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重温郎旋风的深远意义     

—杨斌在纪念郎旋风五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股份公司治理危机

五年前，参加引发郎旋风的国企产权改革会议的时候，听了张文魁的发言，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他明明知道所谓产权改革在前苏联、东欧、英国给老百姓带来特别多痛苦，造成了两极深化、工人抗议、社会动荡等等，但是还是坚持认为必须得走这一条路，这个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就是前卫生部长张文康，他们俩的改革观和名字都很相像，好像是兄弟两个就差一个字。当年非典的时候张文康说过非常著名的话，他说“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欢迎海外非典患者前来就医”，就是说即使遇到非典那么厉害的病毒，不管付出多么大代价损失，咱们都得坚持改革开放，如果要对非典病毒把国门给关上了，那就不是坚持改革开放，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那种改革观是非常教条的，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造成什么后果都不计，无论如何也要坚持这条路。幸亏咱们国家及时把张文康给撤职了，所以才避免了非典的那一场大灾难。

关于郎顾之争的意义，左老师、韩老师谈的很好。我觉得在现在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再来看郎顾之争就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什么呢？就说现在，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包括股份公司在内，现在真到了面临全世界特大危机的时刻，不光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危机，而且他们的公司治理结构也面临着危机。我十年前写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里就曾经提出，如果将公有产权和股份公司两种优势结合起来，如公有产权服从大局、配合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势，股份公司广泛筹集资金、经营灵活的优势，那么以公有产权为主体的股份公司，完全应该能够超过私有的股份公司，相反西方的私有股份公司将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当前全球危机中私有股份公司的弊病暴露得特别充分。

西方的好多股份公司包括大银行在内，虽然实行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利用了股份公司具有的广泛集资的社会化属性，但是，私有产权决定着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金融创新形成的巨大腐败诱惑之下，私有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几乎根本无法运转了。当初股份公司建立的那种多元化公司治理结构，尽管有利于生产社会化的进步意义，但是毕竟还是存在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当有股市作弊的时候就有点撑不住了，股份公司大量的丑闻就开始暴露出来了。但是，随着金融创新发展到了金融衍生品这一步，私有股份公司就开始完全撑不住了，因为即使经理在股份公司里占着比较大比重的股权，譬如10%、20%的股权，现在也远远小于比金融衍生品一次作弊带来的收益。

    现在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动不动就是几十亿，上百亿，上千亿，西方大公司高管拿薪水不过也就拿一两亿，两三亿，但是如果你想办法通过金融衍生品作弊，带来的利益就大的多，所以不少公司衍生品交易出事都涉及到警方调查，怀疑有串谋欺诈等等。2004年意大利有一个大跨国公司面临破产危机，当时一调查几十亿欧元的资产根本就找不到了，通过金融衍生品交易亏损转移到一个离岸的开曼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仅有电子邮件地址的皮包公司，而再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实际上是高管通过几层间接渠道隐蔽注册的公司，所以他有意做亏一大笔金融衍生品交易，比给股份公司辛辛苦苦赚钱拿点股息、薪水要多的多。

    在不断进行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大环境下，西方以私有产权基础的股份公司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危机。资本主义总是在不断创新，包括有生产力方面的科学技术创新，这是好的，但是也有生产关系方面的剥削方式创新，这种剥削方式不断创新酿成的巨大风险，已经导致股份公司的架构几乎完全撑不住了，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体架构，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架构，现在都无法抵御金融衍生品创新的腐蚀。华尔街花了50亿美元游说、贿络美国国会，最后纸里包不住火，美国主流媒体都发表了文章称“华府和华尔街勾结起来把美国给卖了”。但是，在这种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巨大的诱惑力之下，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真是几乎完全撑不住了。政府无论怎样监管也深入不到公司内部，隔着一层来监管是很困难的，不光成本很高而且难以奏效，除非通过公有制直接深入到股份公司内部，把监管包括会计审计、重大决策、人事的任命等等，直接深入到股份公司的内部，否则仅仅在公司外部加强监管很难奏效。

这些现象直接暴露了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矛盾，如果要是在几十年前，股份公司制度架构还是能够通过比较踏踏实实的经营，通过提高效率来谋求利润的话，但是现在就很难做到了。像通用汽车这类股份公司，下属金融公司往往都有上千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的坏账，问题不光是主业经营里头出了问题。人们老是觉得资本主义应该是有生命力的，的确，如果资本主义能够自我克制的话，应该不会遇到这样大的生存危机，但是，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克制不住自己的贪欲，总想不断放纵追求贪欲的自由直至达到自我毁灭的境地。倘若玩衍生品赚点钱差不多就行了的话，就没事了。但是，金融衍生品像赌博一样玩起来就无法自我控制，一直玩到全球金融衍生品高达几百万亿美元的规模，一直玩到足以达到自我毁灭的地步，一直玩到足以摧毁全球经济的地步，问题可怕的是不光是自我毁灭，还要拉上全球经济为其配葬。拥有大量能够抵御经济危机的国有大企业，对于帮助民营中小企业度过生存难关非常有益。倘若都是像美国大投行那样的贪婪私营大企业，众多民营企业很容易变成任由少数寡头宰割的猎物。遗憾的是，许多民营企业家喜欢听某些学者的忽悠，什么金融危机起因与企业家的贪婪无关等等。许多民营企业家喜欢听这样的话，说明他们缺乏深刻认识市场经济的战略眼光，难怪中国这样多富豪如此信赖西方大银行，结果无情地遭受其金融衍生品的集体屠杀，要想避免成为西方欺诈的猎物就应多听逆耳忠言。

美欧危机爆发后将许多大银行、大企业收归国有，是因为私人经营已无力改善其混乱腐败状况，就连一贯维护金融资本的伯南克也感到气愤不已。美国在危机爆发后采取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做法，同其强迫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私有化和取消政府干预截然相反，这种双重标准表露了其鼓吹华盛顿共识的虚伪。这些事实也让我们更深刻领会国内一系列争论的意义，包括郎旋风关于私有化和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关于新自由主义与改革开放方向的争论，关于华盛顿共识与金融自由化的争论等等。国内有些人主张沿着华盛顿共识道路推进改革开放，他们抨击一些重要研究著作如《新自由主义评析》，现在这些争论究竟谁是谁非已经判若分明，华盛顿共识的发明人自己已抛弃了这一套政策，英国首相布朗也说华盛顿共识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增长仿佛是大炸弹

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稍微受其影响都会有非常致命的恶果。苏联东欧实行休克疗法衰退了十年，近年来刚刚恢复了一段时期增长，就重新陷入了整个国家破产的境地。新自由主义的增长依赖于刺激泡沫，而泡沫增长往往比停滞的危害性更大，这些年东欧、独联体国家的所谓增长，都是在国外信贷泡沫刺激下的增长，让国家和全体民众背上了永远偿还不起的外债，意味着国家的发展前景被彻底葬送了。当年在引发郎旋风的那次会上，我曾举了一个匈牙利的例子，因为匈牙利的例子特别能够说明问题。匈牙利经历过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改革，没有经历任何失业、两极分化、腐败之类的阵痛，立刻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繁荣活力，而且这种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成功结合持续了二十多年。匈牙利当年进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时，坚持在90%的公有制基础上引入市场，公有制企业的地位在改革过程中不断上升，国有企业的比重从80%多上升到90%多。改革持续20多年的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无法避免的阵痛，全体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是一直不断提高，社会福利、免费教育、公费医疗等等，都是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大幅度提高的。

现在再看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现在东欧国家都处在暴乱的边缘状态，特别是前两年增长较好的国家，如拉多维亚就经历了高速增长，越是增长快的国家现在暴乱越厉害，为什么？因为，新自由主义模式下实现的高增长，其危害性甚至高于其它模式下的无增长，增长越快就意味着泡沫破裂后的烂摊子越大，像美国次贷泡沫时期的繁荣本身就是大炸弹。由此可见，中国不能靠刺激股市、房地产泡沫推动经济复苏，这样的泡沫性增长迟早将会酿成危害更大的隐患。东欧国家从休克疗法长期衰退后的复苏，是大量借外债泡沫刺激下的增长，是把整个工业和银行体系统统卖给外国人的结果，这样就葬送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前景和希望，等于说整个民族都沦为西方的债务奴隶了。东欧国家的外债占GDP比重非常高，远远超过东南亚危机爆发前的外债比重，现在东欧国家货币经历了大幅度贬值，偿还外债的负担比以前大幅度增加两三倍。普京在国际政治上对西方有非常高的警惕性，但是，他将金融自由化视为中政策警惕性不高，放任私人企业从西方银行随意借所谓低息贷款，结果背上了5000多亿美元的外债，基本上等于俄罗斯全部外汇储备，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9%，工业下降15%。

当前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困难情况下，那些西方跨国公司首先都保护本国利益，马上就把在东欧国家的生产削减了，因为本国政府为维护稳定要求保护本国就业。日本公司在中国的许多企业经营很好，但是现在业绩很好的企业都纷纷撤资，为什么？因为，本国母公司已经面临破产边缘了。所以现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投资都下降，民营企业老说融资难，你想想，美国大公司也融资难，私人银行都不敢贷款，更何况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你给他贷，他也不敢贷，人家就说现在不缺资金，缺的是定单。所以，现在中国只能寄希望于国有企业，寄希望于以公有产权为主的股份公司，它们才可能从社会利益出发服从大局，齐心协力协调彼此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跟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振兴计划密切衔接，共同采取逆周期的产业投资和经营措施，不是单纯裁员、撤资、逃避亏损等等，这样才有希望把经济从危机中挽救出来。郎咸平谈到香港的著名私营大企业，如李嘉诚等把全世界的所有的投资项目全都停了，储备大量现金准备度过经济寒冬，这样做对于私营企业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其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就可想而知。私人大企业尚且如此，更何况私人中小企业了。如果要是采取逆周期措施走出经济危机，只能寄希望于从社会利益出发的公有企业。公有企业在抵抗经济周期和维护社会利益方面，有非常现实的必要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公有制改革方向是直接经济民主

以公有产权以主体的股份公司应发挥自身优势，既能够通过股市融资进行灵活经营，又要充分考虑消费者、员工和社会利益，相互密切协调彼此的投资和经营计划，协调同政府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关系。我认为更好发挥公有产权的社会化属性，并且同股份公司的灵活经营更好结合起来，才是中国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一味效仿西方私有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强调少数经营者利益而忽视广大员工、消费者，就很容易纵容经营者贪婪堕落和腐败泛滥，特别是难以抵御金融衍生品时代腐败的诱惑，像西方私营银行那样成为酿造金融危机的祸因。

国有股实际上也是全民所有的，应该充分发挥全民社会监督的作用，公有股份监督不能光靠国资委，应有意选择具有一定知识的任何社会成员，关键是没有关系背景和受贿嫌疑的人，能够代表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普通人，有意排除少数精英担任国企独立董事的模式，并且定期经常轮换以避免腐败受贿危险，让普通社会成员和消费者作为全民股权代表人，直接参与公有股份公司的监督与重大决策，充分发挥公有产权的全民所有和为全民服务的属性，这才是中国公有股份公司的正确改革方向。德国的莱茵模式强调职工参与监督和经营，二战后社会改良实践中取得了不小成绩，德国私营股份公司如此重视职工参与，中国公有股份公司改革更应以此为方向。倘若在三鹿奶粉造假的事件中，广大职工和消费者作为全民股的代表人，直接参与监督质量管理和生产经营决策，或许就能避免那种导致许多婴儿死亡，整个股份公司蒙受破产的巨大损失。

张帆老师提到应大力发展房地产开发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的监督不能光靠地方政府和国资委，应该直接引进社区居民作为全民所有者代表，直接参与监督、管理和住宅小区的设计等等。广大消费者想要什么样的住宅小区，就应该有凭借全民股权代表人的机会，直接参与构建和实现自己的梦想。根本无需要通过私有化产权改革，剥夺多数人产权将其明晰给少数人，每个人包括企业外部的消费者，就凭他是社会成员就有权代表全民产权，政府作为中间代理人的一个环节，就应该进行制度创造保障全民最终所有者，直接参与监督公有企业的重大决策，包括社区设计、质量管理和物业管理等等。发挥公有产权的社会化属性并维护社会利益，而不是强调少数经营者利益而忽视职工和社会利益，才是兼顾各方利益并化解社会矛盾的光明大道，强调产权狭隘私人属性的改革方式是死路一条，美国金融危机中私有股份公司的困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沿着发挥公有产权优势这条道光明大道推进改革，可以让老百姓直接点菜、做菜，实现广泛参与的直接经济民主模式，消费者、投资者直接进入各种公有股份公司，包括生产企业、银行、证券公司内部进行监督，可以有效制止大量内部人渎职和腐败侵权案件，避免外部监督成本代价过高和难以奏效的弊端。

             美国财务专家倡导投资人“第二次革命”

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已高达600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规模，就是说足以造成自我毁灭和全世界共同毁灭。600万亿美元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全世界GDP的十多倍，全世界十年不吃不喝不消费，把全部收入节省下来挽救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坏账，这样非但救不了美国反而还会毁灭全世界。全世界都不能坐视美国私营股份公司造成的弊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科莱被誉为金融衍生品的教父，他曾因发明金融衍生品定价模型获诺贝尔奖，他在经历其创办的长期资本公司破产后终于有所悔悟，他现在认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是彻底冻结、注销全部金融衍生产品。

美国有一个叫“货币与市场”的网站，创办人是美国一个著名财务专家马丁维斯，他实际上是专门教人家投资的，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他现在写了一本关于普通民众如何应对危机的著作，题目是《如何在毁灭性萧条中生存的指南》，并且将全部版税捐献给慈善事业。马丁维斯曾准确预见到次贷危机，帮助众多中小投资者避免了股市、楼市损失。马丁维斯现在在网上发出一个号召，唤醒美国普通投资人的觉醒开启“美国第二次革命”时代，原因是他认识到华尔街私人大银行的贪婪和欺诈，美国政府巨资挽救华尔街的错误救市政策，对美国老百姓的存款、养老金构成的巨大的威胁。现在美国救市总金额已高达十多万亿了，都流到哪了？都流到制造危机的金融资本手里了。全球经济表面上还是通货紧缩，但是，我曾发表过文章认为滥发钞票救市，将导致“衰退通缩”变成“衰退通胀”。当前尽管全球经济仍未摆脱衰退，石油需求实际上还在下降，但是石油价格已经开始上涨了，各种原材料价格也开始上涨。这跟实体经济的需求一点关系都没有，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通过注资救市，将巨大的资本流动性交给了制造危机的金融资本，这帮人一贯是贪婪成性、投机成性的，到一定时候就必然兴风作浪投机炒作，但是在衰退的时候投机炒作几乎是致命性的。为什么？因为本来东西就卖不出去，例如中国同两拓进行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刚想施加点压力把铁矿石谈下来一点，突然全世界原材料价格又开始涨了，原因是高盛又开始投机炒作了。中国钢铁协会说如果铁矿石价格不大幅度降低，中国大部分钢铁企业就得破产。此外，政府的宏观货币政策将陷入困境并且完全失效，紧缩货币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放松货币政策就会加剧通货膨胀，所以就可以看出在全球衰退的情况下，如果要让美国金融资本把价格炒起来，对于全世界实体经济是一个多么致命性的打击。所以中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美国贪婪的私人大银行在酿造危机中的作用，采取内外兼顾的措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升级的冲击。

马丁维斯认为抵御金融危机的关键在于认清病因，唤起全体社会成员维护自身利益意识的觉醒，他就动员了上百万的消费者、投资人，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民间运动，马丁维斯关于投资者如何度过危机的财务建议著作，成为了华尔街日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尽管马丁维斯维护公众利益的民间运动，遇到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的沉默封杀和压制，但是，金融危机威胁到美国社会各阶层的财产和收入，包括中产阶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一旦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财产、存款、养老金被剥夺，迟早会觉醒并起来维护自身权利，马丁维斯倡导一种“和平的革命”，一种不靠子弹而是靠“民众意识觉醒的革命”，促使美国民众共同认识到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掠夺骗局，共同施加压力、改革民主制度并维护自身权益，推动符合民众利益而非华尔街利益的真正金融改革。显然，全世界人民都应认清美国金融资本的掠夺骗局，共同采取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中国应密切关注金融危机在美国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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