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危机观和当前危机问题

奚兆永

   这次世界范围的危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每到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之时，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就格外被人们看好。这一现象，最初是被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现的。上个世纪70年代初，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访问日本，发现日本人对西方经济学虽然非常热衷，但是，一到发生经济危机时，他们就转而崇拜马克思，崇拜《资本论》了。对于这一现象，萨缪尔森感到不能理解。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道理并不复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止一次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是统治的阶级，他们的学者倾向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自然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并不能清楚地说明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却给出了导致危机的正确答案，因此，人们转向马克思，转向《资本论》，马克思其人其书受到日本人的高度评价也就很自然了。今天世界的情况跟当年日本的情况也差不多。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的《资本论》又一次成为畅销书，马克思又一次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在这方面，甚至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起来：法国总统萨科奇在读《资本论》，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在读《资本论》，据说，连思想极端保守反动的小布什也读起了《资本论》。当然，不同的人读《资本论》的目的是不同的。另据报道，长期出版马恩著作的德国狄茨出版社今年发行的《资本论》已达1500测，是2005年的三倍，人们预计，它很可能会成为今年圣诞节的最佳礼物。而在我国一些地方，《资本论》也出现了脱销现象，弄得许多读者一书难求。人们长期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终于认识到，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已经彻底破产了，他们需要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怎么说的。这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一大好时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宣传《资本论》中关于危机的论述，一方面，这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目前的危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大大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阵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一、关于危机概念的辨析

关于危机，许多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工具书都喜欢摘引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书中曾经提到过的一句话：“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39页）在这些书的编者看来，既然这句话是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写的，当然就是列宁的观点，殊不知这是一个极大时误会。实际上，这句话不仅不是列宁的观点，而恰恰是被列宁批判的民粹派思想家艾弗鲁西的观点。这里我们不妨联系这句话的前后文作一番分析：

我们读列宁写于1896-1897年的《评经济浪漫主义》，可以看到，在上面引述的那句话之前，列宁介绍了艾弗鲁西在他的文章里引证西斯蒙第关于危机的解释后说的两句话：“这就提供了一种对危机的解释，这种解释已在日益成为权威性的解释”；“在国民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的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斯蒙第看做后来得到更彻底更明显的发展的观点的创始人”。这实际上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危机的观点是从“创始人”西斯蒙第那里搬来的。对此，列宁指出，“这一切暴露出艾弗鲁西对问题一窍不通！”接着列宁就开始了他的批判。列宁首先引用了艾弗鲁西的话，这就是人们误以为是列宁观点的那句话：“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是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商品找不到需求，这就是说，厂主生产商品而不知道需求。”而在这句话之后，列宁紧接着就发问道：“试问，难道指出这个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就是解释危机吗，难道艾带鲁西不懂得指出现象的可能性和解释现象的必然性是没有区别的吗？西斯蒙第说：危机可能产生，因为厂主不知道需求；危机必然产生，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可能有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即产品不可能实现)。恩格斯说：危机可能产生，因为厂主不知道需求；危机必然产生，这完全不是因为产品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因为产品是能够实现的。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发生了矛盾。”（《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地版，第139-140页）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句话经常被经济学读物的编者们引用来解释经济危机的话，并不是列宁的观点，而是列宁转述的西斯蒙第及其俄国追随者艾弗鲁西的观点；那句话并不是对经济危机的正确解释，而是被列宁批判的对经济危机的错误的解释。

出现这样的错误，始作俑者是1974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部分论述）》一书，其编者为新华印刷厂工人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北京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和中央党校编写小组。他们在这本书里，很不恰当地把艾弗鲁西的话当成了列宁的话。当然，这里应负主要责任的北大世界经济专业和中央党校编写组，因为他们是专业工作者，而新华印刷厂工人国际形势研究小组虽然是领衔者，但他们毕竟是业余的理论爱好者，不能由他们来负主要责任。如果要进一步追究，还可以追到1958年10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该书虽然引用了“试问”以后的话，但是却没有引用“危机是什么”之前的话，这就容易使粗心的读者产生误解，因此，作为编者的北京大学经济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当然，真正要负责任的还是引用者。我们的那些教材、工具书的编者为什么不能去读一读列宁的原著而只满足于那些第二手的材料呢？对此，我曾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里指出过这一错误（同时指出的还有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级差地租的解释错误，拙文题为《要正确地阐述经济范畴》，载《经济与管理科学》1991年第3、4期），不过由于是在内部发行的刊物上登载的，其影响不是很大，有些人没有看到，在一些论著里依然使用艾弗鲁西关于危机的错误的解释，并将其误为列宁的观点。

当然，马克思也认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他们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8页）但是，马克思与西斯蒙第、艾弗鲁西不同，他不是强调根据消费来决定生产，而是强调资本主义生产不顾消费而发展生产力这样一种特殊的性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不是西斯蒙第、艾弗鲁西的什么消费不足论。

至于金融危机，顾名思义，它是和货币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货币危机。不过，对于货币危机，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第三版时曾加了一个注,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货币危机：“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8页）

那么，当前在美国和世界发生的危机是属于哪一种危机呢？

从表面上看，这次危机是一次金融危机，而且是属于只涉及银行、交易所和财政的后一种金融危机，但是实际上，这是一次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全面的经济危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为了价值，准确地说，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以建筑业来说，它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生产部门，被称作支柱产业，是一个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很大的一个生产部门，但是，资本家建筑房屋决不是为了满足人们住房的需要，而是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因此，对建筑业的资本家来说，当然是建筑的房子越多越好，因为建的房子越多，规模越大，就会产生规模效益，就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必定是社会化大生产。另一方面，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又必然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有钱人对于住房的需求毕竟是有限的；穷人虽然需要住房，但是他们买不起。这样就就只有借钱购房了，本来，向银行贷款是需要资质的，但是银行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支持建筑业多卖房，于是就搞出一个次级房贷，让没有资质、缺少信用的人也能取得房贷。当这些人无法还贷时，危机就发生了。因此，从表面上看，是借贷引起的金融危机，但是，从实质上看，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表面上是因为受美国危机的影响。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经济对国外的依存度高，当然要受到美国危机的影响，致使一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并且还将导致国外订单减少，国内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某些行业（如房地产业）更得到了畸形的发展。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年，房地产业过快的发展和过高的房价，大大刺激了一些人进行房地产投机的热情，许多人购买房屋并不是为了自己居住，而是为了在房价提高时将其卖出，投机性很大。房地产业积累的巨大泡沫显然已经不能继续保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破裂显然具有某种经济危机的性质。总之，无论是美国的危机，还是中国的危机，都具有经济危机的性质，而不能仅仅看做是是经济政策的问题，更不能仅仅看做是金融监管的问题；应该认识到它们具有深刻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的根源。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不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不可能消灭危机。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中国过去没有经济危机，也不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现在则不一样，其原因就在这里。

二、货币、信用的发展与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关系

我们知道，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根本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危机的，最典型的是萨伊。他认为，商品是用商品生产的，卖的过程就是买的过程，因此他断然否认发生危机的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在第一卷论述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和产品交换（物物交换）的区别。他说，“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他在注里批评萨伊说，“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像政治经济学那样，流行着拿浅显的普通道理大肆吹嘘的风气。例如让·巴·萨伊由于知道商品是产品，就断然否定危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页）虽然危机的可能性早在出现商品流通时即已存在，但是，它要发展为现实还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过程。

马克思在论述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时，进一步论述了货币与危机的关系。他说，“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德特别明显。”对此，他有一段描写：“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像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同上，第158-159页）

在第三卷25章，马克思在论述“信用和虚拟资本”时再一次提到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他指出，“我以前已经指出（第一卷第三章第三节b）,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而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是怎样由简单商品流通而形成的。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据概括为汇票这个总的范畴。这种汇票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期带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4页）就是说，信用是建立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个基础之上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用由商业信用（通过期票或汇票）发展为银行信用（通过银行券），再发展为国家信用（通过国债券），最后发展为国际信用（通过向别国出售国债券和其它债券）。信用使资本主义不仅可以用自己的钱，而且可以用别人的钱从事经营活动，它在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加剧了经济的投机性和风险性，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的矛盾更形尖锐。马克思说，“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值，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它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的限制。因此，信用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他还指出，“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8-499页）

事实也正是这样。恩格斯在1857年危机期间给马克思写信说，“或多或少地扩大信贷，一向是掩盖生产过剩的一种形式，但这一次，它却表现在开空头期票这种十分特殊的做法上。通过开发由银行业者或从事‘期票业务’的公司承兑的汇票来弄钱，而且根据情况在到期之前承兑这些汇票或者完全不承兑，这种办法在大陆各国或大陆在英国开设的公司里已成为一种常规。这里所有的信托公司都是这样做的。这种办法做汉堡极其普遍，在哪里流通的银行期票有1亿多马克。而且到处都有许许多多空头期票流通，济费金公司、西勒姆公司、卡尔-乔斯林公司……都因此倒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

今天的情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战后，由于德日意三国被打败，英法两国大伤元气，美国称霸资本主义世界。1946年，通过布雷登森林会议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35美元）、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随着战后美国实行侵略和战争的政策，美国债台高筑，各国力量的对比也发生变化，美元的这一地位曾经一再受到挑战，但是，由于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可以取代美元，这个世界货币体系仍然沿袭了下来。不仅如此，美国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日还宣布了一个“新的经济政策”，让美元和黄金脱钩。这使美元不再受黄金的约束，但是美元仍是各国进行结算的货币。为了结算的方便，各国继续储备美元，而美国则可以通过发行美元从中得到好处。这实际上是一种倚强凌弱的欺诈行为。显然，现在美国这种建立在沙滩上的“赌博欺诈制度”迟早是要崩溃的。

三、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危机？

现在有些人一听说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就谈虎色变，惶惶然不可终日。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危机的爆发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也好，市场经济体制也好，远不像有些新自由主义者所吹嘘的那样美妙，而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体制，也并不像他们所诅咒的那样不行。孰优孰劣，通过危机显示得更加分明了。

在这方面，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危机的态度是很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准确地预言了185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他在1856年9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73页）果然不出马克思所料，1857年11月这个危机爆发了。对此次危机的爆发，马恩都感到由衷的高兴。马克思在1857年11月13日给恩格斯写信说，“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8页）此时的恩格斯虽然为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还在干“畜生干的生意经”，自己的财产在危机中也受到了损失，但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危机的爆发也从内心感到高兴。他在1857年11月15日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我的情况正同你一样。自从纽约的投机崩溃以来，我在择稷再也不能安静，而在这普遍崩溃的情况下，我感到非常愉快。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危机将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1848年我们说过，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我对军事的研究因此就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我将立即研究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法国军队现有组织和基本战术，除此之外就是骑马，即猎狐，这是一种真正的训练。”（同上，第203-204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立场是何等坚定，态度又是何等鲜明！在马恩看来，危机的爆发，说明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够正常地存在下去了，而这正是革命人们起来进行斗争的大好机会，因此应该为此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恩格斯是一位军事专家，他想到的是要着手研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组织和基本战术，甚至想到了要练习骑马，以便参加战斗。这是多么高昂的斗志和勇敢的精神啊！

但是，在危机面前，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是“同舟共济”，是“共度时艰”，好像我们的利益与美国是完全一致的。这符合事实吗？不要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说是新中国的历史，美国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还少吗？就说这几年的历史吧，他们炸我使馆，毁我战机，掠我钱财，吸我膏脂，做了种种坏事，我们能够忘记吗？更重要的是，他们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岂可敌我不分而以友待之？！

当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该和平共处，但是，共处并不是不分彼此，没有你我界限，与帝国主义打成一片，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和平共处应该是有原则的，而绝不是无原则的。

通过这次危机，我认为应该很好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一、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了GDP而大肆招商引资，发展所谓“外向型经济”？这样做使得自己资源耗尽、环境污染、劳动力受剥削，而从中得到利益的却是投资的境外资本家，这样做是值得的吗？二、我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这种状况使我们不仅受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而且使我们的经济受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风险也随之越来越大，——这次危机就是证明明，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这样下去吗？

再看看我们最近所采取的措施——四万亿拉动经济的计划。这个计划一出笼就博得了发达国家的一致好评。为什么？因为这对他们有好处。比如修铁路需要钢材，而中国是一个需要从国外（澳大利亚等国）大量进口铁矿石的国家，他们当然希望中国大修铁路，大造房屋，这样他们的铁矿石就会有市场了。又比如，中国的高速铁路要进口国外（德日法）的技术装备（如机车等）。城市地铁也是这样。这些，都是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做贡献，他们怎么会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呢？

对于于中国人来说，发展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交通好像也是好事，但是，现在的铁路并不是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而是为了赚钱；我们看到，那些高等级的列车一般老百姓是坐不起的，因此那些高等级的铁路建设其实与一般老百姓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铁路最紧张的是一些没有空调的硬坐列车，因为它价格低，农民工、学生坐得起。可是这种比较便宜的列车已越来越少，买票也很困难。而现在要建的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价票肯定不菲，就是建起来普通老百姓也不愿意坐，又何言拉动内需？

还有建设机场，现在的机场应该说并不紧张。看看一些大机场，利用率并不高。至于一些支线机场，利用率更低，许多都在亏本。再建设许多这样的大小机场，必然会造成新的浪费和新的困难。

现在提出的这些解救危机的措施，实际上也很有利于国内的资本家阶级和有钱人。比如，现在要鼓励人们买房、认为这是拉动内需的措施。但是，这样做得到好处的，并不是老百姓，而是开发商。因为这可以使开发商继续用较高的价位出售房屋。又比如，为了鼓励人们买车，取消一些准备出台的限制措施。这同样是对有钱人的照顾。应该看到，这样做不仅不能解救危机，还会加重危机，造成新的生产过剩。

在当前资金的投放方面，我觉得《资本论》第二卷里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注意：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页）

引用这段话的目的当然不是要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是要指出：用社会理智解决这类问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越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说到底，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现在提出的解救危机的措施其实还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凯恩斯是救不了资本主义的，我们用凯恩斯的一套办法，也只能是治标而已，而绝不是治本之策。

为了应对当前的危机，我认为，最根本的措施莫过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放在首位；适当发展外贸，而不盲目引进外资，既不盲目追求出口，也不盲目追求外汇储备的增加，在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把资本主义对我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危机再一次敲响了它的丧钟，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我们坚信：唯社会主义才有未来，唯马克思主义才是指路明灯！

附记：本文是作者11月22日在江苏省《资本论》研究会举行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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