里说得煞有介事，却没有交待这场争论发生在哪一天。不久，梅白的文章遭到曾经担任过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的全面驳斥。

二、王任重怒斥梅白的文章“满篇谎言”

梅白的文章发表一年后，王任重也在《春秋》发表《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一文，对梅白所说诸事逐一批驳关于“毛主席和李达的争论”，王任重说明梅白不在现场，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他是这样写的：

1958年10月的一天，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李达，请他到东湖客舍甲所见见面。主席和李达谈什么问题，我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倡过。关于“口号不可乱提”的文章是我授意梅白写的。我讲过在旧社会民间流行的一句话：“世上的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若解释为，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有道理的。如果反过来说，人们想到的事情，就一定可以办到，则是错误的了。

1958年，我们的头脑发热了，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毛主席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负主要责任，是第一大昏人。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在党内外作过许多次自我批评，至今犹感内疚。

如上所述，梅白写的“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这全是一片谎言。卫士长李银桥同志以及主席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都还健在，他们都会证明梅白在说谎。

梅白说他带着李达同志去见主席的时候，主席正在和卡斯特罗谈话，这就说谎说到无边无际的地步了。当时卡斯特罗正在为古巴争取独立解放进行着最紧张的战斗。古巴革命是1959年元月取得最后胜利的，怎么卡斯特罗1958年9月到中国来了？据我所知，1958年9月金日成主席到过武汉，是我到王家墩机场迎接的。

卡斯特罗当时没有来，以后也未到过武汉。梅白说谎说到这种程度不觉得害羞吗？！

毛主席会见外宾或党内干部、民主人士，都是事先安排好时间的，怎能不经过他同意，随随便便闯进去吵闹一番？好象主席住所，无论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出进进，这是不符合普通常规的。[3]

王任重的话语直率而尖锐，所言基本真实可信，但个别推断有误，时间记忆亦有误(毛泽东4月1—12日、9月10—15日、11月14日—12月13日在湖北，12月28—29日路过湖北，恰好10月未到湖北)。因谈“毛主席和李达的争论”只是他批评梅白多个谎言中的一个，故行文较简单，没有完全指出梅白文中的讹误。例如，梅白有何资格叫李银桥(卫士长)准备饭菜呢，毛泽东是有专门厨师的。在梅白所谓的送李达途中，李达会同他说英语吗？李达是精于日文的。再是，毛泽东的英语水平应在梅白之上，战争年代他也没有放弃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相助，My dear brother之类的词组岂要梅白来教？

三、毛泽东请李达到东湖客舍谈的是哲学

1958年在东湖客舍甲所，毛泽东和李达谈什么问题，王任重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这是肯定的。这次谈话谈的是什么？是梅白所说的，因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而发生激烈争论吗？并且毛泽东还认为自己是错误的吗？根本不是。所谈问题，王任重在文章中说明白了：“事后主席告诉我，他对李达说：‘你现在写的东西(可能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如过去写的《社会学大纲》有生气了，净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没有自己的新见解。’1959年春节，我去看望李达同志的时候，把主席的意见转告他。他说主席当时和他说过了，主席的意见是对的。”[3]

在1958年“大跃进”时代，毛泽东同李达谈的不是“大跃进”的口号，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可能令人不信，而让梅白的谎言流行。但是，这符合当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关注的实际。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有编写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教科书的动议。该年2月，毛泽东“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课程教材给中央的报告，批送刘少奇：‘此件应提交政治局通过才好。’报告提出：高中级党校和高等学校中的中共党史、哲学、党的建设、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较适用的教材。对上述书籍的编写工作，必须做全面的规划和及早准备。编写这些教材，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还可以对这几门学科的研究工作，发生根本的推动作用”。[4](pp.537-538)从此批示可见，毛泽东很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教科书的编写。

毛泽东说李达“现在写的东西不如过去写的《社会学大纲》有生气了”，是一种诤言，也表达了理论创新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写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胡适反动思想批判》等。1958年，李达在新创刊的《理论战线》辟有“历史唯物主义讲座”，专门宣传唯物主义历史观，如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理论。

在《理论战线》1958年第2期的《社会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一文中，李达阐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规律、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阶级斗争规律即社会形态转变的社会革命规律等。在论述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联系时，李达指出：“我们若要知道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某一社会形态中所发生的作用和所表现的形式究竟怎样，就必须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考察那个社会形态的存在及其发展的一切历史条件和特点，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根据这种正确的认识作出实际的结论去指导革命的实践。领导革命的集团若单凭一般规律而不去考察当时当地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特点，这一般规律就会变成抽象的公式，依靠这种抽象的公式去指导革命就没有不遭到失败的。我党过去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对我国革命所招致的损失，就是只凭一般规律指导革命十争的结果。”[5](pp.545-546)

在同一期上，李达还发表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一文，该文通过总结苏联的经验来阐述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例如，各国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时，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一切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必须坚决依靠自己阶级所领导的工农联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质上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为要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必须有高度的科学文化，必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知识分子；必须彻底地用民主主义和民族平等的精神去解决民族问题，建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社会主义各国的党始终奉行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李达强调：“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的结合，可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5](pp.545-546)但是，“如果夸大这些特点的作用，借口民族特点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也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5](p.563)

继之，在《理论战线》1958年第3期和第5期，李达又发表了长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文章除了分析生产力三要素及其社会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外，还讲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要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发展，确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因素”。[5](p.590)

爱好哲学、密切关注思想动态的毛泽东，读到了李达的作品，特别是读到了他1958年所写的文章，邀请李达到住所谈哲学当是自然的。从1956年起，毛泽东就开始批评斯大林的有关哲学观点，强调列宁重视对立统一规律。所以，他觉得李达“净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便向李达指出来。而当王任重1959年春节看望李达、转告毛泽东的意见时，李达说“主席当时和他说过了，主席的意见是对的”，这应该不是敷衍的话。不过，王任重推断毛泽东批评李达写的东西可能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弄错了。1959年11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理论工作问题，决定成立中央理论小组，组织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编写哲学教科书，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至1961年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1961年夏在北戴河修改完成之时，毛泽东又与老友李达相约庐山，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至1965年，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上册，唯物辩证法)完成后即送毛泽东审阅。

由上可见，1958年毛泽东约李达谈话是谈哲学，彼此间并没有为什么口号发生争论而意气用事。至于毛泽东约李达谈话的具体时间，是4月还是11月或其他哪一天，这当另行考证它不是在10月，也不是在9月，因9月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时李达刚好在青岛休假。

四、梅白的谎言理应澄清，对伪造历史零容忍

有趣的是，梅白、王任重的文章发表后，分别转载于《新华文摘》1988年第5期和1989年第6期。然而，梅白的文章不胫而走，四处传播王任重的文章只有少数学者关注，甚至受到批评。人们之所以相信梅白的“回忆”，是因为他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又有文才，总不会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但梅白、王任重的文章所言史实完全不同，梅白的文章内容虚假可以证伪，王任重的文章内容真实可以证实。这稍加考察便不难甄别。可惜，至今尚无人来澄清这类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

其实，要澄清梅白所说真假与否，最好先了解梅白的身份。梅白当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面见毛泽东的机会极少，没有上级组织安排是见不到的。按王任重的说法，毛泽东每次来武汉多半是由负责警卫工作的叶子龙(后来换了汪东兴)直接给他打电话，只准他一个人和公安部门的同志到机场或车站去迎接。走的时候，毛泽东临时通知他到其住所见个面，然后在门口告别，不准王任重去送他。省委书记王任重都不能随便见毛泽东，何况梅白呢？王任重说：1958年11月14日，毛主席曾经在孝感车站停车，找地委等干部和社员在火车上开座谈会，是他让梅白参加的。此事是叶子龙13日上午打电话给王任重，而不是梅白说的是彭真打电话给梅白叫他转告给王任重，王任重说从来没有也不会有这种怪事梅白为了说谎的方便，就给自己编了一个毛泽东的“秘书”的身份。他在另一篇文章《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这样说：“1956年7月，毛泽东到湖北。我那时是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叶子龙向王任重提出，主席身边需要一个人，主席的意思是要一个本地人。任重说：‘叫梅白去。’这样，我就来到了毛主席身边。”[6]事实上梅白根本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也不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毛泽东确实曾想在湖北、湖南物色专职秘书人选，而非兼职秘书，但这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而非1956年。并且，当时湖北并未推荐梅白而是推荐另一人，因毛泽东不同意而未选用。梅白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并当面反映情况的机会，可能仅只孝感车站座谈会那一次。

但梅白的谎言越传越真。自他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一文发表后，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争论的故事便散播开来，该故事还写进学术论著、中学生教材等。例如，《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一书曾较详细地记述了这场争论：“9月12日上午，毛泽东和李达在东湖客舍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两个‘一大’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一场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无限大的争论。”[7](p.166)这一记述显然是未经考证而采信梅白的说法造成的，尤其所说的9月12日上午这一时间不对；且不说毛泽东有上午睡觉的习惯，更在于“9月12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武大，李达在外休假”。

在传播中，还有人对李达与毛泽东的这场所谓“争论”添油加醋，任意发挥。例如，近来有网文这样说：在同毛泽东交谈中，李达提出，像“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这样的提法，是不科学的，说它两重性，在现阶段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李达激动地对毛泽东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浇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8]李达激昂地说：“不是我要烧你！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如此这般，梅白的谎言版本又被升级了。可见，澄清梅白杜撰的谎言，使其不再谬种流传，甚为重要。伪造历史已成文坛之疾，应对此零容忍。

作者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9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