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对朝核危机的十三点评价 

1、朝鲜下决心研发核武器及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爆发，是在1992年8、9月份。其战略背景是1992年8月的中韩建交及中国对朝援助的减少和中朝关系的恶化，而美韩对朝军事威胁却在加大。在这种战略格局下，朝鲜必然会义无反顾地走向核武之路。

2、1994年，朝鲜曾在作出巨大让步（如默认美国在韩国驻军）的基础上，与克林顿政府达成了“朝美核框架协议”，美国承诺放弃对朝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朝鲜承诺全面冻结及销毁核设施。后来朝鲜完全履行了此协议，而美国克林顿政府却一再拖延执行，实际上是利用欺诈手段拖延了朝鲜的核武进程。后来的小布什政府则直接制造假情报，恶化美朝关系，全面撕毁该协议，对朝鲜加强围堵，期望朝鲜政权短期内崩溃，朝鲜被迫重走核武之路。美国对朝一以贯之的战略意图，便是颠覆其社会制度及中央集权政权，使朝鲜沦为依附性傀儡国家，将朝鲜改造成围堵中国的前沿阵地。

3、美国对苏、对中、对朝都有“缓和接触”与“遏制围堵”两套策略。“缓和接触”的目的是借机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如果“缓和接触”目的不能达到，就会采用“遏制围堵”甚至直接军事打击的方式使之崩溃。

4、种族主义和反共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出于种族主义的根本战略，无论俄罗斯和中国等世界性大国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美国对其遏制、围堵、肢解的根本战略不会改变。但对南斯拉夫、越南、朝鲜等中小国家，只要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便会利用其“民族主义”倾向，满足其短期国家利益，利用他们来分化甚至对抗中俄。

5、美国曾将成功地越南改造成了“亚洲的南斯拉夫”（甚至有可能是“亚洲的以色列”）。而美国也会采用各种手段，将朝鲜改造成“东北亚的越南”。而朝鲜自身近期也在不断向美国释放这种信号。

6、只要美国敌视、封锁朝鲜，朝鲜便不可能进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从而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得足够的能源、物资缓解其经济危机。而在美国全球性围堵中国的大背景下，只要朝鲜与中国保持亲密友谊，美国便不会放弃敌视、封锁朝鲜，正如美国之前一直敌视缅甸等国家一样。因此，朝鲜如不能从中国获得大量援助，朝鲜政权为避免崩溃，必然会最终选择倒向美国，从而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充当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棋子。朝鲜政权发展核武器，最终只不过是用核武器来保证由现政权来完成这一个过渡而已。

7、76之前，中朝、中越之间虽然都有风波，但是波澜不惊，战略同盟关系基本保持。1977年，美苏都向越南伸出了橄榄枝，而中国却彻底回绝了越南的求援。这是中越关系大破裂的开始。其实当时的中国，仍然有机会将越南拉在自己一边，至少能使越南在中苏之间及后来的中美之间保持中立。2013年2月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跟1977年刚刚将美军赶出全境的越南，有太多的相似性。一旦朝鲜表现出足够的“民族主义”，按照乔治·凯南的教导，美国一定会向当年对待越南那样对待朝鲜。

8、朝鲜一失，辽东危险，黄海将完全由美国掌控，中国京津核心区域面临灭顶之灾，这是最腐朽的封建王朝大清王朝都明白的道理。朝鲜问题，一直被传统中国视作核心国家利益，其地位在琉球台湾之上。黄海被外敌控制，京津受美日危险，其总体危害和失去台湾类似。这是当年中国抗美援朝的原因。今日的中国不可再有失误。

9、中韩之间的海域纠纷达24万平方千米，和中日之间的海域纠纷一样严重。而自美国战略重心调整、加强对华围堵以来，韩国已经和日本一样嚣张。韩国还和美国一起多次搞黄海军演，威胁中国。当年中国为中韩建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韩国最起码应该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如果这一基本底线也达不到，中韩之间应该断交，以弥补中朝之间的根本性裂隙。

10、中国还应大规模援助朝鲜，以增进“兄弟”情谊及“同志”关系。朝鲜缺乏石油，其大规模的工厂和农业机械都是废铁。中国以“市场运作”方式来处理中朝经济关系，打账房先生式的小算盘，不仅破坏“同志”关系，更破坏传统的“兄弟”情谊。如果朝鲜变成“越南”，中朝之间发生战争及边境纠纷，损失的就不是那点经济援助了。

11、朝鲜只要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美国便会永远视其为敌人。而中国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及肢解都不会改变。中国都需要朝鲜在中美之间永远站在中国一边。因此朝鲜保持其现有的基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一旦朝鲜进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民族主义”的朝鲜很可能融入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怀抱。中朝间“同志”关系不存，“兄弟”情谊也难以维系，这是今日中国的周边环境，比大清王朝更加险恶的地方。

12、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政权，只能在如下三种道路中选一：上策是获得中国的大幅援助，维持其现有的基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并在美韩的军事、经济、文化压力下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假如中国的援助无法得到，朝鲜政权的中策是选择投靠美国，在现政权主导下搞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假如得不到中国的大幅援助，同时朝鲜仍然对抗美国保留其现有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其政权必然最终在美国的经济军事围堵中崩溃，这当然是下策。当前的朝鲜当然是努力争取上策，如果上策无法实现，只好选择中策，以避免下策。因此，当前的朝鲜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其走向何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

13、分析地缘政治的基本前提是维护本国长远的国家利益，假如以道德或者情感的义愤来代替冷静客观的战略分析，其结果很可能会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别看今天美国控制的世界媒体对朝鲜的妖魔化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一旦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政权决定与中国反目投靠美国，马上会成为美国的座上宾。就像当年美国刚刚在越战中妖魔化北越政权，越战一结束就向其伸出橄榄枝一样。今天某些中国精英，一方面跟着美国谴责朝鲜的世袭、封建、独裁，另一方面跟着美国舆论呼吁中国政府对朝断交、毁约、开战，简直成了美国的战略鹦鹉，还自以为是在捍卫国家利益…… 

正文： 

2012年2月12日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后，整个东亚局势都为之紧张起来。美国及西方势力一方面继续在舆论上抨击朝鲜并准备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则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加入制裁和围堵朝鲜的行列，甚至与朝鲜断交。 

毫无疑问，因为朝鲜核试验，中朝关系正面临着很大的考验，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但是准确地定位和分析这些考验和风险，并有效地应对和解决这些考验和风险，需要进行复杂的历史的分析，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表面现象之上。中国乃至世界的主流舆论都想当然地认定：中国一直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然而朝鲜核试验，使朝鲜半岛及中国周边局势紧张，甚至韩国、日本乃至台湾都有了研发核武器的借口，这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因此，在打压和制裁朝鲜核武冲动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应该站在同一战壕。然而这种简单地表面化的分析其实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这种思路处理朝核问题，站在美国一边恶化中朝关系，不但不利于解决朝核问题、缓和朝鲜半岛局势，反而会加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甚至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产生根本性的破坏。 

解决朝核问题，需要深入分析其问题产生的根源，更需要根本性地把握利益牵涉方的真正战略意图，在此基础上做出中国自己的战略判断，形成有利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一、朝鲜为何要坚决研发核武器？ 

朝核问题根源何在？其实深入分析此问题的来龙去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前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局势出现若干缓和迹象。朝鲜半岛局势也是如此：1985年12月，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1年底，朝鲜与韩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及《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1992年1月31日，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签署了核设施全面安全保障协定，朝鲜表示其核设施是用于发电弥补其能源不足，而非用于核武器，朝鲜欢迎IAEA的核检查；从1992年5月开始，朝鲜第一次接受了IAEA的核检查，这次检查十分顺利，随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官员表示，朝鲜的核设施十分原始。然而，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出现了大逆转，1992年7月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二次核检查时与朝鲜开始出现摩擦，而在1992年9月的第三次核查过程中双方更是出现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彻底翻脸，朝鲜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检查有关设施，朝鲜方面声称那里是军事设施。在此后的三次检查中，朝鲜与IAEA的合作仍不顺畅。而到1993年3月12日，朝鲜竟然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鲜在声明中表示，这一立场将保持不变，直到美国停止它的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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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1992年8月之前，朝鲜尚没有制造核武器的强烈动机，在此之前，朝鲜并不过度担心自身的安全问题。如果那时的朝鲜已经明确其战略要秘密或者公开研制核武器，1985年就不会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1年也不会签订《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1992年初也不会接受IAEA的核检查。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或者说从1992年9月开始，朝鲜明确拒绝与IAEA的合作，至93年3月，朝鲜明确而公开地表达了拥有核武器的强烈动机——其理由是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可以判定，朝鲜明确其发展核武器的大战略，正是在1992年9月前后。从这时开始，朝核问题正式浮出水面，一直延续到20年后的今天，朝鲜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朝鲜对自己安全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大转变？分析当时朝鲜的国际环境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促使朝鲜下决心研发核武器的，正是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的正式建交。在1992年之前，中朝关系一直是“兄弟加同志”式的亲密同盟。1961年7月，朝鲜与苏联和中国先后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核心内容有：“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导致中朝两国成了事实上全方位的军事、政治、经济同盟，这意味着朝鲜将帮助中国对抗台湾蒋介石政权，而中国将帮助朝鲜对抗韩国，当然还有共同的敌人美国。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赫鲁晓夫于1959年已经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并开始撤走全部驻华专家，撤销一切同中国已签订的援助协议。《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同样意味着，朝鲜在中国和苏联中间事实上选择站在中国一边。在六十年代中苏大论战及对待斯大林评价、中印边境冲突、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三和路线”等系列问题上，朝鲜都明显地倾向于中国，1962年由于赫鲁晓夫断绝对朝鲜的军事、经济援助，苏联与朝鲜关系甚至陷入了冰冻时期。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还意味着，当中国后来成为拥有两弹一星的世界强国之后，朝鲜已经处于中国的核保护之下。因此，六七十年代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意愿并不强烈，80年代也不强烈，甚至1990年苏联戈尔巴乔夫接受韩国的巨额贿赂与韩国建交，苏朝关系彻底恶化时[3]，朝鲜仍然未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91年苏联及社会主义体系的彻底瓦解给朝鲜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正是在这一年朝鲜签订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然而，1992年的中韩建交，事实上却使《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处于尴尬地位，也使中朝之间原本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出现了裂痕。自此以后，朝鲜与韩国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以及小规模的军事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公开姿态已经是中立的了（近期的案例如2010年11月的朝韩炮战）。中朝关系也在1992年后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冰冻时期，在此之后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朝鲜领导人没有访问中国，这与之前双方紧密的联系形成了鲜明对比。愈发孤立的朝鲜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强大的安全威胁，这是朝鲜下定决心研制核武器的直接原因。 

显而易见的是，假如朝鲜与台湾之间建交，中国的愤怒一定是无以复加的。但在朝鲜看来，从实质意义上讲，中韩建交对朝鲜带来的危害，远比朝鲜与台湾建交对中国的危害更大。因为毕竟台湾政权对中国安全威胁的程度远小于韩国之于朝鲜。 

而92年之后经济陷入困境的朝鲜，对自身安全环境恶化的感知比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加敏感。苏联解体前的八十年代，朝鲜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工业化及农业的机械化（八十年代朝鲜农业使用化肥及自动化机械的程度已经远超中国），但苏联及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使朝鲜突然失去了石油、焦炭、化肥等战略物资的主要进口来源以及出口市场，整个经济陷入崩溃状态。1992年，中国对朝鲜提出新的贸易协定，决定改变过去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转变为外汇结算。由于朝鲜习惯与以物易物贸易，缺少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往的经历，美元、英镑、瑞士法郎等外汇十分欠缺，再加上中韩建交的政治冲击，中朝贸易逐渐陷入停滞状态。1993年中朝贸易总额尚有9亿美元，而到1998年下降到4.1亿美元，而1999年则下降到3.7亿美元。

[4] 

九十年代中后期，朝鲜面临外部封锁、内部饥荒等经济困境，不得不进行“苦难的行军”，而中国此时对朝鲜的援助却大幅减少：“从1995年到1999年10月，中国向朝鲜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又无偿支援了52万吨粮食。”[5]按朝鲜2200万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个朝鲜人每年得到0.34元人民币、6公斤粮食，这对解决朝鲜面临的经济困境相当于杯水车薪。 

2000年前后，中朝关系开始恢复正常，中国已经逐渐以“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作为双方经济合作的方针，对朝鲜的经济援助相对毛时代已经大幅减少，朝鲜仍然无法通过与中国的市场化贸易获得足够的能源、资源供给以振兴其经济，而其他所有国家几乎都已经在美国压力下对朝鲜关闭了大门。 

国际主流舆论都在指责朝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和民生，而不应搞核武器影响地区安全。然而，从金日成时代到金正日时代再到当下的金正恩时代，朝鲜一直将经济民生当做核心工作之一，只是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朝鲜传统的经济交往对象不复存在，这对外向型的朝鲜经济是致命打击。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极度敌视朝鲜，朝鲜经济发展的战略物资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不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朝鲜无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正常的国家。当然，像利比亚卡扎菲政权那样，放弃核武器，向美国投降，和韩国一道沦为依附性政权，朝鲜或许能够短时间内重返所谓的“国际社会”，然而这种恰恰是朝鲜所不能容忍的巨大耻辱，而其最终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朝鲜看来，丧失了中国的核保护之后，唯有自己成为核武国家，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才能最终成为美国打不败的对手（即朋友），才能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才能最终改善朝鲜自身的经济和民生。 

由此看来，92年之后，在外部安全环境极度恶化的背景下，朝鲜义无反顾地走向核武不归路，几乎是一种必然。 

二、从“朝美核框架协议”看美国对中朝两国的真实战略意图 

为应对1992年下半年开始的第一次朝核危机，美国新上任的克林顿政府制定了两套方案：首先是对朝鲜军事威胁，美国甚至曾制定侵略朝鲜的战争方案。1993年2月，美韩恢复举行曾于1992年暂停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而朝鲜则开始全面的战争动员，正是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朝鲜于3月份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公开明确了其核武意图。然而在当时条件下再次侵略朝鲜，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除了担心再次将中国推入敌对阵营外，最重要的是当时朝鲜与美国之间军力的差距相对于朝鲜战争期间已经大大缩小，美国侵朝得不偿失。克林顿政府最终选择了“缓兵之计”：1994年6月，前总统卡特访问朝鲜的斡旋活动获得成功，用卡特后来的话讲，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答应了他提出的协议中的全部条款。美国与朝鲜最终在1994年10月21日签署了《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即“朝美核框架协议”或“日内瓦协议”）。根据协议，朝鲜承诺将拆除其全部核设施（主要是3座在建或建成的石墨反应堆），朝鲜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执行《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而美国一方负责弥补朝鲜相关的能源和经济损失，美国答应向朝鲜提供两座轻水反应堆（建设周期在10年内），和平利用原子能提供电力，在轻水反应堆建成之前，美国将向朝鲜提供重油充作替代能源，每年约需50万吨，美国也保证不对朝鲜首先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放宽对朝鲜的贸易和投资限制，并同意尽快在双方首都互设外交联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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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一方原来的原则，本来是美国军力应全面撤出朝鲜半岛，美国放弃敌视朝鲜的政策，放弃对朝鲜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朝鲜则可放弃核武器。但是在“朝美核框架协议”中，金日成及随后的金正日领导的朝鲜政府仅要求美国提供重油弥补其能源经济损失、放弃对朝鲜的核威胁、放宽对朝鲜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朝鲜便答应冻结并最终拆除其核设施，并永不开发核武器。客观地说，朝鲜的要求完全正当和合理。朝鲜的真实形象，远非西方主流媒体渲染的“好斗的恶魔”。 

本来按照“朝美核框架协议”，朝核问题乃至朝鲜半岛的和平问题，完全可以顺利解决。自1994年以后，朝鲜全面履行了“朝美核框架协议”，朝鲜停止了正在运行的核反应堆及相关设施，停止了另外两座反应堆的建设，封闭了有关实验室、核燃料仓库、核燃料制作装置等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证实了朝鲜采取的措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美国技术人员于1996年5月2日开始拆除朝鲜宁边核设施的大约8000根废核燃料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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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并未认真履行此协议。重油的提供被美国克林顿政府多次拖延甚至中断，而原定到2003年完工的朝鲜轻水反应堆工程，由于美国的借故拖延，至03年时只完成了30%左右（还有一种说法是25%左右）。[8]而且，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并未减轻，美国仍把朝鲜列在“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这使朝鲜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援助。另外，框架协议签订后，美国与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却得到了加强，朝鲜已经废除了其核设施，美国却又认定朝鲜的导弹是美国的严重威胁，并联合日本、韩国乃至台湾研发和布置战区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为表达和平诚意，朝鲜不得不还宣布暂停导弹实验。美国与韩国94年后虽然曾暂时中止针对朝鲜的“协作精神”联合军演，但“秃鹫－2000”之类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仍然每年进行。

[9] 

美国克林顿政府处理朝核问题的方案其实是“缓兵之计”，它与朝鲜签订了框架协议，让朝鲜全面冻结并废除了其原有的核设施，但是美国并未履行相应地承诺，美国仍然将朝鲜视为敌对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一些表面的“接触”、“缓和”、“放松”政策，只是迷惑朝鲜的障眼法。卡特等人，只不过是美国真正的统治者——垄断资本财团操控的工具而已，工具本身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主人的真实意图。美国对朝政策的真正战略意图，是颠覆朝鲜社会主义政权，在朝鲜扶植亲美的依附性的资本主义政权。假如美国因为朝鲜放弃了核武器，就放弃对朝鲜的军事压制和经济制裁，使朝鲜社会主义政权得以稳固、朝鲜经济得以恢复，这是美国垄断资本全球利益的重大威胁。 

而2001年1月小布什一上台，就马上宣布朝鲜为“邪恶轴心”国家，对朝鲜的军事、政治、经济压力空前加大，甚至威胁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克林顿年代那表面的障眼法和缓兵之计也被美国撇到一边去了。众所周知，小布什团伙制造假情报，欺骗全美人民，污蔑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事后在伊拉克掘地三尺却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影子也没找到，“伊拉克情报门”已经载入史册。然而，更加有意思的是“朝鲜情报门”。 

200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平壤，宣称朝方“已承认”铀浓缩计划，指控朝方正开发核武器，随后这一说法遭到朝方否认。美国总统小布什2002年11月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发现，朝鲜正在进行铀浓缩活动，企图发展核武器。这同他们和美国的协议背道而驰。”因此，小布什政府全面废止了94年的“朝美核框架协议”，美朝关系彻底撕破，朝鲜于2003年1月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核危机又一次凸显。到了2007年2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朝鲜情报负责人德特拉尼终于对国会承认，美国情报机构当时并不高度确信朝鲜秘密开展了铀浓缩活动。而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希尔则干脆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根本不确定朝鲜是否掌握了铀浓缩技术。[10]2008年8月美国资深记者、太平洋国际政策协会研究员奇诺伊在《熔毁：朝鲜核危机内幕》一书中则指出，朝鲜核危机是布什政府歪曲情报造成的，美国情报界2002至2003年并无可靠情报显示朝鲜拥有利用铀来制造核武器的设施。然而，美国下定决心终止了与朝鲜达成的核协定“框架协议”，他们利用这个议题迫使美国同朝鲜陷入冲突，至于2002年访朝后声称朝鲜已承认“铀浓缩计划”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更是在赤裸裸地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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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在小布什制造“朝鲜情报门”并以此撕毁“朝美核框架协议”之前，朝鲜并未像美国宣布的那样下定决心研制核武器。虽然克林顿政府拖延“朝美核框架协议”的实施，朝鲜政府在2003年之前还是大体上遵守了该协议，美国所谓朝鲜核武器计划的情报是伪造的。 

当然，“朝鲜情报门”和“伊拉克情报门”还是有重大区别的，“朝鲜情报门”是一个完全可以“自我实现的预言”。在小布什政府在制造“朝鲜情报门”、全面废除“朝美核框架协议”、并对朝鲜发出赤裸裸核威胁后，朝鲜自然于2003年1月正式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始公开展示其研制核武器的意图。后来朝鲜分别在2006、2009及2013年三次试验核武器，并最终基本实现了其核武战略。 

任何不带严重偏见的人，在了解1992至2013年这20年里朝核问题的来龙去脉后，恐怕都不得不承认，朝美关系恶化的根源在美国而不是朝鲜，朝核危机真正的罪魁和责任方正是美国而不是朝鲜，威胁朝鲜半岛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是美国而不是朝鲜及其核武器计划。假如朝鲜半岛真的实现和平，美国还有什么理由在日本及韩国保持大规模地军力存在？用假情报制造朝鲜核危机，并以此为借口进行围堵中国的部署，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基本战略。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为何一直成效不大？核心问题就是美国一边参加“六方会谈”，一边加大对朝鲜的经济、金融制裁以及军事威胁，将原则性强的朝鲜逼出了“六方会谈”。 

从克林顿政府签订“朝美核框架协议”后又拖延其实施，再到小布什全面撕毁“朝美核框架协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朝战略乃至全球战略是一以贯之的。颠覆朝鲜社会主义制度、更迭朝鲜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扶植亲美的依附性政权，将所谓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覆盖朝鲜，是美国持之以恒的对朝战略目标。美国之所以允许韩国、以色列、日本等国发射火箭，甚至拥有核武器，但是唯独禁止朝鲜，其根源便是美国敌视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如朝鲜《劳动新闻》2013年1月31日的社论所言：“美国的主张多么不讲理，连西方媒体都评论说，成问题的不是做什么，而是谁来作，这就是美国式伦理，他们按照制度上的差异，规定合法性和非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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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要将所谓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推广到朝鲜？因为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经济的分散（私有化、外资化）必然导致政治的分散（自由化和依附性），乃至整个社会的原子化——这最有利于美国的彻底控制。克林顿政府与朝鲜有限或者说伪善地“接触”、“缓和”、“放松”的根本目的，除了延缓其核武器计划外，便是要趁机渗透朝鲜并最终和平演变朝鲜政权。当美国发现这种和平演变奏效不大，朝鲜并未按照其预期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及“开放”，反而有可能利用这种“缓和”、“放松”的机会发展壮大时，克林顿政府就开始拖延协议的实施。后来的小布什政府则彻底废除了此协议，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给朝鲜施加军事、政治、经济压力，它期望朝鲜政权在这种全方位压力和制裁下变得更加虚弱甚至自行崩溃，最起码，这有利于美国实施其武力颠覆朝鲜政权的最后的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实际上全面延续了克林顿政府及小布什政府的对朝计划。 

应该指出，美国对华战略与对朝战略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与当年对苏战略也极为相似：“接触”和“遏制”这软硬两手都要抓、都要硬。“接触”的目的是为了借机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及最终的全方位控制——历史上，在瓦解苏联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便是在赫鲁晓夫的苏联与美国之间缓和的时期，进入由布热津斯基所领导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学院进修，在那里雅科夫列夫被洗脑和策反，同一批人中还有后来打入克格勃高层的奥列格·卡卢金等人。[13]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美关系大“缓和”的蜜月期。89年至91年，美国对华“遏制”的高压政策失效，美国担心其敌对策略促使中国鹰派和左派势力增长，随后便开始“接触”和“缓和”。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计划执行的越顺利，采用“接触缓和”策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则会采取高压政策。从92至99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发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计划效果未达预期，于是基本战略发生微调。从99年开始，高压政策浮出水面，中美摩擦屡屡出现（如199年的驻南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的撞机事件），美国加大了在中国内部的渗透力度（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开始膨胀），中国与周边亲美国家的摩擦也逐渐升温（如与日本间的钓鱼岛问题、与菲律宾间的黄岩岛问题）。至2007年时，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计划仍然未达预期效果，而中国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又使美国看到，2007年至2012年及2012年至2022年这两个时间段里中国政治的基本盘已经确定，中国在这些时间里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国家首脑，中国很可能至少能够在未来十五年里保持稳定和发展，于是在2007年后美国对中国的高压政策又开始升级：2008年西藏发生藏独暴乱，2009年又发生疆独暴乱，2010-2011年美国明确宣布其全球战略重心是围堵中国，2011年北京街头出现测探性质的“茉莉花革命”，与此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纠纷进入白热化程度…… 

由于中国是拥有两弹一星的全球性大国，朝鲜对自身安全环境恶化的感知程度比中国要更加敏感。而美国对朝鲜的高压政策，从2000年便开始了。虽然美国针对中国和朝鲜都采用软硬两种手段，但总体上美国对朝鲜更加强硬。因此，中朝双方对自身安全局势的判定及对整个国际环境的战略定位必然会有一定的差异，所以，中朝关系出现了一定的波折。例如，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信心和热烈期盼使中韩建交得以成功，当然，这必然很难得到处于各种危机状态的朝鲜的理解。因此中朝关系的复杂和波折，实在是冷战结束后极度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必然产物。然而自2007年后，经过08、09、10年的发酵，尤其是自2011年开始，美国已经明确宣布将中国重新定位为头号战略对手，中国也面临直接来自美国或者由美国操控的软硬各种战争的威胁，除了内部软性的颜色革命的风险外，与周边亲美国家如日本的战争冲突已经完全凸显。中国的整体安全环境事实上处于1971年以来的最险恶的阶段。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和朝鲜对东亚局势乃至世界局势认知的共识应该会增多，而分歧则会减少。中朝关系也应该迎来新的“蜜月期”，向49-79年的“兄弟加同志”的状态进行一定程度的回归。 

三、中朝“兄弟加同志”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须弥不可忘记的是，中朝之间是“同志”关系，即两国拥有相同或相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两个国家独立解放进程中及后来的朝鲜战争中，两党两国在并肩战斗中形成了血肉联系式的深情厚谊。同时，两国之间更是“兄弟”关系，即便中国与朝鲜的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完全不同，中国也应该明白，作为一个有庞大的人口、广阔的领土、丰富的资源、独立的文化传统及初步的工业体系的全球性大国，中国必然是美国及西方遏制、围堵乃至肢解的对象。唇亡齿寒，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朝鲜半岛被敌视中国的外部势力控制，辽东半岛乃至京津地区都受到严重威胁，这是中国的灭顶之灾。环顾中国周边便可发现，如果美国及其他敌对国家选择一个中国邻国，作为进攻中国东部核心政治经济区域的跳板，西部南部有高山沙漠阻隔，北部的俄罗斯块头太大难以吞下，而朝鲜无疑是最佳选择。中国历史自古至今的基本规律，便是朝鲜亡则中华危，中朝两个民族正是在共同应对外来威胁、保持自身独立自由的历代战争中，形成了“兄弟”关系。 

假如美国军队控制朝鲜，控制黄海，其对中国大陆京津核心地带产生的威胁是致命的。这就是美军将朝鲜战争战火烧至鸭绿江后，中国选择抗美援朝而被迫暂缓解放台湾计划的根本原因。再看看日本当年在英美支持下侵略中国的计划，第一步是攻占琉球和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甲午战争中，正是日本先在朝鲜战场、随后在黄海、最后在辽东战场的胜利而直接威胁到了京津要地，这才使清政府如芒在背胆战心惊，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政府担心日本进一步攻占京津。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发生在朝鲜、黄海、辽东一线，绝非偶然。战胜国日本提出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而清政府则首保辽东半岛，其次才是台湾、澎湖。最后清政府借助俄、法、德的干涉、支付巨额“赎辽费”才使日本当时吞并辽东的计划并未达到。朝鲜及辽东的重要性，是连最腐朽的封建王朝都明白的道理。 

因此无论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也不管朝鲜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朝“兄弟”友谊永远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一。假如朝鲜被外部敌对势力控制，或者说朝鲜与中国反目投靠外部敌对势力，黄海的制海权必定完全沦入外敌之手，中国的核心区域地带将直接面临灭顶之灾。 

中国在建国初选择抗美援朝，并在随后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大规模援助朝鲜，除了“同志”关系之外，“兄弟”情谊也是重要原因。然而，从1992年开始由于中韩建交及中国援助的减少，两党、两国之间出现的关系裂隙至今仍未彻底修复。从2013年2月12日开始，朝鲜已经在事实上正式成为核武国家，这本身意味着朝鲜并不认为中国能够为其提供核保护伞。 

实际上，只要美韩军事同盟的存在，所谓“朝鲜半岛无核化”，只是一个表面问题。因为只要美军驻扎韩国，美国便一直会对朝鲜形成军事威胁和核威胁。美军核武器从朝鲜半岛撤出只是象征意义，美军彻底撤出半岛才有实质性意义。只要美国敌视朝鲜将朝鲜视为“邪恶轴心”，朝鲜便处于美国核威慑之下，所谓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就没有实质意义（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而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中朝联盟已经出现裂隙。因此，朝鲜必然谋求核武器以维持半岛军事平衡。 

1992年开始的朝鲜核危机，以及2006、2009、2013年朝鲜的三次核试验以及“六方会谈”的破裂，其本身便是美国外在军事压力及中朝关系出现裂隙的产物，而从2013年开始，朝鲜核危机已经正式进入了收官阶段，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能够在这场博弈中战胜已经统治世界两百多年的英美帝国主义体系？这场考验的严峻性不亚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某种意义上讲，当年的朝鲜战争并未结束，朝鲜核危机，实际上是朝鲜战争的收官阶段，只不过更多地以软战争的方式进行。 

从2013年开始，朝鲜核危机乃至时间跨度已经达60多年的朝鲜战争如何收官？患难时刻，方见真情。这一次是中朝友谊的最严峻考验。 

假如中国在美国及西方压力下选择制裁朝鲜，中朝关系必然再度恶化，其程度可能超过1992年中韩建交所带来的危机。在这种局面下，无非是两种结局：第一，朝鲜政权在外部军事压力（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及内部经济危机中崩溃，朝鲜政权更迭，美韩联兵最后直入平壤，抗美援朝战争中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鲜血等于白流。然而，第二种状况才是最恶劣的：假如朝鲜政权未来几年在外部高压中继续保持稳定，而美国也不打算与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发生军事冲突，因此美国的软硬各种手段都无法取得根本性效果。所谓打不败的敌人，便是朋友。美国最后只能选择承认朝鲜政权，放弃其短时间更迭朝鲜政权的打算，当然其前提是朝鲜政权对内选择逐渐向所谓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方向进行过渡，对外选择沦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最有价值的战略棋子。 

朝鲜金正恩政权近期的一些迹象，展示了其选择第二种状况的可能性。在2011年12月28日的金正日送别仪式上，右侧扶灵的是依次为金正恩、金正恩的姑父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金基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崔泰福，左侧扶灵的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人民武力部部长金永春、人民军总政治局第一副局长金正阁、国家安全保卫部第一部部长禹东测，然而仅仅半年后在左侧守护灵车四位军方核心人物全部失势，或下台或领闲职，“扶灵七君子”、“顾命七大臣”一大半失势。[14]而曾经强调“先军”道路、猛烈攻击帝国主义的军方核心人物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则被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分子。[15]而右侧扶灵的张成泽等人则继续掌控大局，而张成泽被视为“改革派”的关键人物，“熟知资本主义的赚钱方法”，与日本财界一些重要人士也有良好的私人关系。[16]据《黄长烨回忆录》披露（黄长烨是从朝鲜叛逃至韩国的最高级别官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黄长烨与张成泽关系相当亲密，黄长烨是朝鲜内部亲美、亲韩、主张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路线的代表性人物。在李英浩等人失势的同时，朝鲜各方面出现系列改革和松动迹象，如演出歌曲出现米老鼠、迷你裙，金正恩观看美国电影《洛奇》演出并竖大拇指[17]，美国谷歌公司执行董事长访问朝鲜[18]，朝鲜中央通讯社展示金正恩使用台湾手机等等[19]，在朝鲜当前体制下，类似的动作层出不穷，应该不是随机现象，而是一种刻意的姿态展示。最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副部长级的观光局副局长赵成奎在2012年10月11日至14日秘密访问台湾，随后引发台湾朝野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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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的突变性调整，往往意味着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根本性转折。以上种种迹象显示，朝鲜一方面在加紧研制核武器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似乎正在为背弃中国、倒向西方做铺垫准备。朝鲜因为坚持社会主义体制而备受美国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堵，从而使其政权面临严重危机，如果不能从唯一的朋友中国那里获得可靠的足够援助，朝鲜为了其短期的国家民族利益及政权的稳定，很可能被迫走向资本主义改革开放道路以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假如朝鲜选择资本主义改革路线的同时仍然保持中朝亲密关系，美国出于围堵中国的动机仍然会将朝鲜视作敌人，正如美国原来一直敌视缅甸等国一样。况且，一个遭受美国军事、政治、经济全球性围堵的朝鲜，是无法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所以朝鲜一旦对金日成-金正日主体思想确立的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倒向美国。在美国加紧围堵中国的大背景下，从战略上看，当前的朝鲜政权只有两条活路可走：要么获得中国的核保护及大规模援助，从而稳定其政权和制度，要么投靠美国搞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在这种意义上说，朝鲜的核武器的真正作用，也许只是迫使美国接受由现政权主导这种改革而已。 

四、以中越关系为鉴：中国应如何应对朝核危机 

对于中国周边的系列中小国家来说，当中美矛盾和冲突加深时，那些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小国很可能选择倒向强者一方，以获取短期国家利益，哪怕是中国的前盟友。中国周边国家类似的案例非常多。朝鲜多年以来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可靠的盟友，正是因为金日成开创的“主体思想”坚定地将共产主义理想放在了民族国家短期利益之上，这就导致朝鲜一直与美国互为仇敌，从而不得不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结盟。 

然而在国际共运仍然处于低潮的时刻，当前的金正恩政权是否仍然将共产主义理想放在短期民族国家利益之上？随着代际的推移，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共产主义理想淡化、而投机性短期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理念增强的局面，比如前苏联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这个轨迹的蜕变。越南等很多中小社会主义国家也经历类似的轨迹。苏俄和中国由于其体积和潜力太大，无论其怎么蜕变，美国对其打压和肢解的意图不会改变。然而那些社会主义小国则与其不同，美国必然会利用这些中小国家，满足其短期国家利益，来牵制中国和苏俄。今天与美国关系打得火热，而与中国爆发严重边界危机的越南，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毫无疑问，从“主体思想”可以看出，朝鲜当初对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远比越南更执着更彻底，而越南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民族主义成分较强的典型国家。然而，在金正日、金日成身后，80后金正恩掌权的朝鲜，是否有足够的“主体意志”将共产主义道路坚持下去？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打一个问号。 

冷战刚刚开始，美国便有一项基本的战略，那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选择那些民族主义强的中小国家，来分化瓦解社会主义体系，以最终颠覆整个体系并肢解俄罗斯和中华民族。美国对那些坚定地共产主义国家视作仇敌，而对那些民族主义倾向强的中小型共产主义国家则视作可以招揽的对象。 

美国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是越南战争的坚决反对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位为美国垄断财团服务的顶尖大师是位和平爱好者。他认为，美国卷入多年的越南战争，是“在那里建立某种反共政府而进行的一次时间漫长、耗费巨大、没能成功、而且从一切方面看都是不幸的努力”，但是在乔治·凯南看来，“我们看作越共的那批人”——“实际上他们主要是民族主义者”。乔治·凯南认为，“胡志明主要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满口共产主义词汇，但他喜欢的却可能是在他同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和他同我们的关系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假如我们当时鼓励他这样做得话。”[21]越战前，乔治·凯南等几位美国的核心谋士建议不要卷入越战，美国可以鼓励北越的民族主义情绪，同北越保持良好关系来分化和对抗苏联的力量。当然，美国最初没有听乔治·凯南的意见，随后美国陷入了越战泥潭。然而，奇怪的是，与当年在朝鲜半岛美国力保韩国政权的态度不同，美国从越南彻底撤军，事实上彻底抛弃了南越政权，越南全境得以迅速统一。如果认为这是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导致的，那便是高估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民主作风。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接受了乔治·凯南的意见。因为继续支持南越、保持南北分裂将无法与北越改善关系，而北越恰恰既是一个不容易打败的对手（即潜在的朋友），也是一个民族主义性质较强而美国可以分化利用的对象。 

实际上，美军刚刚撤出越南、越南刚刚统一，美国便抓紧机会发展与越南的关系。早在1976年11月，美驻联合国大使安德烈-杨 ( Andrew Young ) 就公开地宣布：“我们把越南视为亚洲的南斯拉夫。……越南可以发展成一个类似南斯拉夫的独立共产国家和对抗中国的缓冲器。……一个强大与独立的越南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22]1977年3月卡特总统特派员伍德科克访问越南，几乎提出了无条件的两国关系正常化方案，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向越南提出，只要越南要提供有关“在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军人”的讯息，美国就可以接受越南加入联合国并随时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同时提供设备物资全方位援助越南战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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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种族主义和反共主义，是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美国将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视作死敌，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是美国最统治者——垄断资本财团的根本性威胁。然而苏联解体后，美国仍然要继续打压和肢解叶利钦主导的亲西方的俄罗斯，这显然是种族主义理念的彰显。虽然叶利钦极度亲美亲西方，在美国看来却是肢解俄罗斯的最佳良机，于是俄罗斯民族不得不选择普京。对比美国对越南和朝鲜的不同态度，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更欢迎那些中小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美国曾在欧洲通过分化南斯拉夫的方式来对抗苏联。毫无疑问，在亚洲分化越南对抗中国，这是越战结束前美国就已经确定重要战略。 

1977年，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向越南伸出了橄榄枝。自然地，越南暂时选择全面倒向了苏联一边。而在此之前，越南其实更多地站在中国一方。胡志明在世及掌权时期，越南与中国铁一般的关系自然不用多说。中苏矛盾激化后，越南实际上也站在中国一边。1962年秋，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冲突，苏联支持印度，但北越明确地站在了中国的一边。1963年10月，在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不久，越南劳动党党刊《学习》发表了一篇题为《和平还是暴力?》的文章，批评苏联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表明了越南劳动党在中苏论战中支持中国观点的立场。1963年12月，越南劳动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三届九中全会，第一书记黎笋公开表示，“最令人满意地贯彻伟大列宁的教导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24]与赫鲁晓夫对美投降彻底抛弃越南不同，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重新开始重视越南。1971年尼克松访华及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越关系出现波折，但毛泽东并未因中美之间关系的缓和而抛弃越南，中国反而在1971年之后加大了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虽然越南的民族主义倾向已经开始露头，但中越之间仍然保持了同盟关系。 

中越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1977年2月。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越南上下进行了沉痛哀悼。众所周知，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化。1976年11月越南展开了对中国的试探性接触，范文同提出中国为越南提供新的援助。1977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回复越南：“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和去年严重的自然灾难，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许多困难……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同志提供新的援助。”[25]而越南对此怀恨在心，在他们看来，1977年，显然不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中国一方面正与美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却罕见地彻底回绝越南的求援（之前中国最多是打个折扣，实际上大体上满足了越南的历次要求），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越南显然认定中国已经开始最厉害地“背叛”越南。更何况，在这个时刻，苏联和美国都在抓紧机会拉拢越南。 

如果说，1977年2月之前，越南还曾想试图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保持中立的化，在此之后的越南已经决定彻底投靠苏联与中国翻脸。1977年底越南出动5万军队进攻柬埔寨，遭到了中国的激烈反对，于是，越南在1978年7月越共四届四中全会上明确定位：越南“基本的和长远的敌人是美帝”，而“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26]此时的越南已经远远不再期望中国的援助，因为1978年的6月苏联已经将其拉入了“经互会”。1978年11月8日黎笋代表越南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意义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而苏联更是施加压力要求所有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共同声援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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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的民族主义情绪如脱缰野马，完全印证了乔治·凯南二十多年前的判断。当然，对此，毛泽东也是深知肚明的，当年中国对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支持援助，除了“同志”情，更多的是“兄弟”谊。当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拉拢越南时，毛泽东仍然将越南争取到了身边，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后，中越关系仍然基本稳定，这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外交手腕。而中朝联盟的紧密程度又远远强于中越。 

毛泽东是高明的战略家，他不仅能联合盟友并肩作战，甚至能征服敌人的内心，当时急切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美国尼克松政府便是最典型的案例。再如，1961年面对受苏联怂恿的印度，中国一方面用强力坚决压制住了印度及苏联的扩张冲动，同时也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通过领土退让、优待印度俘虏等方式最大程度上争取了印度，此后六十多年中印边境再无战争。再比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苏之间形成了决定世界格局的“大三角”关系。中国没有因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便放弃了对越南的支援，更没放弃对东南亚共产党及全世界反美左翼力量的支援。中国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就完全倒向美国一边，这样便避免了“大三角”的失衡。越南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与中苏都保持友好状态，选择在中苏之间站在中间的位置上，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而大国战略家毛泽东的真正目的，是与美苏之间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最终形成苏、美两霸都不得不争取中国的局面。毛泽东生前已经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1977年后越南的反水，给中国带来惨重的损失。随后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而导致的惨烈的中越战争，更给两国人民带来了难以消弭的隔阂。自1979年开始，中国已经摆出完全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体系的姿态，从而使中美苏大三角失衡，苏联处于极为被动的一方。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形势逆转，苏联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也被迫全面倒向美国。伴随着苏联的蜕变，越南也与美国正式走近。冷战结束，随之出现了美国一极独大、全面称霸世界的局面，越南更是与原来的死敌打得火热。美国不仅实现了将越南变成“亚洲的南斯拉夫”的原初战略，甚至正在将越南变成“亚洲的以色列”——美国挑拨中越边境纠纷与战争仇恨，利用民族主义冲动的越南极大程度上牵制了中国。中国原来对越南的巨额援助，几乎功亏一篑。回头看1977年的中国，其实仍然有一定的机会将越南这个“兄弟”争取到自己身边，至少有一定机会能够使其在中苏之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中美之间保持中立。越南在1976年11月对中国提出的求助，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并非无法承受的负担，如果毛泽东确立的中越关系框架能够基本得以保持，越南就不会一边倒地投靠苏联，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入侵柬埔寨，中越之间也不会有惨烈的战争及后来的边境纠纷。 

越南的反水，从道德上看当然是越南的错误。但是假如以道德或者情感的义愤来代替冷静客观的对外战略分析，其结果很可能会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小孩子太不听话了，当然要“打屁股”。但是只知道“打”，“打”得过头、过狠而不知道“哄”或者连“哄”的机会都没留下，即便是亲儿子也会成为仇敌。毛泽东无论是处理中朝、中越关系，还是处理中美、中苏关系，还是处理中印关系，其战略考量都极其理性和深远。 

与中越战争中中国的人员、经济和领土、领海损失相比，毛时代的对越援助的代价其实一点也不大。而1976年11月越南提出的对华求助与之相比，更是小菜一碟。更何况，后来的中越之间的南海纠纷，已经持续地消耗了大量的中国国力，并且还将继续消耗下去，未来中越之间仍有爆发战争的风险。历史已经屡次证明，毛泽东是真正的战略大师。账房先生们的那点小算盘，与战略大师毛泽东的筹划相比，永远是历史的笑料。 

五、中国应对朝核危机需做出战略调整 

在毛泽东生前，中朝关系、中越关系都曾出现过风波，但总体上却是波澜不惊。而朝鲜，是毛泽东生前最信任的国家。1975年4月18日，风烛之年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他略带苍凉地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岁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28]从这番类似后事交代的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无比信任，他期望年轻一些的金日成能带领朝鲜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朝鲜不是“越南”，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但未来的朝鲜会不会变成东北亚的“越南”？无疑，这是美国的战略算盘。2013年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跟1977年刚刚将美国军队赶出去并实现国家统一的越南，带有太多的相似性。对于美国来说，两者都是难以对付的对象。如果美国发现各种围堵封锁政策对朝鲜难以奏效之后，很可能像当年对待越南那样对待朝鲜。假如今日中国顺应美国的要求惩罚、制裁朝鲜，中朝关系必然随之恶化。当中朝关系彻底恶化的时刻，中国必然将会发现，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已经从美国口中的“邪恶轴心”变成了座上贵宾，就像之前美越关系的逆转一样。 

为了防止朝鲜变成东北亚的“越南”，中国应对朝核危机只能做出如下的三方面的战略调整： 

首先，中国92年选择与韩国建交，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的，中国的战略目的最起码应该是韩国不能反华，至少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而20年后今天的韩国，仍然承担了美国围堵中国马前卒的角色。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在韩国、日本乃至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存在，其目标绝对不是朝鲜，而是中国。中国应该一方面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另一方面要求美国放弃敌视朝鲜政策，并从韩国撤军。为了半岛和平，中国在劝阻朝鲜的同时，理应要求韩国拒绝美国的驻军。 

中韩之间的领海争议面积要比中日之间还要多，而韩国对霸占中国领海的意图几乎和日本一样强硬。中韩在东海的争议面积为18万平方千米，中日之间则为16万平方千米。此外中韩还有黄海分歧，面积多达6万平方千米。[29]自美国重兵重返亚太以来，韩国几乎已经和日本一样嚣张。如若韩国仍然联合美国围堵中国，例如通过诸如黄海军演的方式配合美国威胁中国京津要地，继续侵占我苏岩礁、日向礁的方式霸占大片本属中国的东海海域[30]，中国至少应该选择与韩国断交。而且，也只有同韩国断交，才能根本性修复将中朝关系。 

其次，中国在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同时，必须向朝鲜明确，《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及中朝军事同盟仍然事实上存在，朝鲜不必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为展现这一点，中国必须同时大规模援助朝鲜。中国应该做的，与最大的敌人美国期望中国做的必然会相反。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能是商品买卖式的市场化关系，而是特殊的“兄弟加同志”的关系。用纯粹的市场逻辑处理中朝经济关系，不仅是对“同志”关系的破坏，也是对“兄弟”关系的破坏，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将朝鲜推到美国一边。 

最后，中国需明白，朝鲜走向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其终点站只能是融入美国的怀抱。无论是由朝鲜现政权完成这一进程，还是现政权崩溃后由新政权来完成这一进程，殊途同归。如果朝鲜继续坚持其“主体思想”及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永远是美国的敌人。而不管中国自身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冷战结束、美国围堵中国的大背景下，与美国为敌的朝鲜永远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及可靠的“兄弟”。因此中国应该鼓励朝鲜坚持其原有的意识形态和基本的社会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拒绝美国的威逼利诱。中朝关系出现波折，除了中韩建交、中国对朝援助减少之外，中国改革开放后与朝鲜的意识形态分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应该向朝鲜明确并用行动使朝鲜确信中共十八大后的一系列表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习近平语）…… 

今天的美国新殖民主义处于强势地位，而其本身比直接占领弱国领土进行民族压迫的旧殖民主义更加有迷惑性。或者说今天的美帝比历史上的日帝更加强大，也更加狡猾。中国与周边国家传统的“兄弟”关系很容易在美式新殖民主义攻势下瓦解。中国今日面临的险境是，如果中朝间的“同志”关系不存，传统的“兄弟”关系也容易破裂。 

最近几年，美国加紧对中国进行全方位，中国原有的亚非拉盟友（如非洲的赞比亚、马里等国家；亚洲的越南、缅甸等国）正在一个个远离中国而去，曾经被中国争取到中立状态的国家如菲律宾等国又重新开始反华，中国周边的敌人正在逐渐增多并愈发张牙舞爪，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国会失去最后的盟友朝鲜吗？ 

毫无疑问，中国只有加强自身毛泽东思想继承人的形象，才能鼓励朝鲜继续坚持其社会主义制度并对抗美国，才能从根本上恢复与朝鲜间的“兄弟加同志”关系，才能稳固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谊。中国只有继续从毛泽东外交思想中汲取营养，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美国全球范围围堵中国的计划得逞，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