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与“军队战士的尊严不容侵犯”是共存的。毛泽东将这种关系称为“鱼水之情”，是非常正确的描述。当今有些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蓄意丑化军队和战士，破坏军队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危害极大。战士为了能够对得起人民的托付，言行举止应该受到外部约束和内心检点。如果个别战士发生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也的确应该受到惩处。但这绝不是抹黑军队、丑化军队的理由。

中国社会确立的群众路线的理念，通过探索和实践，不断产生新的、有效的方式，将给全世界的民主发展进程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方式，为世界各国的民主进程提供一个榜样。我们强调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时，落实到细节上，“群众路线”等“三大作风”就是这种自信的基础。

薛蛮子在中国网络上一夜之间横空出世，除了他“天使投资人”的光环和身份外，还有一个光环就是“抗癌明星”，即，他作为一个结肠癌患者，成功地康复。有人怀疑他这个抗癌明星的故事是假的，对此我不清楚，难以判断。但我知道，瑞士诺华研制治疗结肠癌的药物已经很多年，似乎不太顺利。被很多中国人迷信的西药并不安全，而打着慈善的旗号推销天价西药的行为，有时候无异于谋杀。

在正常质疑和制造传播谣言之间，有时候界限并不清晰，这就需要完善法律，但绝不是媒体或职业媒体人、自媒体个人、网络大V可以随便制造传播谣言而不受惩罚的理由。如果媒体权力本身得不到监督和制衡，关于权力监督和制衡的所有理论都将成为空话。对于媒体舆论的监督，一方面靠自律，另一方面靠群众路线，此外，法律也是必不可少的方式之一。

当今世界的医药产品几乎被少数几个大型跨国公司垄断，他们维护垄断地位、赚取高额利润的手段之一就是商业贿赂。这种现象在国外虽时有查处、时有惩罚，但因为垄断难以改变，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如今随着对外开放，国外垄断药企的潜规则等灰色手段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这些国外大型垄断企业还借助各种手段控制言论，目的之一就是在负面消息发生的时候赶紧“公关”灭火。

当今中国的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散布谣言的危害已经非常明显，有关部门应该对造谣、传谣等行为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与普通民众造谣、传谣相比，媒体和媒体工作者造谣、传谣危害更大，因而尤其需要严肃对待。处罚既应该针对造谣、传谣者本人，还应该针对造谣、传谣媒体的负责人和媒体本身。要让造谣者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能任由造谣、传谣无成本的现象成为惯例。连某身为负责人，在媒体造谣被揭露后，本来有机会主动澄清、主动认错，以挽回影响。但是，他拒不认错、拒不回应，原因之一就是，当今中国对媒体造谣缺乏清晰的惩罚制度，因而使某些人有侥幸心理。

事实上，不同的意识形态都对青年高度重视。美国很早就提出过“和平演变”的构想。这一构想的核心就是把改变思想观念的目标定位在年轻人、下一代身上。一个伟大的事业能否成功，要害在于“争夺青少年”，这话并不过分。对于共青团来说，这个问题尤其需要注意。

为了改革而破格提拔的新人，大都会有一个特征：重才不重德。这几乎是所有改革的通病。改革有它的目标，有它的对象。改革在新与旧的较量中，需要很快拿出改革成绩，这是对旧势力、旧制度最好的回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谁有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为改革加分，谁就容易得到重用。王安石的改革目的是为国家“理财”，一批“理财”高手被重用，结果是政府财富的确很快增加，但民间财富是否增加还是损失，成为一个大问题，也成为日后北宋社会矛盾复杂化的重要原因。

大学毕业生失业与社会劳动力短缺并存，问题出在教育。教育是培养人才。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因此，一个国家对于人才培养应有计划。然而，西方制度在两个方面导致国家的人才培养计划日益走样。一是教育商业化，教育成为赚钱的手段，就业与教育的关系就变得畸形。二是为了选票而许诺。给更多的年轻人承诺提供高等教育，有助于获得选票。

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威们，加上庞大的转发数量、评论数量，再加上一群大威同声共气、配合默契地原发、转发，很容易就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纸媒体、电视的新闻来源、关注热点都来自于网络上的大威们，大威们几乎已经控制了各个媒体话题设置的权利、评论倾向的权利。

中国推广“普世价值”的人，塞进了大量的私货。他们用“民主”、“自由”这样的普世概念大肆宣传，其实干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对于“宪政”也一样。一般意义上的“宪政”就是依照《宪法》来施政。我们国家有《宪法》，依照《宪法》施政也没什么问题。然而，在特意鼓吹“宪政”的人那里，他们的“宪政”无非就是一件事：多党轮替执政。

利用种种捕风捉影的谣传抹黑红十字会，目的只是为了在慈善的大蛋糕里切割一大块，实在是令人不齿。慈善红与黑是国有、私有争论的缩影，也是国有、私有抢占有利地形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