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4日上午，恩道尔应邀在上海浦江创新论坛的全体大会上发言40分钟，题目是“当前的全球危机与中国”。《上海科技报》10月25日在（特三版）下半版摘要刊发了其中最后一部分，“中国创新角色的独特之处”，刊发时改名为“中国创新角色的选择”。下面是演讲的全文。

当前的全球危机与中国

威廉·恩道尔

                                                                     

尊敬的大会组织者和各位嘉宾：

多谢你们的邀请和安排，使我们今天齐聚一堂。我想谈的是目前全球系统危机的本质，以及它可能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创新所包含的意义。

 我的主要观点很简单很明确：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已经失去了“天道”，这对于世界，特别是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的统治者滥用了对他们的信任和自己的职责，专横地对待世界人民和自己国家的人民；美国的统治者或者说那些权贵精英已经失去了“天道”， 假如他们曾经拥有过的话。

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这场危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起来这是美国房地产债务市场上很小的那个“次贷”部分在2007年8月出现了危机；这是一块高风险的按揭市场。但是这场危机真正的源头，是早在38年前制定的一项决定命运的决策。

 1971年8月15日，当时在任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听从了戴维·洛克菲勒和保罗·沃克尔的建议，采取了一个胆大包天的行动：撕毁了那个确定了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基本规则的协议，即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从那一天开始，美国将不再允许外国央行用手中持有的美元兑换黄金，而这正是布雷顿森林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一天就是纸币美元汇兑体系的起点。美国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从那时开始受到侵蚀，可是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看明白过这一点。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基础遭到逐步的系统性破坏，越来越多的基本生产被这种经济体系外包到国外更便宜的地方去了，服务业因此而兴起。

用上世纪70年代的时髦话语来说，美国要成为“后工业”国家，成为一个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就是依赖于全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制造业的劳动力的那种经济。

从表面上看，这个体系运转得好极了，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时期内运转。这个时间段的终点是2007年8月。德国有一个很小的银行发生了危机：那家德国银行持有的10亿美元规模的美国次贷债券，忽然之间没有人愿意购买了。以本人的愚见估计，在50年后这样的事件还要发生，那将是一个制度的终点――最初出现在17世纪之末、以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为标志的制度。英国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得它进一步展现。

自由市场美元体系

美国在1971年8月的金融决策是实用主义的，但是它的后果直到很多年之后才显现。在那个布雷顿森林货币系统中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可是美国在1971年没有去纠正它，这是一个失败，正是这个失败导致了今天的危机――这一场危机是用了将近40年时间酿成的。

1971年之后，美元不再依赖黄金，于是华尔街的强势集团和纽约的国际银行发动了一场它们所说的“第二次美国革命”——把尽可能多的国家职能私有化，把政府的管制尽可能削减掉，就是这场“革命”的动力。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今天的这场美元危机为何不是一个可以轻松渡过的事件。美元作为世界的主导货币和关键性货币，现在进入它谢幕之前的最后一段时光了。

上世纪70年代之初美国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美国最强势的大银行和大工业界对于一场危机的回应。美国的跨国企业和银行从1945年以来曾经在全世界享有的优势，到那时在总体上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的研发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是世界的标准，到了1970年代这个地位也已丧失，只有少数几个部门例外。美国政府在战争年代对工业进行了投资，到那时也需要新的推动力了。美国的公司面临更先进、更现代的竞争，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的竞争，这两个国家的技术已经达到更高的水平，有更高的获利能力。概括地说，就是美国的银行和公司必须提高利润率。它们对这个“获利”危机的回应，就是向海外而不是在国内进行投资，“贱买贵卖”。

在洛克菲勒集团的带领下，美国精英圈子的决定是：绕开自己的国家。他们这个行为，在数年之后在英国被称为“撒切尔革命”，在美国被称为“里根革命”，在欧洲大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革命”。这是一个错误的行动：他们需要解决盈利性危机，但是却用外包摧毁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就这样美国经济被改造了，变成了金融化的经济。他们生产的唯一重大商品是债务――越来越多的债务。对于纽约的一小撮银行巨头来说，这样做太能盈利了，至少在金融化经济2007年崩塌之前，的确是这样。

这个模式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收入分配的流动背向正在扩大的中产阶级，财富通过税收和其他途径日益集中，流向人口中10%最富有的那一群人。第二个特点，是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战略的不可持续性。这里的问题包括工业企业资本积累锐减、以扩大消费信贷来为GDP增长融资、对外贸易逆差，以及政府性公司和私营公司经常账户出现巨额赤字。

只有看清楚历史，才能看清楚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这是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式“自由市场革命”的失败，是里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死亡，是纸币美元体系的死亡。

对美国国内的影响

在美国国内，新自由主义革命是一种倒退：在大萧条年代，全国范围的工会经过艰苦的劳工运动，为人口中的大多数赢得了社会保障和稳定的工资水平，这些现在又失去了。新自由主义革命通过大规模的宣传，鼓吹缩小政府规模，解除对经济的管制，鼓吹把优质的国有公司私有化。里根当政的模式是直接对工会实施打击，那时26%的美国工人曾经是由工会代表的，而今天只有12%的工人还是工会会员了。过去强大的汽车工会、钢铁工会和卡车司机工会，现在都只剩下空壳了。它们的会员或者退出了，或者老去了。而新自由主义革命的目标，正是在美国全面压低工人的工资。

与此同时，政府对银行业的管制被取缔，对金融的限制没有了――这就是“自由的市场”，曾经强有力的公司被毁坏，向“股东价值”的利益敞开了大门。这种教条的逻辑是，在一个稳定的工业部门中，不论资本是投向“固特异”轮胎、通用汽车还是通用电器，唯一最重要的利益是投资人的利益，而整个工业产业的利益、工人的利益、美国经济的整体利益，都不再重要了。一部1980年热映的、名为“华尔街”的好莱坞影片（导演奥列佛·斯通），把这个要点抓住了。

被解除了管制的华尔街发明了许多新金融产品，总称为金融衍生品和期货–-套值工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受管制的衍生品交易，已经变得比股票交易和商品交易更加赚钱，比石油股票还要赚钱。根据巴赛尔国际结算银行所说，全世界的金融衍生品价值，不管是想象中的还是名义上的，2009年之初时总值已经达到600万亿美元。其中41万亿是所谓的“信用违约互换合同”（CDS），这正是这场美国银行危机中最核心的麻烦。仅仅从银行借了钱去持有的这种“信用违约互换合同”CDS，就达到了5万亿美元，大部分都是场外交易的（OTC），这就是说，根据1999-2000年通过的法律，它们根本不用接受任何政府监督。

这是“蛮荒的西部”——这里是没有规则的游戏场。金融衍生品解除管制法案的那两个起草人，一个是提姆·盖特纳，另一个是拉里·萨莫斯，今天他们正在主持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而美国本应该纠正的，恰好是他们这些人制造出来的错误。可是迄今为止，除了把纳税人数千亿美元的钱送给华尔街大银行以外，美国无所作为，在这样一个白宫经济政策班子的领导下，这是毫不奇怪的。

因此，里根自由市场革命在国内的效果，正是摧毁美国工业的基础，并且建立一种以债务为基础的寄生性经济。现在这一切要终结了。

“竞底”的经济

 美国和G–7集团（其中最活跃的是英国）中最有权势的家族“收复失地”的下个步骤就是，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以便让美国的公司和银行向国外的生产部门投资，这就是所谓的“外包革命”。截至1994年，美国、G–7以及另外几个同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成一帮，联手共同对付发展中国家，他们推进了一项激进的新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借此建立了WTO这个历史上第一个全球贸易“警察”。

 WTO的规则是美欧的“富人俱乐部”制定的。这个机构打开了廉价劳动力的防洪闸。美国美其名曰“全球化”，其实这不过是里根式的“自由放任”向全世界的传播——这就是所谓的“自由的市场”。新的WTO规则给美国整个工业行业找到了一条外包捷径，把生产外包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里去；美国从中得益，公司利润和股票价格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大大飙升。首批国家如墨西哥免税的边境加工区最受欢迎。到了世纪之交，中国成了外包的首选国家，因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

 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乒乓外交”和随后尼克松总统访华，其实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革命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为尼克松的出访做准备的，正是亨利.基辛格和戴维·洛克菲勒。这是极有讽刺意味的。打开中国，让美国的经济渗透进去，是洛克菲勒和美国精英的百年之梦，自从1840年他们帮助英国人打了鸦片战争以后，他们一直都在这样梦想。洛克菲勒和美国的金融和工业精英是这样想的：只要他们能够用现代投资诱使中国上套，他们就能把中国纳入他们的“新世界秩序”，即他们设计和建构起来的全球化模式，就能实现压低工资和提高利润。中国将会对美国市场产生依赖。这是一种新式的“鸦片战争 ”。

 中国冲击波

 这个计划太成功了。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飞快地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力量之一。美国为了工商业的利益，要玩的是一场“中国游戏”，他们要把中国这个廉价劳动力的大水池维持住，把生产的成本降得更低。WTO的规则允许通用汽车公司或者克莱斯勒公司在中国生产汽车，然后出口，卖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去，赚取巨额利润，而置美国国内的生产部门于不顾。在过去的15年中，搜寻更加便宜的劳动力，正是推动WTO式全球化的引擎。这是一场“掉到底”的竞争，结果是美欧国内的工资下降，美欧厂商在中国低廉的工资水平的竞争下只能挣扎自保。

 意料之外的事情从2005年开始出现。“底”开始升高了。中国的工资开始上涨，因为工人的技术提高了，他们为世界市场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因而提高了自己的所得。中国工资水平的变动在华盛顿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却发出了美国经济霸权走向终结的信号。

     “竞底”，即越来越便宜的生产成本，把美国的股市撑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上世纪末网络泡沫大涨的时刻，以万亿美元计的股资涌进美国去买首次公开募股的股票。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资本都往美国市场走。美国模式在达沃斯大受追捧，被当成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

    这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成功，但是几乎没有人看明白这一点。

 美国不会复苏 

时至今天，2009年，已经有两位来自不同党派的美国总统，都尝试过重建美国经济的世界领导地位。尽管从2007年危机爆发以来已支付了超过两万亿美元巨款，两位总统还是都失败了。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16万亿美元债务市场面前，泡沫后的市场下行——这个痛苦的房产价值调整过程，至今还只走过了三分之一。这个过程至少会持续到2012年底。在这个时期中，次生的经济振荡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将会比大萧条的后果更严重。

 成百万套美国住宅已经闲置。在今后的数月中，还有成千万套住宅将被闲置。为美国贡献了70% GDP的普通的消费者家庭，欠下了大量的债务，为买车、为子女上大学、为购房欠债，用信用卡欠债消费。他们欠的债相当于可支配收入的三倍。消费者退缩了，他们减少支出，尽力付清信用卡债务。这些都加剧了经济的收缩，形势的严峻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官方数据的估计。今天如果用1950年的可靠的统计方法来估算，在美国有能力的劳动年龄人口中，真实的失业率已超过20% 。

 今天美国的工业和就业形势是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坏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在以往的20年中，先是把他们的退休基金大量投资于股市，然后又转向房市，现在他们要退休了。从2009～2011年开始，上千万的退休者为了生活下去，需要兑现股票，把本来在退休后要住的房子出售到正在下滑的房地产市场上去，他们将停止向政府、向公共年金基金付税。他们要靠卖出股票来生活，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资本从股市退出。对于华尔街的金融大腕来说，这相当于坐在在今后一二十年中的一场危机之上。

经典债务陷阱

 在政府方面，美国的公共债务失去了控制，动用纳税人的钱对华尔街上的大银行实施紧急救助，如花旗、高盛、摩根大通、美洲银行等，其资金规模超过数万亿美元，可是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巨资注入后，银行仍然不能进行借贷，因为没有人借得起钱了。说到美国政府的债务，正如中国人民银行非常痛苦地看到的那样，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欠债人。公共债务总计约12万亿美元，几乎等于一年的GDP。在以往的八年中，美国的公共债务翻了一番还多；为了打伊拉克，打阿富汗，政府必须通过赤字为战争融资。打这几场战争的钱，不论人们是否喜欢，事实上是来自中国的储蓄：是中国投资到美国财政部的国债，或者对半政府企业如房地美的投资。

 让我们把话说得更清楚，目前的这场危机，不是全球的经济危机，而是全球经济中一个部分的危机，是美元体系的危机。到现在为止，中国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多多少少避免了最坏的情景，即美英这两个国家正在经历的、它们曾经最卖力地鼓吹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革命。

 自从1945年当上全球霸主的美国，正在进入它自己最后的一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在今后数年里，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会被这些危机急剧地削弱。像美国主流经济学家那样，希望美国经济会出现V型复苏的预期的那些人，都是完全没有看到事实。我们需要记住，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没有一个人预见了此次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我在2004年曾经警告过房地产市场正在出现泡沫，未来将发生崩溃。几年前我做了一项明确的决定，决不盲目跟从主流经济学的思考，而是尽我所能，做独立的分析工作。当所谓的主流在污染了的急流中挣扎的时候，我在很大程度上站稳了脚跟。污染主流的有毒物就是次贷和衍生品。

 这一场美元危机的根本性质和它的深度决定了，不管是谁来当美国总统，就算是耶稣基督下凡，如果不把九家最大的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任何人也无力回天。从高盛开始，美洲银行、花旗等等都在其中。必须按照1999年以前的法令，即实行“去管制化”之前的法令，对金融界重新实行管制。对华尔街银行的权力，我在自己的书中称为“货币托拉斯”的权力，必须大刀阔斧地削减，只有常规的银行信贷功能需要保留。那些银行巨无霸必须被分拆，它们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废除衍生品场外交易的法律必须实施。但是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并没有看到过这样做的任何一点迹象——相反，我们看到纳税人的钱被更多地拿走，去支持那些腐败的华尔街银行。

中国创新角色的独特之处 

今天，仅仅在20年前还被美国大公司用作廉价工资之“底”的这个国家——中国，以大多数人无法设想的速度，上升到了这样一个地位：当这个世界的经济需要一个新的秩序，并且需要实现稳定的时候，中国能够承担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角色。

这不是靠中国用真金白银灌注美元债务无底洞；中国要依靠自己的活力、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去开创一种和平的新风尚。

请允许我分享我从最近几次中国之行中得到的观察。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经济建设中，还不得不采用美欧的公司模式、采用外资直接投资模式；然而面对无控制的全球化中存在着的真实危险，中国在2008年11月对全球危机做出的回应表明，中国是能够果断行动的，中国能够灵活应对一场全国性的危机。

 中国具有这样的地位：中国有工业的基础，一个在世界上最现代化并且还在成长的工业基础。你们有教育水平很高的中产阶级和劳动力，并且技术还在日益提高。儒家道德文化所具有的优势，以本人的一己之见来看，西方国家无一可比。

 中国今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像过去那样向西方或者美国寻找“成功”的模式，而应更多地向内看，更加专注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与传统，而且这种“内观”应考虑到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起点。

 创新的挑战与过去的挑战非常不同。这个挑战更大，但是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回报也更大。我也认识几位离开了神话般的硅谷回来建设新中国的企业家。你们必须决定创新应该聚焦于哪些项目。我只想作为一个外人，根据自己亲眼所见提出一点建议。你们完全有能力完成你们的心智希望做到的事情。G-7集团那些国家是正在衰老的、停滞的或者下滑的经济体。它们的创新，无外乎是那些关于减少污染、让老人生活得比较容易的事情。

在美国和英国，操控战略的精英圈子最大的担心是，欧亚大陆国家会从它们的鼻子底下抓走大量的市场和潜在的利益。上海合作组织就集中地代表了这样的新市场的潜力。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国家以及中东主要产油国联合起来，就能够经受住美元体系衰落过程中将会发生的任何经济振荡。参与合作的每一方，都具有各自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上的劣势，然而作为一个集团，上合组织拥有军事上的保障，有原材料资源，有出色的劳动力和科技能力，它能够为地球上60%的人口改善生活。欧亚大陆是未来的学习班――它如何发展，它是否能够实现发展，都取决于组成它的那些成员国家。我对它的未来十分乐观。

 中国的经济是年轻的，充满活力和生气。中国依然尊重老人的智慧。如果你们能够集中注意力于中国今天所缺乏、明天所需要的领域中，在所需要的技术方面，去关注最临近的市场，去关注中亚和东亚、非洲和南美洲，你们就是在为一个更加和平的可持续的世界做出贡献。这当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渡。

中国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跟着美元巨轮泰坦尼克号一起沉下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