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何而纪念

——纪念活动的历史脉络与当代价值

全根先

从2023年8月底在国家图书馆办理退休手续到今天，整整三年过去了。其实，我是退而不休，一直在忙碌，甚至比过去还忙。忙什么呢?除了完成几项科研任务外，还经常性地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主要是从事《纪念馆研究》杂志的创办、编辑工作。这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出版集团(起初为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一个学术刊物。由此，我与纪念馆界结下了不解之缘，认识了业界不少领导、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也走访了全国各地许多纪念馆、博物馆。回顾三年来的工作历程，我一直在思考，人类纪念活动的缘起、历程、意义究竟是什么?

细想起来，人类可能是地球上唯一懂得为时间打上标记的生物。我们把某一天从庸常的流逝中特别提起，赋予其庄严的意义——或是胜利的日子，或是屈辱的日子，或是某个人改变人生轨迹抑或某位亲人离去的日子，等等。这一天从此就不同于其他日子，它年年归来，叩击我们的心灵深处。面对这种跨越时间的深度叩击，我们不得不追问：因何而纪念?这个问题看似平常，实际却直抵人类文明的一个核心。纪念不是简单的回望，而是一种文明的自我确认：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愿为哪些价值继续前行?这确实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中国：从慎终追远到国家仪式

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最重纪念的文明古国之一。《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哲学中，纪念不是私人的情感宣泄，而是维系天下秩序的精神枢纽。

(一)古代纪念活动

封禅是天子祭天地的最高典礼，古人相信泰山可通神明，佐证天子受命于天。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大业后，面临如何整合东方六国、收其民心的难题。他注意到齐鲁流传的“易姓而王”的封禅说，遂奔赴泰山，按秦国的祭天礼告天，并刻石于泰山之巅。封禅之说虽不见于儒家经典，但齐鲁儒生热衷此事却拿不出统一方案，于是秦始皇自作主张，以此宣告并提升秦朝一统天下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泰山封禅。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实现了封禅理想，他接受《尚书》天子五年一巡狩之说，隔四五年就至泰山“修封”，一生多达六次，不仅制定了“封泰山、禅梁父”流程，还将封禅与改元结合，改年号为元封。秦皇、汉武成为封禅理念的首批实践者，此后历代帝王无论定都何方，多以天下大治后封禅泰山为荣。唐宋时期，国家层面的祭祀与庆典逐步扩展至民间，如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将生日定为“千秋节”，命“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然而，宋真宗为平息朝野非议，刻意伪造天降祥瑞，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耗费巨额财力强行举行封禅。这场自欺欺人的闹剧彻底消解了封禅的神圣意义，此后帝王再未举办泰山封禅。封禅大典从远古传说演变为真实的王朝盛事，成为强调君权神授的重要手段，却在走向极端后戛然而止。

家族层面的纪念最为久远且深入民间社会。清明扫墓、寒食禁火、端午怀屈原、重阳登高等，这些节日大多源于对特定历史人物的纪念。寒食节的起源与介子推的传说紧密相连。晋文公登上君座，为逼忠臣介子推出山而焚林，他却拒不出山，被焚而死。晋文公遂规定此时不得生火、一律吃冷食，寒食节由此而来。据《后汉书·周举传》记载，周举任并州刺史时，太原一带“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颁布诏令：“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寒食扫墓以诏令形式正式确定，并列入五礼。2008年，清明被纳入我国法定节假日，这一古老纪念传统在现代国家制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

国家层面纪念以祭黄帝陵为最崇高的象征。黄帝陵祭祀古已有之，相传黄帝去世后其大臣左彻即开始祭奠;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北巡朔方凯旋时祭黄帝于桥山;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鲁国公、节度使臧希让上奏获准，黄帝陵祭祀从此成为官方祭典，历朝历代皆以祭祀黄帝为凝聚天下人心之盛事，其中清代共遣使祭陵26次。这种跨越千年的国家公祭活动，本质上是通过对人文始祖黄帝的周期性纪念，不断增强“四海一家、同源共祖”的政治共同体意识。

(二)近现代纪念活动

近代以来，纪念活动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它是民族觉醒、政治动员与历史正名的重要载体。辛亥革命前后，纪念活动成为革命者凝聚共识的秘密武器。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组织代表祭扫黄帝陵;同年3月，孙中山派代表团专程赴桥山祭拜黄帝，并亲笔题诗：“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中华开国五千年》祭词，1912年)通过黄帝陵祭祀，从帝王家事转化为民族共和的象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巧妙地凝聚民族团结意识。

在抗战烽火中，纪念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亲自撰写《祭黄帝陵文》，发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的有力号召。这篇祭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全民族抗战宣言书。祭文发表几十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奔赴抗日前线。一场纪念仪式，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转折点。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当晚举行奠基典礼，毛泽东亲自执锨铲土并宣读碑文。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动工，1958年4月竣工并揭幕，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由国家兴建的大型纪念碑。碑心正面镌刻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碑文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三段碑文将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抗争贯通为一脉相承的英雄谱系。与历代封禅、凯旋式彰显王权不同，这座纪念碑是为人民而建，标志着新中国纪念文化首次以人民为主体，彰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须弥座上八块汉白玉浮雕，从虎门销烟到胜利渡江，将近代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集体记忆凝固为永久的国家符号。在此基础上，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庆节由此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纪念仪式。通过国庆阅兵、群众游行等活动，党和政府将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使国庆纪念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一道，共同构建起凝聚国家认同、传承爱国情怀、进行民众动员的完整纪念体系。

2014年，中国设立了三个国家级纪念日：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0日烈士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将其确立，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二、世界：纪念的文明源头与政治表达

从世界范围来说，纪念活动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人类文明初创时期。

(一)两河流域：阿基图节(新年节)与王权的年度重审

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人通过名为Akitu的为期多天的节日，来纪念自然界的重生。这个早期的新年庆祝活动，据说与宗教和神话交织在一起。在阿基图时期，众神的雕像在城市街道上游行，并举行了仪式，象征着他们战胜混乱势力。通过这些仪式，巴比伦人相信世界被众神象征性地净化和重建，为新的一年和春天的回归做准备。阿基图节的一个核心环节涉及巴比伦国王忍受的一种仪式羞辱。国王被带到马尔杜克神的雕像前，剥夺了他的王室王权，并被迫发誓他以荣誉领导了这座城市。然后，大祭司会扇君主耳光，拽住他的耳朵，让他哭泣。如果国王流下眼泪，这被视为太阳神马尔杜克(Marduk)满意并象征性地延长国王统治的一个标志。实际上，阿基图被君主制利用，以重申国王对人民的神圣权力。

此前，苏美尔人已有了生日纪念。在卢伽尔兰达(Lugalanda)国王统治时期(前2384—前2378年)，楔形文字碑上就已提到为这位统治者的孩子庆祝生日。当时，上层社会集团的人用供奉动物的形式来庆祝生日，活着的人与死去的祖先分享这种动物供奉。

(二)古埃及：奥西里斯节(Osiris)与复活隐喻

在古埃及，每年尼罗河水泛滥季节的第四个月下旬，人们会举行大规模的奥西里斯节庆祝仪式。奥西里斯是古埃及一位开明的法老。人们把奥西里斯的神像放进墓穴，同时取走上一年放进去的神像。在节日一开始，人们要举行开耕和播种典礼。与此同时，主持仪式的祭司诵吟播种仪式颂词。人们把沙子和麦种放进一个被称为奥西里斯苗圃的大瓦罐中，并从尼罗河汲来水浇灌它，让麦子生根发芽。这个仪式象征着奥西里斯的死而复活，展现了生命的死亡和复活，以及生长于大地上的庄稼的死亡和复活。古埃及人通过年度纪念，将自然节律、神祇崇拜与政治秩序熔为一炉。

(三)古印度：祖灵祭(Shraddha)与家族延续

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家庭世代同堂，家主既是董事长，也是执行者，只有家主才有资格举行献祭。在家庭祭仪中，特别注重供奉已逝父系先祖。“众父祖”虽已辞世，却仍是重要的家庭成员，他们仰赖家庭供奉，并赐福给子孙。这类仪轨被称为祖灵祭，每月举行一次。其核心仪式，包括向家主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献祭饭团(pinda)，再向远古先祖供奉祭品。《阿跋斯檀巴法经》中明确规定，一个人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的亡魂是献祭的神。亡者绝对仰赖家庭供奉，通过子嗣延续传承，以确保其在他世福祉;生者则需父、祖赐予其健康的体魄和强大的生育能力。

(四)古希腊：酒神节与雅典阵亡者国葬

早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雅典便有了“大酒神节”，每年播种与收获时节举行，以祈求丰收。公元前6世纪左右，酒神节从乡村引入城市，戏剧表演成为其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环节。节庆设有戏剧竞演，包括悲剧三部曲与附加的喜剧或山羊剧(笑剧)，市民在美学体验中反思法律、伦理与城邦秩序。更具深远影响的是雅典的阵亡者国葬制度。这一制度可能始于公元前6世纪梭伦改革时代，至公元前5世纪最终定型。公元前431年冬，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雅典人依祖传习惯为阵亡将士举行国葬，遗骨安葬于市郊公共墓地后，推举一名最有智慧与威望的人发表演说。伯里克利代表雅典国家发表了著名的葬礼演说，歌颂民主制度。据修昔底德记载，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雅典都遵守这一习俗。

国葬典礼是典型的公共活动，面对公民与外侨，演说虽由政治家自定侧重点，但主题与结构高度一致，对雅典历史与政治制度进行分析和肯定，代表着当时雅典公众对历史和现实的一般认知，也是官方意识形态最直接的表现。雅典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在百年间持续运转，每年冬季的国葬演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五)古罗马：凯旋式作为国家最高荣誉

古罗马的凯旋仪式作为国家最高荣誉，可追溯至公元前。当军队对外战争取得大胜时，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便会批准获胜将军举行凯旋仪式。古罗马人认为胜利壮大了国家威势，历史学家也指出这不仅是胜利庆典，更是震慑敌人的心理战术。仪式当天，军队按编制列队，沿罗马大道进入首都，至卡皮托山神庙献祭。队列中有仪仗队、军乐队、步兵、骑兵及战利品、俘虏等，将军乘白马拉的战车居于最显眼位置，市民夹道欢呼。凯撒的凯旋尤为典型：公元前47年泽拉战役胜利后，他向元老院发送捷报“Veni, Vidi, Vici”(我来，我见，我征服)，士兵举着标语游行。有的统帅还在仪式后自掏腰包，请市民欢宴。凯旋式将军事胜利转化为可视、可感、可传承的国家记忆，成为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内容。更具深意的是，它也是政治博弈的场域：共和时期政治斗争激烈，将领举行凯旋式的要求可能被拒绝或缩减规模，因批准权掌握在元老院手中，纪念仪式本身成为罗马共和政治中权力制衡的重要一环。

(六)近现代世界各国纪念活动

自1880年起，法国每年举行国庆阅兵，被认为是西方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定期阅兵式;苏联在其70多年历史中举行了超过190次阅兵;德国因纳粹时期滥用阅兵进行极端民族主义宣传，战后联邦德国成立至今从未举行过正式的全国性阅兵。这一独特现象凸显了阅兵在国家记忆与身份认同中的敏感性：国家纪念仪式的形式选择，深刻反映了一个国家对自身历史创伤与荣耀的集体认知。

在全球化时代，纪念活动正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维度拓展。2005年联合国设立1月27日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美国将12月7日定为珍珠港荣军纪念日，新加坡设立全面防卫日，德国、波兰等国也设有死难者国家纪念日。这些纪念日虽各自铭刻着不同的历史伤痕，却共同指向一个超越国界的人类共识：以制度化记忆抵御遗忘，以集体反思守护和平。

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纪念同样如此。盟军发起史上最大规模两栖登陆，突破纳粹“大西洋壁垒”，加速了法西斯覆灭，战后演变为自由与牺牲的集体记忆。与古代封禅或凯旋不同，诺曼底纪念将不同国籍的士兵与平民纳入同一叙事框架，奥马哈海滩的墓碑、卡昂纪念馆的铭文以及各国政要的凭吊，共同构建起超越国界的反法西斯同盟记忆。它提醒世人：和平是无数生命换来的脆弱共识，纪念不仅是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更是对国际合作的呼吁，使诺曼底从军事行动升华为捍卫人类共同价值的一个符号。

三、当代意义：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多维透视

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纪念活动并未因时间流逝而褪色，反而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展现出更为深远的意义。在国家层面，它是彰显中国风格与气派的重大平台，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层面，它以制度化记忆抵御遗忘，将英烈精神化为全社会价值追求，推动个人理想与家国命运同频共振;在个人层面，它引导人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更需以纪念活动汇聚磅礴伟力，在对话历史中锚定前行方向。

(一)国家层面：仪式彰显政治合法性

纪念仪式是国家彰显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载体。中国通过国庆纪念、抗战胜利日阅兵、国家公祭日仪式、烈士纪念日献花篮等国家重大纪念日的制度化安排，以国歌、国旗等具象象征符号，再现、强化和反复刻写共有的民族记忆，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国家仪式体系。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日大阅兵，一改以往国庆日逢十年阅兵的惯例，这一破例之举本身就是对国家纪念体系灵活性与权威性的有力彰显。相比之下，俄罗斯以每年5月9日胜利日阅兵为核心，将苏联在二战中牺牲2700万人的惨痛记忆转化为捍卫国家尊严的精神图腾，侧重以历史苦难凝聚民族意志;法国则以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为原点，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演西方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定期阅兵式，侧重以革命遗产宣示国家认同。中外阅兵虽各有侧重，但都说明国家纪念仪式的形式选择，深刻反映了一个国家对自身历史记忆的态度，而中国的纪念体系正以更为灵活而权威的方式，将历史叙事与当代政治合法性紧密结合。

(二)社会层面：纪念增强民族凝聚力

在社会层面，纪念活动发挥着强化民族团结、凝聚力量的重要功能。烈士纪念日的设立是生动案例。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这一天不仅是国庆的前一日，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将这一天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开展烈士纪念活动，体现着国庆勿忘祭先烈的情怀，也突出了国家褒扬烈士的主题。每年清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无数群众自发献花瞻仰;河南兰考，人们缅怀“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各地烈士陵园，各族群众自发前往寄托哀思。这些年度性的集体纪念活动，将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刻入民族记忆，让历史叙事从书本走进生活，为一代代人提供情感根基与历史坐标。

(三)个人层面：纪念强化生命的意义

在个体层面，纪念活动回应的是每个人内心最深沉的需求。清明节最具普遍性。先秦时期，清明仅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标志着春耕开始，扫墓祭祖主要是在寒食节。唐玄宗时，朝廷将寒食扫墓编入《开元礼》，定为官方礼俗。到宋代，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每年清明，“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此后，清明习俗一直传承至今，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智慧在当代依然闪耀。敬祖之举，既安生者情思，更塑家国情怀。由家及国，基于血缘的家族祭祀，逐渐融入更为宏大的国家叙事与民族情怀。

对个人而言，纪念活动至少有三重意义：第一，它是情感的宣泄口。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需要一个庄重的时间节点来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深切思念，否则情感将无处安放;第二，它是价值的坐标系。通过纪念先烈、纪念英雄，个体得以在平庸的日常中仰望崇高，获得精神的坐标;第三，它是身份的确认符。当我们参与国家公祭、烈士纪念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时，我们不仅在怀念逝者，更在确认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社会身份。

(四)全球化时代：从民族国家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全球化时代，纪念活动正在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维度拓展。2018年11月11日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百年的纪念活动就是明证：70多位各国领导人肩并肩走向凯旋门，当年交战的国家，如今齐聚一堂纪念停战。2005年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设立，更是联合国框架下全人类共同纪念的一个典范，它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成为人类反思历史的共同仪式。这意味着，纪念活动在当代正承担着从民族记忆走向人类记忆的神圣使命。它提醒我们：和平、正义、人权、尊严等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值得所有民族共同纪念、共同守护。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这一理念深刻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与纪念活动所承载的和平、正义、人权等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契合。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与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切实行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大的维和出兵国，坚定劝和促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6月10日，2024年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以“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促进共同繁荣。中国正以身体力行表明：纪念不仅是为了追怀，更是为了以共同记忆筑牢人类未来的和平根基，让民族记忆真正汇入人类记忆的浩瀚江河。

四、纪念，是文明最深沉的呼吸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因何而纪念?

纪念，是因为记忆是文明的根脉。一个失忆的民族如同无根之树，终究会在历史的风暴中倾倒。从巴比伦国王在阿基图节中被扇耳光、拽耳朵以重申神授王权，到秦始皇在泰山之巅刻石颂德;从雅典公民在阵亡者国葬典礼上聆听伯里克利演说民主的真谛，到古罗马将军在卡皮托山上献祭谢恩;等等。纪念是文明自我延续的基本方式。

纪念，是因为价值需要周期性的重述。价值不会自动传承，它需要在庄严的仪式中被一遍又一遍重申。纪念淘汰丑恶，留住并不断升华美好的记忆、愿望和精神。每一次纪念，都是一次价值的再确认。

纪念，是因为和平需要永恒的警示。南京大屠杀30余万死难者、一战中数千万亡魂、犹太人大屠杀600万遇难者，苏联二战中共有2700万公民丧生，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永恒的警示：文明如此脆弱，野蛮如此临近。纪念，就是人类对野蛮最坚定的拒绝。

纪念，还因为人性需要意义。在浩瀚的宇宙中，个体生命如此渺小而又短暂。纪念活动让我们与逝者对话，与先烈共鸣，与民族同在——它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

实际上，纪念活动构成了人类文明最深沉的呼吸：吸气时，我们铭记苦难与牺牲;呼气时，我们释放和平与希望。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纪念活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它提醒我们：一个懂得纪念的民族，才有未来;一个懂得纪念的个体，才有灵魂;一个懂得纪念的人类，才有希望。

因何而纪念?为不忘却而纪念，为不重蹈覆辙而纪念，为不迷失而纪念，为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而纪念。这，就是纪念最深邃的意义。

2026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