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恐怖”

在新自由主义导致阿根廷出现表面繁荣的时候，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舆论得意忘形地宣称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成就，西方政府和媒体特别是美国方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相当一个时期把阿根廷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好学生或者“华盛顿共识”的样板，把它推荐为第三世界国家学习的典范。在阿根廷危机总爆发的时候，他们的调子骤然改变。美国官方一方面承认其不良后果，即所谓“探戈效应”，一方面竭力缩小它的影响，用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谢尔的话来说就是，“看来这声危机只是阿根廷的一个独立事实。”

问题在于，离开西方全球化的总格局，离开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离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强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无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还是阿根廷危机，都无从解释。

正是新自由主义，把阿根廷引入了六大陷阱。

第一个陷阱，举债增长。

就其最初爆发的直接导火线而言，一般把阿根廷的金融危机首先看作是一场大规模的债务危机。

在拉美国家的社会动荡中，债务始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一方面使西方积累大量资金，一方面使相当一些依靠进口石油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陷入困境。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年的一项报告，就把70年代后期列为第三世界国家借债的第一次高潮。1979年至1980年，拉美外债增85%。1982年爆发拉美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90年代前期，出现第三世界借债的第二次高潮，流入资金达到1000亿美元，占第三世界国家外资总额的30%。其中大量外资流入拉美国家。由此相继出现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

拉美国家每年千方百计地设法偿还到期的债务利息，然而越还越多，积欠债务总额滚雪球一样急剧膨胀，到2002年已经超过8000亿美元。比如拉美第一经济大国巴西，公共债务从1995年的607亿雷亚尔增加到7590亿雷亚尔，8年中增加10倍以上，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3%。巴西每年需要500亿外资来平衡国际收支，大部分用于还本付息。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提供400亿美元。2002年5月巴西大选临近，那个西方不大看得上眼的工人出身的卢拉当选日近，美国、西班牙的金融家们发出“投资谨慎”的信号，导致雷亚尔大幅贬值，金融市场一片慌乱。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应增加3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但这时的巴西，外资总额2500亿美元，每年还本付息47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大部分资金，也不是用来开创就业机会和振兴经济，而是被用于还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债务。贷款和债务并驾齐驱，为归还债务而借债，债务在归还中越来越重。什么时候才能中解脱呢？

阿根廷债务暴涨开始于我们已经提到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1976年到1983年执政的军政府开始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初年代里，外债增加4倍。重要部分用于购买武器，恰正投合美国当局的重要。这个政府还颁发一个新的《外资投资法》，为吸引外资而解除政府对汇率的控制，大大有利于多国金融资本和地方商业精英的结盟，已经预示了20年以后的危机。

军政府以后的文人政府，接受债权国的要求而继续执行过去的政策。由于贬值的本国货币稳定而又重新估价用美元标记的私人外债，私人债务被转给国家而社会化，也就是要全体国民来偿还了。主要的受益者，是作为借方的多国公司和本来欠债的私人公司。

举债增长导致传统贸易平衡中盈余的丧失，投资为支付海外的利息、股息加快外流，整个经常项目收支状况急剧恶化，国家经济命脉越来越维系于对外资的依赖，对外赤字有利于进口而破坏着国内制造业。同时出现国内资本的外流。举债发展由此而转变为举债还债。在没有债务负担的情况下，赤字将不会大量增加，而大多数的破坏恰恰来自债务，来自没完没了、越来越多地支付利息、股息和服务费用。华盛顿完全了解这一过程却一味火上浇油，真正的目的，就是把阿根廷推到为各为大量廉价出卖国家资产的可悲境地。

根据阿根廷官方公布的数字，到2001年年底，国家公私债务总规模约为2100亿美元，其中公共债务1444.5亿美元，外债占65%，内债占35%，90%以上为美元等外币债务。公共债务中，政府债券500多亿美元，其余为欠国际金融机构及外国政府的债务。公共债务的总规模，相当于贬值前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走到这样的地步，国家危机的全面爆发，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第二陷阱，“盯住美元”。

1991年，梅内姆政府开始大力推行一项货币改革，即比索和美元以1比1挂钩的固定汇率为核心的联系汇率制，理由是为了使阿根廷资产阶级成为世界“金融共同体的负责任的一员”。它符合国际垄断金融集团和本国金融机构的利益，得到华盛顿的全力支持。

由于私有化和严格的预算有助于大量吸引外资，在这一计划实施的最初几年里，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但是这种基于美元和比索对等的所谓稳定计划，使国家不能不更加严重地依赖私有化和供款以维持起码的运转。而且越是“盯住美元”，就越是要大量出卖国有资产，就越是要大量借债，这成为一种无论如何也无法走出的恶性的怪圈。

所谓“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实际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货币制度。它的目的，就是剥夺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主权，使其遇到危机而束手无策，以便保护外国资本的利益。政府只能在可以被兑换为美元的情况下才能印更多的钞票。所以经济只有通过获得直接投资、出售国有企业、出口盈余或者贷款引入更多外资才能增长。在最初的一阵私有化浪潮过去以后，外资的进入日渐缓慢或减少，美元升值使出口商品越来越困难。于是举债成为增加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这就落入仅仅为着国家存活也不得不举债的陷阱。1990年阿根廷外逃资本480亿美元。阿根廷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无能为力。当外资银行甚至以要求七国集团政府拒绝向阿根廷提供援助为手段施加压力，西方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横加干涉内政的时候，阿根廷方面仍然也只能逆来顺受。

第三个陷阱，通货紧缩。

澳大利亚学者、悉尼大学教授约瑟夫·哈利维，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把阿根廷危机称为“由于恶性通货紧缩而产生的经济和货币关系的内向爆炸”。他写道：实质上，在过去的20年中，阿根廷顺次被纳入如下这一机制：国家承担私人外债负担，私人部门继续增加新的债务，而国家通过私有化政策卖出了国有工商业，从而为本民族的和国际的私人公司创造金融利润。国家于是将债务负担卸到了整个国民特别是工人肩上——以牺牲工资、社会福利和公共投资为代价，强迫国人给私人公司提供金融剩余。

按照这位澳大利亚学者的解释，政府恰恰是在和资本家利益无关的领域也就是社会保障领域实行紧缩。工资冻结在工人身上。雇用劳动者损失最大。恶性通货紧缩并不导致物价下降，作为垄断资本的结果，它甚至会导致物价继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服务的价格比如交通费、医疗费等实际上提高了。这就进一步使人民陷入灾难。“在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阿根廷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国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体系，这在过去两年导致了经济全面崩溃，甚至达到终止货币流通的地步。整个过程是一个历史事件：国内资产阶级利益和国际金融利益合流，最后使阿根廷大多数人生计被破坏。”

紧缩在继续，利息支付负担在加重。然而2001年夏天，经济部长卡瓦洛又宣布一项完全不可能实现的“零预算”赤字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迟13亿美元的贷款，于是群众走上街头，把德拉鲁阿总统赶下台。但是政府接着发明一个不同美元挂钩的新货币，叫做阿根廷元。规定资本家的收益包括物价、租金、利息用美元和比索，而老百姓的收益包括养老金、工资则用阿根廷元来支付。人民愤怒了。然后又来了一个总统杜阿尔德，试图重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系。周而复始，人民的忍耐就到达极限了。

第四个陷阱，私有化和国家经济跨国公司化。

阿根廷用来吸引外资的，是大量廉价出售国有资产。梅内姆使阿根廷成为一个最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造，同时大批出卖土地资源的国家。用阿根廷人的话来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政府卖光了竞争性国有企业，几乎卖光了战略性国有企业，包括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有企业，通信、电力、公用事业，甚至还有港口、码头、飞机场、火车站。1995年阿根廷最大的十家银行，到危机前夕卖得只剩一家。从日用生活品、面粉厂到汽车制造厂，外国占领了一切可以赚取利润的、关系国家命运的企业和行业。

估计10年间出卖国有资产的总值达650亿至1000亿美元，由此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约为600亿美元。国民经济几乎被彻底地跨国公司化了。1989年，国家掌握着电信、石油、煤炭、天然气、航空、火电水电的发电供电、银行和保险、钢铁、军工、石油化工、铁路、公路、海运、港口、码头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等主要企业。1999年，国家掌握的企业只有国家银行、造币局、电视的某些频道等几个寥寥可数的企业了。国家制造业能力和工业基础茫然无存，商品、机器及零部件进口在进出口总额中占绝对大的分量。经济命脉尽落于外资掌中。跨国公司还控制了国家总出口的90.4%和总进口的63.3%。国家经济主权无从谈起。

即使按照官方的说法，价值650亿到100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卖得只剩600亿美元，也是一种大大赔本的国家行为。

国外投资集中于基础部门和服务业。它大都直接购买现在资产而不是建立新的企、形成新的生产力，甚至所谓“外资”不过是以外资之名向阿根廷银行的贷款。原先的生产部门相当一些被改造消费部门。它在阿根廷生产部门的投资。主要是扩大在南方共同市场范围内的互补性而增加外资自身的生产能力，比如汽车生产，不过利用阿根廷的资源、劳动力和制造污染而已。总之，这样外资大量进入和国家经济的跨国公司化，外资对阿根廷国有资产及私营企业的收买和并购，只不过使外资方面大发其财，不是使阿根廷国家经济生产能力、创汇能力得到相应提高而是使其每况愈下。即使在正常年景，阿根廷外资企业利润总量也有50%汇出境外，不会在阿根廷进行消费，更说不上扩大生产。

最荒唐的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实行社会保障私有化。这不仅是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存，而且原先“预算内”经费变为“预算外”经费，预算情况必然大大恶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比这一措施更能够表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直接剥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权的阴险性质了。

第五个陷阱，腐败丛生。

出卖国有资产，有的价格过低、半卖半送，有的卖出以后亏损而又高价买回，这一过程中行贿、受贿、诈骗，黑洞深不可测，最终的负担一概由国家承担，转嫁到人民的身上。此外还有行政、司法、金融、党派、建筑、医疗、教育等在社会几乎所有方面弥漫开来的腐败之风。

阿根廷航空公司本来赢利，但是“靓女先嫁”，低价卖给外资，政府承担10亿美元的债务。然后外资使它变赢利为亏损,政府为使其继续运行而再次承担另外10亿美元的债务.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投资和航线收入的大部分，尽入外资和某些私人囊中，直到政府为此增加3倍的债务，公司还在外资手里。这真是何为私有化的绝妙注解。

西方发起的埋葬社会主义的斗争，在经济领域的一张主要王牌，是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导致腐败。这成为20世纪以来的一个全球性的、最大的冤假错案。现在的事实是，不仅在西方国家内部，而且凡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被消灭得荡然无存和几乎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地方，腐败案例倒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成为西方全球化中的一道抹不掉、盖不住、涂不白的风景线。至少在阿根廷，正是国有资产私有化背后的巨额回扣，成为腐败的孕床，催生了、壮大了一个官僚买办阶层。外电曾经报道，厄瓜多尔总统会见记者时一句话脱口而出：“阿根廷政府官员都是贼。”这为阿根廷民意调查所证实，只是闹出一场阿根廷政府抗议的外交风波。

第六个陷阱，把希望寄托于美国。

一位学者的比喻不是在说笑话：“在晴天时能从华尔街借到很多雨伞，而一旦风雨来临，则一把伞也借不到。”

拉美国家由于同美国相邻或相近而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从美国方面来说，就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没完没了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干预，既有政治的、军事的干预，尤多经济的干预。这种干预，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可以写出几部乃至几十部大书。而且显示至今还在书写着这部拉美人民的血汗、资源、智慧变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财富的活生生的历史。这是充满不愉快、充满灾难的历史。

阿根廷当局曾经那样的信任和依赖美国，美国当局也直接地或者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地向阿根廷提供最终有利于自己的各种战略和政策建议，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条件。他们精于算计，没有多少好处的时候就远避，来一个他人苦难于己无关；能够讨点便宜的时候就来显示热心肠；一旦无利可图，则立即拉下脸来、冷若冰霜。

阿根廷总危机的爆发与国际金融机构拒绝贷款直接相关。但是当局仍然在着力向美国讨好。2002年3月17日的阿根廷《号角报》透露，为了换取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阿根廷外交部长鲁考夫1月间出访美国，曾经表示愿意向哥伦比亚提供军事援助，通过训练哥伦比亚政府军直升机飞行员，支持美国干预哥伦比亚内政的军事计划。美国方面未置可否。3月间，阿根廷方面再次向美国提出这样的建议，遭到阿根廷国内的普遍反对。《号角报》刊出的该报副主编古利亚的文章认为，为了取得美国援助而不惜把国家引上危险道路，必将带来严重后果。

2002年4月24日，阿根廷总统杜阿尔德又提出过一个包括14点内容的《政府经济计划》。其实质，是表示接受并执行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苛刻条件。它受到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欢迎，却遭到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

这涉及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谓援助。

尽管这种援助同其他手段一样成为造成拉美国家危机、导致更深地陷入危机的一个因素，拉美国家每次出现危机，还是都寄希望于美国援助。那成为一种“路径依赖”。墨西哥如此。巴西如此。阿根廷也如此。阿根廷的不同在于，在它需要饮鸩止渴的关键时刻，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偏偏连这种“鸩”也拒绝提供。2002年底，援助倒是来了。但是是些什么东西呢？那时援助物品的集装箱，阿根廷海关关长内韦斯说：“运来的东西都是垃圾，里面有带血的衣服、带粪便的裤子、长者霉菌的饭锅和过期的食品。”

从2001年年底阿根廷总危机爆发，政府宣布倒账，到2004年2月，阿拖欠到期债务累计已经达到781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政府在国外发行的公共债券。2003年1月，阿根廷政府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后者同意提供133亿美元应急贷款，当然仍然是用于还债，并且规定2003年月日12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阿方履行相关条款情况进行审议。一审议，就发生分歧，阿根廷拒绝接受危及自己经济复苏的要求，贷款再次中止。

从总危机爆发和阿根廷宣布倒账，一些国家的债券人开始向本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阿根廷归还到期债务。2004年2月间，美国司法机关宣布查封阿根廷在美国的政府及私人资产。其中包括阿根廷驻美大使馆邸、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馆邸及办公楼、驻美三军武官处等15处总值约2000万元美元的外交资产，以及阿根廷私营邮政公司在美国的一笔总额1100万元美元的存款。

按照维也纳外交公约，外交资产享受豁免权，不能被查封。美国方面不顾维也纳公约的规定进行查封，理由是阿根廷政府当年为这借债和吸引外资，曾经在几种债券上做出愿意放弃主权豁免的承诺。但是现政府认为，前政府的这种承诺本身是违反国际法的，因而无效。阿根廷和美国正是为此打官司。至于查封阿根廷私人公司的存款，说法是它与政府有关系，查封是间接地向阿根廷政府索债。

这次查封事件引起阿根廷人民的愤怒。阿根廷人民发动了针对美国的、名为“人民查封”的抗议活动。美国查封消息传出的第二天，阿根廷一些民间集团组织大量民众，包围三家有代表性的美资企业——花旗银行、麦当劳店和喜来登饭店，高举旗帜示威游行，进行象征性的“人民查封”。

我们谈到“路径依赖”：分明越来越明白寄希望于美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却仍然寄希望于美国，而且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中还不得不寄希望于美国。每一次希望都导致希望的破灭，每一次破灭又总是呼唤新的希望，虽然新的希望必然地产生着更大的破灭。这实在是一种悲剧。

国家被拖入这六大陷阱，几乎完全被捆住手脚，还能够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作为呢？　

美国当局当然不是出于无知、也不是无意间，而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蓄意把阿根廷引入陷阱的。

斯蒂格利茨就认为，阿根廷是一个受到美国愚弄的国家。他说：“可以将阿根廷的经历理解为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优秀学生的经历。灾难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不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恰恰因为听从了他的建议。

阿根廷人民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先生教导学生、鼓励学生甚至强制学生做这做那，为什么最后总是先生收获利益、学生收获灾难呢？一家美国报纸就写到：“这个拉美第三大经济体在遭受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创伤后，反美情绪不断高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银行、麦当劳、旅馆和其他象征美国的符号都遭到攻击。甚至阿根廷的政治家和报纸杂志社都断言，是美国蓄谋摧毁阿根廷经济。”

不是别人，而是梅内政府时期的计划战略部国务秘书、现任阿根廷战略研究所所长豪尔赫·卡斯特罗，这个在梅内姆推行新自由主义时期发挥过绝非一般作用的重量级人物反思阿根廷危机，在出访中国的时候，发表一种反映阿根廷实际而又显示出世界眼光的见解：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从1995年开始，以一年半或两年为周期，经济危机不断出现：1995年墨西哥货币贬值，引起了国际金融动荡；1997年7-8月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8月，俄罗斯宣布停止以卢布偿还外债。这一系列危机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发生在全球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挤兑，它们都向美国及一些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庇护；另一个后果是引起巴西等国的连锁反应（1999年巴西因银行挤兑而减少了500亿美元）。同时，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引发了连锁性的金融体系的危机，其中之一就是阿根廷。

阿根廷表现出新型市场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危机的一系列特点。1998年第四季度阿根廷陷入的衰退，就是由1995年开始的经济全球化致使国际资本减少造成的。

也是阿根廷博有地位的经济学家、阿根廷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马丁·霍雷斯说：

在最近十年中，国际金融体制在世界不同地方发生的危机中跳来跳去。例如纽约股市的“黑色星期四”、墨西哥的“龙舌兰效应”、土耳其危机、东南亚金融崩溃、俄罗斯外债支付困难，等等，都证明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危机只不过是一部故事片中的一个片断而已。

巴西即将上任的总统卢拉，在巴西面临的危机和阿根廷危机中间，找到了类似的原因：

我们踏上了同一条船。这两种危机都是因为执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这是因为多年来全世界的保守势力斗争在赞赏这样一种政策，即不加区别地开放国内市场、出售国家资产、破坏工业和社会政策、举借外债、听命于跨国信贷机构的摆布。在阿根廷，这些又被长达十年的货币兑换方式加重了。其结果就是阿根廷没能实现经济增长。巴西冒着同阿根廷类似的风险，因为费尔南多·

恩里克·卡多佐总统执行了同样的政策，即在1999年货币贬值之前，我国的货币一直保持着过高币值，而且也引发了债台高筑的现象。

拉美社的一篇文章，根据阿根廷和巴西危机的事实，分析了西方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利用新自由主义盘剥第三世界的总体战略。其中的一些基本判断，使用于拉丁美国家，也适用于自觉地或者糊里糊涂地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多年以来，国际金融巨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在跨国企业和新闻媒体的帮助下，对其他各个独立的国家进行着血腥的剥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要求这些国家大幅度削减预算，并不珍惜这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公务员的工资。

对于国际货币基金来说，这是万无一失的措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有资金来偿还它们所担负的沉重的外债，并保证它们在今后年月中的还债能力。

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的是国际金融巨头的利益。这种利益与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生存的各个国家的人民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当国际金融投机者利用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聚敛财富的时候，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国经济却变得越来越贫穷。

请读者原谅我们的不厌其烦得引述。

对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悲哀，一种很难彻底摆脱的悲哀。经常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即自己写下的话——尽管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教养和研究水平并不比西方国家差，尽管第三世界有着大批才智卓越的学者——仿佛注定不如外国人首先是西方人、西方出版物上写下的话更有分量、更具有权威性，或者说更能够为多数读者所接受。因此，特别是在论述全球性问题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引出一些来自西方出版物而有利于确立自己论点的资料，会因为西方国家也有同自己看法接近的情形而高兴。不论国籍、民族、语言和肤色怎样不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的心，总是相通的。而且越是全球化，越是西方垄断资本企图确立、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全球统治，就越是这样。如果从西方寻找自己的通道而并不丝毫动摇自己的民族自尊、阶级自尊，那正是历史自信力的表现。如果认为西方人的肤色即权威的标志，宁愿彻底失去自我而亦步亦趋，那就不可救药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阿根廷危机是第三世界在西方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危机无论以什么形式爆发，终归要爆发；阿根廷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后一个。

阿根廷是新自由主义的样板：既是新自由主义短暂的表面繁荣的样板，又是新自由主义危机和破产的样板。关于新自由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关于他的欺骗性、危害性和在历史运动中的暂时性，阿根廷告诉世界的，已经太多太多。如果在阿根廷危机之后照旧麻木不仁、一仍其旧，还要执拗和钟情于新自由主义，还要重复阿根廷之路，把陷阱中的挣扎看作是天堂中的享乐，不碰得头破血流不回头，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那要么是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蒙汗药闹得昏聩到已经失去起码的判断力，要么是自己一伙的权益已经同国际垄断资本血肉交融、以至于不惜那国家和人民的权益作为交换筹码。这就简直不可救药了。

今天的西方全球化已经造成了一种全球化“路径依赖”。特别是在拉美，任何一个国家爆发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都不是什么“孤立事实”，都同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着不可切断的关系。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结构虽然存在各自不同的缺陷，其危机的共同原因，却正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不稳定造成的外资枯竭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饮鸩止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就由此向全世界转嫁本国的金融风险。

如果说需要对上述引文略微做点补充的话，那就还应该看到这样一些情况。

第一，每次危机，都是积之数年以后爆炸一般突然发生，其灾难和影响又要拖长许多年。不要说发生危机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连1995年危机的莫斯哥，也至今没有完成摆脱危机的阴影。

第二，危机总是出现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危机的严重程度同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程度成正比例。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国家对外的主权和独立在削弱，对内的分裂倾向也损害着国家的统一。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财富、收入的分配，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在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造成国家实际上的隔离的、分裂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同时是一场政治危机、信任危机、社会危机。

第三，危机总是出现在主要由于外资大量进入，由于依赖外资而表面繁荣了一阵子的国家和地区。恰恰是表面上繁荣的国家和地区，危机对国家和民族的打击就越大。阿根廷就一度是吸引外资最多、由此造成的繁荣最引人羡慕的国家。

第四，危机一到，表面繁荣化为货真价实的灰烬。但是买办资产阶级任务可以出走西方国家以逃脱危机，或者乘机继续侵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自肥；国内上层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会下降，中层在跌落；一切灾难，都集中地倾泼到最广大的普通民众的身上。
（全文发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