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孔子学院”事件是中美热战战略较量的必然现象

 

　　前按：三年前，我提出世界进入热战常规轨道，并把中美热战时期的战略较量个人专著电子稿寄给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袁姓研究员，当时，他否定了我的结论，并说中美关系历史最好，且会越来越好。今天，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孔子学院”老师被驱事件只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宗教及文化围剿战略的一部分，中国的反围剿不会因此事件停止，在未来几十年的热战时期，中美必将在碰撞中实现相对平衡的国际地位。美国排斥“孔子学院”，却在中国造就了几千万的基督教徒，这是什么自由?

 

　　下面想引述本人前期的“热战”观点：宗教包围圈（属宗教、文化、科技、金融和军事五环包围圈之一）。

 

　　一、世界宗教信仰的分布与发展（略）

 

　　二、中国宗教信仰的现状

 

　　1、中国三大宗教分析（略）

 

　　2、中国宗教信仰的发展危机

 

　　在主流专家和宗教官方人士的研究报告中，很难判断中国宗教发展的真实情况和发展方向，更看不到宗教传播中的深层次问题，看到的更多是各大宗教派别繁荣昌盛的局面和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如果认真深入地观察现实社会，看到的则是中国宗教繁荣背后的文明对抗和大国博弈。21世纪，国与国的较量已经由纯物质对抗上升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对抗，在这场双重对抗的布局中，中国显然在思想准备上落后了一大步，为了减轻西方对中国宗教信仰的流言蜚语，中国近几十年想到更多的是安抚西方，不太在乎对方的宗教陷阱，笔者在多年前对于这个陷阱的正式提醒曾被视为杞人忧天，经济危机的发生，让很多迷局中的人看到了世界的许多真相。当前，中国的宗教形势与19世纪中叶的形势非常类同，由此引起的灾祸也许将在未来呈现出另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

 

　　物质带走了世人很多的精神，也带走了世人本该有的道德观，随着世界性危机的深入发展，世人正在思考能不能用精神再次带回物质，能否用精神再次找回道德，能否用精神再次充当殖民他人的工具。显然西方国家又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让中国人“被信仰”也许是众多政教双重身份人士努力的目标。当然，中国人也不是天生缺乏慧眼，只是因某些原因导致民间智慧没有完全被重视，如果明白了中国宗教传播过程中的不正常之处，一定会找到真正的适合中国国民的理性宗教信仰。

 

　　中国的儒教被其他宗教信仰边缘化似乎是一种实事，笔者不认为儒家学说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是，能够被列为一个东方人教派的儒教决不是对中国可有可无的东西，彻底地排斥儒教或许不是明智之举，这是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相对真理，儒教的任何失败都只能是阶段性的，在中华民族的兴衰更迭过程中，儒教的“魂”始终没有在东方大地上消失过，“选择性”保留和传承也许是最理性的作法。中国政府在全世界广开“孔子学院”的同时，在国内却没有对儒教给予足够的理论重视，没有在典制文化创新上有所建树，国内的宗教信仰体系中并没有人愿意把“儒教”列入可以推广的正统文化，一个永远都不愿意创新的信仰，总是如此地让人爱恨交织，将儒教完全边缘化或许算是总体上边缘中华文化的不理智行为。

 

　　“儒教”的文化遗产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改造，大量的文化书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和创造，当然也承载着中华中族的屈辱与悲伤，中国古代留下的书籍文化中有80%属于儒家文化，只有整理好这部分的儒家文化，把这部分文化赋予时代性，才能让中国人接受自己的根源信仰。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提出了一个整理孔夫子思想的任务，很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有完成这份任务，特别是在现行国情下，中国的儒教已经完全失去了宗教地位，即使是文化地位也汲汲可危。否定儒家文化的糟粕成份，改造儒教的良性思想，系统性完善儒家体系的核心价值观恐怕将是中国统治阶层和思想界的重要任务。必须强调，在中华民族的未来，中华文化的根不能抛弃，即便这种文化的灵魂有某种黑影也不应当成为被抛弃的理由，正如常人所具有的先生性缺陷一样，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也没有完美无缺的信仰。如同保护毛泽东思想一样保护儒家文化是未来一千年中华民族的重要任务，把两个伟大历史人物的思想完全对立恐怕缺乏足够地理性思维。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两极分化现象。一极是落后的“三多人群”(妇女多、老人多、文化低者多)，另一极是“富贵化”(富人化、老板化、知识分子化)，这两个极端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信号，而是一个文化传播的主功方向信号，“走极端”是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手法，不限制宗教自由，并不意味着不思考宗教传播中的信号提示。考察中国基督教新信仰群体的现状，归根结底是一个本土信仰的缺失问题，并非真的乃经济分化使然，经济决定信仰的因素是表观原因，世界各地的两极分化无处不在，然而信仰真空则少与中国同类。

 

　　宗教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护身符不应在中国成为现实。近十几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这种倾向分不开，并且因此还酿成了巨大悲剧，某些极端势力企图借宗教信仰之名行某种情结的“大帝国”之梦。从宗教教义上讲，制造悲剧在任何宗教信仰条文中都是没有的，但是，极端主义者会把某些教义解读成悲剧的引言，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宣传这种引言的人会越来越多，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除开基督教的非法行为之外，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于中国的危害也有加深之势，这既有地区因素，更有西方操控冲突的因素，落后的伊斯兰世界在反对西方强权的同时，时常会陷入反复被西方利用的处境，极端的行为源于极端的心理状态。

 

　　三、美欧国家给中国设置的宗教包围圈

 

　　1、美国为什么要发布年度中国宗教报告?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你生活在美国，你可能丝毫不会怀疑美国的宗教自由，在这一点上不必过度地批评美国。但是，至于美国为什么不厌其烦的、一如既往地关心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就颇有疑问可以追究，从其支持 “邪教”法轮功的行为来看，美国宗教外衣下的政治企图显然就曝露无遗了。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只要还有起码的正义良心幸存，都不会认可法轮功之前的所作所为，更不会容忍它给中国人民曾经带来的巨大痛苦，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一个邪教组织居然被美国作为打压中国的一个宗教政治工具，可见美国政客对于信仰价值的用心之深，21世纪的美国必将深化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的长期思维。

 

　　美国的政治是全球政治，而中国的政治则是国民政治，中国只对自己的国民负有政治教化和政治管束的责任，对世界人民从来不会指手划脚，但美国不一样，它是世界上唯一的霸主，它不但想管好美国人民，而且试图管理好世界人民，尤其是当它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的国家时，很难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精神切合点，美国的文化底蕴与中国相比实在是不足一提，现代流行文化虽然是美国的强项，但是，它的确不能承载精神俘获的作用，它没有上升到可供人类长期信仰的层次。美国选择宗教这个精神工具，从20世纪末开始就使用得非常得心应手，到21世纪更加得到深化，并且已经上升到美国的国际战略当中，美国对世界的全球化管理过程始终是一个宗教信仰同步传播的过程。面对美国宗教力量的步步进逼，中国并没有太多的退让余地，单靠官方的言语回击显得非常苍白无力，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以精神制精神，以法律制邪恶，合法行为中国可以给予支持，在中国境内非法的宗教行为必须果断中止。

 

　　从奥巴马的宗教讲话中，中国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不是独自在打宗教牌，他在动员西方基督教国家跟他一起共同进退。西方国家多数以基督教信仰为主，他们有共同的价值基础，未来的制华战略中，欧洲和日本都可能对中国打宗教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俄罗斯也有可能局部加入到这一争论当中。比西方国家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更可怕的还远不止这些，更可怕的是中亚和非洲不要转入这一无休止的争论当中，一旦这种局面出现，中国在精神环境中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人口大国、信仰小国”的状态经不起宗教对抗，正常的文明对话如果演变成非法的宗教对抗不符合全人类的主流思维，更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设想。

 

　　2、宗教包围圈的形成过程

 

　　基督教从它的传播历史来看一直采取的都是“强推模式”，这与伊斯兰教有所不同，与佛教的传播也大不相同，基督教的强推往往与扩张和侵略分不开，即使遭受挫折，也从不放弃对异教徒的洗脑，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时候从来都不避讳两条准则：一是把自己的教义送给异教徒的国度，送给信众;二是从接受教义的国家带回自己想要的利益。这是17世纪西方传教士的共同准则，今天亦不例外。

 

　　基督教本质上是侵略扩张主义。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外来的佛教在我国本土传播从来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基督教的教义却是完全不同的：从一开始，基督教宣传“一个上帝，所有基督教徒都是兄弟”，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代，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对于异教徒，要把他们全部杀死，连他们城里的牲畜都要用刀杀尽”，“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

 

　　这些“可咒诅的教义”支撑着西方基督教会侵略扩张，用武力改变异端信仰，使得中世纪的欧洲成了人间地狱，支撑着狂热的基督徒向中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福音化”冲锋，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在宣传品中宣称，要“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再打败中国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是个巨大的未开垦的基督教市场，高喊“向中国13亿人传福音”的口号，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

 

　　基督徒在掌握了世界以后，还忘不了叮嘱他的信徒们继续驯服那些低级的异教徒，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异教徒，让他去见上帝吧!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说过：“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去崇拜这崇拜偶象的中国”。清朝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更是赤裸裸地说：“要让上帝的荣光在中国上空显现，龙要被废止”。战争精神始终是与自称“自由平等”的基督徒相生相伴的，从来没有改变过。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宗教比较自由的地方，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一般少有冲突，更没有特殊意义上的教派冲突。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很长时间人们对宗教的信仰远不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无神论”占绝对主导地位，宗教进入了一个较长的准静期。但是，近几十年来，这种状况有所变化， 中国人突然之间什么都不信了，既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信仰真空”为其它宗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土壤，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了适应西方国家的自由要求也不愿意对非法宗教传播加以合理合法的约束，任何形式的宣传都得以生存，违法的、不违法的统统都搞。

 

　　基督教传播的重点选在两个地区：一个是很富裕的地区，一个是很穷的地区。在先富起来的地区，影响较巨大，越是有钱的人越是被洗脑得彻底，因为那些先富起来的一些人为了把自己的高贵感无限接近洋面孔，他们信仰基督教不是为了读《圣经》，也不是为了理解教义，更不是为了让世界和谐，他们绝大部分人把信仰基督教看成一种荣耀，看成一种时髦，是一种典型的媚俗式、随从式附和，根本算不上精神信仰。在比较落后贫穷的地方，基督教也很容易传播，因为当地的群众缺少判断力，容易听信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所谓上帝的福音，他们试图从信仰基督教中得到好处，改善生活，他们寄希望于传教士们为他们争取和平，这部分人与富人不同，富人的信仰是假性信仰，动摇性很强，而穷人则相反，一旦选择相信，就会根深蒂固，无法改变，并且会世代相传，长期危害更大。从发展趋势看，基督教正在改变信众中“老人多、妇女多、农民多、文盲多、病人多”的”五多”现象，不仅教徒数量在不断快速增加，而且信徒的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经济状况等都在改变，部分宗教信仰者从遮遮掩掩到引以为荣，从弱势寻求保护转向强势出击。

 

　　从事基层宗教工作的同志们发现，基督教领域的矛盾纠纷在中国呈上升趋势，从个人的信仰私事逐步上升到社会公共事务，并有改变五大宗教格局、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部分信徒上访的非合理成份增加，诉求的重点从要求设置场所过集体宗教生活开始，转而反对基督教“两会”组织，进而要求政府将私设聚会点合法化。少数上访者背后有人在幕后出谋划策，提供资金和“法理”支持对抗政府依法管理。一些不正常现象频频发生且很难控制，如强迫洗脑式的”精神传销”拉人入教;“自封传道人”非法传教，私设聚会点活动屡禁不止;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私设聚会点与爱国宗教团体争夺信众，散布谣言攻击“三自”教会，爱国进步力量受打击……等等。

 

　　近十多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成效是非常显著，据资料透露，中国内地新接受基督教的信众已经接7000万人，有的说已经达到总信仰人数1.2亿，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关键是要看到信众人数的非正常上涨和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是谁制造了这样的快速发展?中国将如何应对这种趋势的发展，任何对宗教信仰的突然改变麻木不仁的反应，最终都必然会遭受到最惨烈的代价。《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前主任、基督徒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一书中写道：“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7千万新教徒，1,200百万天主教徒，总人数超过共产党党员” ，青年信徒比例在上升，成为宗教扩大影响的潜在的社会基础。

 

　　近年来，西方国家机器与境外基督教组织共同发力，对中国进行渗透扩张热情高涨、力度空前：根据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美国国务院每年两次要向国会提交国别人权状况的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在过去几年的报告中，都点名攻击中国“迫害宗教”，借此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鼓动中国国内的违法活动者反对政府。基督教组织则利用各利方式为中国人“洗脑”：一是利用广播电视进行“空中传教”，一些国家的卫星电视节目中，有针对中国的汉语和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固定传教节目;美国一些宗教组织的电台中还用汉语广播直接传达宗教指令，操纵中国的地下宗教势力;从香港、马尼拉到首尔的半月形地带有数十个广播电台设有针对中国大陆的宗教节目。二是利用多种途径输送、制造宗教宣传品;三是利用来华旅游机会进行“旅游布道”;四是非法在中国内地举办神学班、地下神学学校;五是捐资非法修建宗教活动场所;六是利用互联网,进行高速、大面积的传教。

 

　　党和政府也许已经看到了事情的险恶境地，但是，好象还没有拿出带有远见的方案和对策，尤其是没有思考在整个社会中培养中华民族自己的信仰上作出努力，儒教潮流因为没有系统化整理并未取得社会共识，有离社会渐行渐远之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被中国大部分人主动抛弃，老百姓在生活中看不到这种信仰的真实性和现实性，毛泽东思想本来是一种很好的信仰，但是也被很大程度上抛弃，中国人民整体上的“信仰真空”是极度危险和痛苦的，也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源之一，负责任的中国人都要引起重视。艾克曼预测在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这条“龙”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西方式民主变革，其中大多数还坚信基督徒的增多将是中国实现非暴力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之一。境外敌对势力对他们认为的异已政权、基督教对待不信耶酥的“异端”，从来都不吝诉诸于武力。倘若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较大问题时，境内外的反动势力必然会借机制造矛盾、分裂和流血冲突。南非黑人主教图图曾在美国纽约的一次宗教仪式上演讲时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到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中国是否也应该担忧和警惕图图所说情况的发生?

 

　　3、中国如何面对宗教包围圈？

 

　　面对咄咄逼人的宗教渗透，中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反击：

 

　　必须重新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来引导群众把信仰重新转移到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上来，坚决不把资本主义的私欲思想过度放任下去，如果怂恿资本主义的私欲膨胀，中国将失去抵抗西方世界的最好屏障，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基督教地下扩张对中国宗教事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要建立反渗透网络，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要改善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手段,增强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国民对非法传播的基督教文化抵制能力。要针对不同宗教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努力维护宗教信仰市场的适度平衡，使宗教为国家安全及和谐稳定服务。

 

　　调整观念和政策，调整中国民间信仰的不合理成份。实践已经证明,越是民族文化浓厚、民间信仰纯正的地方,外来宗教或异端邪说越难渗透,也越难存在。新形势下，中国要以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评估民间信仰，加强对孔庙、土地庙、家族祠堂等传统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深刻剖析其存在的合理因素，辩证看待其承载传统文明作用和功能，迷信成分说到底也是信仰的极端表现，并不是绝对的错误，引导、修正和理论化是正确的精神督导方案。在城镇化过程中，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对部分民间信仰的建筑物和造像予以保存或迁建，并引导其在内容和外在形式进行革新。在清明、端午、七夕等重大传统民俗节日期间安排放假，并主导举办相关文化活动，引导人们回归传统。发挥民间信仰在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中的积极作用，使民间信仰成为促进宗教均衡发展、促进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共同基础。

 

　　中国政府对于一些非法传教行为要坚决大胆地予以打击，不必前怕狼后怕虎，不必害怕又惹恼某个宗教老爷，“宗教干政”迟早都是要受到惩罚的，晚干预不如早干预，没有人能够有权力借宗教之名对中国进行围剿，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没有必要因屈服宗教压力而放弃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当前，互联网上基督教传教网铺天盖地，网民自发抵制、批判甚至强烈抨击非法基督教传播的网页也在不断增加。上千年流传不息的宗教应当有勇气、有肚量接受任何批判，基督教也不应例外，合法传教会得到支持，一切非法者必须对其下禁令。理越辩越明,事越说越清，经过各界对基督教的教义、发展历史、传教方式等作广泛探讨，让普通百姓弄清基督教基本情况，再自主选择入教或者不入教，或者虽已入教再出教。

 

　　宗教围剿是基层围剿，一旦成功，长时间难以改变，甚至有可能导致政权颠覆，是西方精神围剿中国的最核心一环，中国必须有能力根据自身的利益切断非法传教，更要有胆识阻遏一切宗教干预中国政治进程的行为。

 

　　结束语：不管美国对“孔子学院”采取何种态度，中国应当坚定不移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即便这些事情存在瑕疵，战略对决很大程度上是意志力的对决，决非真理的对决，中国如果不能突破美国的宗教信仰围剿，必将沦落到政治主动权移手的悲惨境地，警醒得越早，形势越有利，坚定地往前走吧!