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平方公里，700英烈

——修水县水源乡英烈纪事

朱旭东

红土有幸埋忠骨，青山无言铸丰碑。

在赣西北修水县，有一个面积仅43平方公里的小乡——水源乡。这是我的家乡。全乡辖街口、绣墩、南边、石新、中塅、尖岭、石泉、梅田8个行政村，乡镇面积在全县25个乡镇中排第23位，却涌现出700位在册革命烈士，平均每平方公里达16人，烈士数量位列全县第4位，人数之众、密度之高，令人震撼。

一个偏居湘鄂赣边陲的山区小乡，为何能涌现如此众多的英烈？答案，或许就藏在这片红土地的每一寸山河之中。

一、红土先声：革命思潮的早期觉醒

水源乡地处汨水之源、幕阜山下，毗邻湖南平江、湖北通城两县。受湘鄂两地革命运动影响，尤其在平江农民运动的带动下，当地革命思潮觉醒较早、基础较深。

这片土地上的民众，民风淳朴却不乏刚直彪悍的特质，当地村民以朱、卢两大姓氏为主，另有樊、王、冷、陈、艾、张等八九个姓氏散居于此。宗族聚居的乡土社会，在革命年代转化为强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一人入党，带动一片；一家参军，户户响应；一士捐躯，前赴后继。

大革命时期，一批家乡进步青年在校期间逐步接受新思想，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4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江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江西省立第六师范学生卢成宝(水源人)当选为委员长。同年7月，卢成宝与同校同学樊益清、樊练等趁暑假返乡，在修水县城成立了九江团地委修水第四支部，卢成宝任书记。支部成立后，卢成宝在县城、樊益清在大桥创办平民夜校，吸收贫民子弟和手工业工人参加学习，秘密宣传革命、开展活动。

这一时期，朱志鹄、卢贵才、卢仁贵等水源青年，纷纷考入九江、南昌等地求学，受新思潮熏陶，相继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与就读黄埔军校的王铁猛、湖北省政府警备随营学校的朱再尧一道，成为修水最早一批在外地入党的青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严重破坏。修水反动势力遥相呼应，公开捣毁国共合作的县党部，制造“六七”惨案，一时乌云翻滚、腥风四起，修水党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27年7月下旬，中共修水支部干事会在马坳北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修水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王铁猛、朱再尧、朱志鹄、卢贵才相继从北伐前线、外地学校回到家乡水源、中塅一带(今均属水源乡)，播撒革命火种。

王铁猛(1900—1930)，绣墩村王家大屋人。父亲王少竹是当地一位为人正直的开明绅士，王铁猛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后分配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宣传员。1926年7月随军北伐；1927年4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任命为宣传队支队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铁猛被党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回乡。

不久，王铁猛即与修水党组织取得联系，会同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的朱志鹄，以及朱再尧、卢贵才等共产党人，在水源、中塅、石泉等地发展党员，兴办农会，发动农民运动。先后吸收朱奕章、王秋声、朱渭滨、朱倣虞等20余人入党。1927年8月，中共赣西北特别第二区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江西省委领导。特别是第二区委员会成立后，相继建立16个党支部，水源支部、石泉支部是其中最早建立的支部，王铁猛、卢贵才分任支部书记。

1928年8月，红五军攻克修水县城后，成立了修水县苏维埃政府，但红五军一走，政权很快解体。9月，在红五军黄公略部的帮助下，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水源圣峰山水月院恢复重建。七名主要领导成员中有三名来自水源：王铁猛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再尧任县苏维埃裁判兼肃反委员，卢贵才任县苏维埃肃反队长。这个县苏政权有一定群众基础，下辖一、二、三区苏维埃，今水源八村时分属三区四乡、五乡。仁乡水源一带成为修水苏区的中心，苏维埃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轰轰烈烈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上一批又一批奋不顾身的儿女。

二、血火淬炼：英烈群体的壮烈群像

《修水英烈谱》设有“英烈传记”“英烈简介”两个板块，均按牺牲时间先后排列，共收录著名英烈100位(传记44位，简介56位)。仅水源乡就有20位入选(传记9位，简介11位)，占比达五分之一。入传9位：王铁猛、朱东球、朱志鹄、朱北球、卢月恒、朱世昌、朱庆隆、朱秀早、卢大珍；入简介11位：卢守谦、卢贵才、王爱华、朱隆财、朱益生、王炳升、冷连英、朱玉阶、卢德海、王诗经、朱奕南。

这些入传、入简介的英烈，并非人人位居高位，也未必都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中，有隐忍坚守的党政干部，有冲锋陷阵的红军指战员，有深入虎穴的地下交通员，也有舍生取义的普通群众。但正因如此，他们才在英烈群体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个地方的英烈谱，不是由少数几个名字写成，更不是靠某个声名显赫的英雄撑起来的，而是由无数个平凡而坚定的生命共同铸就。

卢守谦(1901—1927)，国共合作时期修水县党部首任青年部长。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修水党组织首批发展的24名党员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修水。国民党右派收买混入农协的反动把头陈晓明，散布反动言论，破坏国民革命。卢守谦针锋相对，在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予以有力回击。1927年6月7日，陈晓明在军阀朱培德指使下发动暴乱，捣毁县党部，解散工会。卢守谦等同志决定撤往农村，继续工作。行至县城西摆时，遭埋伏在此的暴徒袭击，卢守谦、陈志铁、杨向荣当场被暴徒乱拳打死。

朱庆隆(1894—1940)，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修水县三区区委书记、修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修铜宜奉边白区工作团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修水工作团主任，湘鄂赣特委委员、中共修水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在国统区坚持地下斗争。1939年1月，国民党当局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不断制造白色恐怖，有人劝朱庆隆到一位在国民党武鄂游击司令部担任高官的同乡那里避避风头，他断然拒绝，掷地有声：“死也要伸直脚骨筒，岂能与他们一起求生！”1940年12月14日，他遭国民党顽固派设伏杀害。

王炳升(1909—1933)，修水独立团副政委。在兄长王铁猛的影响下投身革命，历任少共县委青工部部长、修水独立营政委、修水独立团副政委等职，历经武装斗争磨砺，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33年4月，在湖北通城县滚子岭战斗中率部与敌殊死搏斗，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年仅24岁。

朱益生(1896—1933)，1930年任修水县三区游击队长，同年带20余名队员编入红十六军第九师第七团，历任班长、排长、连长。1932年3月，红九师攻打咸宁城。敌人拆桥封路，弹如雨下。时任排长的朱益生毅然跃入刺骨河水，战士们紧随其后，肩扛门板搭起“人桥”，任凭战友踩着肩头冲锋，最终将红旗插上咸宁城头。同年6月，在铜鼓排埠与国民党第七十七师战斗中，他率全排抢占制高点，激战三小时，全歼逃敌。1933年4月，为保卫湘鄂赣省府小源，红十六军等部回师株木桥。朱益生被选入三百人“敢死队”，任分队长。4月9日凌晨，他率队夜袭敌营，冲入营房全歼守敌。激战中，朱益生被流弹击中头部，轰然倒地，鲜血染红了株木桥的红土地。

王诗经(1876—1934)，年近六十的驼背老人，长期为游击队刺探情报，参与镇压恶霸冷圣英。因事机泄露被地主武装“卢水保卫团”抓捕后，敌人对他动用“踩押杠”酷刑，硬生生踩断他的脊柱。敌团丁疯狂叫嚣：“叫你通匪，驼子踩成直子！”王诗经毫无惧色回斥：“拿我一命换‘阎罗王’一命，值当！”奄奄一息之际，匪徒用竹篓将他抬到街口沙洲上，砍下脑袋示众。

冷连英(1891—1933)，丈夫朱子昌是三区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她支持丈夫工作，常借回娘家之机，为游击队刺探挨户团情报，引起敌人怀疑。挨户团多次上门逼问朱子昌和游击队的下落，企图抓捕冷连英杀一儆百。冷连英奋起反抗，端起一锅开水泼向匪徒，随后纵身跳入屋侧池塘，以死明节。水源乡24位女英烈中，竟有22位名字尾字带“英”或“秀”，这正是——英魂不朽，廿四巾帼垂青史；秀骨长存，一方热土慰忠魂。

上述几位，只是家乡英烈群体中的一斑。其余入选传记、简介的英烈，同样各有各的壮烈事迹。

县苏维埃首任肃反队长卢贵才不幸殉职多年，群众仍在惋叹：“贵才不死，挨户团不得起势！”三区区苏秘书朱东球，掩护同志转移，将危险留给自己；少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爱华，年方二十，蒙冤殉难；修铜宜奉边工委筹委会主任朱志鹄，身陷囹圄，不改以身许党之志；县苏维埃财政部部长朱玉阶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冷眼相对：“休想从我这里捞到一块铜板！”朱隆财孤身掩护游击队长脱险；卢大珍则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血洒南疆。

除此之外，卢德海、朱北球、卢月恒、朱世昌、朱秀早、朱奕南，也都在各自岗位上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详述，但他们的名字，与前面几位一样，都镌刻在《修水英烈谱》中，深印在家乡水源的红土地上。

还有许许多多未能收录进传记、简介的家乡英烈，他们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朱福财便是其中一位。

朱福财(1901—1933)，修水县苏维埃铸铁厂厂长。早年以打铁、铸锅为业，1930年“红色五月”后投身革命，当选为三区五乡苏维埃执委。为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县苏维埃政府决定在古市开办铸铁厂，朱福财临危受命担任厂长。他挑选二十余名技术工人，土法搭建熔炉，秘密采购铸铁原料，于1930年9月投产，生产犁铧、铁锅等农具和日用品。产品远销平江、通城等地，年产值超十万元，满足了群众生产生活所需，为苏区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

1933年4月，国民党军突袭古市苏区，朱福财率五名工人转移炸弹壳。行至白区哨所附近木桥时遭遇追兵。他为掩护同伴，掀断桥板阻断追兵。桥板带着泥土坠入山涧，追兵被挡在对岸。朱福财左腿中弹后，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年仅32岁。

朱福财的故事，是水源英烈中个体牺牲的缩影。而在水源乡，还有“一家人”乃至“一个家族”的牺牲。

水源一带十里八村，流传着一个“一子承八嗣”的故事。街口村圣学大屋的朱祈福，父亲一辈共有兄弟八人，大多投身苏维埃革命运动。四伯父朱世泳加入红十六军，在鄂东南阳新县作战牺牲；五伯父朱倣虞曾任少共县委委员、政治保卫局秘书，另一伯父朱庆虞为保卫局干事，修水苏区沦陷后，二人一起遭敌逮捕，惨遭杀害。连年战乱中，余下五名叔伯也相继离世或杳无音信。为承续八房血脉，朱祈福一人同时兼祧七房宗祧，加上本生父母一脉，一人独承八户香火。

登记在册的700位水源英烈，主要集中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红军、游击队及赤卫队员336人，占比约48%；大革命及苏区时期各级党政干部265人，占比约38%；革命群众92人，占比约13%；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烈士7人，占比约1%。

上述四类群体中，18岁以下的少年英烈72人，女性英烈24人，二者在四类群体中均有分布。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事实：水源人民付出的，不仅是红军战士的牺牲，更是整个苏区社会结构的牺牲——从党政干部到普通群众，从年近花甲的老人到十几岁的少年，从男性到女性，几乎每个村组屋场、每个年龄段、每个社会角色，都有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三、忠烈千秋：数据背后的牺牲与荣光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姓氏、家庭和村庄。山山埋忠骨，姓姓有烈士。其中卢、朱两姓尤为突出，占该乡烈士总数的四分之三。

卢姓是修水人丁第一大姓，全县登记在册的卢姓英烈达1031名，居全县各姓氏之首，其中本乡卢姓英烈达369名，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卢月恒一家父子五人相继投身革命，全部牺牲：父亲任乡土地委员，是反封建的闯将；二弟卢盛满在攻打长沙战斗中阵亡；三弟卢仁里在与挨户团作战时殉难；四弟是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卢月恒在铜鼓祖庄开展工作时，遭叛徒杀害。卢家“一门五烈”，在赣西北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革命之歌。

朱姓自元大德四年(1300年)肇基水源，至今已七百余年开枝散叶，后裔中部分迁居本县古市、马坳、东港、渣津等地，水源乡内主要聚居于街口、绣墩两村。全县朱姓英烈762人，水源朱氏一脉达300人，其中本乡籍165人。朱奕庆“一门三烈”、朱玉阶“一门四烈”……朱世占“一门九烈”——满门忠烈之家，屡见不鲜。朱世昌一家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叔父朱奕菊曾任村苏主席兼赤卫队长；大哥朱世应是血战株木桥的红军排长；四弟朱世美是红十六军班长——全家7口为革命献身，5人被追认为烈士。朱世昌本人也在反“清剿”战斗中牺牲于崇阳大沙坪。

“我家有四位烈士——爷爷、两位叔公、一位叔婆。都死得很惨。我两兄弟分别兼祧象阶、景阶叔公。父亲还特意为我取名‘继先’。”烈士朱玉阶嫡孙朱继先讲到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苏区时期，三区五乡的干部遍布苏区各级机关，时有“无三区五乡不成机关”之美誉。修通县党政领导成员中，县委组织部部长朱奕庆，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朱庆隆、朱世昌，三人均来自绣墩村。据不完全统计，从三区五乡走出的干部，担任副县处级党政军领导职务及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区委书记、区苏主席)的近20人。他们中，除极少数外，绝大部分为革命捐躯。

1934年6月画坪苏区失守，大批苏维埃干部、革命群众被捕、被害。水源梨树坳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杀人的屠场，7月22日这一天，中共光华区委书记朱北球、少共县委委员朱倣虞、县苏维埃财政部部长朱玉阶、三区区苏秘书朱象阶、三区游击队长朱世祖、三区五乡苏维埃主席朱子昌、三区六乡苏维埃主席王方辉等大批县区乡机关干部惨遭集体屠杀。幕阜呜咽，汨水悲泣，血流成河，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都不敢从那里经过，生怕撞见“丁字鬼”“探耙鬼”(指被砍掉头颅的冤魂)。新中国成立后，迁葬烈士遗骸时，发现遗体上捆绑的麻绳尚未腐烂，仍清晰可见，遗骸横七竖八匍匐于坑中，场景触目惊心。这一幕，成为许多水源烈士家庭抹不去的痛。

王姓在水源是人丁小姓，主要聚居于王家大屋、贡门屋。这个家族的热血青年，在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王铁猛的引领下，纷纷走上筚路蓝缕的革命之路。三区六乡党支部书记王文林被敌人逮捕，挨户团残忍地用铁丝穿透他的手掌、肩骨，最后将他砍成四块，割下头颅示众。王姓有28位兄弟叔伯、房下至亲为苏维埃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王铁猛、王炳升、王文林的事迹，至今仍在当地流传。

《修水英烈谱》登记在册的艾姓烈士共6位，其中5位是水源人。艾香生担任中塅赤卫队长，牺牲时年仅16岁；艾诞生10岁参加红军，在红十六军当勤务兵，后在作战中牺牲，年仅13岁，是修水县年龄最小的红军烈士之一。

一个姓氏，就是一条血脉；一条血脉，就是一部忠烈史。

如果说不同姓氏展现的是牺牲的广度，那么几场关键战役，则揭示了水源子弟牺牲的惨烈程度。

1930年7月下旬，红三军团攻打长沙。修水县委、县苏奉命精选4000名赤卫队员组成第一梯队，另动员赤卫队、工人纠察队、担架队等2.1万人，合计2.5万人，组编为湘鄂赣第三路赤卫军。这支队伍赴平江参加誓师大会后，4000名精干队员编入红三军团。由朱庆隆、朱东球带领的三区五乡600多名队员，赶到长沙金井前线，奉命改为救护队，抢运伤员500余名，受到红三军团前委和湘鄂赣边暴动委员会表彰。

“两打长沙”战役中，朱隆风、朱奕金、朱奕喜、朱奕梓、朱奕丁、朱奕财、朱世英、朱世金、朱世明、朱卫斌、朱任远、王方烈、卢保才、卢普财、卢洪流、卢新友、卢盛满、卢德美、卢洪康等数十名水源籍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少年先锋队员血洒疆场。其中，绣墩村的王方烈是这次战役中牺牲的三位年龄最小的修水红军烈士之一，年仅15岁。

水源子弟的牺牲并不止于长沙城下。红十六军转战湘鄂赣，鄂东南是主要战场之一。水源子弟兵随军鏖战于此，不少人再也没能回到故乡。湘鄂赣边区鄂东南龙港红军烈士陵园，安葬着3011位在龙港红军后方医院牺牲的红军烈士。水源乡的卢卒华、卢作喜、卢旺才、卢栋才、卢三财、卢洪时、卢顺连、朱世泳、朱世栋、朱世梅、陈立保等10多位红军战士，也在鄂东南战场上牺牲，将热血洒在了这片绿水青山。没人知道他们的忠骨葬于何方，《修水英烈谱》中只有简单记载：“在阳新县作战牺牲。”或“在阳新县龙港作战无音讯。”

修水子弟兵最为惨重的损失，发生在1935年的云山突围中。1935年9月，徐彦刚率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在永修云山突围，部队遭受重创，仅剩不足70人。从白沙桥大战至云山突围战的三个月间，红十六师500余名修水战士殊死苦战，最终仅30余人幸存，牺牲率高达94%，其中不乏水源子弟。绣墩村的朱奕南、朱奕月、朱世美、王方仪弹尽援绝被俘，被押回原籍处置。途中，朱奕南侥幸逃脱，但1942年农历小年前夕，仍被国民党三青团“肃奸小组”追杀于渣津螺丝顶。朱奕月、朱世美、王方仪三人，则惨遭“卢水保卫团”杀害。这四人参加红十六军时，都还是十二三岁的“红小鬼”。

翻开《朱氏宗谱(水源房谱)》，隆、奕、世、祈诸辈中，记录为兵乱外出不明、失踪、生殁不详者，比比皆是。由于阶级观念、时代局限、信息不畅等原因，房谱中极少有参加红军的历史记载。即便是《修水英烈谱》中留有姓名的烈士，也大多未能在房谱中留下一笔——有名有姓者尚且如此，那些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更无从寻觅。

四、山河铭记：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

这些无名无姓的水源子弟，究竟走过了怎样的路？

当年赣西北修水子弟参加红军的路径各有不同：有的跟随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有的在红五军转战湘鄂赣及“两打长沙”期间加入红军，有的加入红独立第二师后编入红十八师随部长征，而更多人加入了留守湘鄂赣边的红十六师。其中水源子弟有多少人别家远征，已无确切数据可考。他们九死一生，即便有幸存者，也多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再难追寻。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更令人痛惜——在目前已确知的范围内，整个家乡居然没有一人走完长征全程；从南方三年游击战中坚持下来，后编入新四军的，仅剩中塅村老红军卢德贵。

这片红土地上的红色记忆，远不止于此。

1928年平江起义后，彭德怀率红五军转战湘鄂赣边，盘旋游击。1931年9月，湘鄂赣省首府落户修水上衫，修水成为湘鄂赣苏区中心。水源乡紧邻上衫乡，与平江大坪乡(今平江石牛寨镇)同处幕阜山下，一衣带水，是湖南平江取道江西修水往来湖北通城的主要通道，属鸡鸣三省属的边界要地，区位特殊。

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萧克、傅秋涛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留下战斗足迹：彭德怀饮马圣学屋；滕代远亲临街口“異品斋”指导工作，与王铁猛结下深厚的战友情谊，并将自己佩戴的“八音子”手枪赠予王铁猛；黄公略在圣峰山与修水县委负责同志共商根据地建设事宜，帮助重建县苏维埃政府；萧克率红十七师“三进修水”夜宿街口铺，队伍席地而卧，离开时打扫得干干净净。

1937年3月的一个夜晚，傅秋涛率赤色警卫营300多人来到水源街口，正碰上一家店铺里有人打牌。便衣队队员把牌接在手里，打牌的奕林老脚以为是有人开玩笑，便骂道：“你这个孱头，吵什么鬼，我快要和牌了！”来人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是红军，老乡不要怕！接着打。”打牌的人一时愕然。当晚，这支队伍在圣学屋和万盛里宿营，没收了一户闻风而逃地主的粮食和一头猪，第二天开往白岭。“这是1927年之后十年间最后一支经过水源的红军。”时至今日，当地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仍对此津津乐道。

其实，早在1937年最后一支红军离开水源之前，这片土地就屡遭国民党反动派蹂躏，早已被鲜血浸透。1931年的“五·二六”惨案，便是国民党反动派欠下的第一笔血债。本地“闹红”早、根基深，因此成为国民党重点“清剿”的区域。加之紧挨卢伯魁挨户团控制的卢源白区，处于斗争最前沿，经常遭到国民党平江常备队撑腰的挨户团洗劫、屠戮。仅1931年5月26日一天，就有98名群众惨遭屠杀，151栋房屋被烧毁。因无人可杀，还差2人凑满100，挨户团头子竟砍下2棵树充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街口村圣学大屋，一年内就被挨户团连烧三次。

然而，即便在最严酷的白色恐怖下，水源儿女依然前赴后继，从未停止抗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修水中心县委在水源南峰岭诞生并召开了第一次县委会议。水源党支部成为最先恢复的基层党组织之一。南峰岭凉亭、水源保校(应兴小学)成为中心县委沟通湘鄂赣特委的地下交通线“嘉义路线”的重要联络站。这条交通线，承担着传递情报、转接干部的重任，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在险象环生的岁月里，朱庆隆、朱秀早、朱祈仁等地下党员先后遭到暗杀，朱奕南等亦未能幸免。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这片土地上的每一页历史，几乎都洒满了热血。

正如《水源烈士陵园记》所撰：“画坪大树埚上，卢德海率保卫队与匪同归于尽；万载株木桥前，朱益生领敢死队将敌杀得血肉横飞。朱庆隆被暗杀于五宝洞口；朱秀早血溅花园丘前。抗美援朝，朱祈中拼死汉江南岸；自卫反击，卢大珍血染谅山壕堑。”一处处战场，一个个名字，浓缩着水源儿女的铁血担当。

据王少竹1926年11月所著《水源育婴地图志》记载，其时水源乡有2000户、人丁7000余，及至1936年打清醮时按丁摊费，仅剩2600人。留下英名的，连同那些沉默的英烈，共同铸就了一座红色丰碑，山河不会忘记，岁月不能褪色。

43平方公里，700位英烈。这片红土地，值得所有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