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世界各地硝烟四起，201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对世界政治军事战略格局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当前的叙利亚危机与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与伊朗核问题的局势将如何演进，其对世界政治军事战略格局又会产生哪些颠覆性的影响，中国又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呢？

一旦什叶派政治板块形成，
以色列的安全形势就会急剧恶化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将叙利亚和伊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是因为在10年反恐战争中，美国打击的目标主要是以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反恐战争严重削弱了整个逊尼派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而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什叶派却在中东日见做大。特别是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由一个逊尼派统治的国家变为了由什叶派掌权的伊斯兰国家（什叶派穆斯林占伊拉克人口总数的54.5%，逊尼派穆斯林占40.5%），如此一来，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三个什叶派政权联通起来，将形成一个完整的的什叶派政治板块。
以这个政治板块为核心，伊朗一方面可以将自己的反美意志迅速传递到巴以斗争的最前沿阵地。比如前一段时间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不顾美以反对，强行推动巴勒斯坦入联，很明显就是受到了哈马斯激进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能整合作为美国盟友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什叶派力量，以争取民主政治为名，扩大伊朗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比如近期巴林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巴林是一个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伊斯兰国家（什叶派穆斯林占总人口的75%以上），而巴林王室则是逊尼派。
一旦这个什叶派政治板块形成，以色列的安全形势就会急剧恶化。而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什叶派力量如果被整合，就能牵制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对伊朗的围堵和遏制，并削弱其实行的以“穆斯林治穆斯林”的中东政策的效力。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所以笔者认为，在反复权衡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和伊朗什叶派这两股反美力量的异同后，美国采取了与前者缓和关系、重点打击后者的策略。
这是因为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所追求的是推翻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这一政治主张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政教合一的君主统治是一致的，因此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背后的“金主”大多都是海湾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美国只要掌控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成员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6国），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些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
其次，很多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参与了当前阿拉伯大变局中推翻世俗政权的斗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将陷入与本国被推翻的前政权的政治军事斗争，不仅无力反美，甚至还可能需要美国的支持。而且，有些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权后，其激进的立场因为政治地位的改变反而出现了温和化的迹象。
反观伊朗什叶派，其反美意志并没有因为长年的经济封锁制裁而软化，而且它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将消灭以色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政权，其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力量常年与以色列保持着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对峙状态（叙利亚与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对峙），一刻没有松懈。
正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美国才会在阿富汗与塔利班进行秘密和谈，甚至准备邀请塔利班参与阿富汗的政治进程；在推翻埃及穆巴拉克和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过程中，美国也才会放任穆斯林兄弟会和基地组织扩张势力。作为对美国与逊尼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缓和关系的“回报”，海合会主导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充当了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政策代言人，为美国干预伊斯兰国家内政这种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提供合法性。这样我们才会看到，无论是在推翻利比亚卡扎菲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政治斗争中，还是在武力围堵威胁伊朗的军事斗争中，海合会及其主导的阿盟总是冲在第一线。
而对于伊朗什叶派政治势力，美国则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已明确了其未来全球战略重心在亚太地区，因此它一定要在主要军事力量东移前重挫伊朗什叶派，而决不会在其主要军力转移后，还留下一个对中东地区有全局影响力的伊朗什叶派政权，更不要说什叶派政治板块了。笔者以为，这应是我们分析当前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叙利亚问题上美俄的核心分歧
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下台的可能性很大。巴沙尔政权下的叙利亚是伊朗的什叶派铁杆盟友，也是什叶派对巴以前线施加政治军事影响的传导中枢。搞掉巴沙尔政权，就能切断伊朗对中东核心问题的影响力，孤立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大幅减轻以色列的安全压力。而且巴沙尔政权很难抵挡住西方的政治军事压力。虽然叙利亚军队的战斗力要强于萨达姆政权的共和国卫队和卡扎菲的雇佣军哈米斯旅，且从目前来看，叙利亚统治阶层更团结，但是巴沙尔政权与萨达姆和卡扎菲政权一样，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由于宗教原因，内部有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反对派，只要外部军事力量一介入，整个国家就会分崩离析。
也许有人会问，俄罗斯不是在力挺巴沙尔政权吗？其实不然，因为正是在俄罗斯的敦促下，巴沙尔·阿萨德才宣布要修改宪法，实行多党民主制，新宪法草案限定了总统的任期与连任次数，删去了现行宪法中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地位的特定表述。很明显，如果一旦实行新宪法，进行多党选举，占叙利亚人口少数的什叶派政权一定会下台。所以，俄罗斯当前所作的种种军事外交努力，并不是为了继续维持巴沙尔政权的统治，而是反对西方外部势力武装干预叙利亚国内政治。俄罗斯希望叙利亚国内的政权更迭能够在一种合法的、可控的、有序的状态下完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遏制亲西方势力的武装力量崛起，保存叙利亚复兴党执政赖以为基石的什叶派军事武装“复兴党军事委员会”的有生力量（当年老阿萨德在1963年发动政变夺权时，“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只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是在一种合法的、可控的、有序的状态下完成，复兴党就还是一个合法的政党，将来就能合法地参与叙利亚的政治改革进程。只要“复兴党军事委员会”的武装力量能够得以保留，那么在未来的叙利亚政治改革进程中，复兴党即便不能上台主政，也仍将是议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政党，对未来叙利亚政府的政策走向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哪一天条件成熟，复兴党再通过议会斗争或军事政变重新上台，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俄罗斯维护其在叙利亚利益的关键。
而这也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根本分歧所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恰恰是想通过武力干预的方式推翻巴沙尔政权。因为军事打击可以从肉体上消灭“复兴党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力量，培育亲西方武装力量发展壮大。而且巴沙尔政权被推翻后，复兴党也很有可能被裁定为非法组织，不能合法地参与叙利亚未来政治进程。就算什叶派穆斯林重组政党参政，在失去了“枪杆子”后，其对政局的影响力也将“人微言轻”。更何况，在武力打击巴沙尔政权时，西方所要消灭的的绝不仅仅是叙利亚的军队，而是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在内的整个什叶派军事力量，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伊朗的重挫。
因此，当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由摩洛哥提出的针对叙利亚的决议草案后，美国立即通过联大决议，重新寻找武力打击叙利亚的合法性基础。当俄罗斯与中国在叙利亚展开政治斡旋时，西方国家则派遣特种部队、出动无人侦察机直接武装亲西方的反对派，阻挠巴沙尔政权与国内反对派进行政治谈判。
由于伊朗与叙利亚唇齿相依，叙利亚以何种方式实现国内政权更迭，直接决定了伊朗核问题的走向。初步判断，如果叙利亚是按照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完成政权更迭，就说明各方反美力量足以制衡美国，那么伊朗核问题就很有可能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但巴沙尔政权如果是被美国武力推翻的，那么伊朗核问题很有可能将演变成美国颠覆伊朗现政权的军事冲突。

美国在伊朗核问题的底线可能并非是核武器，而是核发电
说起伊朗核电发展计划的奠基人，恰恰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所推翻的前国王巴列维。早在1974年，伊朗国王就已经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建设5座核反应堆和一座核能研究中心的临时协定。此项协定在1975年扩充至建设8座总耗资为86亿美元的反应堆。另外伊朗购买了法国在特立卡斯坦正在兴建的铀浓缩设施10%的股份，还给这项设施的建设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1976年，伊朗和联邦德国的核能公司KWU签订了一项总额为78亿德国马克的合同，建设两座核反应堆和基础设施。接下来在1977年，又签订了一项提供另外四座总耗资为190亿德国马克的反应堆协议。
那个时期，在卡特总统严厉的反核政策下，美国并没有参与出口核反应堆技术，而且一直在努力封锁联邦德国和法国的交易。巴列维国王之所以如此积极地发展核电，是因为伊朗虽然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它并没有先进的炼油技术，因此在向英美低价出售原油的同时，伊朗不得不又向其高价进口汽油、柴油、液化气等石化产品。这种剪刀差使伊朗的国家财富大量外流，本国因缺乏资金无法实现工业现代化。伊朗国王认为，核电是改变伊朗对汽油的依赖、使能源更加多样化的一种合理方式，而且也是抵抗华盛顿和伦敦使伊朗的石油美元流向纽约和伦敦银行的一种方式。
伊朗国王希望摆脱石油美元束缚的想法与当时欧洲大陆试图从美元体制中摆脱出来的尝试不谋而合。早在1977年，德法两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与部分欧佩克产油国签订某种协议的可能性。在此协议下，西欧国家将向欧佩克出口高科技。作为回报，欧佩克向西欧长期提供价格稳定的石油，而这笔资金最终将进入欧洲货币体系，以此来建立一个基金，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工业发展。伊朗国王自然是最积极响应欧洲这一计划的欧佩克成员之一，而法国与德国则是伊朗核电发展计划的合作支持者。
伊朗与欧洲大陆日益深化的经济融合无疑触动了“美元霸权”的利益，因此在英美情报机构的策划与支持下，霍梅尼于1979年2月推翻了巴列维政权，取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1979年5月，霍梅尼政府搁置了伊朗的核电发展计划，并宣布取消与法国和联邦德国的核反应堆建设计划。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作为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接班人的哈梅内伊却继承了前巴列维国王的核电发展计划。1996年2月，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伊朗开始重建布什尔核电站。两个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政权却在核电发展计划上高度一致，这只能说明发展核电并非是伊朗国内某个政治派别的利益诉求，而是伊朗追求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如果能够成功利用核能发电，伊朗将大幅提高本国的石油炼化能力，实现汽油、柴油和液化气的自给自足。这既降低伊朗经济对外部的依赖程度，又能消除石油贸易剪刀差，为伊朗工业现代化积累宝贵的资金。最令美国挠心的是，一旦伊朗能源实现自给自足，它就能选择最利于本国工业现代化的货币进行石油贸易结算，从而打破石油美元的垄断地位，这才是伊朗核问题的要害所在。
正因如此，美国在伊朗核问题的底线可能并非是其公开宣称的伊朗制造核武器，而是伊朗成功利用核能发电。为了维护石油美元的垄断地位，美国是不能允许伊朗拥有使其经济自立的能源基础的。要让伊朗放弃核计划，就必须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因为霍梅尼通过1979年伊斯兰革命留给了伊朗两大政治遗产：坚持伊斯兰化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式民主政体（伊斯兰教法学家监护下的民主选举制），前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根本目标，后者则是确保伊朗社会发展道路不偏离革命目标的根本政治制度保障。只要伊朗人民认同伊斯兰共和国政体，无论最高领导人是谁，伊朗都必然追求独立于美国意志的自主发展，而决不会迫于外部压力放弃核计划。

“美国式颠覆”故伎难在伊朗重演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阻止伊朗的核计划，美国就必须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体，建立一个要么是土耳其式的世俗化民主政体，要么是沙特式的政教合一君主专制整体的亲美政权。对于颠覆伊朗政权，美国可谓驾轻就熟。从当年推翻伊朗民族主义者摩萨台政府，帮助巴列维国王复辟，到推翻巴列维王朝，支持霍梅尼取得伊斯兰革命胜利，这一系列政权更迭的幕后推手都是英美的情报机构。目前，美国正在重施当年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故伎。
1978年10月，由于伊朗国王与英国石油公司（BP）关于修订已经有25年历史的石油开采协定的谈判破裂，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购买伊朗的石油产品，造成伊朗国内经济麻烦不断。而以美国作为“安全”顾问的伊朗秘密警察，对不满的民众实施了空前残酷的镇压政策。
与此同时，卡特政府不无恶意地开始对国王“践踏人权”提出抗议，并通过BBC的媒体平台，最大限度地激起了民众对国王的不满。当时，BBC波斯语广播节目，将许多说波斯语的“通讯员”派往甚至是伊朗最偏僻的乡村，报道针对国王的抗议，大肆鼓吹反对政府的言论。BBC在伊朗内部给阿亚图拉·霍梅尼提供了足够的宣传平台，以至于因为与霍梅尼的观点如此相同而赢得了“阿亚图拉BBC”的“美称”。再看看现在美国的种种举措，不正是当年手段的翻版吗？不同的只是，当时冲在第一线的英国现在变为了美国自己，当时的BBC变为了现在的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络。
虽然美国最希望通过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颠覆伊朗现政权，但是这招却并不一定能奏效。第一个原因是，石油禁运并不一定会给伊朗经济以致命的打击。伊朗向欧洲出口的石油占其出口总量的18%，向日本出口的石油占其出口总量的14%，其他则出口给包括中国、印度、南非在内的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日本将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量减少至11%，再加上欧洲的部分，伊朗总共要损失约21%的石油出口量，但只要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坚持甚至是扩大进口伊朗石油，那么欧美实行的石油禁运就不会对伊朗民生产生致命的影响。自从美国宣布要制裁与伊朗进行石油贸易的国家以来，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已经表示不能遵从美国主导的对伊朗石油禁运制裁，印度央行甚至与伊朗央行达成协议，将印伊石油贸易的45%用卢比结算。今年1月份，中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为每天49.7万桶，比去年12月份平均每天57.5万桶的进口量减少13.6%，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交易商联合石化与伊朗国营石油公司在定价程式和偿付期上还未达成一致。伊朗半官方的迈赫尔通讯社2月16日报道，随着两国在定价及销售方式上达成一致，伊朗很快会增加运往中国的原油量。另据报道，在中国1月份减少对伊朗的石油进口之际，印度和南非则增加了对伊朗的进口，印度在1月份成为伊朗原油的最大买主。所以，美国希望通过石油制裁造成伊朗社会民生困难，进而煽动普通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图谋未必能得逞。
第二个原因是，伊朗内部并没有受多数人拥护的反对派。当前伊朗统治阶层主要分为保守强硬派与改革温和派。前者以哈梅内伊和内贾德为代表，后者则以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前议长卡鲁比以及前总理穆萨维为代表。在改革温和派中，拉夫桑贾尼与卡鲁比都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追随霍梅尼，而哈塔米的父亲曾是霍梅尼的好友和支持者，两家关系非常密切。这三个温和派都出身于伊朗宗教家庭，自身又都是从神学院毕业，因此他们与保守强硬派的主要分歧是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针上，而对于霍梅尼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政体的认同却是基本一致的。只有穆萨维才是西方可以倚重的反对派，但由于宗教背景不深（并非神学院毕业，也不是神职人员），他在什叶派占人口91%的伊朗，根本不具备号召民众推翻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制度的影响力。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美国想通过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造成其社会民生困难，煽动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进而让伊朗内部的亲美反对派借助社交网络，放大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最终实现政权更迭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或其欧洲、中东盟友只有出动地面部队，武装入侵，才能推翻伊朗现政权。
纵观历史，为了维护美元霸权，美国向来是不惜以武力推翻他国政权的。2003年美英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因为萨达姆放弃美元而使用欧元进行石油交易，所以跟着美英参战的只有澳大利亚和波兰，而以法德为领导的北约各国都没有参加。2011年美欧之所以要推翻卡扎菲，也是因为他曾在1986年和2000年两次召集北非国家讨论统一使用金元交换北非石油的计划。就在战争临近的关头，卡扎菲还在号召非洲国家和穆斯林国家联合起来使用金元制。当前美国屡屡压制以色列，并非是它不愿在大选年对伊朗动武，而是因为美国认为仅仅靠针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不仅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核计划的推进，反而会促使伊朗内部不同派系团结对外。美国最优先的策略始终是希望通过伊朗内部政变实现政权更迭，所以它要求以色列耐心等待，让经济制裁的效果在伊朗国内充分发酵，使伊朗反对派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
同时，美国还要通过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角力，不断试探各方反美力量的底线。一旦美国对伊朗国内反对派丧失信心，且在叙利亚问题上又能成功突破反美力量的底线，那么它接下来一鼓作气，军事入侵伊朗就将是必然的选择。而伊朗政府是否能够抵抗住美国的军事入侵，保卫伊斯兰革命政权，完全取决于伊朗人民是否有强大的意愿捍卫国家独立自主，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团结起来反对美元霸权。

遏制中俄的战略推演
中国在这场国际政治大变局中的角色，到底是作壁上观者还是利益相关者呢？这需要我们从更高更长远的战略角度，分析判断在叙利亚危机与伊朗核问题之后，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将如何演进。如果本次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最终由武力解决，我们就不能将此看作是当前“阿拉伯大变局”的结束，而应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美国在欧亚大陆上发起更大规模的地缘政治攻势的开端。
如果在叙利亚和伊朗建立了亲美政权，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首先将以土耳其为基地，通过北约东扩迅速控制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国，并通过伊斯兰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势力，支持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运动。一旦美国利用北约与伊斯兰逊尼派宗教势力控制了整个高加索地区，它就卡住了欧洲通往中东和中亚的咽喉，大大压缩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空间。更重要的是，控制了高加索地区就等于将里海地区从俄罗斯肢解出来。目前，里海地区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为1500亿桶至2000亿桶，是世界主要的石油产地，被西方称为第二个“中东”。在全球石油资源日渐枯竭的今天，该地区石油资源的战略价值日益凸现。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还将以伊朗阿富汗为基地，通过逊尼派宗教主义势力，控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中亚五国。一方面，这将对俄罗斯里海地区形成包夹之势；另一方面，这将严重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使中国在丧失伊朗这样一个惟一独立于美国控制的中东地区油源后，连中哈原油管道、中哈天然气管道和中亚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战略能源通道也将面临威胁。除了能源安全外，中国疆独、藏独势力也将因受到反华势力的支持而重新活跃，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当前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实施围堵，正是希望将中国的主要精力牵制在与菲律宾的南海问题、与日本的东海问题、台湾以及朝鲜半岛上，趁中国无暇西顾之时，轻松瓦解上合组织所构建的战略空间。
总而言之，如果叙利亚和伊朗政权被美欧以武力颠覆，那么它们下一步的战略进攻目标就将直指俄罗斯与中国，尤其俄罗斯更是首当其冲。所以，中国在这场中东博弈中，决不是普通的看客，而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警惕敌对势力制造“反对派”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叙利亚与伊朗局势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们又该从这场大变局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呢？
首先，在这次阿拉伯大变局中，美国总结出了一套武力颠覆他国政权的新模式，即利比亚模式。与以往直接出兵干涉不同，利比亚模式是通过扶植、武装他国内部的反对派，向执政政权发起军事进攻。一旦冲突升级，西方国家就会以阻止“人道主义”危机为名，采取舆论煽动、外交孤立、经济制裁等手段削弱执政政权的力量，并在军事上为反对派武装提供战斗培训、后勤补给、情报交换、指挥协调等全方位支持，直至最终武力推翻执政政权。利比亚模式对于西方而言，既经济实惠，又能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西方对这一新模式肯定是“欲罢不能”。但要让这一新模式施展威力，被干涉国家内部就必须存在一个有相当社会基础的反对派。
西方之所以敢对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动武，就是因为出于宗教缘故他们国内有天然的强大反对派；伊朗核问题由来已久，美国偏偏现在与伊朗“较真”，也是因为2009年伊朗选举时，反对派发起了规模庞大的选举骚乱，让美国觉得有机可乘；之所以判断俄罗斯将成为美欧继叙利亚伊朗之后，下一个战略进攻的主要目标，也是因为今年俄罗斯大选中，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反普京游行。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幼小的红色中国面对的正是国际舆论上备受谴责、外交上遭空前孤立、经济上受严厉制裁、军事上被重重包围等一系列恶劣局面，但是依靠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新中国政权不仅没有被颠覆，反而在屡次的军事斗争中成长壮大，并为之后改革开放赢得了30多年的国际和平环境。
其次，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大国生存是需要战略空间的，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生存所需的战略空间的角度去分析、把握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以维护、拓展中国必要的战略空间，作为我们外交、军事工作的核心。利比亚模式的关键在于国内出现反对派，但反对派不可能从天而降，其产生必然要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与外部市场的融合程度是非常之高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空间被大幅压缩，也就意味着其丧失了稳定的能源供应通道和物资贸易运输渠道，这必然导致其国内经济福利大幅下降。如果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使少数人占有社会主要财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分配制度（例如美国，20%的家庭占有87.2%的社会财富，其基尼系数为0.46），那么大多数人在遭遇经济福利下降时提出的利益诉求就会被执政政权忽视甚至是漠视。只要经过别有用心的媒体刻意挑拨，这些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的占人口多数的弱势群体就成为了反对派的社会基础。
所以，国家构筑必要的战略空间是维护内部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当今世界的主要几个大国都拥有核武器，这些大国之间的冲突形式将从激烈的军事对抗转变为尽可能大地压缩对手生存的战略空间。
大国之间的军事斗争形式也将从两军直接对垒，转变为双方争夺战略空间时在第三国进行的代理人战争。例如，美国与伊朗的军事斗争就表现为叙利亚内部执政党与反对派的武装冲突，北约与俄罗斯的军事斗争就表现在格鲁吉亚政府与南奥塞梯分离势力之间的武装冲突。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将来不会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就放松警惕，低估了当前军事斗争的严峻性。正所谓“好战必亡，忘战必危”！
毛主席曾经说过，“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当前经济建设的首要问题不也正是如此吗？叙利亚危机与伊朗核问题恰好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中国前段时间力排众议，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两次针对叙利亚的草案投出了反对票，并表示不会按照美国的要求停止进口伊朗原油，是非常正确的。对于印度近期不顾美国反对，逆势增加对伊朗原油的进口，并用小麦和印度卢比支付部分原油价款所体现的战略决心，更值得中国深思。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齐心协力，共同对抗欧美政治、军事霸权，美国的企图就不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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