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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如何推动技术和外资引进的?

搞好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立足点必须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上。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依靠别的国家搞建设,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背得起。在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更需要独立自主搞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争取外资、先进技术、优良品种的引进,对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是有促进作用的。周恩来是四个现代化的首倡者,也是技术和外资引进的推动者。

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关起门来进行建设”

这句话是1957年9月7日周恩来同缅甸副总理吴觉迎会谈时讲的,也反映了周恩来始终如一的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思想。

从历史上看,周恩来认为中国有过明朝中叶以来闭关自守的教训。1956年5月8日,周恩来对新西兰来宾说:“闭关自守是会阻碍进步的。中国在世界上产生比你们国家早得多,但因为长期闭关自守,所以进步很慢。我们现在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比你们落后得多。”

从现实上看,世界经济是相互关联的,相互交流是各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尤其如此。1957年9月7日,周恩来对美国来宾说:“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也不例外。” 1963年6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英国一个三百万吨炼钢厂,只有两万工人,这个定额多高呀,如果我们把它学来,就可以促进我们冶金工业的大发展。1964年3月21日,周恩来同墨西哥《永久》周刊记者蒙特福特谈话时说:“处在六十年代,技术进步更是日新月异。你有这,他有那,需要交流。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更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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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周恩来(右一)视察第三届广交会。

从理论上看,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性,又与世界的普遍性相联接,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才能发展得好。中国当时的突出特点是人口众多、经济技术落后。1955年5月,周恩来同来访的法国客人说:“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比,我们的机械化水平距现代化还很远,不仅要几十年,要半个世纪才能赶上先进国家。”怎样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周恩来指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自强的民族”。怎样学?一个重要方面是把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来。周恩来指出,“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迅速地介绍到我国”,“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二、因时制宜地推动技术和外资引进

新中国成立时,美国政府因其扶植的蒋介石政权被中国人民推翻,就对中国采取“门户封锁”的政策,美国操纵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禁运的项目达500余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只能从前苏联引进技术和资金。1950年1月、1952年8月、1953年3月,周恩来三次赴莫斯科寻求苏联帮助。第一次,他陪同毛泽东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月,参加中苏会谈,其中达成了苏方向中方提供3亿美元贷款的协定,中国用这笔贷款从苏联引进第一批大型项目50个。在周恩来第二次、第三次访问的基础上,1953年5月达成了中国从苏联引进91个项目的协定。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又达成了中国从苏联引进15个项目的协定。这156个项目的引进为中国许多技术从无到有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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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周恩来在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协定文本上签字。

156项工程之一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成,毛泽东诗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1954年7月,苏联专家康·谢·西林提出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不采用压气沉箱法,建议用管柱钻孔法。管柱钻孔法有明显的优点,能在距水面37米以下施工,不受深水期的限制,而且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周恩来获悉西林的管柱钻孔法后,仔细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要求进行试验,证实可行后报经中央批准。由于采用西林的管柱钻孔法的新技术,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比原来的设计既缩短了工期,又节省了投资。为感谢西林创造性地提出并且具体地指导大家共同实现了新的桥梁工程技术,使大桥质量良好地提前建成,周恩来授予西林“感谢状”。后来,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也采用了管柱钻孔法。1971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在桥上,他指出,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发展了武汉大桥建设的经验。他说,武汉大桥所用的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专家西林设计的,苏联没有采用,我们在武汉采用了,南京也用了,而且有发展。他认为,对我国大桥建设西林是有功劳的,武汉大桥给管柱钻孔法立了一个碑,南京大桥可以挂西林的照片。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把对外贸易的重点和引进技术的对象转移到西方国家。他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说,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以后,我们在设备器材方面不能再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而不得不转到国际市场上,这就需要在外贸工作上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在周恩来负责下,中国从1962年至1966年同西方国家谈判成交签约的大小成套设备项目达20余项,合同金额约3亿美元,引进了一批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了正常的外部条件。在此形势下,周恩来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推动了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即从西方国家引进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和1套1.7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此外,周恩来还批准从英国引进了斯贝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从美国引进了中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等。这些引进,不仅对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尔后我国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大规模引进积累了经验。

三、以外交工作促进引进工作

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始终围绕着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贯彻着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目的,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为了发展国家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引进技术、资金和良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1966年2月,周恩来指出:“有些使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抓好科技调研。我们可以从西方学到一些东西。” 1972年4月9日,周恩来根据我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外交关系的发展,提出“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总是把来华访问的外国客人看作“送上门来的老师”,向客人求教、“取经”,为国家建设服务。周恩来每次出国访问更是密切联系国内实际,留心出访国的长处,设法引进好的技术、好的品种、好的管理方法。下面举几个例子:

一是赞赏摩洛哥炼油厂的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1963年12月,周恩来访问摩洛哥王国时参加了一座由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他非常重视国内石油工业建设。1962年6月21日、1963年6月19日,他曾两次视察大庆油田。他希望这次参观,能发现一些对我国石油工业建设有益的东西,以便借鉴。因此,他兴致很高,询问得很详细。他给这个厂的题词中写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的炼油厂,建设得很快,管理得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周恩来很赞赏这座炼油厂的现代化设备和管理。返回住所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苏联帮我们在兰州建了一座与此厂生产能力相等的炼油厂,职工多达6000人,而这个厂包括技训班在内,总共才300人。他叮嘱道:“记住,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技术专家来看看这座炼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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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周恩来访问摩洛哥,了解当地的产业特色和经济发展状况,为推进经济合作奠定基础,为促进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回国后,周恩来很快指示石油部派了一位总工程师来摩洛哥考察。据这位总工程师说,这个厂不但人员节省,而且由于管道布局合理,占地面积也节省很多。这位工程师在那里取得了很重要的炼油厂建设经验。1966年5月3日,周恩来第三次视察大庆。他在大庆炼油厂询问了每个车间多少人,全厂多少人,设备仪表是哪里制造的等等。在了解技术和管理情况时,他再次提到摩洛哥的那家炼油厂,称赞其炼油技术和管理的进步。70年代初,周恩来推动43亿美元的技术和设备引进中就有4套大乙烯,这是对国外炼油厂技术先进情况掌握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决定。

二是引进柑橘优良品种。

周恩来访问摩洛哥时,有一次晚餐后吃水果,大家盛赞摩洛哥蜜柑个大、皮薄、汁多、香甜可口。周恩来则深有所思地说,全世界柑橘的老祖宗在中国,可是近几十年我们的柑橘退化了,原因是缺少科学技术人员对改良品种进行专门研究,而西方国家则有科技专家来研究,不断培育出优良品种。这时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琪良对周恩来说:“据摩洛哥朋友说,世界上有两位最著名的柑橘专家,其中一位是法籍教授,就在摩洛哥植物研究所工作。此人对我国很友好,使馆和他有交往,能否考虑请他去中国讲学。”周恩来说,我们先从国内派几位专家来看看,有些人不亲眼看看是不会相信的,然后再邀请这位专家去中国讲学。可能的话,你们先搞些优良品种的树苗运回国内。

周恩来回国后不久,就派了广州和西双版纳两个植物研究所的专家到摩洛哥考察,并在法籍专家的协助下,挑选了已嫁接好的30来种优良品种的树苗300株,于1965年初空运到广州。后来,这位法籍柑橘专家也应邀访问了中国,作了几次有价值的学术报告。

三是引种油橄榄树。

1964年元旦,周恩来是在阿尔巴尼亚度过的。当时解决全国人民的吃粮、吃油问题是周恩来工作日程上的一项重要内容。访问中,周恩来了解到,由于盛产橄榄油,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居民,每人每年平均食用橄榄油分别高达10至20公斤;当地的油橄榄出油率很高,对解决人民食用油很有好处。他想,我国许多省份山地多,山区种植油橄榄树,发展木本油料,既可以不减少粮食耕种面积,又可以增加人民的食用油。于是,周恩来表示要引种油橄榄树。阿尔巴尼亚方面当即赠送给我国一万棵油橄榄树苗,并派专家专程护送到我国,进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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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3日,周恩来在云南海口林场亲手种下油橄榄。

周恩来结束对14个国家的访问,回国到达昆明时,得知昆明海口林场正准备栽种阿尔巴尼亚赠送的油橄榄树,第二天便不辞疲劳赶到海口林场栽下了第一株油橄榄。他指示大家一定要像抚养小孩一样细心照管,使油橄榄在我国过好成活、生长、开花结实、丰产丰收、传种接代五道关。他还要求有关部门就油橄榄树在我国的生长情况,每过半年向他专门汇报一次。1974年底的棉油糖麻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南方山区多,木本油料不与粮食争地,可以多发展,并询问了油橄榄树的试种和发展情况。直到病危,他还向云南省问起油橄榄树的发展情况。

四、发挥香港、台湾在引进中的积极作用

香港、台湾都是华夏子孙居住的地方,与祖国大陆同文同种的血脉联系是永远割不断的。当时的香港、台湾不受禁运封锁的影响,周恩来认为可以发挥香港在引进中的基地作用,可以借鉴台湾经济技术发展的经验。

关于发挥香港在引进中的基地作用,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明确指出:“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为什么可以发挥香港在引进中的基地作用?周恩来认为,其一,“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其二,香港与大陆相连,95%以上的人口是华人,可以通过它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怎样发挥香港在引进中的基地作用?周恩来认为归根到底是要掌握好政策,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使人家有利可图”。“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在美国封锁禁运期间,由于我们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灵活的政策,使香港在对外引进、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严家淦主持台湾经济事务,重视利用外资,经济发展较快。周恩来对此予以高度关注。1972年4月9日在广州接见交易会代表时,周恩来针对台湾对外贸易额达40亿美元的情况大声疾呼:“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1973年6月29日,周恩来会见戴维·洛克菲勒时,对台湾严家淦利用外资、开办特区表示赞赏。周恩来说:“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因此,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周恩来这番意味深长的话,对大陆改革开放后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举办特区,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引进是为了促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号召“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重视引进、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才能做到“有容乃大”;重视引进基础上的创新,把学习和独创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引领作用。今天,我国为什么能在强的意义上“大”起来,为什么能在技术领域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正是因为我们从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开始的现代化建设就重视了引进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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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6-11-20 关键字:红旗飘飘  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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