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用沉郁的笔调书写了一群知识分子半个世纪里的命运浮沉。教授背着书稿在炮火中南迁，一代学人的离合聚散牵连起文物保护、学术坚守、高校迁徙等等故事。在作者的笔触下，似乎谁保存了典籍，谁便保存了中国；谁维持了学术独立，谁便天然是文化界的领袖。字里行间，读者读出了一首对于旧文化精英的挽歌，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真正的代表中国之命运的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在革命战火的淬炼中走上了历史舞台。1949年，在百万雄师渡江之时，一个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向世界发出“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政治宣言。真正的文化领导权来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孕育出的改天换地的革命性力量。

《南渡北归》延续的是一种精英化的叙事，把文化理解为大师创造、精英守护的遗产，把人民留在大师故事的背景里。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真正决定性的变化，恰恰是人民群众从历史的背景板走上历史前台。文化领导权也不再只是少数人的学术声望和道德清誉，而是谁能够解释多数人的处境，并把他们的要求组织成共同意志，并据此创造一种新的国家生活。从南渡北归的文人处境，到“到延安去”的青年洪流，折射出的是两条截然不同却又互相映衬的历史选择。

一、南渡北归下的南辕北辙

《南渡北归》书写大师，常常把学问、人格和历史判断连在一起。仿佛一个人在学术上足够渊博，在操守上足够刚直，便能看清时代的方向。事实上，知识只有同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力量。脱离人民的实践、学问并不能保证知识分子对历史方向作出正确判断。中国近代大学虽然引入了新的学科、制度和方法，但由传统教育塑造的知识分子却很难立即改变固有的思想观念。他们往往仍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教化者，把人民看作等待启蒙和引导的对象。这正是传统教育在近代转型中难以摆脱的历史纠缠，教育的形式已经更新，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却仍带有旧时代的痕迹。

《南渡北归》对傅斯年的书写，最能暴露这一矛盾。傅斯年认为，“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在力”，说共产党较早“参破了这一玄机并加以利用”。言下之意是，人民可以是决定胜负的力量，却还不是理解历史、创造政治的主体。书中还记载，傅斯年访问延安后，把毛泽东看作善于揣摩民众心理的“宋江一流”，断定共产党即使取得政权也没有建国能力。岳南把这种看法称为傅斯年的“独特观感与政治洞见”。在以大师为中心的叙事里，革命成功容易被解释成权术和动员，精英对革命的轻蔑却被保存为清醒。因而，他所轻视的不是某一种政治策略，看不到土地变革、群众组织和根据地政权建设已经改变了中国政治的基础，人民能够在革命中组织起来并建立新国家的可能。《南渡北归》没有从这一历史结果反思傅斯年的认识，反而模糊了其政治立场。这样一来，傅斯年的误判似乎呈现为知识精英的清醒，而共产党的胜利却仅仅被解释为政治动员的成功。

胡适1945年的一封电报，把知识分子的这种局限暴露得更加清楚。他致电毛泽东，劝共产党放弃武装，成为英美议会制度中的普通政党。作者承认胡适“糊涂得可以”，却把问题归结为“一介书生参与政治并不识时务”。现实的情况是，胡适并不缺少政治常识，而是把一套既定制度当成了政治本身。他设想政党通过选票轮替，却不能理解在国家权力、土地关系和军事力量尚未重新安排的中国，要求一支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治力量先行解除武装，无异于要求它把所代表的人重新交还给旧秩序。

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来认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指出，“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既然社会分成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两部分，那么教育者没有理由凌驾于社会之上。因此，革命事业并非一味反对知识，而是必须追问知识从哪里来，又应当向谁负责。知识分子若只观察人民、教导人民，却不肯在人民改变社会的实践中让自己重新受到教育，他的学问越精深，反而越可能对已经改变的社会秩序做出南辕北辙的历史误判。

所以，大师的误判不能简单归咎于胆怯，更不能粗暴归结为人格软弱。它有更深的思想根源，他们习惯把国家看成少数政治家和专家经营的上层建筑，把人民看成需要安顿和启蒙的社会人口。而革命所显露的，恰恰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可以从基层组织、群众行动和新的阶级分化中汲取养分。斗争的双方争夺的远不止政权，也包括谁有资格说明中国、代表中国和创造中国。

二、星星之火与燎原之势

“救亡压倒启蒙”曾被用来概括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基本困境。按照这一说法，启蒙面对救亡做出了妥协，社会革命也是理性在民族危亡面前的不得不为。问题恰在这里，判断一个历史时期文明与否的标准仍以知识分子能否继续启蒙国民为尺度，却没有追问人民进入政治以后，启蒙本身是否已经改变。

事实上，救亡从来不只回答中国能否存在，亦回答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应当存在。抵抗侵略具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却不会自动赋予旧国家永久的正当性。早在1930年，古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革命的主体力量在于分布于广大农村的“星星之火”。假如革命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普通人只负责纳粮、当兵和牺牲，胜利以后仍回到被治理的位置，那么救亡保存下来的必然只是旧国家的外壳。国家解放只有同人民解放相联系，救亡才不只是守土，而是在重新规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1937年国共两党代表祭黄帝陵时宣读的两篇祭文，就已经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抗战观点和建国理念。国民党方面的祭文追述黄帝“受命于天”“临治黎元”的功业，落脚于“保我族类”。它所想象的中国，是承袭先辈圣祖完成的文明奠基，后人所要做的是继承和守护，仍主要是圣王治理、精英教化和国家保护的对象。毛泽东撰写的共产党祭文同样从黄帝开篇，却迅速转向“四万万众”，提出“民主共和，改革内政”，把抵抗外侮与政治改革纳入祭文，表现了对政治纲领的坚决捍卫。国民党祭文着眼于守住祖先留下的中国，共产党祭文则把人民置于旧邦新命的中心。黄帝陵前所祭的是同一个祖先，所期待的却不是同一个未来。

在《祭黄帝陵》完成后的同一年，毛泽东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这两篇文献的深远意义在于，延安的革命政权建设有了新的问题意识，从革命实践去认识中国，提出新的具体问题，并且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矛盾存在于中国革命事业之中，不能用一套抽象制度抹平中国的具体冲突。由此看，救亡与启蒙并不是跷跷板的两端。人民在抗战、生产、土地斗争和政治组织中认识国家，也认识自己的力量，这本身就是影响更深的启蒙。知识分子在同人民结合时完成对自身的改造，同样是启蒙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新的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回应国家独立，“科学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大众的”则回答文化究竟属于谁。三者一旦片面于任何一面，则民族文化可能退回颂古守成，科学可能变成少数人的资格证明，大众又会沦为等待开化的对象。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领导地位，并非由于它拒绝传统或轻视专家，而是由于它把民族独立、社会变革和人民参与联结成了一个可实践的政治方案。

文化领导权与政权由此不能分开。一个政权可以暂时依靠军队和强制手段维系秩序，却不能仅凭命令规定人们相信什么；一种文化也可以感动人，却未必有能力把感动变成现实的政治影响力。真正稳固的领导，关乎民心、组织和政治制度。所谓民心，不是抽象空洞的说辞，它存在于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战士对家国的护守、普通人对尊严和国家出路的思考之中。能够将群众的诉愿凝结为一个政党孜孜以求的使命和追求，才有可能争取政治上的领导权与文化上的话语权。

三、唯物史观下的民心所向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正确道路

文化领导权的转移，是在战时民国政府统治下的政权内部自然发生的。1945年，在昆明爆发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爱国运动，史称“一二一”运动。在《南渡北归》中，岳南把这场运动看成对教授治校传统的伤害，书中引用冯友兰的回忆说，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教授治校”已经成为空洞形式。岳南据此感叹联大内部受到重伤，一种温馨、和睦的共同体从此消散。

教授会权威的衰落是历史在情境变迁中必然要经历的迭变。学生被枪杀以后，昆明商户闭门致哀，数以万计的人参加送葬。国民党当局能够调动军警镇压，却平息不了青年为什么愤怒，也不明白自己维系的政治秩序如何丧失了道义上的公信力。与此同时，学生组织和民主运动也开始提出关于国家前途的新的思考。旧权威并非无缘无故消散，文化领导权也没有坠入真空。它正从以教授会为中心的校园秩序，转向能够表达社会不满、组织公共行动的政治力量。

值得关注的，正是像闻一多这样的学者，他们内心秩序的变化。闻一多早年相信学生是“读书种子”，应当留在教室和研究室，以知识保存民族未来。到了抗战后期，他公开反省自己所受的美国式教育使人“只顾自己，脱离人民”，并说自己开始“向青年学习”。这个转变的意义不在于一位师者降低身份去接近民众，而在于他终于承认，知识分子也需要从现实运动中获得新的认识。闻一多遇害后成了人们心中的罹难者。可他掷地有声的讲话，足以证明他已经走出了旁观者的位置，将个体寄托给了一项真正光荣伟大的事业，一个需要数代人接续奋斗的事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延安能够成为新的文化中心。那里并没有聚集最多的知名教授，也不具备最先进的大学制度，却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调查研究走进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文艺将革命道理融入了边区群众的日常生活。群众的经验得到认识，再经过整理成为政策、理论和作品，最后回归群众影响他们的政治行动和文化思考。毛泽东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革命的领导权同文化领导权是夺取革命政权的一体两面。

1943年问世的《小二黑结婚》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赵树理依据一桩青年因争取婚姻自主而遭受迫害的案件，将其写成小说。他没有把农民仅仅写成等待同情的苦难者，青年在反抗包办婚姻的同时，新的基层政权也参与介入乡村权力关系，使自由恋爱可以真正成为普通人可以争取的生活权利。文化在这里既不是遗产陈列，也不是单向宣传，它把人民的经验写入作品，同时也让作品参与构建根据地的生活。

由此再看《南渡北归》，它所悼念的是历史发展曾有过的一个阶段，知识分子只凭学问和人格，便可以天然代表中国。革命的发展证明，一个政党若不能理解多数人的现实要求，也不能把这些要求组织成新的国家形式，它即使拥有辉煌的文化资本，也会逐渐失去说明时代的能力。反过来，一个政治力量能够使沉默者拥有话语权，能将原本一盘散沙的人民组织起来，使国家独立与普通人的生活改变发生联系，它取得领导权便无法仅凭军事斗争的结果来判定。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旧中国留下的是帝国主义压迫、土地矛盾、政治腐败和广泛的社会失序，国民党政权没有能力消化这些矛盾，反而在战争与镇压中继续消耗自己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则把民族独立、土地要求、基层组织和人民参与汇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新的国家能力。民心不是在胜负揭晓以后才突然转向，胜负本身，是长期民心消长、组织能力变化和社会矛盾展开的结果。

因此，对《南渡北归》的批评不应变成另一场简单的清算。若把1949年以后主要写成大师受难史，留下者的建设、归来者的选择和人民文化主体的成长便会被挤到画外。历史当然应当记住受难者，也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旧政权连同它所依赖的文化权威失去了人心，为什么新的政治与文化力量能够从大地上生长出来。

歌曲《星星点灯》问世于1992年的台湾。就在这一年，台湾面临旧的政治秩序退出而新的政治秩序尚未形成的局面。歌词中写道“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影射的正是当时台湾政局的混乱和人们对前途的忧虑。“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歌曲反复写离家的孩子和回家的路，这里的星星，不正可以理解为台湾人民遥望大陆所看到的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它照亮的不只是个人的前程，也是在政治迷途中重新辨认中国、寻找归途的方向。

《南渡北归》写尽了一颗颗孤星的陨落，却没有看到另一种星光怎样从大地上升起。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不再仰望少数人替自己保存文明，而是开始在共同的旗帜下辨认国家、参加政治、创造文化。文化领导权最终归于延安，并非因为大师不再重要，而是因为决定历史方向的民心，在土地改革的契约中，在扫盲运动的课本旁，在淮海战役的推车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