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国防科技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这些往事的记忆是犹新的。周总理对于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关怀，以及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由于工作关系，我很幸运有较多的机会聆听周总理的教诲。第一次是在1962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央专委会上。专委会是11月成立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专委会会议了。

▲1962年11月，毛泽东在《关于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上作重要批示。

会议在西花厅举行，周总理和专委会的领导同志围坐在一起，商讨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那个时候我们二机部的领导刘杰、钱三强等同志向专委会汇报了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的情况，以及研制原子弹两年规划的问题。我列席会议，并作了补充汇报。当时我们国家一方面受到核大国的威胁，一方面经受着国内经济上的困难，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能不能够加快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能工业，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听完汇报以后，周总理指示我们：在我们的科研工作中，必须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他讲了一段很深刻的、对我们大家有很大的鼓励和鞭策的话。

那天的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周总理就留我们吃午饭，他和我们同桌就餐，吃的是用大盆装的炖肉丸子熬白菜豆腐，还有几碟咸菜，我的印象很深刻。

好几年以后，余秋里同志告诉我们说，这种大盆菜是周总理创造的国务院的传统饭菜，既有营养，又很简便。这种传统的饭菜在国家经济好转的年月里，一直是没有变化的。有一位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还给我们讲过一个小故事，那就是1963年的一次晚餐，也是这样的饭菜，大家都入席了，后到的贺龙元帅进了餐厅以后，看了一眼每一张桌子上的这个菜，很风趣地对周总理说：“总理啊，国家经济都好转了，你这儿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啊?”周总理说道：“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周总理历来生活俭朴，就是在饭桌上，也有警示我们的风范。

▲周恩来与专委会成员贺龙、聂荣臻和张爱萍。

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这次专委会的内容后来就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不到两年时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试验成功了!

干我们这一行，一得之见是多得很的，说起来也有道理，但不见得全面。总设计师听了各种意见以后，经过分析平衡，最后谨慎拍板。总设计师也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总体的设计部，一个大班子，就是系统工程的班子。他们运用系统工程，衡量各种因素，选择最优的方案。总设计师听了各方面的专家意见，又看了总体设计部的报告，最后下决心拍板。拍了板，谁再有意见也不算数了。这就是周总理和聂帅给我们的规定。我们现在的总设计师都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总设计师要有风度，正如钱学森所说的要有“大将的风度”。

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及时地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许多重大问题。

周总理主持第5次会议的时候，听取了汇报，肯定了二机部前两年的工作成绩之后指出：两年规划的完成，专委会有很大的责任，但是，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你们二机部的领导上，二机部的领导自上而下都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计划科学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即“三高”指示，这成为指引我们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周总理要求我们科技战线上的同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即国防科研工作“十六字”方针)，特别是在执行大型任务时更应如此。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每次搞试验之前，他要听汇报，总是仔细地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而且还要求我们把各种不利的，或者意外的因素考虑到。比如，原子弹要做试验了，已经挂上飞机了，气象起了变化，怎么办?我们对气象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万一原子弹投不下来又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的时候，原子弹会不会又意外地掉下来了?脱钩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又应该采取什么可靠的安全措施等。

有时周总理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就说，我们暂时休会，给你们一定时间，你们回去找更多同志一起研究。直到我们有了比较令人放心的答案以后，他才决定再复会，作出决定。这样的事不止一次。他多次很严肃地重申“十六字方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搞试验关系重大，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还很贫穷，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

正是周总理严肃而又亲切地教导和榜样的力量，培养和锻炼了国防科技队伍严细的作风。此后，每一次重大的科研试验，我们都要重申“十六字方针”，都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开展群众性的预想预防活动，提方案定措施，做到“弹不带隐患进试验场”，“卫星不带隐患上天”，这使我们在相当一个时期在同一个类型的尖端科学技术试验中，成为世界上成功率比较高的国家。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我国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

周总理一心想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世界的持久和平。他谆谆告诫科技战线的同志们，我们发展核动力，首要的是安全。他明确提出，核电站的建设，应当遵循“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十个字的方针。这里面首先强调的就是安全。

记得1970年7月，当时我已经转到国防科委工作了，用于核潜艇的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周总理派专机把有关人员接到北京汇报有关工作。那次会开了两天，周总理在这次会上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要求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地研究，指示二机部要请本部门以外的一些专家来挑毛病。正是这次审议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专委会上，周总理还指出，这是开发利用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

1970年11月的一次专委会会议上，周总理听取了上海市研制核电站问题的汇报。1974年3月底到4月中旬，周总理主持的最后一次专委会会议。那次会议分两次开，时间拉得比较开，也是让大家回去反复再研究。会议第一项议题就是审查上海市代号为728工程的核电站建设方案，也就是现在已经建成的秦山核电站建设方案。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周总理已经病了，但是他仍然跟聂帅一起，审查肯定了上海的方案。

周总理还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对我们经常强调，要大力培养年轻人，以发挥科学人才的作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相继访华，我国外交局面打开以后，有不少美籍华人学者来访，巴基斯坦总统的科学顾问也来过。这些来访的客人对我们科研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议，强调应该重视科学理论研究，适当地安排长远性的课题和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工作;要开展学术交流，大力培养年轻人，注意发挥原有科学人才的作用，等等。周总理认为这些意见建议都很好，一再指示我们，指示有关单位，要很好地讨论这方面的建议。

当年10月，中央就决定派一个科技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代表团由著名科学家贝时璋、钱伟长、张文裕等组成。出发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成员，我也有幸参加了那次接见。周总理同大家很仔细地讨论了好几个问题，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的事项。在这之前，张文裕、朱洪元等科技工作者曾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提出他们对发展我国高能物理的明确主张，反映他们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周总理不久就亲笔回信，指示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这样，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中国科学院建立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事就很快定下来了。

周总理时刻想到的是广大的人民，也想到我们科学工作者。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发生在“文革”之初，当时周总理提出，要把1964、1965、1966年三次核试验的情况拍成电影播放出来。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承担了这个任务。在钓鱼台的礼堂审查这个片子时，我们去了，周总理也到了。周总理问我们：你们现在生活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人抄你们家了?很关心我们的处境。他还问这个片子这样行不行，能不能再选一点镜头，让我们人民群众更高兴一些。他认为有些镜头太短了，太少了，能不能在不妨碍保密的情况下尽可能多选一点。这件事给我很大教育。我当时就对周总理说，头两次试验可以尽量多选一些爆炸烟云的镜头，第三次少选一点，因为第三次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试验，我们没有把握。后来，这部片子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尽可能多选了一些镜头，就公开放映了。

来源：邓在军主编《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作者朱光亚(1924～2011)，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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